赌之恋（纪实小说）

                文/董惠安

     这张照片中的两位主人公，男的叫陈艾伦，女的是陈红记。是一对从半个世纪风雨中走过来的“钻石婚”的恩爱夫妻。仔细观察可见，这是一对有着极高艺术造诣的夫妻，背景图就是他们的书法和编织艺术杰作。男主人公陈先生仙风道骨，神似屈原，极具艺术大师风范，沧桑的脸上仍能看出曾经的英气。而女主人公陈女士气质优雅，虽然饱经岁月，但风韵犹存。把这两个人说成曾经的金童玉女也好，说成是郎才女貌也好，总之是一场珠联璧合、天设地造的旷世之恋。

(图1 本文的主人公陈艾伦和陈红记)

     可谁能想到，这是一场赌博赌来的爱情婚姻。

    有朋友大约会猜测，年轻时候的陈先生在一场风流赌局中获胜，抱得美人归，成就了一段浪漫的姻缘。但真相却是“赌神”乃女主人公陈红记，她冒险参赌，赢得了一个值得终身托付的人。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一、赌神化“天使”：

一碗面汤赛甘霖

浪漫的故事所产生的时代并不浪漫，而是溅满血色。说成血色浪漫也行。当时的赌局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开赌的——

血气方刚、桀骜不驯、翩翩年少的陈艾伦，由于背负着莫须有的“投敌叛国”的罪名，在宝鸡县八鱼公社南山脚下的一处水利工地的批斗会场上，被打得遍体鳞伤、上唇开裂、气息奄奄，一群善良的农民终于看不下去了，纷纷指责带着红袖标的“革命派”：“太过分了！”“这娃犯了国法有国法惩办，你们不能把人打死么！”见众怒难犯，带着红袖标的“革命派”匆匆而走，留下了两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的陈艾伦躺在草地上。

人群中就站着陈红记，当时她只有十六岁。

起初人们对“批斗会”抱有看热闹的心情，但随着打人的惨烈度升级，以及这种“批斗会”的旷日持久，让人日久生厌，善良和同情心被唤醒，救助受虐者的氛围逐渐形成。有位专门负责爆破的热心“炮手”问了陈红记一句：“你敢不敢给这个挨打的人送一碗热汤？你要是敢去，今天中午的饭票我给你一张！”

陈红记想都没多想，干脆地答道：“这有啥不敢的！”说罢便从水利工地的大灶汤锅里舀出一碗面汤，并顺手拿了一个馍，在众人的注视下款款地走向陈艾伦。

热心“炮手”所问的“敢不敢”包括两重意思，一是此人有着“严重的问题（或者罪恶），犹如瘟疫之人避之不及”，二是此人被打得血淋淋的，惨不忍睹，加之半年没有理发，须发乱如蓬草，已是夏日还裹了件破棉袄，人鬼不像，试问她怕不怕？

善良之心让陈红记没那么多顾忌。其实，“批斗会”让她对眼前的受难者早已熟悉，听说他的罪行是“投敌叛国”，应当是个坏蛋模样，不成想他是个英俊少年，在受批斗挨打过程中严词反驳自辩，俨然刑讯下坚贞不屈的英雄形象。随着批斗的一天天升级，众人对这种暴行的反感，她更是打心底生出了对这位英俊少年的同情怜悯。此时，她走到陈艾伦面前，一手扶起半死不活的他，一手将温热的面汤喂到他的口中，随着热汤入肠，生命又回到这个倔强不屈的热血青年身上。

善良而单纯的陈红记当时玩笑般的冒险参赌，似乎仅仅赢得了工地午餐的一张饭票。她当时无法知道，后来成为她终身伴侣的陈艾伦，身上带有复杂的出身背景和传奇经历，以及在生死磨难之后攀登到的人生境界。

就像人不能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一样，地球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陈艾伦还在襁褓之中，他那身为国民党军官的有着和盛唐高宗皇帝同样名字的生父随军撤往台湾，一去不返，他的母亲只好从宝鸡县城改嫁到渭河南岸八鱼乡的一个大户陈姓人家，他在咿呀学语时便改李姓陈。

 (图2   陈艾伦参加红大刀战斗队，中排中间为陈艾伦)

     继父陈福家解放后被定为富农，但这在当时并未影响到陈艾伦在红旗下成长。国家有一条“对待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重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的政策，他和继父陈福母亲张静工作生活在县城，他接受了正常的小学到高中的教育，个人表现良好，品学兼优。即使在“文哥”初期，读高中的他仍像歌中所唱的那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还参加了一个名叫“红大刀”的战斗队，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合影，他身上洋溢的是革命激情。可是当时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公办中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建议信，其中建议把公办教师也回归原籍、便于监督。他的养父陈福和母亲张静也被迫回到八鱼村，由于家中是“富农成分”，处境很微妙，回村时正所谓“近乡情更怯，归途心难安”。我读小学的淡家村学校一位岐山籍的校长，因为家中被定为“地主成分”，他很不愿意回乡，宁可到西部山区去当普通教师，甚至跪在了县教育局门口，可是无人理会。不过后来听说这位校长回乡后并没有受到多少为难。岐山作为一个礼仪之乡，还是敬重教师的。当陈艾伦跟随继父和母亲将户口从县城转到老家宝鸡县八鱼村后，起初还没有多少不适感，岂不知厄运正悄悄向他逼近。乡间村里那些戴着“红袖标”的“革命派”们用敌视的目光迎接他们一家的回归，曾经人们传唱的“找呀找呀找朋友”，变成了“找呀找呀找敌人”，许多像他一样的青年成为了一种当时社会的“敌人”。

起初并无人以他为“敌”。偶然发生在同学身上的一件事，把他置于了极为险恶的境地。这话还得从头说起——

当时是“寻找敌人而敌人就多起来了”的时代，也是“需要英雄并产生英雄”的时代。当时的报刊上经常说我们的时代“英雄辈出”，可在身边出现英雄的几率很小。一旦出现，就极为金贵。就在离陈艾伦家乡不远的渭河南岸的东边一个“英雄辈出”的村子里，驻防的部队中出现了一位壮烈的英雄营长。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此前该村庄已经出现过一个抢救渭河大堤的英雄群体，洪水卷走了六位抢险民兵，他们的名字被镌刻在一座三米高的纪念碑上。遗憾的是，其中两位烈士由于家中被补订为地主分子成分，他们的身份立刻转化为“敌对分子”，名字从纪念碑上被抠掉了。就在期盼新的英雄出现之时，英雄营长出现了——此位营长在训练民兵手榴弹实弹投掷时，遭遇到民兵由于紧张，将已经拉响的手榴弹脱手掉在身后的险情。危急关头，英雄营长将这个年轻民兵推开后，没有将他压倒在地，而是直接扑倒冒烟的手榴弹上，造成了牺牲的悲剧。一场轰轰烈烈的悼念学习英雄营长的运动在方圆数十里范围展开。这个村庄有个陈艾伦的初中同学，也是个有血性的青年。他们曾经联络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准备做点有意义的壮怀激烈的大事。当时，抗美援越、浴血战场是他们的理想。于是，他们天真地讨论过如何扒火车前往云南边境，然后再越境进入越南，直接投入抗美援越的战斗。话说起来容易，要实施起来谈何容易？后来也就当成笑谈，渐渐忘却。岂料陈艾伦的那个同学对村里涌现的英雄团长说出了几句质疑的话，其中有一句是：如果坚持把投弹失手的民兵推到一旁，死死压住，手榴弹也炸不到人。即使伤人，也只是皮肉外伤，但人总不会死吧！

这句话闯了大祸。

当时的环境氛围中有一种霸道的逻辑：给英雄抹黑的人，就是敌人！这位多嘴多舌的年轻人很快品尝到当“敌人”的滋味，在被架到戏台上批斗示众侮辱，并被痛打的皮开肉绽之后，求生欲占了上风，终于承认自己是“别有用心”，“有同党”“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再后来，他实在没有什么“罪行”可以交代了，无奈说出了几个同学想扒火车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的事。虽然这只是几个青年的设想，但仍然成了“发现敌情”的重大线索。经过县一级“红袖标”组织的重点分析评判，认定他们“越境去越南抗美是幌子，真实的目的是要投奔台湾”，而具有着海外背景的陈艾伦嫌疑最大！于是，陈艾伦首先进入了英雄村庄“穷追猛打”的黑名单中，英雄村庄的“红袖标”们很快将陈艾伦从八鱼公社八鱼村捉拿到英雄村，展开一轮声势浩大的批斗和示众。

而八鱼村的“红袖标”们缓过神来，得知陈艾伦有重大“投敌叛国”的嫌疑后，如同鲨鱼闻到了猎物的血腥味。他们赶往英雄村要人，声称陈艾伦是“我们的敌人”而英雄村坚持说是“我们的敌人”，为了争抢一个“敌人”，两个村子竟然产生了敌对情绪。如今想来，当时的“革命派”们太渴望捕捉到一个真正的“敌人”。虽然战争年代已经远去，但通过消灭敌对阶级进而能实现“点灯不用油、犁地不用牛，家家热炕头、顿顿白馒头”的愿景，这理想的火焰在许多人心中熊熊燃烧着。可当时的敌人在哪里呢？明码标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都远在太平洋外和台湾岛，身边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经过多次的运动洗礼，大多都成了“木鸡死鼠”，任凭“红袖标”们在批斗会上如何地脚踢拳打、斥责羞辱，他们一概地老老实实、低头认罪，一打就倒，这让“红袖标”们很没有“和强敌过招”的成就感和痛快感。

陈艾伦的出现，让英雄村和八鱼村的“红袖标”们狂喜不已，如同厌恶了吃鱼干和冻肉的食客，餐桌上来了生猛海鲜。他的身世首先刺激了“红袖标”们的拓展能力——他们发现陈艾伦的舅舅也在台湾军界，这当然是敌对势力啦！其次，给了“红袖标”们宽广的想象空间——亲爸亲舅舅都在台湾，他怎能不向往台湾？只要他离开大陆，目标一定是台湾！第三，陈艾伦死硬顽固，可以给他们展示拳脚武功（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机会，武松的精彩，不就在于痛打景阳冈上的活老虎吗！

两个村子争抢陈艾伦的矛盾白热化。经过县一级“红袖标”组织的协调，英雄村很不情愿地把陈艾伦“物归原主”。接回陈艾伦的这一天，成为了八鱼村“红袖标”们的狂欢节。乐极生悲的是，陈艾伦从临时关押处逃走了。

一场大规模的搜寻围猎行动展开了。最终，在宝鸡火车站的一个角落里，熟睡中的陈艾伦被抓获。他准备逃往新疆，可惜未果。一条挣破渔网的大鱼又被网住，当时在八鱼公社产生的轰动不亚于当今时代捕捉到了外星人或者恐龙。八鱼公社当即成立了“陈艾伦投敌叛国案件专案组”，“红袖标”们渴望从陈艾伦的身上采摘下无数个精神胜利的果实。

陈艾伦虽然逃跑未遂，但面对一轮又一轮的批斗审讯硬似钢铁。除了用激烈的言辞为己辩解外，还表现出了极大的抗击打能力。他好似练过气功，对于一般的拳脚，只能伤及他的皮毛，松动不了他的筋骨；他博览群书，《毛选》四卷曾经通读。当“红袖标”的头领“袖标王”向他宣读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并声色俱厉地要求他“只有认罪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死路一条”时，他针锋相对地来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内部要讲民主，不专制，不杀头。专政不适应人民内部，人民内部的问题不属于专政范围。”

“袖标王”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毛主席语录”，很是惊讶尴尬。现场围观的群众也很惊讶，想不到这个陈艾伦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袖标王”又说出一条“语录”，陈艾伦立刻回敬一句，他居然可以说出毛主席在何种场合讲出的这句话，并且刊登在《毛选》第几卷中。“袖标王”表面上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可是在陈艾伦的学识和胆识面前，竟成了低矮的、不及格的学生。于是，恼羞成怒的他，只能用棍棒和拳脚维护自己那一点可怜的尊严。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袖标王”也家在八鱼村，曾经是陈艾伦母亲张静老师的学生。“文哥”刚开始时，张静老师由于前夫的问题牵连，被罢免教师资格，接受批判，而“袖标王”冲上批斗舞台，冲着昔日的老师怒骂羞辱，什么“国民党军官太太”呀、“资本家的孝女贤孙”呀，可是，台下有不少张老师的学生及家长，当时的乡亲们尊崇师道，张老师教书十多年，可谓桃李满园。于是，“袖标王”在台上批判一句，台下就一阵起哄，还隐隐传来对他的嘲讽辱骂声。开始他还觉得是是自己赢得了喝彩，渐渐察觉是一片倒彩，闹不清是谁在台上受批判了。他只好尴尬地退场，批斗会草草结束。

到了上甘沟水利工地的批斗会上，远离了张老师的学生群体，针对陈艾伦的批斗，让他一下子找到了当英雄的感觉，对这个所谓的“投敌叛国”分子他感觉自己就是景阳冈上的武松，威虎山上的杨子荣，好不威风啊。每次“批斗会”后，他还会都组织浑身流着滚烫激情的西安知青，像拳击手练拳时击打沙袋一样围殴痛打他。这些知青由于别的原因心中积聚了太多的怨愤，为了发泄，对他狠下死手，打得他曾经昏死过两回，又都被凉水泼醒。

陈艾伦用绝食表示抗争。母亲及时出现在他的身边。他心痛极了——母亲由于他案件的牵连，教师资格被取消。每次他挨批斗，母亲就自动地“陪斗”，还替他挡过不少的拳头和耳光。兄弟亲友们都怨恨他疏远他，唯有母亲不离不弃。“你一定要活着，自杀了就永远跳进黄河了！你的脾气要改改，不要这么硬......”

母亲的话，让他又有了坚持活下去的勇气。可是，脾性怎么“软”呢？他不知道。他还未成为“敌人”时，曾经看到过外公家收留过的一位东北军军医，在批斗会上由于站得笔挺不肯弯腰低头而被“红袖标”拳打脚踹，仆倒在台子上，但爬起身后仍旧站得笔挺，一副“士可杀不可辱”的架势。他佩服这位东北军军医，自己挨斗也是一条“可杀不可辱”的汉子。

其实，离他家乡不远的渭河边一个名叫淡家村的村子里，真有一位“模范敌人”，其行为艺术值得探究。此人解放前曾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当过看守，咱暂且称他为“渣滓洞人”。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这个身份的罪恶性质。如果不知道“渣滓洞人”曾经的这个身份，眼中的他就是一个总是一脸笑容、待人随和的农民。就是知道他身份的人，似乎也对他恨不起来。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们也遗忘了他。他对自己过去的职业也是守口如瓶。极偶尔的时候，他把他过去的绝活手艺露一手。什么手艺？绳索捆绑术。有目击者说，他在一眨眼之间，就能把一个人捆绑成粽子一般。可见他的专业之精到。当红色旋风刮起的年月，批斗会上有着极大的捆绑人的业务需求，“渣滓洞人”还被“红袖标”们聘请为业务指导呢！但他还是进入了“红袖标”们寻找“敌人”的视线。他曾经的关押迫害共产党人的职业经历注定他成为一条“大鱼”。

当“渣滓洞人”恭顺地站在“红袖标”的审问桌前时，面对目光凶狠、手拿棍棒的“红袖标”们，依旧一脸笑容。他的知罪认罪的谦恭态度，他对“坦白从宽”政策的感悟理解，他对自己罪行的坦诚交代，让“红袖标”们眼中的凶光、手中的棍棒统统失去了用场。

“我的罪恶，大得很！”面对审讯者极为惊讶的眼神，“渣滓洞人”开始痛说自己的“反革命家史”。他说得极为离奇，什么他亲手杀过五百名共产党员，曾经打断过共产党员许云峰的腿。撤退时，他还亲手点燃炸药，炸断了重庆长江上的大桥！

他每抖落出一桩“罪行”，“红袖标”们在目瞪口呆之后，成就感就升腾一次，精神上就伟大胜利一次。

当那场革命的大潮退去，“渣滓洞人”留下的是一地鸡毛，他交代的滔天大罪全是胡编乱造，许云峰是由三个人物合并而成的艺术形象，原型人物中没有一个被打断腿的；重庆当时的江面上没有一座大桥，全是轮渡。更不存在炸毁大桥的事件。此人当时“天方夜谭”式的所谓罪行交代，完全是为了迎合“红袖标”们的好大喜功的心理需求，同时确保了自己免除皮肉之苦。事后也没人追究他编造弥天大谎的动机。更值得回味的是，“渣滓洞人”终生未婚，不留子嗣，很有些看透人生三百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潇洒。

可这样的“榜样”，陈艾伦不打算效仿，估计也模仿不了。完全是一副“威武不能屈”“可杀不可辱”的钢铁风骨。

“绝食”风波过后，他开始进食。“袖标王”想出一个狠招，你不是还想吃饭么？我就让你吃不下饭！于是，他借着一次“批斗会”的机会，打断了陈艾伦的鼻梁，打裂了他嘴唇，让他几天不能进食，只能喝一些流食，最终在烈日炎炎下昏倒在草地上，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始的那场赌局。

当陈红记端着热汤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感觉是在梦境里。

一张天使般美丽的容颜对着他的眼睛，温热柔软的左手扶着他的脖颈，把香甜的面汤喂到他的口中，这一刻，狰狞的“红袖标”脸孔消失了，砸在背上的棍棒拳头消失了，天使的容颜和香甜的面汤让他陶醉，这不是在梦中吗？

“天使”在眼前消失了，温热的面汤还在肠胃中翻腾。他确定不是梦。可是，睁开眼睛细看时，“天使”却不见了。在工地上也不见了踪影。他由于不能自由行动，也就无从打听。可他死寂的心中注入了一股清流，如同冰山融化一样流出了泉水。

不久后的一天，工地上搞文艺演出，他趁监督他的“红袖标”放松了监视，也溜到戏场看戏。当报幕员报出下一个节目，秦腔清唱《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演唱者陈红记！一个身材高挑，扮相姣好的女孩款款出场，亮出山雀一样美妙的声音时，他眼睛直了——这不是梦中的天使么？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出生于陕西宝鸡，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