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秦庄村当时我十四岁也没上学，每天为家里割草喂羊，到井上浇水，干家务。合阳旱塬十年九旱，吃水比油难。因为我们兄弟姐妹七人，父母的负担重，难以维持生计。一九六三年因伯父无儿子后我就随了伯父一家生活，一起度过生活的每一天。我记得为了全家四口人的生活，六三年到六四年，我和伯父拉架子车往返合阳至华阴两县，从合阳拉红薯卖到华阴，又从华阴拉木炭卖到合阳，连续两年的长途拉运真是跑肿了腿，磨烂了手。挣的钱还得给生产队每天交2元买十分工，不然就跑不成长途拉运。一九六五年那年我十七岁，队长让我担任队的计工员。虽然是计工员，我都认真细心的去干，每天计的男女老少的工分，人数不能出现分毫差错，及时上报队长，会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我好学上进，党支部任命我为团支部书记兼生产队会计事务，主管文书档案，起草通知，接管应照，在期间一干六年为我的学习和锻炼提供一个平台。一九七三年任党支部书记的马书记找我谈话，他说：青年人应该好好学习，向党组织靠拢。我当时想因伯父在一九四三年村保长，文革时说，九种人，黑五类，这能行吗？听了党支部的话，我就写了份申请，我想任何事都是事在人为，不借米，也不会当升子。后来在党支部的关怀和培育下才有了我这个党员。我记得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两个老支书，一个叫胡翰民，一个叫赵子英，他们都是老党员。从我到秦庄就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党的希望。

       只从我个人的角度去想我这个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太少了，所以凭良心返回库区后一九八七年任村会计，一九九二年至九一年任村委会主任，后因党的需求，九二年底党委调整，找我谈话的是王思长他说：学应工作就是这样，党需要就干，不需要就歇。我说：党的干部政策，我懂，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王书记我走了。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我在羌白，赵渡棉绒厂工作两年多。一九九五年可能是党委工作需要吧，先后常逢十老干部找我谈话说：乡上领导可想让你干村上事。同时说这话还有火留村李开荣书记，阳昌张全运书记。后来真的王思长书记找我谈话说：看来你村上事还得你干。我说：人家干的好好的，为撒叫我干，谁干不都一样吗?他说这是整顿工作组和征求部分群众的意见。我回到家后和老伴商量此事，她说

     于是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又接任了支书兼村长这个重担。在这期间一直干到一九九九年二月三号全国民主选举，党内有党，党外有派，由于党风不是那么正，加之社会上都有贪图便宜的思想，正气往往会被邪气压住，所以在两次民意测试中都选多数，但是在实际选举中名落孙山，但是我能想的通，过得去，因为社会中就存在正确与错误，正气与邪恶的斗争，这种斗争无论任何党派任何组织任何人都是无法转移和回避的，只能社会发展而发展，社会进化而进化。但是一点必须明白，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说话办事都要围绕在党周围，为党摇旗呐喊，为人民办事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