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与当代高考

中国科举起源于隋唐，以公平选拔人才为主旨，让贫寒子弟越过“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的坚壁，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和愿望。

从一开始，科举制度设计就趋于严谨，“一切以程文定去留”，明代更是推出标准化的八股文。防范舞弊措施之严密，更是到了穷尽一切手段的地步。

古时候，秀才的录取名额，是按各地文化发展的差异分配的，文化发达的地区名额会多一些，如江浙一带；一般地方名额相对就会少一些；不发达地方则会给予照顾，如贵州、云南，甘陕等地。但是，名额多的地方考生自然也多，如果江浙人把户籍变为贵州或云南（类似于今天的高考移民），考取的机会当然会大大增加。有人试图找人“替枪”应试，但操作性很低。因为考生的姓名，相貌等信息，要在户籍地发榜公布，有的地方还要求考生出示族谱，因此，在“熟人社会”里，“冒籍”和“冒名”是很容易被发现的。

考生的实名担保制度，盛行了很长时间。致力于科举文化研究的近代名人齐如山先生，在《中国的科名》中介绍：当考生听到学政（省里主管教育的长官）点名，不但要大声应答，还需要走到学政面前，大声喊“某人保”。保人通常是考生花钱请来的廪生（明清两代经考试入府、州、县的学者，由公家给以膳食。人们习贯称秀才），这廪生也要接着应答“某人保”。有的地方还要层层保，甚至每层都要多人担保。考生如有“冒籍”、“冒名”，保人不仅要被革除功名，还要下大狱。因此，想买通保人找“替枪”，是很困难的。

假如考生科场作弊，就会统统被取消资格；考中的取消名额，“执送刑部问”甚至“禁固终身”。考官没有尽责，导致考生“冒籍”、“冒名”成功，轻者降级调用，重者革职查办，直至流放，问斩。

被流放的犯人，多是充军和苦役，没有朝廷特许，不准回来，往往意味着就此终老。清代东北流放地很多，最有名的是位于黑龙江海林与宁安的宁古塔。那时，宁古塔尚未开化，气候严寒，人烟稀少。据史载，仅在顺治年间，因科场案，浙东通海案等，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多达数千人，尸骨永埋宁古塔的流人，不计其数。可见科场舞弊，罪同谋逆。

然而，惩处虽重，却仍有人抵不住诱惑，一千多年来，科场舞弊案源源不断，且手法屡见翻新。在政治清明时代，科举风气总体较为端正，但到了明末，官吏腐败，科场舞弊风越吹越烈。清王朝恢复科举取士，科场积弊随之沿袭下来。

咸丰八年的戊午顺天乡试案，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听从家人嘱托，替人换卷，副主考程庭桂之子程丙采收受关节条子，交家人带入场内。结果，5个人先后被斩，数十人被流徙、革职、降级调用、罚俸。柏葰成为了清代科场案中唯一被斩的一品大员，也是科举史上死于科场案职位最高的官员。

而今天的高考制度类似于过去的科举，一纸定成败。但种种作弊现象不仅是源源不绝，更是奇招迭出，尤其可怕的是一些作弊手法在逐渐习惯化，合法化；例如：去年不就有考生“读中国最好的高中，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考试”吗？多可怕呀？这在古代是要杀头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壮大社会主义的力量。在这样的生产关系当中，出现了一些富人，尤其是一些既有权，又有钱的新贵。应该的，这很正常。但是，富人不能趾高气扬，富人不能为富不仁，富人不能成为利益集团，不能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更不能成为鱼肉人民和压迫人民的新贵阶层。

我们不仇富，我们不仇恨富人，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也有富人。但是，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显失公平，富人恣肆汪洋而穷人卑贱、只有沉重叹息的时侯，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顺便再多说一句，考上了大学，只是具备了可能成为人才的基础条件，大学生还不是人才。要知道，在社会消费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下，大学专业教育已不能等同职业培训，也不再是通往成功的必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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