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红苕

      高增荣

          一

      每每在市场买红苕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和弟弟卖红苕的往事来。那是四十九年前的事情了，至今常常想起，难以忘怀。

       大约是1972年的11月份，我正上高二。有一天傍晚放学回到家里，母亲面带忧郁，有点焦急地给我说:今年分的红苕多，放在窨子(存放红苕的地窖)里时间长了容易瞎掉。你跟益荣放学后，把它担到四厂家属院卖了算了。我知道，母亲这是武∴没办法的决定，不是跟我商量，便爽快地答应了。那时候父母负担很重，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为父母分担一些负担了。只是益荣弟还小，真难为他了！

      于是，我和弟弟益荣便在每天下午放学后，匆匆吃完饭，在傍晚时分，挑着两笼红苕，沿着通往纺织城的乡间小路和羊肠小道，下到四厂(纺织城)去卖红苕。

       四厂即国棉四厂，我们村里人习惯把纺织城叫"四厂"，因为从我们村到纺织城，首先到达的地方是国棉四厂的界内，我们购物的纺织城商场也在四厂范围之内。

           二

       卖红苕的确是个苦差使，尤其是对我和弟弟来说，更是人生的第一次商品交易经历。那时我刚满17岁，益荣弟才刚满14岁，父亲在外工作，顾不了这些事，我和弟弟只好用稚嫩的肩膀，挑起了这副担子。彼时，我和弟弟都在离家大约四、五公里的西安市五十六中学读书，我上高二，弟弟上初二。西安市五十六中学在白鹿原下霸陵旁的杨疙瘩村，我们上学时走的是羊肠小道，下坡路，省力一些；下午放学要上原，费力一些。走到家里，匆匆吃完母亲中午做的留在锅里的汤面条(因为母亲下午要出工给生产队干活，直到天黑才能收工，因此，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回家只能吃剩饭)，然后一人下到红苕窖里把红苕放到笼里，一人在上边用绳子把放红苕的笼吊上来。我担两满笼，益荣弟担两个半笼，跟随村里卖红苕的大人，在残阳如血的初冬傍晚，慢慢地向纺织城走去。我们村距纺织城大约五公里路程，这五公里的乡间小路，有两处羊肠小道，下边是深沟，走起来要特别小心，尤其是挑着重物时。一处是出村后大约一公里半处到肖家寨村这段路，路边长有枣刺等灌木和杂草，行走时要小心，不要让担笼碰到灌木上，以防因碰撞导致身体失衡而摔倒。另一段路是出肖家寨村，从双塚到唐家寨村这段路。这段路更陡一些，沟下有一个水库，因此走起来更艰难一些。也可能我们从小就在原坡路上担水挑粪走习惯了，当时我们并没有多少胆怯。当时最令人胆怯的是，怕有人没收我们的红苕担子和秤。因为那时还是"文革"之中，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自由市场被取消，私自买卖东西是非法行为，被有关管理人员抓住了，不但要收东西，还要给当事人办"学习班"，批评教育。

      为了避免东西被没收受处罚，我们走的比较晚一些，一般到肖家寨村时天已经黑下了。走第二段羊肠小道时，是在天黑时借着远处纺织城微弱的灯光看路，慢慢地走下去的。下到唐家寨村，才能走到沟底，然后又要上一段坡，才能走到平地上。这段路比较陡，挑着重担上，很是吃力，有时挣得人气喘吁吁，头皮疼痛。这段路也让人最揪心，生怕遇到村里的恶狗和爱管闲事的"积极分子"。

       三

      及至到了纺织城四厂家属院，就可以喘息、松一口气、擦一把汗了。

      在那个供应紧缺的时代，买什么都要凭票证。当我们把红苕挑到工人师傅的楼下时，他们都很高兴，他们不用到蔬菜店里排队，红苕又可顶主食，可以弥补他们较为紧张的定量供应的粮食和粮票。况且，我们的红苕任他们挑拣，质量有保证，价格很便宜，一斤只有不到一毛钱。这个具体的价格，是五分还是六、七分一斤，我记不清楚了。大体就是这个价格。我挑的两笼红苕，大约四十多斤，也就能卖二块多钱。许多工人师傅吃了我们的红苕，觉得不错，又约我们再给他送红苕。因此，我的红苕不愁卖，也不用叫卖。每次买主挑好红苕后，我们都要把红苕送到他家里，给他摆放好。挑着担子上楼梯，比走羊肠小道要费力得多。

          四

      带领我们一起卖红苕的高大叔，他的职业是裁缝，身材矮小，嘴里镶着两颗金牙，为人谦和，据说因他在旧社会给妓院做过衣服，"文革"时期一家人从西安城遣返到村里，一家九口人住在村口的两面窑洞里。他在村里一边做裁缝活，一边干农活，养家糊口。他有六个未成年的儿女和老父亲，生活过得很艰难。直到"文革"末期，他才盖了两间细檩条棍棍椽子的厦房，修了一个砖门楼。记得他修门楼时，请我给他新盖的门楼上写了"自力更生"四个字，他说:"就写自力更生吧，咱这全凭自己自力更生啊！"我那时刚学写毛笔字，字很幼稚，但胆大不知羞，竟然就给他写了。没办法，在山村里，他还能找谁呢？

       高大叔和我们卖完红苕后，尽管又饥又渴，但舍不得买值钱的东西吃。一般情况下，花五分钱买一个冰棍解解渴，就算奢侈了。高大叔在城里生活过，见过世面，对文化生活感兴趣，他常常带我们去路过的四厂单身楼下看电视。那时，电视是黑白的，只有单位上的公共场所有，专人管理，按时开放。高大叔带领我们这些挑着担笼的农民，悄悄地走到看电视的工人的后边，站着默默地看了起来。当时看的节目，大多是新闻简报之类的，没有电视连续剧。今天，我只能记得起看到的一则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西安的新闻:西哈努克亲王戴着栽绒棉帽子，身边是他的美丽的妻子莫尼克公主，他们一同到临潼访问观光。其中有一个西哈努克亲王品尝临潼火晶柿子的镜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就看着西哈努克亲王，又看着坐在我们前边的工人们，最后看看我们这帮穿戴破烂不整的农民，心想这人和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呀？我当时还是比较悲观的，心里想上大学，但那时候大学招生靠推荐，自己家里是中农成分，是贫下中农团结的力量，低人一等，被推荐上大学几乎没有可能。招工也是如此。不过，那时梦想着跳出农村，成为城市人中的一员，是包括我在内的农村青年埋在心里，不可告人的愿望。

         五

      看一会儿电视，身上的汗也慢慢暖干了，倒感觉有点冷了。于是，我们便往回走。回家是上坡路，走起来较吃力。乡间小路和羊肠小道凹凸不平，走起来一脚高一脚低的。晚上走夜路，未免有些寂寞、无聊和害怕，高大叔就给我们讲神仙鬼怪的故事，听得人既感觉有趣又有些害怕。蒲松龄有诗句云："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小时候既爱听鬼怪故事，又心里害怕。有一天晚上上原时，弟弟脚下粘了一个玉米壳，一走路后边就有嚓嚓声，一停下声音就没了，以为是鬼，心里发怯身上冒汗，后来发现这鬼怪竟然是玉米壳，于是大家一阵大笑.....

       走完肖家寨村到我村双电杆这段路后，就走到了平路上了。这时人心一松驰，困乏就随之袭来，就很想睡觉，于是在半醒半睡的状下，摇摇晃晃地走到家里。到家里，肚子饿了，又睡不着了。这时，吃些搅团、红苕之类的粗粮果腹，然后睡倒就梦周公了。

       第二天黎明，虽然困乏，必须按时起床，在残月和寒星下赶路去上学。傍晚又挑担去纺织城卖红苕。如此披星戴月，两头摸黑，白天读书的生活大约持续了二十多天，终于将红苕卖完了。在今天人看来，白天上学晚上卖红苕，似乎不可思议？岂不知当时上学不太正规，不是学工就是学农，上课也可以偷偷睡觉，家庭作业也非常少，才有精力放学后去卖红苕。

         六

      红苕卖完了，我却干咳不止，好多天不见好。母亲有点着急，问周围邻居大婶、奶奶们，她们说:"娃骨头嫩，把娃挣了，伤了身子"。后来，不知道母亲从哪里听到了一个单方，说是用油煎鸡蛋可以治干咳。于是那几天，母亲就每天给我用青油煎一个鸡蛋，大约吃了不到五个鸡蛋，干咳竟然缓解多了。就再不吃油煎鸡蛋了，因为那年代油和鸡蛋是奢侈品，农民养鸡下蛋换钱，舍不得吃鸡蛋的。那时，我吃油煎鸡蛋是"特殊待遇"，弟弟在一旁看着眼馋，就让他尝一小口，本想解馋，其实我们俩谁的馋都没有解啊！

帮家里卖完了红苕，母亲心里很高兴，她有一种把儿养大了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她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希望之所在。当然，眼前的现实是她再也不会一人操劳家务和农活了，有了帮手，就会减轻她一些负担了。母亲很乐观，她常念叨道:"银钱垒成山，不如我的活宝(指自己的孩子)在面前"，母亲在内心里还是很看重她的孩子的。有一天母亲说，你跟益荣卖红苕时，买红苕的人说"这俩娃小小年纪就能卖红苕，长大了肯定是个好好(有出息)"。不知母亲从哪里听到这话，是从高大叔那里听到的吗？还是母亲为了鼓励我们，把她听到的话改造后，用白鹿原乡上人的方言表达出来的？我想，母亲这是用她的乐观和激励的方法影响、教育我们成长吧！

        2021年6月25日完稿

作者简介

高增荣，中学政治特级教师。曾任咸阳彩虹学校副校长、咸阳彩虹中学执行校长、咸阳彩虹中学国际部执行校长、陕西省重点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咸阳市德育教育学会理事长、咸阳市文综教学研究基地专家组成员及基地学校负责人等职务；1995年被评为全国百名优秀政治教师之一，其先进事迹曾被《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政治教育》、《咸阳日报》等刊物报道。酷爱文学，数十年笔耕不辍，发表杂文、散文、随笔、论文、读书札记、诗歌1000余篇（首）；撰写和发表论文、演讲稿50多篇，参与编写教学辅导资料13册；编著中学生校本读物《趣味哲学》，出版发行教育随笔集《会思考的芦苇》一书，主编并出版《咸阳彩虹学校志》。现为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曾在《秦商》杂志发表，并在咸阳市临帖展中获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