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树理（连载十四）

　　　　　郝怀明

14、“打入天桥”落空，《说说唱唱》遭难

　　　还在1948年夏，周扬捎话要赵树理到平山参加编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此事，由周扬负责，已由柯仲平、陈涌以及后来加入的康濯基本编成。共收入戏剧23种、小说15种、诗歌5种、说书词2种、通讯7种。与赵树理一起去的还有欧阳山。

　　1948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赵树理《介绍一本好小说——〈高干大〉》。欧阳山的这部作品，写的是任家沟合作社由一个单一的日趋衰落的合作社，发展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综合性的合作社的故事。小说的主要人物农村财贸干部高干大生动感人。赵树理在文章中称赞这是一本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好小说。他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1944年至1945年，虽在解放区到处遭到反对，可是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品能像本书揭发得那样彻底。”又说：“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曾经大家反对了好几年，可是只能说比以前少了些些，却并没有肃清。在目前的大生产中（连农业生产在内），尚遇到只有花样和数字的工作，并未深入研究其实效，这恐怕也是程浩明（小说中的人物——区长）、任常有（小说中的人物——合作社主任）式的思想方法（即不要情况、不要创造性）作怪。我觉得大家读一读本书，可以避免走任家沟（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的弯路。”

      1948年末，赵树理面对革命很快胜利，即将进入北平，工作可能会流动性很大的形势，把家眷送回老家。也顺便探望一下年过花甲的母亲。

　　1949年1月17日，赵树理给周扬写信，主要是讲革命胜利进入北平后与自己“整个前途有关”的问题。他说，自己的前途有二，一是就现有的条件做可能做的事，不必求全责备，甘心当个农民的写作者；二是力求成为一个全面的写作者。他有点犹豫不决，想来想去，“最后我觉着依靠现在的条件工作，并加强今后的流动性，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转移到城市去，或者是个较妥当的办法。我这种想法如与党使用我的计划不冲突，请求给我调动这样一个岗位。”

　　  信中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宣传工作，从上下级的关系来看，好像一系列用沙土做成的水渠，越到下边水越细，中央的意图与村支部的了解对得上头的地方太细了，不独戏剧工作为然。像最近中共中央对青年、妇女工作的指示，各级照着做，赶到了村，往往就变成莫名其妙的填表任务。封建思想之海的农村，近十余年来只是冲淡了一点，尚须花很大气力才能使它根本变转了颜色。”（《赵树理全集》第3卷第327、328页）

　　我们面对的是“封建思想之海”，这是一个非常深刻极其重要的思想。“封建思想之海”，封建专制主义、皇权专制广义“之海”，农村尤深，城市亦然。确实是需要下极大的气力，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使它根本变转颜色”，步入现代文明。

　　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

　　1949年3月5日至13 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毛泽东讲：“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赵树理在他给周扬的信中，已经表示过，他要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中来。但是，怎么转移，能否转移成功，还是个未知数。

　　1949年3月初，华北解放区大部分机关迁入北平。3月15日《新大众报》迁入北平，改为《大众日报》，赵树理为编委。他是在4月初才带着他的小女广建到达北平的，他不住宾馆，住进了报社的宿舍。

　　赵树理带着小女来到天安门前，看到天安门两边墙上有八个特大的字：“发扬民权” “实施宪政”。这是旧政权的遗迹。话是不错，可惜没有做到。毛主席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解放区为改善民生，发扬民权，建设民主政治，进行了许多探索。毛主席亲自担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要做到这八个字，难着呢！

　　1949年4月19日21日，赵树理在《人民日报》发表短篇小说《传家宝》。题材依旧是农村常见的婆媳争端。土改不仅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也冲击着农民旧有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关系。李成娘一心想按照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把媳妇金桂圈在家里，围着锅台转，行不通了。作品最后以李成娘甘愿认输，放弃家政的喜剧收场，揭示了农村由封建宗法制度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人的思想和精神的解放，人性的的施展，使作品具有了重要的艺术价值，赢得了文艺界的普遍赞誉。

　　发表于5月14日《大众日报》的《田寡妇看瓜》，是一篇非常短的短篇小说，情节极其简单：土改前，田寡妇下力看瓜，最怕饿得发慌的秋生来偷。土改后，秋生翻身了，种的南瓜大获丰收，路遇去看瓜的田寡妇，请她去他地里随意取用。秋生由偷瓜而送瓜，田寡妇由看瓜而回家，无须再看瓜，生动地表现了土改前后农村面貌的显著变化，社会焕发出的人性、人情之美，活像一幅充溢着喜庆诗意的田园铅笔淡彩画！难怪很快就被译成各种文字流传国外。

　　6月30日，赵树理在《文艺报》上发表《会师前后》一文，他念念不忘提醒人们要注意的还是又广又深的“封建思想之海”，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彻底”“消灭”“封建思想和殖民地思想”的任务。他说：“七百余人的文代会即将在故都开幕，这是中国文艺界空前的会师。”“会师不等于完成任务。武装部队会了师，正好彻底消灭敌人的武装；同样，文装部队会了师，消灭敌人的文装（他们遗留下的封建思想与殖民地思想）也须彻底；而且这种仗也只有文装部队才能打，所不同者，是人家的任务眼看快要完成，而我们的任务似乎还得个十年八年。要说我们过去的仗打得有点不得劲，那末会师之后，正是我们打‘得劲’仗的时候，只要好好打，我们可以预祝彻底胜利。”

　　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即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在北平隆重开幕。赵树理被选入99人的主席团。

　　周扬在会上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称《李有才板话》是“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对“赵树理的突出的成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在他的作品中，艺术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较高的结合”。

　　7月10日，赵树理在文代会上作了《我的水平和宏愿》的发言。他说：“我的‘文化水’是落后的，‘文学水’似乎高一点儿，但那只是一般老前辈拖的捧的。‘政治水’稍好一点儿，但还需提高。‘社会水’呢，我是家庭农业大学毕业，不过对乡村还不能说是太熟悉，进到城市以后对工人更是生疏。”他还说：“旧文艺阵地还很大。上海有小人书作坊约八十家，作者约有一千个，估计能影响八十万人。旧的阵地还这样的大，我们新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夺取它！”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个“封建思想之海”，封建专制主义、皇权专制主义“之海”，务必要“以最大的努力”，去“夺取它”“占领它”。

　　在这次会上，赵树理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戏曲改进会委员、全国文协常务委员、《文艺报》和《小说月刊》编委，并担任工人出版社社长。

　　9月21日，赵树理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后，赵树理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曲艺处处长。局长为田汉，副局长为杨绍萱、马彦祥。

　　赵树理进京后，常到街上去转，他最爱去的地方是天桥。那里空场地很多，有小戏园，有大棚，有露天场地，集中了各种各样的民间艺人，摔跤的，跑马的，走钢丝的，耍枪弄棒的，舞刀挥剑的，说书弹唱的，说相声的，演评剧的，唱戏的，拉洋片的，变戏法的，玩杂耍的，还有卖各种小吃的，卖药的等等，应有尽有，热闹非凡，是一个很受首都劳动人民欢迎、影响很大的娱乐场所。赵树理很感兴趣。

　　10月15日，赵树理在在前门箭楼主持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这是他担任曲艺处处长后的第一件大事。150余人与会，他在会上即席讲话，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体系”，响亮地提出：将新的作品“打入天桥去”，把崇拜帝王将相等那一套封建专制思想从劳动人民的乐园中驱除出去！他说：“我常到天桥一带去，看到许多小戏园子里，人都满满的，可是表演的却不是我们文艺界的东西。我们号称为人民文艺工作者，很惭愧，因为人民并未接受我们的东西。广大的群众愿意花钱甚至站着去听那些旧东西，可见它是能吸引住人的。它的内容多半是以封建体系为主，表扬‘帝王君主的尊严’、‘某公子中状元’、‘青天大老爷救命’、‘武侠替天行道’、‘神仙托梦’、‘一道白光’……等等。这些题材，基本上都是歌颂封建体系的，拿这些很为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却灌输给群众许多封建性的东西，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我们想组织起这样一个会来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来表达一些新内容也好，完全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也好，把这些作品打入天桥去，就可以深入到群众中去。”他还讲到旧文艺作者要树立新观念，第一要了解政策，第二要研究群众。“我们的作品是否吸引住群众，受群众欢迎是最重要的。”无论形式内容，都要下工夫研究。

　　可是，没过多久，这个集中了那么多民间艺人，在劳动人民中有那么大影响的乐园就被撤销了，民间艺人也全给赶走了，不少人被赶到外地去了。

　　这真是一件令人感到“非常可惜的事”！首都劳动人民失去了一个乐园，赵树理也失去了一块难得的用武之地。直到上世纪80年代，周扬因为“异化”问题被批判住进了医院，还对前去看他的吴祖光说，他早就想恢复天桥，向他问计。可惜，时过境迁，这早已成为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了。

　　10月26日，赵树理与丁玲、沙可夫一行15人组成中国工会与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

　　全国总工会负责同志想让赵树理写点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他也早有此意。于是，他到城里一家制造喷雾器的小厂体验生活。但是，习惯于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他，哪知工人生活与农民生活完全不同，根本没有接触工人的机会，更谈不上深入了解。他说：“上了班，大家都忙着干活，下了班，一个人也找不到，住了一个多月，毫无收获。”看来此路行不通，还是得回到咱驾轻就熟的写农民、农村和农业的老路上去。

　　1950年《说说唱唱》杂志在北京创刊，赵树理与李伯钊任主编，编辑者为北京市文艺创作研究会。编委还有王亚平、老舍、田间、康濯、苗培时、马烽等共9人。刊名是赵树理起的。

　　赵树理一心想借这个刊物大力提倡和发表大众化和通俗化的作品，扶植和培养群众文艺创作作者。

　　来稿不少，质量不高。作家们不屑于干，旧文人干不了。赵树理亲自动手，将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编成鼓词《石不烂赶车》，发表于《说说唱唱》创刊号和第2期。他既忠于原著，又去掉一些枝蔓，添加了一些动人的生活细节，并根据鼓词的特点，有说有唱，生动活泼，增加了故事性和趣味性，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突出，受到文艺界同行的推崇，广大群众的欢迎。后成为艺坛保留节目，连演不辍。

　　5月1日，婚姻法公布了，《说说唱唱》需要积极配合进行宣传，可是没有现成的稿件，于是决定编辑部自己来写。由谁来写呢？你推我让，最后还是落到了赵树理头上。在婚恋问题上表现争取做人的自由和幸福的权利，是赵树理的拿手好戏。马烽回忆说：“这是命题作文章，也叫作‘赶任务’，一般说来是‘赶’不出什么好作品的，可是老赵却很快‘赶’出了一篇评书体的小说《登记》。”“老赵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赶’出《登记》来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生活基础雄厚，脑子里早就形成了那些呼之欲出的人物。就连那些‘罗汉钱’、张木匠用锯条打老婆之类的细节，也不是临时去‘搜集材料’所能搜集起来的，而是作者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的积累。”

　　《登记》说明婚姻问题必须用法治来解决，可以说是《小二黑结婚》的续篇。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阻力主要来自封建思想和敌对势力，在《登记》中自由恋爱的阻力主要来自封建思想和官僚主义。一枚罗汉钱，母亲小飞娥和女儿艾艾的命运却不同，受尽毒打和欺凌的小飞娥决不让自己的悲惨遭遇在女儿身上重演。女人们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驴子”，她们也是人，不能辈辈挨打，辈辈受凌辱，她们也要同男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待遇。可以看出，不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建国以后，赵树理始终都在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传统，始终都在努力把批判封建思想的影响深入推向前进。把政权中的官僚主义当作自由恋爱的对立面加以鞭挞，是作者从生活实际出发的一个敏锐的新发现和新创造。这些掌权者根本没有民主法治观念，凡事不为民做主，只打自己小算盘，利用自己手中的那点权力，干着维护封建婚姻道统的事。官僚主义危害之大，完全可以成为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的破坏者和死对头。不能不说，这正是赵树理和《登记》的独到之处和深刻之处。

　　《登记》是建国后赵树理的第一篇杰作。它同当年的《小二黑结婚》一样，社会反响热烈，迅速被人们编为《罗汉钱》，搬上银幕和舞台，演遍全国各地。当年是解放区尽人皆知“小二黑”，现在是大江南北，谁人不识“小飞娥”，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

　　   赵树理对发现文艺人才、培养文艺人才特别上心。有一天，他从正要退走的稿堆里发现了署名陈登科的一部题为《替死》的很长的稿子，十分高兴，送田间看。田间看了说：“近来创作中，能够如此打动我心的还不多。其中的人物，虽然没有经过精雕细刻，但他们也令人忘不了。”他主张早日全部发表。赵树理又送给康濯看，说：“有篇稿子，看来是个工农干部写的，有些字是打的记号，还要你去猜，要把它看完，是要费点劲，耐点心，吃点苦头，不过是值得一看的。”

　　   赵树理把这个很粗糙的稿子认真进行了修改，把题目改为《活人塘》，并写了《〈活人塘〉四人赞》，发表在《说说唱唱》1950年第10期上。同时，他给陈登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我读了你的小说之后，觉着内容充实，语言生动，乡土气很浓，但是，书中人物还欠精雕细刻，在艺术结构上也不够完整，希你能在它出版之前，再做一次必要的修改。地方土语，以少为好。”他还开了一大串书名，让他阅读，刻苦钻研，循序渐进。他还和田间联名写信给陈登科所在《皖北日报》社领导，建议送陈登科到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由于他们的推荐，陈登科很快入所，从此步入文坛。

　   　陈登科在《忆念赵树理》一文中深情回忆说：“他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并不因我的字难懂难认，放到一边去，或者推给别人处理，他不但细心地、认真地、负责地看了我的稿子，一字一句地帮我修改，而且还动员其他编委帮我看稿，修改稿，这对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是多么难得啊！”

　　   康濯也回忆说：“大家都知道老赵曾十分热切而细致入微地培养过陈登科，对他的中篇小说《活人塘》的发表给予过巨大的帮助，既亲自动手修改，又让田间同志和我看过，提过意见。他生怕我不看，跟我说了一阵，这是个工农干部所写的，有些字还是打的记号、划的符号，要边看边猜之外，又特别讲到作品乡土气息很浓，语言生动，作者很有前途，很值得一看，只要耐心点，费点劲，一定会看出味道……当然我后来也确实看出了味道；而更主要的自然是从老赵身上看到了应该如何对待文学青年的榜样。”

　　《说说唱唱》第3、4期上发表了孟淑池的一篇中篇小说《金锁》。赵树理没有想到，这篇小说竟然给他带来了麻烦，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麻烦。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小说写的是一个名叫金锁的流浪汉，流落在一个恶霸地主家里当长工，那地主欠下他的工钱不给，却骗来一个女难民，名义上是给他当老婆，实际上别有用心，后因强奸未遂，便残忍地将男女一同治死。不料金锁死里逃生，投入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后，已是连长的金锁回乡揭发，案情暴光，恶霸伏法。

　　其时，恰逢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文艺报》积极响应，发表社论，并拿《金锁》说事，对这篇小说，实际上也是对赵树理展开了批判。

　　邓友梅在《文艺报》第2卷第5期（1950年5月出版）发表《评〈金锁〉》一文，厉声指责道：“这篇小说看不到金锁有什反抗，对地主有什么憎恨，有的只是对地主的羡慕”；“这是农民吗？是劳动群众吗？简直是地痞，连一点骨气都没有的脓包，只是地主的狗腿，旧社会的渣滓才有这样的性格。才可能为了吃饭连地主调戏老婆都无动于衷。而作者把这当作劳动人民的正路。”随后，又有个“非常愤怒”的读者在《文艺报》第8期上斥责小说“让市侩色情在其中奔驰”，甚至“要提出严重的抗议”。

　　面对这种蛮横的无端的指责，赵树理承担全部责任，他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也对作者、对自己进行了辩护。

　　赵树理在5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2卷第5期上发表《〈金锁〉发表前后》一文，在介绍了编辑经过后自我检讨说，他的错误，一是其他编委提出的意见自己不同意，不和大家再商量，就按自己的意见处理了，在作风上欠民主。二是以迁就毛病为尊重作者，其实就是对作者不诚恳。他自我辩护说：“读者意见中，有一条是说这篇作品中的主角金锁是不真实的，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以为这是不对的。我所以选登这篇作品，也正因为有些写农村的人，主观上热爱劳动人民，有时候就把一切农民都理想化了，有时与事实不符，所以才选一篇比较现实的作品来作个参照。事实上破过产的农民，于扫地出门之后，其谋生之道普通有五种：“赚”、“乞”、“偷”、“抢”、“诈”，金锁不过是开始选了个“乞”，然后转到“赚”。“有骨头”这话是多少有点社会地位的人才讲得起的，凡是靠磕头叫大爷吃饭的人都讲不起，但不能就说他们都不是劳动人民。他们对付压迫者的方法差不多只有四种：“求饶”、“躲避”、“忍受”、“拼命”，有时选用，有时连用，金锁也不例外。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参加革命：有的是在革命势力未到以前自动找去，有的是在革命势力到达以后，得到了土地，再加以组织教育，才能挺起腰来。在解放区的农村，这种人虽不占多数，可也不是个别的，只是容易被一般人（连贫农在内）忽略，因为在一般人的意识中没有给他们列下户口。”“作农村工作的同志们，如果事先把农民都设想为解放军那样英雄好汉，碰上金锁这类人就无法理解，其实只要使他的生活有着落，又能在社会上出头露面，他并不是没有骨头的，解放军中像金锁这一类出身的人也不少，经过教育之后，还不是和其他英雄一样吗？”

　　赵树理这番直面现实，为作者，也为自己，更为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和人性所作的辩护，头脑冷静，客观公正，说理透彻，作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正气凛然，把那种认为这篇小说没有真实性、故意侮辱劳动人民的谰言置于荒唐可笑的境地。

　　也许赵树理尚不大明白，此时意识形态的主流正在发生着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是产生“福贵”的那个时代了，他的辩护不仅没用，反而更会引起某些当权者的反感和不满，从而受到更多的批评和指责。在党内外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不得不再作一次检讨。

　　1950年7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第2卷8期登载了赵树理的《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经过两个月，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对上次的检讨和辩护作了“对‘检讨’的检讨”，“对‘辩护’的检讨”。他说：“好多人指出这篇小说‘是对劳动人民的侮辱’，我的辩护说‘不是’。大家是对的，我是错误的。”“说‘有些写农村的人……把一切农民理想化了，所以才选一篇比较现实的作品来作个参照’也是错的。指导我这样辩护的思想是自己有个熟悉农村的包袱。”但他在被迫不得不认错的同时，也还有所保留。他在“对辩护的保留与保留中的检讨”中说：“我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作农村工作的人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层社会那一层人的问题。这一层人在有些经过土改的村子还是被歧视的，例如遇了红白大事，村里人都还以跟他们坐在一块吃饭为羞。我写《福贵》那时候，就是专为解决这个问题。福贵的前期遭遇并不比金锁好，假如只从现象上挖苦起来，恐怕要比金锁还难看。”“我对这一层人的分析还认为没有大错，不过要选举农民代表，当未作过适当工作之前我可也不选他们。”他不赞成对作者一棍子打死，他爱护作者，对作者仍抱有希望。他说：“我仍认为作者具有写农村的特殊条件：生活熟悉，文字通俗流利，只要经过相当的政治学习，一定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的。”

　　不幸的是，数年后，孟淑池因为写作《金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赵树理听说后深感内疚，总觉得是自己害了人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批判《金锁》的邓友梅也被错划为右派公子。历史就是如此之怪诞。

　　1951年6月，《说说唱唱》因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中发了一篇短文《“武训”问题介绍》，赵树理又一次不得不在7月的杂志上再来一番《对发表〈“武训”问题介绍〉的检讨》，说武训是地主兼高利贷者，不能以“要饭”来说明他的身份；说他为了穷孩子办学也是错的；总之是“模糊了原则是非，没有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因而失掉了正确的立场”。“帽子”不小，上纲上线够狠。

　　  被誉为“方向”、“标兵”和“旗帜”的赵树理，都“模糊了原则是非”，都划不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都“失掉了正确的立场”。何况他人乎？！事情真的有这么严重吗？有道是：“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接二连三的批判，对赵树理压力不小，前所未有。他甚感迷茫，不知所措。迫于压力，他在1952年1月1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与〈说说唱唱〉》一文，再次作了检讨，还是那几件破事。他说：“这二年来经过我手在刊物上弄出来的具体思想错误有三次：第一次是发表了歪曲农民形象的小说《金锁》……第二次是写《‘武训’问题介绍》中说‘有些人’捧场，‘有些人’批评，故意把‘阶级’观点字样避开。第三次是发表了用单纯经济观点宣传种棉的《种棉记》……产生这三次错误有一个相同的根源，就是不懂今日的文艺思想一定该由无产阶级领导。因为我们的文艺是要教育人民的；传播了错误的思想，就会把人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而我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反抱着一种糊涂想法，不是去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是故意把阶级面貌模糊起来，甚而迁就了非无产阶级观点，以至造成不断的错误。”

　　   人们有理由怀疑，这还是我们所了解、所认识、所熟悉的一路走来的那个赵树理吗？他是个“不懂今日的文艺思想一定该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吗？他是一个“不是去宣传无产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而是故意把阶级面貌模糊起来”的人吗？一次次的批判和检讨，已经把他真实的人性和形象扭曲成一个什么样子了！建国这才几年，就把自己树立的“方向”、“标兵”和“旗帜”折磨得面目全非风光不再了！

　　   还在1951年初，主持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就把赵树理调进部里，成为一名不干事的“干事”，主要任务就是让他看书学习。此举或许也是一个帮助他摆脱困境的保护性措施吧。赵树理在《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一文中谈到自己“入部读书”时说：“中宣部见我不是一个领导人才，便把我调到部里去。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的作品，并亲自为我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品五、六本，要我解除一切工作尽心来读。”这个批评不轻。说他写的作品“不大、不深”，说他“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这符合事实吗？这岂不是对他的创作的否定吗？什么叫个“大”，什么叫个“深”，怎么就“大”了“深”了，不清楚。如果他真的“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那么，还能称赞他是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方向”、“标兵”和“旗帜”吗？关爱有加，寄予厚望。多读点外国作品当然有益，不是坏事。但是，风格即人，如果真的按照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品来改造自己，那么，赵树理还会是赵树理吗？他的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不就会遭到毁灭吗？他感谢领导的关心，但读这些东西，对自己的提高能有多大帮助就很难说了。他有“自己的创作路线和主张”，且行之有效，恐很难改变，亦无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