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与云朵的邂逅

第四篇：笔耕至重

文／周天明

一一读张林华老师《一生不过一念》片断

题记：我一生在基层从事劳作和工作，虽然喜欢文字，但真正阅读并不多。近获张林华老师力作一部，初读便有伯期相遇之感。为加深理解，欲边读边写些体会感受之类的小文，请老师和诸友不吝赐教。

第四篇：笔耕至重

说完阅读体验，再说说张林华老师的写作主张。

张老师于1962年9月出生在浙西北德清县一个小镇的普通工人家庭，1978年考上大学中文系，有幸接触大量书籍，得到更多文字训练机会，后来得以在新闻单位，宣传机关，政协岗位大展神手，大放异彩，毫不夸张地说属于时代宠儿。但读了《一生不过一念》32篇文章，字里行间没见一丝一毫炫耀自负，反而处处带着诸如“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挣扎过，辉煌过，痛苦过，然后大概率地戛然而止，以被动的，决绝的，残酷的，以触目惊心的方式，诉说自己的绝望、凄怆与不甘。”作为读者的我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这么说，但从有关文章的叙述又似乎体会到老师内心的淡淡的忧愁与倔犟的坚持，特别是作为文人的坚持。例如：

他看到常有人拿苦难和挫折说事后在《读到一位作家的沉郁情感》中说：“苦难和挫折天生不受欢迎，作家是灵魂工程师，眼光应比常人更细致一些……见多了祥林嫂般的满腔怨恨的苦难文字后，我对另一种（从不放大自己的苦难）文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在《“我总是要面对光明的”》这篇文章中，老师直接引用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生前的话作题目，抨击社会的不良现象：“读到从不会讲仇恨与痛苦这句，我怦然心动，因为我们见惯了太多人，尤其是名人，在日常生活中，在其作品中，对人生苦难的夸张的描述与宣染……但凡渲染苦难的，大抵是一些非同寻常的成功人士，苦难通常是、不过是所谓成功人士的消费品。所乞非食物等物质性东西，而是精神层面的同情与怜悯而已，多少有些令人不齿。”进而张老师在《我的痛点是世道人心》中说：“我认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份责任，来做一点思想播撒……在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究竟还有怎样的市场？这很值得一问。知识分子不应也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同时在《你理应是历史的一部分》中对一些人提出忠告：请不要妄断历史！至此，我看到一个真正文人的铮铮铁骨，令我肃然起敬。

我与张老师出生在完全不同的家庭和不同的环境，我出生在彻底的农耕家庭，他出生在工人家庭，在那个年代就是天壤之别。我出生于1953年新中国成立后刚开始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国家百废待兴时期。他出生在已渡过三年困难时期的1962年，尚且有个工资收入不错的家庭，对我而言羡慕不已。另外1978年是个人生节点，那年我因有了一份工作和幸福家庭而放弃高考，而老师成就了大学梦想登上辉煌殿堂。当然后来的人生道路就迥然不同，可是从幸福感的体验我们似乎有所差异，老师的《一生不过一念》与我的《六夫随笔录》是同年出版的，我在文章中虽有忆旧思念的成份，但我是以感恩的心态写的，而老师的作品中总好象有一股淡淡的忧愁，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是否由于所处地位不同，所处环境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感受呢？

我是受尽苦难和挫折的农民儿子，伤痕文学兴起时也一度以诉苦为能事，后来在阅读研究了大量的宗谱家乘后发现，旧时代的底层人是怎样在盗匪、战乱、天灾、水患、瘟疫，饥饿等灾难中煎熬而惶惶不可终日的，就觉得自己生活在当下特别幸福。特别是看到孙儿一辈被“不输起跑线”绑架在永无休止的战车上，越觉当年自己能轻松学习，注重实践是何等珍贵。由此心中常常冒出疑问，我们是否产生群体性迷失，被摁在水里永远抬不起头了呢？如果是被摁着永远抬不起头，那我们每个个体是否也是同案犯的其中一员呢？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

2023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