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双顶

        近读唐人赵蕤的《长短经•论士》篇，被其中“知人未易，人未易知”所感，便心生“识人说难”之想，写来也算是一读之悟而已，仅为一吐为快。

        识人之难，难在相识而难知。认识一个人容易，了解一个人难，人也不容易被人所了解。当初谁不说管仲是一个自私自利、贪生怕死的人，但鲍叔牙知管仲多拿点是因家里穷，打仗贪生怕死是家有老母，事情办得糟是时运不济，屈辱求活是为了更好地建功扬名，一切不解之事都是事出有因，一切龌龊之事都是不足挂齿的。因而不遗余力地坚持向齐桓公推荐管仲，使他终成为一代名相，而将齐国带入春秋五霸之首。所以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可世上真正知己的又有几人呢？能够做到“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又有多少呢？连战国末期辞赋大家宋玉也同样遭到人的质疑，而且竟然是楚襄王。楚襄王可能是听到了宋玉太多的不好传说，一天就忍不住直问宋玉：“先生莫非在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要不然那些士人和老百姓都不赞您呢？”宋玉毫无愧色地答道：“鸟中有凤凰，它可以冲上九万里云宵而翱翔于空，笼中的鸟雀怎能与它讨论天地有多高呢！鱼中有巨鲸，它晨发昆仑夜宿孟津，水沟里的小鱼怎能与它一起测量江海有多大呢！士人之中也有像凤凰和巨鲸那样不一般的人，世俗之人，又怎会明白我的所作所为呢？”所以韩非子说：“志趣相同才会彼此欣赏，志趣不同就会互相排斥（趣舍同则相是，趣舍异则相非）。”

        就此，赵蕤在篇中也评说道：“一个人的文章被武人嗤笑，不一定不好，但要是被杨雄（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或司马迁所嗤笑，那才是真的不好。一个大臣被桀纣那样的暴君否定，未必真的蠢笨，但如果是被尧舜那样的明君否定，那才是真的蠢笨。晚上不出门，怎么会知道还有夜行人呢？”所以姜太公说：“智慧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足以做别人的老师；技艺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足以做国家一流的工匠（智与众同，非人师；伎与众同，非国工）。”

        识人之难，难在相识而难信。古时之识人多在自荐与他荐，只是口说而已，信者是，不信者疑，前者少，后者多。当初对于一个七十岁的看门人，有谁相信他是一个贤得的隐士呢？可战国时的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公子信。这个看守大梁城门的老人侯赢，魏公子只是听说他是一名贤得的隐士，就三番五次地拜访他，虽屡被拒绝也不放弃。这个古怪的老人，终被其诚意所打动，但仍有意为难魏公子，只是想借此成就其名声。他穿破衣而乘魏公子的车，进市场、见朋友、多等侯、坐上座、会宾客、陪喝酒等，无不有意贬低自己为小人，让别人得以称颂魏公子为人厚道、礼贤下士。正是这样被人看不上眼的小人，关键时候为魏公子出大主意，盗得兵符，成就“士为悦己者死”之英名。当时赵国被秦国围困向魏国求救，魏王听信小人之言，出兵却停在途中而不救，不得已，魏公子打算带着自己的门客家人去拼命救赵。是侯赢及时阻止了他这一不理性行为，为他出主意，让他去求魏王宠幸的如姬盗得兵符，最后救援成功。而侯赢为不给魏公子留下后顾之忧而选择了自尽。

        但像魏公子那样听则信的人还是少数。同为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就经历过因不信人而差点失人的过错。最初，他门下有一个舍人叫汗明，求见他，可等了三个月方得一见，他本也只想草草了事一下，谁知想见之后，竟有了刮目相看，从而走向相知。当时春申君一见汗明虽有喜悦之情，却不想多谈，汗明想谈自己的主张，还没等开口，春申君就说：“我已经知道先生的来意了。”汗明见此就抛出诱饵：“不知道您和尧相比，谁更圣明？”俩人的谈话就借此之问展开。“我怎么敢和尧比较呢？”“那么您看我和舜相比怎样？”“先生与舜相同。”“不是这样的。您的贤明不如尧，我的才能也比不上舜。像舜那样贤能的人，也在侍奉圣明的尧三年之后，两人才彼此有了了解。现在您一时之间就说了解我，这等于您比尧还圣明，而我比舜还贤能。是这样吗？”说得春申君无地自容，从此，两人结为相知。

        所以《礼记》中说：千里马只有伯乐认识它，如果没有伯乐的相马能力，千里马就不会被人当作良马。孔子周游列国，受困于陈蔡之间，他的得意弟子颜回劝慰孔子说：“先生的德行高远，天下却容不下您。但是先生推行您的学说，却不被世人采纳，这是当权者的丑陋。先生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可见，信人难，难在同趣相识、志同道合。

        识人之难，难在相识而易惑。萍水相逢、一荐之交，即使有信，也存在遭惑见疑之实情。像唐太宗之于魏征的少。魏征在未被唐太宗启用时，确是一直在为唐太宗的对手服务，他先是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后任窦建德的起居舍人，窦兵败之后，再入唐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才被迫跟随唐太宗。一路走过，无不与唐太宗为对手，更是对唐太宗有着谋死之怨恨，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他是先太子李建成的铁杆支持者，一直为李建成出谋划策除掉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只是由于未被李建成采纳而落败，失之一念之差。对于这样的人，唐太宗不计前嫌而重用之，共创“贞观之治”辉煌。

        但这样的君臣信任关系，在历史是少之又少的，就连自称靠用人而得天下的刘邦，也无法与唐太宗相提并论的。但刘邦也有着识人用人的故事。楚汉相争之时，陈平背楚而投汉，初始在得到他人推荐之后，而得到刘邦之信用。这却引起了众人的嫉妒与非议，刘邦刚开始时也不以为意。可等到大将周勃、灌婴也来进谗言打小报告时，说陈平人品不行，有“盗嫂受金”（与嫂子私通，接受他人贿赂）之过，不可重用，这时的刘邦就受到了蛊惑而怀疑陈平了。于是就找来当初推荐之人魏无知，责备他怎么推荐了这么一个人。魏无知说：“当初我向大王推荐的是陈平的才能，现在大王听说的是陈平的德行，如今楚汉相争，靠德行不足决定战争的胜负，我举荐的是奇谋之士，只考虑他的计谋是否有利于国家而已，致于他的“盗嫂受金”，又何必因此而怀疑他的才能呢？”这才打消了刘邦的疑虑，陈平因此而成为刘邦的最重要谋臣之一，屡出奇计而屡建奇功。

        所以，秦末汉初著名隐士黄石公说：品行高洁的人，无法用爵位与俸禄打动，要以礼相待；坚守节操的人，无法用严刑峻法逼迫，要用仁道大义感召。而战国时燕国的名贤大臣郭隗更是留有“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厮役处”之名言，为君主识人用人提供了参考。西汉文学家刘向也说道：“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是君王就应知人善任，是臣子则要懂得如何做事。

        识人之难，难在识人而难考。是否识人，最终是要用结果来考证的，这既要有时间来佐证，更需以成败来论英雄，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沉重难负的代价。刘邦开国重臣、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最初投刘邦之时，也只是被任为管粮草的小官，因犯事差点被砍头，在他人搭救下才得以活命，还是不得重用，无奈之下只得如他人样逃走了事。他是被萧何月夜追回，极力推荐给刘邦，才有了沐浴登坛拜将之为。刘邦与韩信长谈之后，虽对他的才能很是称道，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但这也只是表面信用而已。尽管如此，他还是为韩信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让他以虚衔率军向北攻魏赵，由此将韩信推向了历史的前台。韩信受命后，率军由魏及赵，由燕及齐，一路北上东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才有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之说，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才有了刘邦后来的汉朝江山的建立。

        然而并非人人都如刘邦、韩信样，误信误用误国也大有人在。战国时的赵国，由于赵王误信纸上谈兵的赵括，派他率军，替代了久经沙场的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廉颇，结果秦赵长平一战，赵军以彻底惨败而告终，被秦军坑杀将士四十余万。赵括也确非等闲之辈，是名将之后，谈兵法父亲不是他的对手，自认为天下无人可比。但其父看他对战争之态很是随意，就认为他不可重用，用者必败，死后留下遗言，不可让他带兵打战。其母见赵王用子，亲自面谏劝阻，只换得将来如果失败，不连累家人之承诺。大臣蔺相如劝阻，说凭虚名就用赵括是非常危险的，赵括只会读兵书，而不会随机应变，用他就像用胶水把琴弦与柱子粘死，无法活动。可也仍然阻止不了赵王使用赵括。一个纸上谈兵的人物，就这样将赵国拖向灭亡遗臭万年。

        所以，《淮南子》中说：一个人在没有功绩的时候就知道他是贤能之人，只有尧对舜的赏识才能做到；功成名就之后才了解他的才能，这是普通人了解舜的途经。这也就是说，所谓识人还是事后诸葛亮的多，以结果论英雄的多。古谚语说：“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也，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如是，识人也就有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境界，也就有了识人交友之中的“友直、友谅、友多闻”的高地。

        赵蕤在篇中最后感叹道：“知人则哲，唯帝难之。”就是说要识别人的贤愚好坏，就是连帝尧也很难以做到。总之，识人之难，亘古有之。《大戴礼记》上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是说太明察的人，连朋友都难做，于是人就有了“难得糊涂”的宽己，识人就更加难了。而被识之人是其里难见，其表可伪；识人者又存在同病相怜、同趣相投之选择倾向。这就给了被识者以伪装之机，谄媚者更是有了投其所好之可为，就有了识人者之所误。所以，识人之难就有了难为与难所为，这就有了客观上的难以判断与主观上的有意无意之过错的交集，说是难于上青天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