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诗学”：梁余晶｜困境，但非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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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拾壹月论坛主办的“21世纪中国新诗的出路与未来”主题论坛上，几位嘉宾谈到了当代诗歌写作与批评的几个问题，一行的发言很精彩，描述的诗歌问题也真实存在，但他用到了“绝境”一词，我对此持保留意见。我认为近二十年的诗歌写作与批评尽管面临着很多困境，但远远没到绝境的程度。

在讨论中，嘉宾把官方、学院、民间三大派系称为“三方媾和的诗歌体制”，形成一个固化的结构，阻碍了诗歌的发展。我不太同意把这三大派系形容为“体制”，这三大派系名称每一个都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是“体制”，另一方面是“美学”，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一点。这三者中，官方是体制与美学的高度统一，而学院与民间很难说有什么体制，甚至这两个命名都很有问题：如果从体制的角度去看待，“学院派”不见得是真学院，“民间派”也不见得是真民间。在中国语境下，只有官方才真有体制，“学院”和“民间”只是两派持不同美学的诗人为了推广自身而尽可能地利用官方体制资源。“学院派”更容易获得学院评论家青睐，谋得大学教职，而中国大学是官方体制的一部分，属于官方资源。“民间派”目前影响较大的磨铁读诗会，也是依托了磨铁的出版资源，而在中国，能够正式出版诗集，本身就是一个带官方性质的行为，依然是官方资源。说白了，大家都是在官方体制下求生存，同时尽可能地坚持自己的诗歌美学。

倘若学院与民间只是两种占统治地位的诗歌美学（修辞与口语，即吴思敬提出的“圣化写作”和“俗化写作”，或柯雷所言的“崇高”与“世俗”），那我觉得更多的责任在于新一代的诗人，应该思考如何突破这两种美学，或者说，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两种美学，而不是为了进圈子而一味地迎合前辈诗人的趣味。我这里说的是“圈子”，不是体制，因为没有真正的体制，而“圈子”则是中国人情社会本身的特点，并非诗坛独有。就美学而言，修辞与口语也并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的，而是更像一个坐标系，每个诗人都能够在这两者之间的坐标上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趣味”（taste），学院派更倾向“形而上”，民间派喜欢“形而下”，这两者也并不矛盾。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体，一个诗人既可以有形而上的思考，也可以有形而下的思考，这都很正常。总之，尽管在诗歌美学上，学院与民间已经占据了很大空间，但这并非铁板一块，依然有很多能够让新一代诗人发挥的余地。目前来看，盘峰论争之后，这样的美学突破并不太多，可以说是一种“困境”，但依然不叫“绝境”。

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有一种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外界寻求新的活力。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翻译文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灵感，今后也依然如此。这个现象不仅仅出现在中国新诗里，西方诗歌也是如此，比如庞德从东方诗歌中吸取灵感。可以说，自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便开始了文学的全球化，互相影响，这个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但我们在诗歌翻译的选择上有个不太好的保守倾向，来自于对“经典化”的盲目崇拜。总是在一个诗人七八十岁功成名就，特别是获大奖后才开始译介，而这个诗人最优秀的诗歌却是在三四十年以前写下的。我们应该多关注西方三四十岁、刚刚小有成就的诗人在写什么样的诗。当代西方诗歌可以给我们提出很多启发式的问题。比如，诗除了分行外，可不可以有更多的形式？可不可以将分行打乱，甚至排成图像？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符号，如括号、删除线、下划线、网址、emoji表情，可不可以出现在诗里？这些实验性的创新其实在当代西方诗歌里已经颇为常见了。最后是散文诗，这本来应是最自由、最能创新的诗体，但汉语散文诗总体上充满了陈旧的抒情风格，与西方大相径庭。国内也很少译介当代的西方散文诗，这就失去了借鉴突破的可能。

梁余晶，1982年生，湖南常德人，诗人、文学翻译，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中国学博士，湖南工商大学讲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英文诗歌与翻译散见英语世界80余种文学刊物，出版中诗英译《零距离：中国新诗歌》（Zero Distance: New Poetry from China，美国Tinfish Press）、英译戴潍娜诗集《用蜗牛周游世界的速度爱你》（Loving You at the Speed of a Snail Travelling around the World，新西兰Cold Hub Press），中译美国诗人阿多尼兹奥诗集《爱情之谜》。

编者按：近日，活跃在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诗人、诗歌评论家、学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当代诗歌困境和危机”的讨论，这场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和诗学理论，引起了极大关注。根据这场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一行、王东东、张伟栋等人的建议，南方诗歌开设“未来诗学”专栏，用以刊发关于这一主题的有关作品。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诗歌的时代，南方诗歌秉持“开放、包容、自由”的诗歌精神，欢迎争鸣，并希望为中国新诗的未来，找到更多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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