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
13、频频著文论土改，《邪不压正》遭质疑
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下江南进入大别山，陈（赓）谢（富治）大军和陈（毅）粟（裕）大军分别进入豫陕鄂边地区和豫皖苏平原，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场上的新形势，要求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于10月10日颁布，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于是，解放区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彻底平分地主土地，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的热潮。
赵树理，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的忠实的儿子，和农民心连着心，立即放下手中的其它事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来了。
8月20日前后，赵树理与新华书店的人员一起来到河北省武安县赵庄进行调查研究，发动群众，进行土改。
赵庄是河北武安县九区的一个大村，有580多户，2100多口人，7700余亩土地。抗战前，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贫雇农数量很大。有一户地主，包括外村的土地在内，就拥有土地1700余亩。掌握村里实权的是靳家兄弟俩。1941年夏，靳家兄弟组织维持会，被我游击队消灭，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原地下党支部因集体接受地主贿赂而被解散，留下一名党员。1942年实行减租减息，无地少地的农民取得一部分土地。1943年大灾荒，很多人外逃，政府救济粮被合作社人员挥霍，这些人被处分撤换。直到《五四指示》以前，这个村是“光杆子干部与地主作战”，斗倒地主后，他们又学了地主的样，统治其他群众。《五四指示》以后，搞过四、五次斗争，一次比一次激烈。封建势力虽然基本上被摧垮，但对跟干部有关系的地主的斗争仍不彻底。在最后一次斗争中，扩大了斗争面，误将富裕中农划为地主富农，伤害了不少人。由于干部作风不民主，果实分配不均，“窟窿户”很多，干群对立严重，“群众仇恨干部超过了仇恨地主”。因此，赵庄的土改，主要不是斗争地主平分土地，而是发动群众，“抽肥补瘦”，整顿党的作风，改善干群关系，实现民主。
关于赵树理等人这段时间在赵庄的工作情况，《人民日报》曾作过多次报道。194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王春写的《换一个看法思想》说：“赵树理同志则特别注重驻村群众运动，在他的组织推动下，书店王春同志等几个人和他共同成立了一个驻村工作组，从群众运动中的小组酝酿直到大会斗争，无不全过程地参加，替群众发现‘防空’的麦子，帮助群众维持会场秩序，给群众讲道理撑腰，回来座谈感想，比论道理。”
9月4日《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新华书店人员，积极参加驻村翻身运动。作家赵树理同志，今年以来，经常帮助驻村的群运工作。在改善干群关系、动员干部‘洗脸’时，他为了解决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思想疙瘩，常给他们耐心解释，甚至一连搞四五黑夜。在这次复查运动中，赵树理同志带同书店的国涌、赵德新、李书芹等同志和书店 总编辑王春同志，都自始至终地参加了。随时给群众讲理撑腰，打击地主，参加村中各级会议，给村干部帮忙。书店俱乐部更号召全店同志大力支援群众运动……目前书店这一批同志已与村干部打成一片，一道计划工作，推进运动，与群众关系更加密切。”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冶陶召开了一次长达85天的会议。在边区会议上，赵树理被选入主席团。同事们戏称他为“赵主席”。《人民日报》尊他为“农民作家”，并刊登了一幅他的木刻像：头戴瓜皮毡壳帽，身穿对襟黑棉袄，双唇紧闭，两眼忧戚地注视着前方。不知他是在思考着怎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怎样才能使贫苦农民、弱势群体彻底翻身，摆脱贫困，是在思考着干部队伍的变质 和不纯，怎样整顿干部队伍， 还是在思考着怎样防止和克服在土改中应当避免发生而又很难避免或完全避免的事情？
中央局组织了赵庄工作团，张磐石任团长，赵树理、王中青任副团长。工作团进驻后，先扎根串连、访问贫雇农，并抽出人手领导党支部整顿。春节前召开全村大会，宣布支部书记暂停工作，听候群众审查评议。正月初一，赵庄贫农团正式成立。接着又联合中农成立新农会，成立农代会改选村政府。整党继续采取在群众中整党的办法，分批进行。在此基础上，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填平补齐，动少数不动多数”的办法，解决遗留的土地问题。
进入1948年以后，赵树理又搞了8个月的土改工作。
在这期间，在村干部的问题上，赵树理和王中青看法不同，经常发生争执。王中青认为村里主要负责干部都难说是好人，要把全村的党员都隔离审查。赵树理不同意，他认为支部的多数党员没有大问题，不能一律当坏人审查。在整个土改过程中，由于赵树理体察下情，实事求是，政策掌握得比较稳，运动结束后，赵庄干部群众干劲十足，全村面貌为之一新。多年后，王中青在《赵树理回忆录》中说：“赵树理了解下情，我们常受表面现象的迷惑，我们之间经常争论，他说我们左，我们说他右。历史证明，赵树理的看法是对的。”他深有感触地说：“赵树理看问题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他对党的政策总是站在群众的立场，是用群众的实际情况来衡量、理解的，所以理解得深、准，实事求是。而我们却往往站在干部的立场上，是从完成任务来理解政策的，便容易脱离群众实际，出现偏差。”此话有理，发人深思。赵树理一向是依据社群众的实际情况来工作，而不是单靠中央文件、领导的指示来行事，简单生硬，强制执行，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常常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根本原因所在。
杨品在《颠沛人生——赵树理传》中说：
……遗憾的是，赵树理的认识并不为上级领导赏识，认为他有右倾思想。一位边区土改工作负责人找他谈话：“老赵同志，土改运动是一场大革命，我们不能像老太婆一样慢腾腾的，要克服右的观念。你是有影响的人物，尤其要和上级保持一致。”
赵树理却认真地辩解说：“我们应当实事求是，根据群众的思想状况做细致的工作，否则会造成无穷后患。”
“老赵，你不要固执嘛！”
“我不是固执，我是说真话。”
“中央负责土改工作的康生同志要求我们要克服右倾思想。”
“不管是哪位领导，脱离实际情况的指示就需要研究。”
……
“我不怕别人说什么，我还是那老观点 ，替农民说说心里话。”
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不是“尤其要和上级保持一致”，而是“尤其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尤其要为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为人民“说真话”，“替农民说说心里话”，这就是人民艺术家赵树理的品格，非常难得的高尚品格。这也正是他能够避免“左”的或“右”的错误，常常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奥秘”所在。
在这期间，赵树理写下了不少诗文，表达了他对土改中一些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1948年元旦以后，华北新华书店主办的《新大众》半月刊改为《新大众报》，每周出一张。赵树理写的有关土改的各种形式的文章，不论是短论、快板，还是“大众话”，都以几个笔名发表在该报上，也有一些发表或转载在《人民日报》上。
有几篇是讲土地法的。如《我们执行土地法，不许地主富农管》、《休想钻法令空子》、《土地法的来历》、《中农不要外气》等。有几篇是讲组织贫农团的，如《为啥要组贫农团》、《穷苦人要学当家》、《发动贫雇要靠民主》、《停止假贫农团活动，不能打击贫雇》等。还有几篇是讲干部队伍和干部作风的。如《干部有错要老实》、《谁也不能有特权》、《不要误解行政命令》、《再谈谈行政命令》、《躺倒不对，起来怎干？》《从寡妇改嫁说到扭正村风》等。这期间，他还写过几篇反对封建迷信的作品，如《不要受坏人的骗》、《考神婆》、《“关公”制住“周仓”》。
《为啥要组贫农团》从农村土改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全面讲了组贫农团对维护农民权利和利益的好处，重要和必要：“谁把贫雇剥削干？地主富农老封建。分土地，反封建，贫雇站在最前面。穷苦人，一串连，大家组个贫农团。带起头来分土地，才能彻底把身翻。村里没有贫农团，贫农翻身难上难。一直翻了一年半，好多窟窿没有填。东村没有贫农团，地主富农假转变；改头换面当干部，假装斗争把人骗。西村没有贫农团，全是中农当骨干，只有斗争很和平，那管穷人多困难？南村没有贫农团，流氓当权胡作乱。斗争果实还没分，自己先要抓一半。北村没有贫农团，几个贫雇当了权，只顾自己翻透身，不管别的穷苦汉。……只要组成贫农团，谁想贪污也不敢。有些人，得了权，好打自己小算盘，只要组成贫农团，没有空子叫他钻。”
发动群众和组织贫农，激发贫雇农的人权意识、民主精神、法治观念，要自己起来彻底闹翻身，当家作主，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做社会和国家的主人，这些新的价值观念的培育和树立，不仅是土改成功的思想政治保证，而且对帮助农民走向现代文明也具有长远意义。赵树理在《穷苦人要当家》中说：“这次平分土地，要咱们这些贫苦农民，组织成贫农团来领导。法令上就是这么规定的。既然叫咱们当头，咱们就要挺起腰来当一当这个家。”“有的说：‘咱一辈子只会劳动，啥也不会说，人家叫咱干啥咱干啥吧！’有的说：‘不论人家怎么分，分给咱多少咱要多少吧！’这都是太看不起自己了。‘穷苦’、‘老实’、‘劳动’，不只不是我们的短处，还是我们的资格”。“咱们这些老实人，都没有多经过事，办起事来似乎有点困难，不过众人是圣人，遇事多开会多讨论，什么困难都挡不住咱们，因为大家出主意，总比过去那些凭着个人小聪明办事公道得多。”“靠法令，靠团体，听了群众意见，自己要拿主意，这就是咱们老实人当家的简单办法。”
他特别关注农村干部基层党组织不纯，流氓掌权对农民的权利和利益的危害。在《发动贫农要靠民主》一文中说：“每个村子里，都有一种灵活的滑头分子，好像不论什么运动，他都是积极分子——什么时行卖什么，吃得了谁就吃谁；谁上了台拥护谁。这些人好多是流氓底子， 不止没产业，也不想靠产业过活，分果实迟早是头一份，填窟窿时候又能回回是窟窿。可是当大多数正派贫雇农还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偏好推这些人出头说话，这些人就成了天然的积极分子。”“要是大多数正派人都还没有当家作主的时候，就依靠他们出来作积极分子，或是让他们当了领袖，他们更会把别人踏到脚底下，工作一定要搞坏。”“只要能叫多数人说话，不正派的人纵然能说会道，和别人一比他就不得不低头了。”
他要求干部们在土改中严格按照土地法办事，有错误就老老实实纠正，诠也不能有法外之权。《干部有错要老实》说：“这一年的填平补齐工作没有做好，村干都应当负责，不能把二十五个窟窿都推给中农去填。”“好在土地法公布出来了，照法办事，就可以纠正这种错误。”在《谁也不能有特权》中进一步指出：“犯了错误的人，只要老老实实，照着土地法规定的，该退果实的退果实，该交出财产的就交出来，我们就照着土地法，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发落；要是他们仍然摆起老资格来欺人，或者仍然想在土地法以外保存他的特别权利，我们就有权送他到人民法庭受审判。就算他们有过功劳，也不能算成犯罪的本钱。执行土地法以后，谁也不能有法外的特别权利。”
不论是对农民说土改，还是做干部的思想工作，都是从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出发，都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守法，明理，合情合理，让人爱听，贴心入脑。这些篇章，都鲜明地体现了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精神，其中心内容和准则，简单来说，就是他在《不要受了坏人骗》中所说的：“中央又把指示下，错斗中农要退还。地主富农要安置，不让一人受作难。咱们群众翻了身，不要再受坏人骗。大家齐心搞生产，建设民主好家园。”作者时刻挂念在心、牢牢紧抓、紧紧围绕着的还是一个中心思想：民生、民主和民权。在他看来，最根本的任务还是“大家齐心搞生产”，实现人民的富裕和幸福。
作者在土改工作中的实践，及他的这些认知，都为他后来创作《邪不压正》作了充分的准备，也为我们正确理解他的这部作品提供了准确的信息。
这时，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边区已连成一片，两个区的文联也宣告合并，改成华北文艺界协会。1948年9月，两区的新华书店也在河北平山合并。赵树理的家眷也由赵庄迁到平山。在这里，他开始了早已烂熟于心的中篇小说《邪不压正》的创作。
1948年10月13日，《邪不压正》开始在《人民日报》连载，16日、19日、22日四次连载完毕。
这部作品的中心内容和写作方法，赵树理本人讲的十分清楚。他说：
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上，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故对小昌、小旦和聚财写的比较突出一点。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易防范的是流氓窜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势力之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轻易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无顾虑，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那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意站在大众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自然也不会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渐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作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其次是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少数当权的干部容易变坏：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新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群众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因为过去所有的当权者尽是些坏榜样，稍学一点就有利可图。我以为这两件事是土改中最应该注意的两个重点，稍一放松，工作上便要吃亏。
我所以套进去个恋爱故事，是因为想在行文上讨一点巧。要是正面写斗争恶霸、穷人翻身、少数人多占了果实留下穷苦窟窿、二次追究连累了中农，一直写到整党、纠偏，篇幅既要增长，又容易公式化，所以我便想了个简便的方法，把上述一切用一个恋爱故事连串起来，使我预期的主要读者对象（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从读这一恋爱故事中对各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土改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
事情非常明白，一个是那个“打倒皇帝做皇帝”、缺乏监督的村干部小昌变坏的问题，一个是那个“流氓无产者”小旦混入干部队伍干坏事的问题，这两个严重侵犯和损害农民权利和利益问题，的确是土改中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也是在革命过程中革命队伍需要严重加以警惕的问题。这是赵树理在深入土改运动的实际工作中的两个重大发现，他在作品中作为两个重点予以揭示，这就使他与正面描写土改的作品，如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区别了开来，显示了作者的独创性。作者以锐利的眼光、卓越的见识和非凡的勇气，发现并揭露土改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最后一部杰作，又一独具慧眼、别具一格的杰出贡献。周扬在为《赵树理文集》写的序文中曾自谦地说，他过去写的那篇《论赵树理的创作》，现在读来，“说的并不充分，也不深刻。”“记得当时就有人说过，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而我的文章却没有着重指出这点，是一个不足之处。”（《周扬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234页）周扬所指出的从《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邪不压正》赵树理一系列作品的这一突出特征，正是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难能可贵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
现在，就请读者看看书中描写“布置斗争会”的这段精彩的描述吧：
晚饭后，还是这四十来个人，开了布置斗争会。元孩是政治主任，大家推他当了主席。元孩说：“区上的会大家都参加过了。那个会决定叫咱们回来挤封建，帮助没有翻透身的人继续翻身。咱们怎么样完成这个任务，要大家讨论，讨论一下谁还是封建？谁还没有翻身？谁还没有翻透？”他说完了，小昌就发言。小昌说：“我看咱村还有几户封建，第一个就是刘忠！”有人截住他的话说：“刘忠父子们这几年都学会种地，参加了生产，我看不能算封建了！”小昌说：“他那种地？家里留二十来亩自耕地，一年就雇半年短工，全凭外边那四十来亩出租地过活。这还不是地主？还不是剥削人的封建势力？”这意见大多数都同意，就把刘忠算一户封建尾巴。接着别人又提了四五户，都有些剥削人的事实，大家也都同意，其余马上就再提不出什么户来，会场冷静了一大会。元孩说：“想起来再补充吧！现在咱们再算算，咱们村还有多少没翻身或者翻也没有翻透的户！”大家说：“那多啦！”“还有老拐！”“还有安发！”“还有小宝！”……七嘴八舌提了一大串。元孩说：“慢着！咱们一片一片沿着数一数！”大家就按街道数起来，数了四十七个户。元孩曲着手指计算了一下说：“上级说这次斗争，是叫填平补齐，也就是割了封建尾巴补窟窿。现在数了一下：封建尾巴共总五六个，又差不多都是清算过几次的，可是窟窿就有四五十个，那怎么能填起来？”小宝说：“平是平不了，不过也不算很少！这五六户一共也有三顷多地啦！五七三百五，一户还可以七亩地！没听区分委说‘不能绝对平，叫大家都有地种就是了’！”又有人说：“光补地啦？不补房子？不补浮财？”又有人说：“光补窟窿啦？咱们就不用再分点？”元孩说：“区分委讲话不是说过了吗？不是说已经翻透身的就不要再照顾了吗？”小旦说：“什么叫个透？当干部当积极分子的管得罪人，斗出来的果实光叫填窟窿，自己一摸光不用得？那只好叫他们那四十七个窟窿户自己干吧！谁有本事他翻身，没有本事他不用翻！咱不给他当那个驴！”元孩说：“小旦！你说那不对！在区上不是说过……”元孩才要批评这自私自利的说法，偏有好多人打断了他的话，七嘴八舌说：“小旦说得对！一摸光我先不干！”“我也不干！”“谁得果实谁去斗！”元孩摆着两只手好久好久才止住了大家的嚷吵。元孩说：“咱们应该先公后私。要是果实多了的话，除填了窟窿，大家自然也可以分一点；现在人多饭少，填窟窿还填不住，为什么先要把咱们说到前头？咱们已经翻得不少了，现在就应该先帮助咱的穷弟兄。”小昌说：“还是公私兼顾吧！我看叫这伙人不分也行不通，因为这任务要在两个月内完成，非靠这一伙人不行。要是怕果实少分不过来，咱们大家想想还能不能再找出封建尾巴来？”这意见又有许多人赞成。小旦说：“有的是封建尾巴！刘锡恩还不是封建尾巴？他爹在世时候不是当过几十年总社头？还不跟后来的刘锡元一样？”元孩说：“照你那么提起来可多啦！”跟小旦一样的那些人说：“多啦就提吧！还不是越多越能解决问题！”元孩说：“不过那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从我记得事，他家就不行了……”有人说：“不行了现在还能抵你那两户。”元孩说：“那是人家后来劳动生产置来的。”又有人说：“置来的就不给他爹还一还老账？”元孩听见他们这些话，跟在区上开会那精神完全不对头，就又提出在区开会时候，区分委说那不动中农的话来纠正他们。小旦他们又七嘴八舌说：“那叫区上亲自做吧！”元孩说：“不要抬杠！有什么好意见正正经经提出来大家商量！”那些人又都一齐说：“没意见了！”以后就谁也不开口，元孩一个一个问着也不说，只说“没意见”。会场又冷静了好大一会。有些就交头接耳三三两两开小会，差不多都是嘟噜着说：“像锡恩那些户要不算，那里还有户啦？”“要不动个几十户，那里还轮得上咱分果实？”……元孩听了听风，着实作了难：上级不叫动中农，如今不动中农，一方面没有东西补窟窿，一方面积极分子分不到果实不干，任务就完不成。他又在会场上走了一圈，又听得不止积极分子，有些干部也说分不到果实不干，这更叫他着急。他背着手转来转去想不出办法。小昌说：“我看还叫大家提户吧！提出来大家再讨论，该动就动，不该动就不动。”元孩一时拿不定主意，小昌就替他向大家说：“大家不要开小会了，还是提户吧！”一说提户，会场又热闹起来，哗啦哗啦就提出二十多户，连聚财进财也都提在里边。一提户，元孩越觉着不对头，他觉着尽是些中农。他说：“我一个人也扭不过大家，不过我觉着这些户都不像是封建尾巴。咱们一户一户讨论吧！要说哪一户应该斗，总得说出个条件来！”小昌说：“可以！咱们就一户一户说！”元孩叫记录的人把大家提出来的户一户一户念，每念一户，就叫大家说这一户应斗的条件。像小旦那些积极分子，专会找条件，又是说这家放过一笔账，又是说是那家出租过三亩地；连谁家爷爷打过人，谁家奶奶骂过媳妇都算成封建条件。元孩和小宝他们几个说公理的人，虽然十分不赞成，无奈大风倒在“户越多越好”那一边，几个人也扭不过来
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在土改中阶级斗争的画面！不仅要斗争那些应该斗争而尚未斗争的地主，而且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把中农也要当作地主来斗争。各类积极分子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跃然纸上，读来如临现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当某种错误倾向的狂风恶浪袭来之时，往往会使人们失去良知，邪恶肆虐，借土地革命以营私的人性之丑恶横行无忌，一时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理性、善良所难以阻挡。
这部作品的突出成就在于极为形象地描写了以“割封建尾巴”之名，侵犯中农利益的“左”的错误，揭示了产生这种错误的邪恶的价值理念对人的尊严、权利和利益的侵害。作品不仅提出了当时华北解放区土改中带有普遍性的重大问题，而且对人们认识农村社会的复杂状况和阶级根源，也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赵树理没有料到，许多人也许不会想到，他的这个作品，竟然会引起争议，甚至对他的良好的政治愿望提出了质难。
194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党自强的《〈邪不压正〉读后感》、韩北生的《读〈邪不压正〉后的感想与建议》两篇观点相互对立的文章，接着，194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耿西、而东、乔雨舟、王青写的四篇评论《邪不压正》的文章。同时还配发了编者写的《展开论争推动文艺运动》。
持否定观点的同志认为小说“将地主的‘腿’小旦，涂上满脸黑灰去顶替地主的罪恶是阶级观点的含糊”，使人感到，“把党在农村各方面变革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使人感到，“纸上的共产党不是现实的共产党”。还有文章批判作者：“到底小旦是什么成分呢？作者没交待清楚。……真正坏透了的不应该是小旦之流的人物，而是不可调和的封建统治阶级。”并且严厉指出：“如果模糊了这一点”，就是“阶级观点上的含混”。编者的话也这样说：“论争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作品的现实指导意义上，因而也就牵涉到对阶级关系、对农村党的领导、对几年来党的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的分歧。”其意向相当明显，对赵树理不利。
赵树理不得不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
1950年1月15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邪不压正〉》一文。同日，该报还刊发了竹可羽的《评〈邪不压正〉》和《谈〈传家宝〉》两文，均节自该作者《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一文。
赵树理的文章说，他写那篇东西的意图是“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把重点放在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小昌和小旦上，同时又写了受冤枉的中农聚财，这三个人写得比较突出一点。竹可羽的文章则认为赵树理的意图不是这样，“从全文的事件发展上看，作者的中心思想（主题）集中在一个中农家庭里的父女关系上，集中在这个父亲和这个女儿之间的一个矛盾的引起、展开和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女儿软英的婚姻问题上。”软英是个“消极的人物”，“这个问题这个人物，没有给与我们读者以应有的教育意义。”“在一个矛盾的两面，作者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在作者集中表现的一个问题上，没有结合整个历史的动向来写出合理的解决过程，这是《邪不压正》主要的最基本的弱点。”2月25日《人日报》再发竹可羽的文章《再谈〈关于〈邪不压正〉〉》，批评赵树理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认为创造新的英雄人物，“是当前中国文艺界的中心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中心问题。”“在赵树理的创作思想上，似乎也还没有自觉地重视这个问题。”“人物创造，在作者创作思想上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批评够严厉，从思想到艺术，一笔抹杀，简直是要一棍子打死了。
对这种“左”的教条主义的批评之不当，无须多言。好在毛泽东有言，他在1947年12月25日所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一文明确指出：“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的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版，第1252页）赵树理发现并着重表现的正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环节”。看看毛泽东的这段话，赵树理的《邪不压正》在政治上、现实指导意义上不仅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正是他难能可贵的慧眼卓识之所在。这次对他的作品的曲解、误解和责难，未能掀起什么大浪，终究还是“邪不压正”，赵树理有惊无险，平安过关。但是，共和国刚刚成立，就在中央党报上，对被尊为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的“方向”、“标兵”、“旗帜”的他如此无端指责，却不能不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一道阴影。“打倒皇帝做皇帝”，缺乏监督会变坏；“流氓无产者”混进干部队伍干坏事；中农的权利和利益不可任意侵犯，这些都是重大问题、敏感问题，有风险。这次批评使他初次尝到了被批判的滋味，颇受刺激。他后来不再谈起这篇小说，甚至都没有把它收进自己的集子。
一篇小说引起这么大的分歧和争议，与赵树理小说创作的独特方式有关。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他认为，“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的意义。”他的许多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以及《邪不压正》都是如此。这是由他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所决定的。他写小说，不是出于要当什么“家”，要创造什么艺术典型、传世珍品，而是出于革命的功利，为社会现实政治服务，这就决定了他在写作的时候，其着力点不是在人物典型性格的精细刻画上，而是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过程和结果。他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设置的，自然这些人物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是他非常熟悉的，不是凭空编造的。你可以说他没有达到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高度，但你不能说那个形象不是活生生的人物。他的生活积累无比丰厚，他在生活中接触到的、看到的、听到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故事，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一到他立意要解决社会提出的某个问题时，就都跑到了他的笔下，为他所驱遣，挥洒自如地发挥着他们各自的作用。因此，在他那里，思想性和艺术性总是水乳交融般地融为一体的。为政治服务是所有革命文艺工作者共同的特点，也是赵树理创作的一大特色，但能够像他那样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相当高度的融合的作家却并不多见。这正是他不同于一般的革命文艺家，并且远远胜出他们的地方。他的确善于写落后人物，非常生动，但在他的作品中先进人物也并不少见，且颇具个性，亦相当成功。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为最广大的群众所喜闻乐见，使他们得到娱乐和教益，从而提高精神境界，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赵树理无疑是文艺家中最值得尊敬和称赞的一位。
新中国刚刚诞生，正在迈开大步向前进，一派兴旺景象。赵树理下一步将怎么走，迎接他的将是什么呢？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