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 抢” 记 忆
作者:饶晓辉(江西)

题记:这是一段永生难忘而又苦涩的记忆,现在的孩子无法想象和理解,那时我辈经历的“双抢”岁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个中的酸甜苦辣……

我的家乡座落在赣抚平原的东乡区,家乡地肥土沃,盛产稻谷。东乡,曾荣获过全国“农业粮食百强县”的殊荣,更是有“万亩泥鳅畈”等多个水稻种植基地。此外,享誉盛名被称为植物中的大熊猫一一野生稻,也是东乡的一大特色产业。家乡的水稻种植分为早晚两季,早稻的成熟收割期基本上在七月的中旬,而这个时候正是全年气温最高时节,所以双抢出工的最佳时侯是早晨。每天早上四,五点钟的光景,天还刚刚放亮,在大人由轻到重的叫喊声中醒来。小孩子们极不情愿的爬下床,慢吞吞的走向屋后的茅房,解决掉一夜的憋尿,在大人的催促声中,用极快的速度吃完稀饭。然后,揉着尚未睡醒的双眼,光着脚丫跟在大人背后面,朝“战场”而去。就这样,双抢期间的某一天正式拉开了序幕……

双抢”,顾名思义,即抢收早稻,抢种二季稻。因为时间紧任务重,那时乡村有这样一句话“小暑小割,大暑大割,苦战半个月,不栽八一禾”。所以说季节很重要,所有的抢收抢种农活,都必须赶在七月底完成,延时种下的二季水稻,产量会大打折扣,甚至绝收,故而用“抢”,一点也不夸张。但现如今,随着农业机械的普及,双抢时间已大幅度地缩减,过去那种人牛同劳的场景,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在我的记忆里,“双抢”它是维系我们农家生活命脉的一种繁重劳动的代名词。双抢时,要举家上阵,老少皆“兵”,难怪当时老家有这么一句谚语:“六月黄禾天,棒槌都要转三圈。”意思就是说,“双抢”季节无闲人,连洗衣服用的棒槌都不得停。也就是从七、八岁开始,家乡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双抢”繁忙的季节里,就曾留下了我辈儿时瘦小忙碌的身影。
双抢中一天最难熬的是临近中午时分,那时骄阳似火,肚子里早上吃的一点食物已“挥发”得差不多了。但大人们没有收工的意思,我们也只能强忍坚持。此时的田园里,脚踩的打稻机千篇一律地发出了“呜吱,呜吱……”的声音,震颤飘荡在旷野远方。树上的知了也在声嘶力竭地嘶鸣着“知了,知了”,仿佛在倾诉着夏日的炎热。两种声音在原野上空交织弹奏出的二重曲,即奏出了农人的艰辛,也奏出了农人的心酸!
歇昼(现在的时髦词叫午休),才是一天双抢中最幸福和惬意的事。劳累了一上午的人们,吃过午饭后,大人就着巷子里的石板条,或搬张小竹床到树荫底下,美美地睡上一觉,养精蓄锐,以利下午的劳作。而池塘嬉水,林间捕蝉,果园采摘则成了我辈孩子们的“主战场”。只有在这里,在这个时候,仿佛将上午的辛苦劳累,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冰棒冰棒,卖东乡磷肥厂的冰棒”。此时,一阵阵吆喝伴着自行车铃铛声,将午睡的大人吵醒了,也把我们这些孩子们的口水都快喊出来了。原来是那些走村串户的冰棒小贩,每天都会准点进村来推销冰棒了。要知道,在炎炎夏季,能吃上一根冰棒,尤其是当时东乡磷肥厂生产的冰棒,心里美得绝不亚于过年穿新衣。七八十年代,东乡磷肥厂福利门市生产的冰棒,做的非常好吃。所以,那些卖冰棒的小贩们,无论是哪里生产的冰棒,都会特意加上磷肥厂三个字来吆喝,以此吸引人们的注意。大人们为了鼓励我们下午继续好好干活,也时常不会吝啬一毛两毛钱的,给孩子们买上几根解解馋。那五分钱一根的冰棒太令人回味无穷了,小心翼翼地剥开冰棒纸,不忘将粘在纸上的碎冰舔到口里,冰棒表面留有一层薄薄的白霜,一股甜丝丝的雾气夹杂着丝丝凉意一下子钻入鼻孔中,迫不及待狠狠咬上一大口,含在嘴里让它缓缓化掉,再一点一点咽下肚去,只半支冰棒下肚顿觉通体舒畅极了。那种感觉,大有此时让我当神仙都不换哦!

现如今,随着农业机械化普及的程度越来越高,过去那种牛耕时代的双抢,已渐行消失。收割已从起初的脚踏打谷机到电动打谷机,再到现在的收割机;栽禾也从原始的手栽到抛秧加直播,甚至有的用上了插秧机,双抢已然发生质的变化。但儿时这段难以抹去的“双抢”记忆,已化成一种融入血液与骨头里的回忆,镌刻盘踞在我的心灵深处,其滋味刻骨铭心、五味杂陈,让人想笑又想哭。 双抢,让我心悸、惧怕与敬畏……但它的艰辛苦涩,让我在茫茫人生征途中学会了隐忍、无畏、坚强!时光如梭,岁月荏苒。我相信,这种特殊的经历,此生不会再有。哦!回不去的童年岁月,忘不了的“双抢”记忆。

这些年,每每回到家乡,走在村道上,看到在繁忙的双抢季节里挥汗如雨的乡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再看看现如今的孩子,坐在空调房里,上着wifi,机不离手地玩着游戏,还有谁念着想着为父母分担点家务活?还有谁记得我辈曾经历的辛酸? 还有几人能读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呢?
(文中图片选自网络)

作者简介:饶晓辉,笔名:筱野,网名:竹林听雨,江西抚州东乡区人。1981年10月至1985年10月在福建厦门某部服役。1982年开始文学写作,先后在《解放军报》、福州军区《前线报》以及厦门、泉州等新闻媒介发表稿件。1992年南下广东汕头,就职于一家工艺进出口公司,任公司中层管理。期间,在《羊城晚报》、《汕头日报》、《特区晚报》等发表各类稿件千余篇,并被南方报业集团《汕头特区晚报》聘为特约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