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泽新

    游玩不走寻常路，这是一位资深驴友的经验之谈，还因他的一句推介语“那里就是沈从文小说《边城》的原生地”，让我三生有幸遇见了灵动秀丽、诗画交融、积蕴深厚的芷江，被其从外到里散发的诱人气息所吸引、所浸润。

    芷江古属“五溪蛮地”，古名沅州，是现在湖南怀化的一个县。据《芷江县志》记载，远在旧石器时代，㵲水沿岸就有原始人类活动。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始置无阳县，明清时曾为川、黔、滇、湖广总督府和偏沅巡抚所在地，乾隆元年（1736 年）始称芷江县。芷江因屈原曾在此留下千古一诵“沅有芷兮澧有兰”而得名，素有“滇黔门户、黔楚咽喉”之称，王阳明到此有过游历，张学济、熊希龄、沈从文等名人都曾在此读书生活。这里，有天下第一风雨桥，有江南一绝天后宫，有腾空跃马的二战远东盟军第二大机场，有抗日战争最后一页的辉煌……芷江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又是一座文化深厚的名城，被誉为“文化之城”“英雄之城”“胜利之城”“和平之城”，当之无愧。因此，有人说芷江是一生必去的 66 个“中国文化旅游大县”之一。

（一）

     我们是三月底的一个傍晚抵达芷江县城的，匆匆吃过晚饭，在㵲水河边的一个客栈放下行李，便急不可耐地观赏和平湖水利风景区水陆光影秀。

     芷江处在㵲水河的中下游，是一座著名的湘西山水边城。县城不大，小巧玲珑，蜿蜒的㵲水河从城中心穿流而过。㵲水河是怀化的母亲河，也是芷江的母亲河，河宽200多米，因为这里河道宽阔，水流平缓，便有了和平湖水利风景区。宽阔而清灵的㵲水河让芷江县城充满了灵动和神韵，显出了这座城市的胸怀和气象，我不由得无比羡慕芷江人的福运和恬静，进而产生联想：我的城市如果能有一条这样的大河，该有多好！

     华灯初上，我们从东向西行走在芷江新三桥上，环顾四周，只见芷江县城在金光灿灿的霓虹灯映射下，犹如披上了一身华彩耀目的黄金霓裳，在夜色和灯光交织映衬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辉。

    站在桥上的二楼观景阁上远望，㵲水河两岸的吊脚楼、从文阁和对面的风雨桥等建筑物上的彩灯如群星闪耀，灯光辉映在河面上五彩斑斓，星河璀璨，让人沉醉。尤其是夜幕下的龙津风雨桥，在彩灯的映照下犹如一条金色的蛟龙横卧于㵲水河之上，金碧辉煌，气势如虹，煞是壮观。

    来到㵲水河西岸的妈祖庙前，我的目光被庙宇墙上多彩变幻的投影所吸引，忽而红叶摇曳多姿，忽而雪花漫天飞舞，忽而冰凌垂直高挂，且立体感十足。好奇心迫使我在游览中不断追寻，也不断在脑中探问，进而发现，这是利用灯光、造景、多媒体投影、音乐等现代科技手段，把沿河两岸老建筑当成投影幕墙，通过各种影像图案生动地展现芷江千年的侗乡文化，同时融入和平文化、红色文化、清廉文化元素，让游人饱览夜幕下的芷江精彩光影“盛宴”。

    走过风雨桥，经过和平公园，我们来到了从文阁。修建此阁是有原由的。20世纪初，“乡土文学之父”沈从文先生从湘西凤凰来到芷江投奔亲戚，1921年在芷江国防局任职，在芷江居住了三年多时间，把躁动的青葱岁月留给了这片多情的土地，他的足迹遍及芷江大街小巷，了解了当地风土人情，收集了大量轶闻掌故，留下了许多趣事佳话。在《湘西》一文中，沈从文先生就深情描述过芷江的山山水水、名塔名寺、芷草香花、细腰米、白蜡……称芷江“土地极其膏腴”，是“鱼米之乡”。他的那句“出产香草香花的沅州”，更被人们视为替芷江代言，芷江因此誉满天下。芷江人民为纪念沈从文先生，表达对他的敬仰和怀念之情，特修此阁，并以从文命名。

     芷江的夜晚，火树银花，五色缤纷，流光溢彩，凤冠霞帔，美不胜收。美得十分大气，美得特别霸气！

    临水而居，枕水而眠，我在㵲水河的浅吟低唱中安适地进入甜美梦乡。

（二）

     第二天清晨，我从清新爽润的气息中醒来，兴致盎然地开始了芷江历史与文化的探寻。

     首先游览的是芷江河东的“伞巷”。这么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让我不禁联想到著名诗人戴望舒的代表作《雨巷》，以及那个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走在寂寥雨巷的姑娘。据说伞巷曾是明清时期富人的街区。伞巷两旁都是封闭的低矮围墙和风火墙，斑驳的墙体不知经历了多少岁月风雨的侵蚀和洗刷。继续前行，凹处即是“世第”之大门，大门上面镶嵌着小飞檐。有的大门紧锁着，有的“八”字大开着。偶尔碰到主人在家，我主动与其攀谈，主人十分好客地招呼我们进去安坐，畅述古屋的故事。

     芷江人与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武汉有着众多跨江大桥一样，小小的芷江县城就有四座造型各异的大桥横跨㵲水河。其中，历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龙津风雨桥。

     走近龙津风雨桥入口，一尊犀牛雕塑映入视野，我立马意识到犀牛一定与龙津桥、与芷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因无文字介绍，一时无从知晓。

     龙津风雨桥是一座颇具地域文化的风雨桥，是世界最美的十座桥之一，是芷江的地标性建筑。最早建于明朝万历十九年（1591），大修于崇祯五年（1632年），以“若晴虹将饮，似游龙浮水”，曰“龙津春浪”，成为沅州八景之一。龙津风雨桥几经圯毁，多次修复，一直是湘黔公路交通要塞，也是商贾游客往来云集最繁华的地方，史称“三楚西南第一桥”。1999年初，龙津桥再次重修，重新修复的龙津风雨桥全长146.7米，宽12.2米。有石砌桥墩16座，桥上面建有房屋，中间走人，两边有店铺供商人经商。桥面除了两侧的长廊，还建有七座精美的桥楼。桥廊与桥楼亭结构和谐，相映成趣，廊下有亭，亭下又有廊。整座廊桥雕梁画栋，巍峨壮丽，气势恢宏。这座桥完全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满满当当都是市井的味道，桥上做生意的，过早的，聊天的，锻炼的，下棋的，唱歌的，甚是热闹，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半里廊桥半里市”的人间烟火气。

     风雨桥除石墩外，全部为木质结构，不用一钉一铁，全用卯榫嵌合，四角翘檐，五顶层叠，宝尖冲天。悬柱、悬瓜、柱角、石鼓，体现了侗族木质建筑艺术。深蓝色的琉璃瓦、六组金黄色的双龙抢宝和兽头，白色的檐口、脊等，则隐含着当代园林风味。徜徉其间，感觉桥的整体设计建造简洁明快，工艺精雕细琢，集侗乡建筑文化品位与当代园林建筑艺术于一体，堪称历史古迹与侗族建筑装饰艺术的完美融合体。

     一位七十多岁的当地老人主动给我们做向导。他介绍说，虽然桥面是复建的，但十六座桥墩仍是明代遗存下来的。他一边说一边指向桥墩。此时，我才发现，桥墩竟是“舰船”模样。他补充说，船形桥墩是利用尖状船型墩分水，减轻江潮水流对桥墩的冲击，保证桥梁的稳固，具有泄洪作用。而当年使用石灰、糯米、桐油灌浆，将桥墩的缝隙粘合得严严实实，效果毫不逊色于现在的水泥。

    老人还向我们讲述了龙津风雨桥的故事。他说，芷江把守着云贵门户，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因为军事需要，把龙津桥桥面上的桥梁、桥亭、桥檐等进行拆除，改成公路桥，每天有大量的军用物资从龙津桥上通过。日军把龙津桥作为重点攻击目标，不断出动战机进行轰炸。但是，龙津桥一直傲然屹立于战火之下，保障抗战军车顺利通行。龙津桥真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在龙津风雨桥，我不仅探寻到了古人的智慧，更知晓了民族大义。

     当我问及犀牛与芷江的关系时，老人以一种神秘的口吻相告：传说芷江还是一片荒芜之地时，㵲水河畔有大量犀牛栖息，有一年涨洪水，创历史新高，河水几乎快把芷江县城淹没，犀牛们靠自己的身躯抵挡住了洪水的侵袭，维护了芷江的和谐安宁。雍正年间，为了确保风雨桥稳固，人们便用生铁铸造了各重2000多斤的雌雄两只镇水犀牛，投入大桥上下游水中，一拉一顶，以期伏波安澜。所以，1999年重建芷江风雨桥时，把犀牛作为镇桥之神，立犀牛雕塑于风雨桥头。

     紧临芷江风雨桥的西边，就是非常有名的黄甲街，因北宋年间这里一条街创造了“五子同科”的奇迹而得名。这里曾是沅州通往大西南的古驿道，也是沅州府当时的绸缎布市、纺织印染繁华区，而且设有武保馆，并兼办学堂、习文练武、讲经演史。漫步黄甲街，那被岁月磨砺得幽幽发亮的青石板路，仍然散发着遥远年代的古老气息，还有那许家祠堂、宝庆会馆、万花堂店铺、老租屋、肖家老宅、织布坊、杂货店、龙记茶馆、唐记药铺等，每一栋陈年建筑都蕴藏着民族的智慧与宽容，彰显着历史的沧桑与厚重。当年沈从文写的“王家街”，老街上的一栋不起眼的木屋正是贺龙的红二六军团司令部旧址。1935年12月28日，长征中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北渡沅水入境芷江。31日，抵达芷江黄甲街。红军到达后，打开资本家的粮库、盐库等，把生活物资分给贫苦百姓。行云迅疾，流水无声。如今，黄甲街早已繁华不再，一切归于平静，给人以寂寥的萧条之感。

     㵲水西岸的天后宫，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由福建客民所建，至今已有250多年，占地3700平方米，现存建筑面积1970平方米，为内陆最大的妈祖庙。芷江天后宫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是门坊的青石浮雕。坊高10.6米，宽6.3米，呈重檐歇山顶门楼形状。两侧雄狮蹲踞，石鼓对峙：顶盖斗拱飞檐，十二金鲤咬脊，葫芦攒尖，左右青石铺地平台，围以塑有双龙、大象、金瓜饰物的石质栏杆。17级青石台阶紧接沿河石街，河水碧波荡漾，使门坊显得更加雄伟、奇峻。坊上浮雕，共有95幅，大小不一，互相错呈。最大的2米见方有余，最小仅0．09平方米。或龙凤狮鱼，或竹木花草，或人仙神鬼，无不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其中，“洛阳桥”和“武汉三镇”两幅浮雕，被喻为门坊这块“翡翠上的蓝宝石”，浮雕采用镂空与平雕相融的工艺，构思奇巧而精致，其雕工堪称精湛绝伦。

     与芷江风雨桥遥相呼应的，是保留得较完整的1000多米的古城墙遗址，城墙的石墩都由红砂岩砌成，最高的有 3.58 米，厚有 50 厘米。据史料记载，芷江古城墙始建于北宋熙宁初年（公元1070年），之后多次对此加高加固及修整，并从北至东到南修筑了护城河。历史上，芷江古城墙起到了防御和防洪的作用，特别是西城墙还兼具通商贸易的功能。但由于历经连年的战火及历史变迁，城墙遭受了各种程度的毁坏，现仅在临河的西面、东面及北面残存 2-3 米城墙基脚。

    行走于芷江，我一次次被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深深折服。身为异乡人，我由衷地为芷江感到骄傲和庆幸。

（三）

     此行的另一重要目的地，就是离芷江县城不远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所以，我在择其重点，走马观花地探访了芷江的主要景点后，便直奔抗战受降纪念场馆。

     1945年8月21日，中国战区芷江总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让芷江作为雪洗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受降名城而蜚声海内外。2021年2月3日，芷江获准成为第307座国际和平城市，再度让芷江享誉世界。

     建于1947年的受降纪念坊位于抗战胜利纪念馆景区入口处，它是中国大地上唯一一座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性建筑物，是中华民族伟大不朽的历史丰碑，可以说是“中国的凯旋门”。受降纪念坊是一个巨大的“血”字造型，寓意一寸山河一寸血，象征中国人民历经十四年的浴血奋战，是3500万同胞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

     纪念广场有一块巨大的石碑，金黄的颜色镌刻着毛泽东的题词：“人民的胜利”。当我看到这五个大字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不胜感慨：高，实在是高！作为一党领袖，他不把抗战的胜利归功于国共一党或两党，而归功于人民，表明了他博大的民族胸怀、伟大的人民史观，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无比正确，说明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

     走进芷江纪念馆，胜利的元素布满整个展馆，厅正中树立着两座胜利雕塑，雕像里镌刻着抗战胜利的画面、文字和日本投降书。雕刻上方高高悬挂着受降日期——1945年8月21日，永久定格的时间，警醒人们牢记历史。纪念馆收藏有二战文献图片资料2000多幅、实物1700多件，它们记录着中华民族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国家同仇敌忾、抵御外辱的英勇不屈。

     展馆中“历史选择芷江”这一部分用大量图片和文字，回答了我先前头脑中“为何把受降第一城选在芷江”的疑问。原来，芷江成为受降第一城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芷江是抗战最后一战湘西雪峰山会战的战略总部，而在这最后一战中，中国军队大获全胜，歼灭大量日军，取得了具有转折意义的胜利；第二，芷江是保卫战时陪都重庆的重镇，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空军，也是远东第二大军事机场所在地，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交通条件，都较为便利。

     展览还有一个令我注目的问题，就是在国民政府的受降表格中，受降主官均为国民党军将领，而无一人为中共军队将领。据展览资料介绍，其实在起初拟定受降主官时，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也在其中。但当蒋介石看到朱德的名字后，不仅拒绝，而且专门用红笔划掉。此举连他的秘书长陈布雷也看不过去，劝说他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也是一股力量，受降代表只有朱德一人，还被划掉，很难面对国内外舆论，但蒋介石仍不为所动，坚持不让共产党的代表参与受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很多投降日军的伪政府人员，包括曾担任过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的周佛海、伪海军部部长的任道援、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的门致中，却位列受降名单之中。

     透过这件事不难看出，蒋介石作为抗战领袖既没有公心，更缺乏度量。更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是，对于反共，他一点都没有掉以轻心：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的8月11日，蒋介石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准擅自行动，对于日军缴械、战俘收容、伪军处理、地方秩序恢复、政权行使等事项均由国民政府统筹决定；对于日伪军，他也同时下达了命令，居然要求他们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且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

     尽管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力，暂时占领了大城市。但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中共军队收复了包括张家口、烟台、威海卫等地在内的城市共计175个，解放人口约1亿人，给负隅顽抗的日军以最后打击，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也得到了极大发展，为日后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好在历史是公正的，小气的蒋介石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军队人心涣散、政权土崩瓦解，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抗战胜利已经过去78年了，受降往事已载入史册，成为了中华民族不朽的国家记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和平来之不易，和平弥足珍贵，但维护和平还得靠万众一心的民族伟力、国富民强的综合实力、纵横捭阖的外交能力。承平日久，每个国人都应保持高度警觉和警惕，努力发奋图强，加紧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让一切魑魅魍魉的阴谋诡计彻底破产，杜绝历史的悲剧重演！

【作者简介】

    张泽新，湖北省作协会员，仙桃市作协副主席兼党支部副书记，仙桃市孔子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一代人杰张难先》《说痴道怪》《沔水廉思录》等著述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