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九成自小聪颖，三岁时跟爹娘出来混饭吃，就学会了一些戏文，八岁首演《西厢》，扮演崔莺莺，一举成功，名声大振。可是有一天，他突然遇见野狼，把他叼了去。是四先生的老罗锅把他救下，从此脸上残缺，成了“狼咬儿”，也就是“咬儿”。

 四先生带了几个年轻人走了以后，咬儿也相约了几个人出门了。那时候兵荒马乱，到处不安宁，咬儿几个去同官逃荒，路遇饥荒，要卖驴讨生计。遇见一个老者，好像是买牲口的，他们讨价还价，一番争议，但未成交。不一会儿过来三个人，听他们口音不是本地人，就把他们带走了。

 阴差阳错中，他们却遇到了八路军。有个申教官找他们谈话，这个申教官就是刘欣耕刘管家。于是，他们就跟着这支队伍辗转晋西北，闲了也唱几出折子戏娱乐娱乐。直到有一天，根据地被日寇分割包围，这些庄稼戏子不得不疏散回家。路上，遇见劫路的国民党军的谍报队，他把队伍给的一支老步枪交给了他们，得以脱身，回到了东留马村。之后，他也经过了国民政府的审查，总算安然过去了。

  这个人的转变，是在对张干大的疑问里发生的。当他知道张干大是共产党时，竟也很顺从地做了交通员，从事起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区土改，他做了村主任。

 最能反映他的人性的一次是，在对待四先生的问题上，他坚决反对，为此还打了陈仓满“一个大耳光”。他态度鲜明，直来直去，毫无做作，完全表现了他的光明磊落。

 人性，人心，是恶毒之心还是向好之心，是罪恶本性还是善良本性，对于一个人来说的确重要，对于一部作品来说，同样重要。

 因为文学作品是塑造人的，而人物的演绎则非人性莫属。我们拼文字的结果，往往就看人性描写的好赖。一部好的作品，传世的作品，没有人性开发是不可理解的。比如小说对王老虎的描写，我认为就相当成功。

书中对王老虎的直接描写并不多，他也不是主要人物，但是，从一些侧面描写可以看出，这个人物是够典型的，一方面他有独特的个性，另方面又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他是拜把子老大，四先生的岳父，也是匪性十足的人物，还是抗日英雄，许多身份集于一身，非常复杂。他的人性也具有复杂性，他不顾与四先生的翁婿关系，强行争夺同一个女人，如果不是四先生事先得信，领着心慧逃跑，他差一点儿得逞。他是国民党旧军队的军官，又是乡里的恶霸，而为了抗日，网罗乡民，组织队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被编为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在战斗中，他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宁可跳崖，也不投降，表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大无畏气概。

像王老虎这样的人，才是有血有肉，有精神有形体。我们来看刘管家和陈仓满的一段对话吧。刘管家帮着老大王老虎把人员组织好，“拿起水烟袋在那儿斯文地捏了些主家那价钱不菲的水烟丝，十分内行地嗅了嗅，填了锅子吧嗒吧嗒地抽一阵。”然后说起老大的爱好，商量如何给他把心慧抢来的事情。其间，说到王老虎在华亭的时候，背着家里在外边娶个女人。书里只这个事情就用了近两页纸的篇幅，我们当然不可能这样引用，而是简而言之吧。那时候，王老虎已经是团长了，有一天他在街上遇见姐妹俩打着洋伞逛街，看上了其中一位，当晚央人去说媒。人家女娃已经有了婆家，可是王老虎不放过，他让詹县长出面，把女娃弄到家中。后来发现女娃与那个男的在羊肉馆见面，并把王老虎送她的一件貂皮坎夹送给了他。听了这些，陈仓满插话：“看把他能的，难怪听人说，老大后来把那野小子给剁了！”刘管家笑了笑，摆摆手示意说：“按老大那脾性，剁他十个八个也是屁大的事儿。不过，老大好赖也是知书达理的人。这事儿细说起来，那也是咱有错在先嘛。再说了，小两口不就是会个面，充其量再哭啼一番？不过，这件事却闹得满城风雨。话又说回来，咱家老大何许人也，他那阵也想给自己个台阶下是不是？当天夜里，他安排人在大庙后边挖了个大坑，把这对小年轻结结实实绑了让他们跪在坑边。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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