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国学之文学札记】

文山艺海撷拾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又是徽州吴家人的先辈, 故写这篇国学之文学札记时就倍感搌奋和亲切。

      《儒林外史》是一部揭露社会黑暗的讽刺小说。其作者是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安徽全椒县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曾祖和叔祖分别中过探花、榜眼，到父亲吴霖起一代，家道开始衰微。吴敬梓少时刻苦读书，幼年聪颖，善于记诵。早年生活豪纵，初入学为生员，热衷科举，23岁中秀才，久困科场。后屡困科场，家业衰落，经历世态炎凉之苦。

       乾隆元年（1736年）荐举博学鸿词，托病不赴。父亲死后，他继承了家产，因挥霍无度，仗义疏财，几年就把家产散尽，到了时常无米下锅的地步，不得不卖书换米，勉强度日。

        吴敬梓精熟《昭明文选》，工诗词散文，诗赋援笔立成。著有《儒林外史》、《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文木山房诗说》七卷（今存四十三则）。

       吴敬梓看透了与之周旋这些人的卑污灵魂。特别是由富至贫的生活变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对现实有了清醒认识，从而弃绝功名。这部书完成在四十九岁。

       吴敬梓晚年研究经学。

       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二十八日，他在与友人畅谈后，回到家中无疾而终。

少年才子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吴敬梓出生在安徽全椒一个“科第仕宦多显者”的官僚家庭（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序》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祖籍浙江温州。  

        吴敬梓是吴雯延之子，后出嗣给长房吴霖起为嗣子。因出嗣能继承更多遗产，获得更多利益，吴敬梓招致族人的怨恨和攻讦，童年时期就被卷进家族纠纷的漩涡中。吴霖起对他的教育十分严格，吴敬梓不得不终日钻研四书五经、八股制艺。吴敬梓对八股制艺非常厌倦，却自幼喜爱能陶冶感情的诗、词、曲，甚至向人学拍曲。然而，科举世家出身的吴霖起一直教育自己的儿子：惟有通过科考谋取功名才能求得出路。幼小的吴敬梓在嗣父不断地灌输下，也产生了以科举功名为出路的思想。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吴敬梓十三岁时，母亲病故。家族中的各种矛盾再次向他袭来，吴敬梓从此变得郁郁寡欢，经常独自一人躲在书房中，整日阅读他所喜爱的诗词、小说和戏曲等各种书籍。不管是经史子集、还是“小说淫词”，只要能够到手，他都加以浏览。广泛的阅读开拓了他的眼界，增加了他的知识，也让他积累了很多资料，这对于他后来的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吴霖起被选任为江苏赣榆县县学教谕，携吴敬梓前往赣榆任所。赣榆地处海滨，吴敬梓经常登山临水，四处游玩。在赣榆，吴霖起对吴敬梓进行了系统的科举教育，在长期灌输和反复强调下，吴敬梓打下了写作八股制艺的比较扎实的基础，得到周围人的推许。 

支撑家庭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前后，吴敬梓回故乡全椒和陶钦李的次女结婚。在婚后留居全椒的一段时期内，没有了嗣父的管教，吴敬梓又开始广泛浏览起小说、戏曲等作品，他追求自由的个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久，吴敬梓只身前往南京探望生病的生父吴雯延，并在期间赶往滁州去参加岁考，考完后送生父回全椒。不久生父去世，同时传来吴敬梓考中秀才的消息。吴雯延去世后，亲属之间为争夺遗产而发生的一些纠葛，吴敬梓对此十分反感，离开故乡回到赣榆吴霖起处。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吴敬梓十九岁时，陶氏生下了长子吴烺。吴霖起在教谕任上要求自己极为严格，不随世俗浮沉，方正不阿，为恶浊的封建官场所不容，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被罢除县学教谕，从江苏赣榆回到安徽全椒老家。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吴敬梓陪送父亲从赣榆返回故里，吴霖起最终一病不起。从此吴敬梓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族人们倚仗人多势众，提出了分家的要求。在一场争夺遗产的内战中，吴敬梓终以失败告终，留给他的资财寥寥无几。分家之后，吴敬梓的病弱的妻子陶氏也因不甘忍受族人的欺凌，饮恨而死。他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爱妻陶氏病逝后，因为攻读生活孤独寂寞，心情十分压抑，吴敬梓的身体本已患病，再加上妻子去世的悲痛，家产争夺的纠缠，他的病情也日渐加重起来。吴敬梓早年就养成了狂放不羁的性格，再加上在科举岁考中成绩不佳，被人轻视，他非常愤慨，不顾亲友的嘲讽和故乡土人的舆论，沉醉于歌舞声色之中。他视钱财如草芥，大肆变卖自家的财物。不久，由于“田庐尽卖”，以至“奴逃仆散”，他受到全椒士绅和族人严厉的责难，甚至被“乡里传为子弟戒”。从这以后，他在故乡的处境越发艰难。 

        雍正七年（1729年），吴敬梓前去滁州参加科考。他的一些牢骚的言论和以前在家乡的一些被人视为乖僻的行径被传播张扬，虽得到学使李凤翥赏识而破格录取为第一名，但在己酉科乡试中却落第了。一向以才情自负的吴敬梓感到无颜在故乡全椒的社会中露面，在参加乡试失败后不久，他又前往南京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回到故乡，吴敬梓受到了乡人的冷遇，即使以前的朋友相遇于途也都视而不见。甚至当他去拜亲访友之时竟遭到“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的无礼对待。  

        吴敬梓虽然受到了全椒士绅和族人的冷落，却有一位儒医叶草窗极其欣赏他的才情佩服他的为人，将自己钟爱的女儿嫁给他为续弦。缔结了这一桩婚事，吴敬梓非常感激写下了“爱女适狂生，时人叹高义”的诗句。这桩婚事，使得吴敬梓再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但他的恃才傲物的性格在此时不仅没有收敛，还有所发展。家道的败落使他的心理变得分外敏感，更加不能忍受士绅和吴氏族人的冷遇，与他们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彼此难以共处的地步。因此，吴敬梓在三十二岁前后，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全椒，移家南京。   

潜心著书

        雍正十一年（1733年），吴敬梓变卖了全椒家产，与续弦叶氏迁来南京，移家金陵秦淮水亭，住在秦淮河畔的白板桥西，开始卖文生活。从此，吴敬梓在南京定居下来。此时他三十三岁，不名一文，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但仍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仍好交友，“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  

        乾隆元年（1736年），安徽巡抚赵国麟、江宁巡导唐时琳和学台郑江力荐吴敬梓前去参加博学鸿词科廷试，他因消渴加剧拒绝，堂兄吴檠、友人程廷祚则落选而归。此年前后，吴敬梓开始创作《儒林外史》。   

        吴敬梓晚年生活困顿，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度日，“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以至以书易米。每年一到冬天，气温苦寒，与朋友在晚上到城外绕行，歌吟啸呼，称之为“暖足”。

        吴敬梓在真州曾投靠革职回乡的官绅杨凯，由于生活困窘，他有《雨》诗曰“明晨衔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表示希望杨凯资助其生活。   

        乾隆十五年（1750年），吴敬梓用了十多年时间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大体成形，但尚未完成脱稿。  

醉酒辞世

        乾隆十九年（1754年），吴敬梓到江苏扬州访友痛饮，微醉之中，反复朗诵唐人张祜的《纵游淮南》一诗。在座友人听到吴敬梓朗读此诗都有些诧异。没过几天，即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1754年12月11日），吴烺的同年、诗人王又曾从北京南下，舟停扬州，上岸拜会了他钦迟已久的吴敬梓。当天黄昏，吴敬梓又去舟中回拜，两人畅谈，极为相得。归来之后，酒酣耳热，痰涌气促，救治不及，顷刻辞世。当时守在床边的只有幼子吴鏊。  

        住在附近的友人金兆燕和王又曾闻讯赶来，协助料理丧事。但检其行囊，“可怜犹剩典衣钱”（程晋芳《哭吴敏轩》）。治丧费用无从筹措，王又曾就出面向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请求帮助，卢见曾慨然承担一切丧葬费用，并由金兆燕将他的棺木从水路运到南京，安葬在南京清凉山脚下。

创作背景

        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雍正七年（1729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乾隆元年（1736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   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  

思想内容

        吴敬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缘于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创作。《儒林外史》内容博大深厚，闪烁着民主进步的思想光芒。作者以犀利的笔触无情鞭挞了封建科举制度腐朽的本质和其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戕害，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系列深受科举毒害的迂腐的读书人、虚伪的假名士，也塑造了理想中的人物。虽然假托明代，却是封建社会一幅真实的生活画卷。         吴敬梓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丝希望，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倾的事实。雍正、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在逐渐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就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其中，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为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儒林外史》里。他以讽刺的手法，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  

      《儒林外史》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带有开创意义的杰作。在它之前中国文学中就已经有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章回体长篇小说。而《儒林外史》的开创性意义在于：以现实主义作为底色，以讽刺作为自己的美学追求。它与稍后出现的《红楼梦》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小说的又一高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儒林外史》奠定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基石，对后来的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清代出现了以《儒林外史》为发端的一大批谴责小说，如《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形成了一股批判封建社会的潮流，这股潮流一直影响到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   

      《儒林外史》在当时小说界也是别具一格，使人耳目一新。吴敬梓在小说中，强劲地呼唤人们在民族文化的汲取中觅取活力不断的源头，即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等自我意识，来掌握和发场民传统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把沉淀于中国知识界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没有任何生命力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ー—八股制艺和举业至上主义ー—特别是那些在下意识层还起作用的价值观念加以扬弃，从而笑着和过去告别。《儒林外史》已经从功利的、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发展到宏观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从小说观念的更新的角度看，吴敬梓注意到了社会的演进和转变而牵动的知识分子的心理、伦理、风习等多种生活层次的文化冲突，并以此透出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变革的动律。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悲喜剧，实质上是做了一次哲学巡礼。《儒林外史》在写实的严谨与写意的空灵交织成的优美文字里，隐匿着种深厚的意蕴。作者熔人生的丰富经验、对社会的自觉责任感与对未来美好的期望于一炉，锻炼而成的整体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态度，既逼真地刻划出人物的性格心理，又始终与他们保持着根本的审美距离。细致的观察与冷静的描述以及含蓄的语气都体现着传统美学中静观的审美态度。  

艺术特色

      《儒林外史》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其讽刺性。对所嘲讽的对象，作者通常不直接贬斥，而是以简洁的描述状貌传神，绘声绘影，使之栩然于读者之前。这部作品不仅以讽刺作为主要的艺术手段，而且在结构上与通常的长篇小说以中心人物、中心事件来结构故事的方式不同，以连缀的故事、相互衔接的人物，既独立又前后呼应地结成艺术整体。其结构艺术不同于其前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不同于几乎同时创作的《歧路灯》《红楼梦》。这部小说塑造了许多性格不同的人物，描写了许多情节各异的故事，但却同一地反映了科举制度下的士子生活，表现了同一主题。在《儒林外史》中，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人、马二游西湖、匡二自称“先儒”、牛浦郎冒充牛布衣等令人发噱的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似乎“各自成篇”，其实它们都是整部小说“不能缺少”的有机组合部分，有着“共同性”。正因为有了这些情节和人物，才使得整部《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所表露的社会理想，令人信服、惊服和叹服。  

        吴敬梓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加上他个人生活由富而贫，那批“上层人士”的翻云覆雨的嘴脸，就很容易察觉到。他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真是“如大禹之铸九鼎，神妙无循形”（旅云《钵山志》卷四）。更由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合理的夸张和辛辣的讽刺，他的作品分外具有吸引和感人的力量。 

        吴敬梓把《诗经》时代以来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注入到小说艺术中，并以极大的勇气用讽刺鞭挞的手法来加以表现。他所开创的文学传统在清末文坛被广为推崇，对重要文学流派谴责小说产生明显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对吴敬梓非常推崇。鲁迅小说中贯穿着现实主义精神、闪烁着批判的锋芒，他对国民性深切剖析，无疑是从吴敬梓的思想和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养。   

        吴敬梓对近现代小说产生深远影响。《官场现形记》就完全仿照了《儒林外史》外部情节结构形态，没有布局，没有独立的情节，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说连级起来，里面的故事可以独立成篇。这类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与《儒林外史》中描写众多士人、儒士有一定的影响。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晚清谴责小说为了实现故事更深层次的统一，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在主题上共同揭露官场，二是在一定的形式上采用了一种谴责的基调。从这个层次来说，这类小说与《儒林外史》一样，文章表面看起来松散，然而有一条更深层次的主线在紧密的联系着这各个故事组。第二类是主人公采用到处游历再加上轮流叙述故事的方式，把各个不同种类的故事串联起来，从而获得了一种表面上的整体感，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次，受晚清黑暗社会现实的影响，以官场为代表的晚清谴责小说极为火爆。这种类型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儒林外史》描写人生百态有一定的吻合性。民国初年小说的书面化倾向日趋加强，晚清小说从注重情节的传统中解脱，出现了一大批弱化故事情节的小说，表现在作品中，即没有贯穿全文的中心人物。“连环短篇”结构形式勃然兴起。再次，近代以来，随着文学报刊的发展，报刊成为传播的主要媒介，这一重大转变，使作家不得不对小说技巧做出调整：自我完整的同时忽略了整体性。于是长篇小说很容易变成短篇小说。吴敬梓有意识地探索一种新的结构模式，并通过它来晶示小说的结构意识。从这一点来讲，与现代小说作家的创作观念非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