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母亲的寿衣》

作者：于春生

    娘去世五十多年了，我常常想起娘。每当想起娘临走时穿的那身简朴的寿衣，心里就酸酸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

    “灾荒年”总算熬过去了。好日子刚要露出个头，娘却病倒了。一九六三年冬天，每到吃饭时，娘常常离开饭桌，到后院把吃进去的饭菜呕吐出来。经当地医院检查，娘患的是贲门癌。在北京工作的姑姑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邀娘去北京治病，于是爹便带着娘赶去了北京。

    快过年了，爹娘却走了，家里就剩下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我排行老三，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俩弟俩妹，时年哥哥二十岁，最小的妹妹只有五岁。除夕之夜，周邻四舍，红灯高悬，鞭炮阵阵。俺家里却是冷锅冷灶，了无笑声。兄弟姊妹们像一群无助的羔羊，难过地依偎在炕上，思爹更想娘。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期盼着娘的病尽快治好！期盼着爹娘早日平安归来！

    春节过后，日思夜盼的爹娘回来了。少不更事的我，满以为娘是在北京大医院动的手术，她的病肯定已经治好。事后得知，爹曾悄悄告诉过哥哥：“你娘的病治晚了，虽说在北京的医院动了手术，可是瘤子长得太大，已经转移，没能拿出来。”

    冬去春来，天气转暖，院子里的花儿开了，老槐树也披上了绿色的新装。这天上午，阳光和煦，春风送暖。我搬把椅子放到院子里，双手搀扶着骨瘦如柴、颤颤巍巍的娘坐在椅子上。啊！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享受到这大自然的阳光了。娘坐在椅子上，满目深情地凝望着这熟悉的房屋、院落，还有这院子里的花草、树木，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这院落虽小，房屋虽旧，可这毕竟是娘操劳了一生的老窝呀。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见证着爹娘新婚燕尔的欢欣与快乐，承载着母亲生儿育女的幸福与喜悦，记录着母亲勤劳善良的一生。我坐在小马扎上，身子依偎在娘的怀抱，那是多么地温馨与幸福呀。娘用枯瘦的双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头，深情地呼唤着我的乳名，低声叹息着说：“唉！小黑呀，你娘的病治晚了。这次去北京治病，花了钱，开了刀，可肚子里的瘤子并没拿出来。他们都瞒着我。其实，我心里都清楚。你摸摸，娘肚子里的瘤子，硬得就像块石头！”

    随说着，娘拉起我的手，放到她那薄软松弛的肚皮上。隔着皮肤，我清晰地触摸到了娘肚子里的瘤子，很大、也很硬，像是一块边缘毛糙的石头。我的脸深深埋进娘的怀里，抑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浸湿了娘的衣襟。悲痛欲绝的我，真想放声痛哭一场。可是，我忍住了，绝不能让娘看到我的泪水，那样她会更伤心难过。

​    在俺的家里，娘，不仅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更是全家人的顶梁柱。潍坊刚一解放，父亲便担任街居主任。公私合营后到市百货公司供职，不到三十岁就被提拔为中层干部。解放初期的那些年，家里虽说人口多，收入少，可日子过得倒也是其乐融融。整风、反右运动中，父亲响应党的“大鸣大放”号召，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张“反官僚主义”的大字报，遂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呈报地委审批时，被界定为“属阶级立场模糊，尚构不成右派分子”。爹虽然未被打成右派，可单位仍以“阶级立场模糊，不适于现职工作”为由，强行令其退职。父亲退职后，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没有了，全家人的生活陷入了绝境。在这危难的时刻，早年参加革命，在北京工作的姑姑，还有在成都部队的叔叔，向俺家伸出了无私援手。他们每人每月分别给俺家寄十元钱。十元钱，现在看算不上什么大钱，在当时那可是全家人的“救命钱”。每当收到这“救命钱”，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领着我们去粮店，先买出全家人的供应粮，其余吃穿花用，全靠娘设法打理。

    “灾荒年”时期，粮食奇缺，水肿病、饿死人是常有的事。一般家庭都很难熬得过去，像俺这样的家庭，就更是难上加难。“灾荒年”过后，我每逢去北京，见到姑姑，她总是大惑不解地说：“我至今闹不明白，“灾荒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我和你姑父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抚养两个孩子都吃力。你们家没有收入来源，孩子又那么多，“灾荒年”你们没被饿死，这简直就是奇迹！”

    之所以出现奇迹，那是因为俺家有一个“能娘”！

    度荒期间，为了糊口度日，娘领着我们，把自家的后院打造成了“副食基地”。娘是饲养高手，喂养了十几只鸡、七八只鸭子，还有两只羊。鸡、鸭下了蛋，可以自家吃，还能拿出去换粮食。现挤的羊奶，既新鲜又富有营养。我们还喂养了几十只兔子，地上垒个窝，地下挖个洞，隔三差五，便抱出一窝毛茸茸的小兔子。饿得实在撑不下去时，爹便宰杀只兔子，或炖或炒，给我们打打牙祭、解解馋，剪下来的兔毛还能卖钱。俺家的后院虽说不算大，可娘却在这个不大的院子里搞起了立体种植。地上种着白菜、韭菜、萝卜、茄子、西红柿、向日葵；靠着四周的院墙，种满了山药、眉豆、豆角等攀缘植物。院子上方是用竹竿、木棍搭成的架子，上面爬满了南瓜、丝瓜、葫芦等。在娘的熏陶带领下，我们从小就养成了热爱劳动、勤俭持家的好习惯。天不亮，我和哥姐弟妹便挑着罐子到附近的湾里挑水浇地，到城外野坡里拾菜、拔草，喂鸡、喂羊、喂兔子。

    “灾荒年”过后，自由市场开放了，娘又领着我们做起了小买卖。去烟台贩卖鱼虾，到淄博贩卖陶瓷。娘得病前，还在博古街开了一家以娘的名字命名的“德英洗染店”。那时，俺家的后院便又成了大染坊。草棚里支着煮染料的铁锅，墙根处摆放着几口染色的陶瓷大缸，竹竿搭成的架子上，晾晒着漂染好的各色布料。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娘既是勤劳善良的化身，也是贤妻良母的典范。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丈夫和孩子，娘没白没黑地干，逢年过节，娘更是白天黑夜连轴转。打纥褙、搓麻线、纳鞋底、上鞋帮，织帽子，缝衣裳。临近除夕，娘从来没睡个囫囵觉。每年初一清晨，全家九口人，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个个都穿着娘做的新鞋、新衣裳，街坊邻居见了，没有不夸赞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了娘，俺家的日子将如何度过？我眼含泪水，双手使劲攥着娘的手，生怕癌魔把娘夺走。

    娘虽说不懂医学，可她知道自己已时日无多。娘双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庞，泪水顺着鼻颊滴淌在我的脸上，悲痛惆怅地说：“小黑呀，娘舍不得你们啊！娘若是走了，你们的日子可咋过哇！”

    癌魔在无情地吞噬着娘的身体。到了五月，娘已经是滴水难咽了，她如风中残烛，命悬一线。该为娘准备后事了。此时，俺的家早已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就连给娘买身寿衣的钱也没有呀！

    望着奄奄一息的母亲，父亲——这个一向被娘伺候惯了的、平时连饭都不会做的“胶东大男人”，为了让娘能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他毅然拿起了针和线，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亲自为娘做寿衣。爹不会做衣服，更何况是寿衣。他找来了几本学习剪裁的书籍，边学边干。看到娘睡熟了，爹手拿着软尺，蹑手蹑脚，悄悄测量着娘的头围、肩宽、袖长、裤长等部位的尺寸,一边量一边记在小本子上。量好了尺寸，爹先将废旧的纸片铺在桌子上，比照着服装剪裁书籍中选定的式样，精心计算着尺寸。随后将纸片剪裁成衣服各个部位的小样，再用浆糊把这些纸片粘黏成衣服的形状。待偷偷测试合身后，爹便翻箱倒柜，找出些家中旧有的黑色布料，比照着纸片小样，仔细地进行剪裁。布料剪裁好了，爹便一针针、一线线，精心进行缝制。初学针线活的父亲，手指头硬的像根棍子，缝衣服的动作看上去是那样的笨拙，不时被缝衣针刺破手指头。尽管滴着血，他依然是那样的认真与执著。爹给娘缝制的寿衣是简朴的，上面连一丝装饰的花纹图案都没有。可这简朴的寿衣，却是爹用心血缝制的，其中浸透着爹对娘的那份深深的爱、浓浓的情！

​    娘去世的前几天，瓢泼大雨下了一个上午，到下午两点多，仍没有停息的迹象。家里那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再也承受不住这狂风暴雨的蹂躏了。麦秸苫盖的屋顶，许多地方已沤烂塌陷，漏下来的雨水洇湿了屋顶纸糊的虚棚。北屋后面的夹道墙，青砖砌就的墙头早已残缺不全，石灰抹的墙皮已大片剥落，裸露的土坯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沟痕。我忐忑不安地站在西间屋北窗前，密切注视着夹道墙的险情。突然间，我发现夹道墙西头土坯的裂缝在急剧扩大，我禁不住大声喊：“爹！西边的夹道墙要塌了！”

    话音未落，只见被雨水泡囊了的夹道墙，像折弯了腰一样，软软地、无力地坍塌了下来。此时，我已顾不得这些，我最担心的还是娘住的东边的那间屋。那屋漏雨的地方多，起初，雨水只是洇湿了屋顶虚棚的四个角，随着漏雨地方的增多，虚棚洇湿的面积越来越大。

    “爹，这虚棚危险，快把娘抬到西间屋吧！”

    这时，爹也意识到虚棚将有塌落的危险。便急切地招呼着我们：“快！都上手，把你娘抬到西间屋。”说着，爹托起了娘的头，我和弟弟托住娘的腰，两个妹妹托起了娘的腿和脚，全家人齐心协力，先把娘从炕上托起来，又小心翼翼地将娘抬到了西间屋。刚把娘安顿好，就听到娘居住的东间屋传出了“嘭”的一声闷响，整个屋顶的虚棚全塌落了下来。满屋子尘土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破碎的纸片、秫秸杆、电灯线等杂物，横七竖八地掉落在炕上、地下。啊呀，好悬！幸亏早把娘抬了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农历五月十六日凌晨，娘穿着爹亲手缝制的那身简朴的寿衣，无限眷恋地离开了我们。

    娘走了，家里的天塌了！时年三十八岁的父亲，拉扯着我们弟兄姊妹七个，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面对这荆棘塞途、枯鱼涸辙的境地，全家人没有气馁，没有低头，挺直了腰杆，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齐心协力，顽强拼搏，共度难关。白天，哥哥、姐姐上班，我和弟弟、妹妹上学。到了晚上，全家人围坐在小桌前，糊信封、糊火柴盒、缝草篮里子、拆剔石棉绳，只要有收入，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可怜那时兄弟姊妹年龄小，无技术，没文化，只能干些出力的活。哥哥领着我和弟弟，从城墙上撅土，到湾里挑水，和泥、脱土坯，晾干了卖钱。学校放假，我到建筑工地当小工，大弟弟骑着自行车，拖着冰糕箱，走街串巷卖冰糕。大妹妹十三岁进工厂当学徒工。小弟弟八岁就学会了做饭、蒸馍馍。

    经历了寒冬的洗礼，迎来了灿烂的春天。苦水中泡大的我们，家家过上了好日子。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永远忘不了党的组织，永远忘不了姐姐所在工厂的领导。在极度困苦的情况下，是他们救济了俺家80元钱，给娘买了棺材。出殡的那天，又是姐姐所在工厂的书记在前、厂长在后，与工友们一起，抬着娘的灵柩到墓地下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每当我和姐姐去看望耄耋之年的徐厂长，他总是慈祥谦和地说：“不用谢！这都是应该做的。”

    日子过好了，越发想念故去的爹娘。娘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到死连身像样的衣服都没穿上。每当想起这些，我越发觉得对不住娘。其实，我心里也明白，在当时的条件下，那确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爹是尽了心的。娘临走时穿的那身寿衣虽说简朴，可那毕竟是爹用心去缝制的！送别了母亲，父亲独自一人把我们拉扯大。兄弟姐妹都结了婚，生了孩子，爹直到七十一岁去世，仍孑然一身，终身未再婚娶。

    母亲的寿衣，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它使我懂得了善良、坚强与感恩！它成为我人生路上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作者简介：

于春生，原山东省口岸办主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多篇作品在全国文学大赛中获奖。先后荣获“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2020最美作家”、“新时代杰出文学艺术家”、“国际华人优秀作家”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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