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第五道榜文里，新任知府威胁与安抚并重，开始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话术。他先是恐吓富户们：

“照对：救荒之法，惟有劝分。劝分者，劝富室以惠小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也，国法也。”

大意是：“劝分”是朝廷制定的最核心的救荒政策。所谓“劝分”，就是要你们这些富户把钱粮拿出来，无偿分享给灾民。这是不容违背的天道，这是不可忤逆的国法。

然后，黄震语调一转说道：

“今我抚州不劝分而劝粜者，曲体富室之情也，急谋贫民之食也。”

大意是：本知府如今不强制让你们无偿交粮（劝分），只让你们把粮食拿到市场上按官府认可的价格出售（劝粜），这既是出于对你们富人的体恤，也是出于早点为贫民获取粮食而考虑，本知府不希望花费时间与精力，去逐户清查你们的存粮。你们这些富户可要识趣。

黄震还说，只要富户们把粮食拿出来，投放到市场上，必有重赏。投放二千石者，由太守出面，为其举办表彰大会；投放一万石者，由太守给朝廷写奏折，为其申请官衔。自己以人格担保，决不食言。

结果仍然收效甚微。

所以，在第七道榜文中，黄震终于祭出了暴力手段。他宣布，若十日之内，被点名的富户仍不将粮食投放市场，“轻则差官发廪，重则估籍黥配”，不但要派官差去强行打开他们的粮仓，还有可能将他们抓起来治罪刺面，发配边疆。在第十一道榜文里，黄震又点名了当地乐安县的十余家“官户”（家中有人在外地为官者），命令他们拿出粮食来。

知府大人如此相迫，富户们虽不情愿，却也只好出血。如南塘县某饶姓富户，一再强调“一都自了一都”，只愿拿出粮食救济本乡灾民，黄震对此很不满意，遂命当地知县前往饶家坐镇，“躬亲发廪”，由官府直接打开了饶家的粮仓，发粮给外地民众。陈孟八官、杨茂五官、陈茂三官三户人家也不愿拿粮食出来卖，黄震遂派出巡检，将其粮仓查封，然后由当地知县坐镇放粮。

抚州富户们在公元1271年的这种遭遇，只是两宋“中产（及以上）之家”被朝廷的“劝分政策”盘剥的一个很小的缩影。

这也正是本文标题“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贵族”的答案所在：上自朝廷，中至知识分子与官僚，下至普通民众，皆丝毫不尊重他人的私有财产。皇权一味以推卸自身责任、强调民众义务为能事（你的就是国家的）；官僚动辄以行政权力“损有余而补不足”，且将之视为天道（你的就是朝廷的）；底层民众充满了仇富心态，将他人的合法资产视为“财富暂时聚集在你家”（你的就是大家的）……

这样一种毫无私有财产安全感的社会，毫无权利与责任分野的社会，是不会产生任何“贵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