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堂叔叶唐钦一世清贫，为人勤劳善良，亲族本房的人到他那里，尽管自己也很困难，总是热情接待。从我懂事时候起，就知道父亲每次到汉口，总是要到唐叔家去看看或者在他家落脚。他是我家在汉口唯一的亲人(祥盛一家当时都不在武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身材高挑、对人和蔼可亲的婶母阮氏，她喜欢我的那种亲切样子，实在令人难忘。开口就是“儿呀!肉呀!”叫得人浑身热呼呼的。她克己待人，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把好一点的饭菜招待我们。

抗战胜利后，父亲因病两次下汉口住院。这时我已是10来岁的小伙子了，每次都是我和继母到汉口照顾父亲。我们每次都到八元里来落脚，叔叔和婶娘经常到医院看望父亲，还经常煨汤做菜送到医院去。

1947年秋，父亲因头痛病十分严重，在沔阳无法医治，乘船来汉就诊，经汉口姚顺记蛋行介绍，在汉口扬子街私立联合医院住院。当时住院部护士长叫阮庆初，与婶娘不但同姓，而且口音一模一样，我将这情况告诉婶娘，婶娘说这个人我认识，是同族妹妹。第二天婶娘就同叔叔一道去医院会见了这个妹妹，并介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要她在各方面给予照顾。婶娘要我称护士长叫“小姨”。此后这个小姨护士长给了我们很多关照，一直到病愈出院。后来，我曾打听过，但未打听到她的下落。

解放后，唐钦叔一家的生活有所改善，因出身贫穷、历史成份好，又是军人家属，因此多年担任居委会主任及基层街道干部。婶娘也在街道工作，孩子们相继成人，陆续参加了工作。

（二）

1971年秋，我患了一场生死攸关的大病，即晚期血吸虫性的肝硬化腹水，在武汉同济医院住了3个多月，又转到武昌的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住了8个月，到1972年9月底出院，整整在汉治疗1年，病情才基本恢复。

这段时间，正是“文化大革命”中期，社会上各种生活物资十分匮乏，经济上十分困难。在这贫病交加的艰难日子，八元里的唐钦叔一家给了我这个生命垂危的侄儿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极大关怀。

叔叔和婶婶经常到医院来探望，每次都要拿些吃的东西，那时不仅是肉鱼难买，就是想吃点豆制品也要有武汉居民的票证才能买得到。可是叔叔婶婶他们宁可自己不吃，也经常煨汤送到医院来，连豆腐、干子、青菜都是弄好了送来。所有弟弟妹妹都非常关心我的病情，晓春妹知道买武汉面条不仅要粮票，而且还要武汉的面条票，所以他每次来医院都要提几斤面条来，兄妹之情，感人至深。

唐钦叔看到我上有老下有小，7口人就靠我60多块钱的工资，加之重病卧床，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他老人家心情很沉重。1972年2月份，叔叔到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我时，对我说了他的想法：“想把黄陂乡里的老房子卖掉，帮你解决一下目前的困难。这个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目前已破旧不堪，留着也是一天朽一天。这个房子与祥盛有份，最好取得祥盛的同意，你先写个信到湖南征求他的意见”。

感激唐钦叔对我的同情，可是我心里却不是滋味，于是我对唐钦叔说：“我父子两代人，漂泊异乡近百年，穷困潦倒，不仅没有兴家立业，反而成了败家子，于心何忍!”唐钦叔听了此话埋怨地对我说：“你好糊涂，讲什么败家不败家，现在是要保命啊!”

我遵照唐钦叔意见，在病床上给远在湖南的祥盛哥写了一封信，交给三友发出。没隔多久湖南回信了，祥盛哥表示没有什么意见，具体情况由唐钦叔和三友处理。我将祥盛哥的信转告给唐钦叔，一切由叔叔去办理。

为此事，他老人家跑了几趟黄陂，费了很大精力。最后是唐钦叔带着三友，祖孙二人回老家去把这件事办了，由三友代为写了字据。房子包括台基、后院等共卖了人民币800元，和三友家各得400元。

400元人民币现在看来似乎值不了什么，但在七十年代初期还是很能办点事的，相当于我当时半年的工资，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叶培元简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主编《沔阳公安志》，出版长篇回忆录《沧桑岁月》、《叶培元书画作品集》、《叶培元家书》；曾获“仙桃市劳动模范”、“仙桃市优秀文艺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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