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学习是提高做人素养，高瞻愿望，攀登高峰的起步点。毛泽东是学典范，他做到了逢闲必读书的习惯。疲倦了练练书法，默写诗歌或歌赋辞典。在文学海洋中捉鳖，寻找精华。鼓动人们在大海中捞珍宝，使在毛泽东这一代人消除文盲，学习文化，阅读马列的书和毛泽东著作成风，表现像雷锋那样群体积极分子和先进个人和团体，继承传统的礼仪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新风尚，拾金不迷，助人为乐，尊老爱幼成为社会的风尚。
毛泽东成为传世伟人、做出丰功伟绩，其中最重要先决条件，他那一生的孜孜不倦卓有成效的广深学习，堪称学有方、读书有道，有所作为。他为学始终的崇尚：既学有字之书又学无字之书，探索世界珍宝。
毛泽东向书本索取历史知识，正确的学习观念与有效的学习方法，使他在其中收获不小。在1915年6月25日，他在一封《致湘生信》中写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约”为较重要、关键、喜爱的选学）”。这“三先三后”的为学之道，也是他一生遵循的学习良方和良策。
毛泽东在学习生涯中主要遵循“先博而后约”自不待言了，即使走上革命道路后依然如此，根据革命的实际需要去学习，这就是事倍功半。有人说：“缺哪门，补哪门”，这是更重要的学习。而且，记得牢，不容易忘掉，刻上了深深地烙印。毛泽东涉猎极广地向浩瀚丰富的书本和历史学习，辩证汲取其中精粹并灵活应用于革命及治国实践中去。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号召大家：“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他的带头学，过后辗转就将千余册带到中南海，如马列理论著作《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哲学著作《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思想方法论》，自然科学著作《科学大纲》及《鲁迅全集》《战争论》等等。这些书是他“先博”之鲜明象征，也是“后约”之具体体现。这还不包括他在京、去外地向当地图书馆借阅的。足见他非同一般的博览群学贯穿一生。“后约”则每个历史时期有所不同：首先是实际需要。如延安发愤读哲学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带头学政治经济学著作，这是为适应革命斗争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的迫切需要而选择学习的。其次是他本人最喜欢、认为最值得学的。鲁迅著作，他兴趣不减、屡学不辍，专门研学了一辈子；《林肯传》《拿破仑传》《戴高乐传》等世界名人传记也是他常学不厌、常学常“新”的。再次是在某门学科上要有所突破，理解得更深一点。一部二十四史他数十年手不释卷不知疲倦学得不亦乐乎。中国二十四史共3600册，四千三百多万字，毛泽东看了六十多遍，并对每一个人物都有评述，这样浩大的工程，超过很多历史学家。毛泽东有个习惯，每看一篇书他都会在书上画一个圆圈，表明自己读了这部书。据身边警卫员说：“在毛泽东去世前的一天，最后一次看书两个小时十五分钟。直到病危才没有看书”。
“先中而后西”方面，他从小到老对中国书籍都广泛持久学，在此基础上对西方中译本也学了不少，尤其是对马列著作和西方各国领导人的传记、回忆录或文章、讲（演）及西方各国出版的名家名著；他从延安开始建立藏书室进京后已成规模，但借书仍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1964年9月9日他在一封信中说：“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新华社编印的反映西方各国政要的动态、言论、观点、文章、讲话、传记、生平等报道的《参考资料》《动态清样》等内参他几乎期期都看，是充分了解认识西方国家政情社情民情等的重要途径。
“后专门”的事也屡见不鲜。他一生都在尽可能从繁忙工作中挤出时间学习了解自然科学、工农业生产知识。1958年7月2日，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住所后，就让工作人员找两本参观时看到的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来学。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没几天，他便找来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学习。直到逝世前几年视力虽很差了，但还极用心地阅读一些印成大字本的自然科学书刊。在眼睛实在看不见，就请人给他读书学习。如芦笛，张玉凤等人都给毛泽东读过书。
毛泽东一贯认为：学史书可知兴衰；学文学可观世情；学哲学可明是非，学实践，可以总结经验提高科学文化认识水平，突破瓶颈，创造新的成果，日本学习毛泽东《实践论》总结出来的《全面质量管理法》。他学书本知识特别是历史，更是为了借鉴历史，从中寻求治理国家的智慧、经验、教训。他学史尽管很有个人兴趣成分，但借史明理、借古喻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是他学史的常态和目的。他一生都在学研历史中探索真理。
许多问题，了解其来龙去脉，处理起来就会有更多思路也更有主动性和有效率。毛泽东十分善于从历史中获取灵感，常顺手拈来些史实以说明现实工作中需解决的问题，讲述起来生动活泼，应用自如，并且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多见于他的会议讲话和学史批注中。他读到《史记》说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毛泽东就在思考：那时能做到这点，可能因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他在《汉书》里看到汉武帝曾沿汾河乘楼船到闻喜一带，就感慨地说：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我们愧对晋民呀！由此赞成“引黄济汾”的设想。凡此种种，立足今天把历史学活，思想自然会丰富起来。
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讲：“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60年12月24日，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他又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科学态度阐明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
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和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他两次向全党干部建议学习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等。而且率先垂范学习，即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与陈伯达、邓力群、胡绳、田家英等一起研学这两本书。还亲自安排学习活动，规定每天下午一起学并吩咐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轮流朗读，边读边议集中学了21天。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毛泽东的学习特点鲜明，既学书本又超越书本。他的许多思想理论既源于学过的书又高于书。他不仅广泛汲纳书本知识，而且能融会贯通实践经验，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发展创新。之所以能这样，最重要的在于他学习不是死记硬背名目繁多的知识点，而是善于边学习边有效结合实际不停思考，即学思结合、学思相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思考中他很善于质疑、注重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终都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精华。
勤学善思的毛泽东学史每有心得总爱写批语，这是他边学边思的结晶。他学《南史·韦睿传》，被梁武帝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韦睿的事迹所感动，在该卷圈点有加，文字批注达25处之多，如“躬自调查研究”、“不贪财”、“劳谦君子”、“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等。他有许多经典名言都得益于学史，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备荒思想，就来源于朱升为朱元璋献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略。有名的“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战争思想，直接源自哲学大家王船山的哲学原句。他好学古籍，讲究古为今用。如他发掘“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言简意赅古语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有的成为我党所遵循的思想，有的成了党内组织生活的原则和行动的指南。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历来反对死学习、读死书，他反复强调：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他倡导带着问题、联系实际向实践、向社会、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方法，不做闭门造车。
他总结出一种富有成效的学习方法，语重心长地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泽东就是这样出来的，他是师范学校毕业，准备教书的，或当记者的。可，干上革命了，就学习革命知识，和战争知识，从干中学习。由此，他总结一个个马列主义的原则：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同样是做社会调查，毛泽东与他批评过的“钦差大臣”不同在：有鲜明立场，有坚定明确的出发点，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脚踏实地走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也是一种学风。
他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主张求学要结合社会实际，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正是为了践行开门求学原则，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曾利用假期考察湖南农村。北伐战争期间，他于1927年专程赴湖南考察湘潭、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随后继续做大量社会调查：井冈山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才溪调查等，而且他每次到农村调查都是满腔热情，手写口问。通过调查解决了一系列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在广泛深入调查农村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政策。
尤其是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作为卓越的军事家，直接和参与指挥的战争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巨、胜利之大，战争经验之丰富，思想之深刻，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这主要得益于他能从战争实践中学习战争。正是因他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胜利与失败，通过不断学习和总结，坚持学以致用。毛泽东有句话，我在战争中的成功，就思考总结出来的。毛泽东将这一经验，不但教育指挥员还包括每个战士进行总结，提高整体部队的战斗实力。毛泽东在高级指挥员讲：“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一次有人问：“主席，你指挥打仗这么好，从哪里学来军事的？”他笑言：“我在师范上学，当教员出身，哪里学过什么军事？固然有些人经过军事学校学习后再去打仗，但我们红军中更多的人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边学习”。他和朱德一起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一系列游击战术原则。他针对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少数左倾分子对他的诋毁与谬见，驳斥说：“是的，我不懂得他们那种蠢猪式的打仗方法；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也看过不少关于外国战争的书，但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他1936年研学而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他经历数次反“围剿”和长征而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战斗历程和经验教训之“血战史经验”的高度总结，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创见。
当然他强调战争实践重要性时，并不否认学习前人军事理论和间接经验的必要性。他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但这些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的间接经验，只有同自己的战争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转化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谈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时曾谆谆告诫：“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这是他倡导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也是他身体力行、一贯遵循的研学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义。在全面抗战到来之初的紧迫形势下，他决心沉下心来结合中国革命实情研究点学问。延安时期堪称他学哲学、研马列的高峰。1937年8月同郭化若谈话时说得很明白：“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1938年1月他给艾思奇写信说：“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为研究哲学他在1938年和1939年曾先后组织过3种形式的哲学讨论小组，每周左右讨论一次。他私下的学习也一刻未放松。对1939年5月艾思奇编辑出版的约37万多字的《哲学选辑》十分重视地认真学了三遍，并在学习中结合中国革命现状针对性地深入思考，获得智慧、寻求解决问题的“钥匙”，他动笔将思考的精华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批注和圈画，写了3200多字的批语。为学习军事问题，还专门组织萧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等人组成关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研究会。边读边议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讨论他除插话外总在最后发表自己的看法，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谈得较多。
丰富深入的学习使其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异常活跃而先后催生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论著，且学研的最大收获是确立了他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最根本的理论思维“工具”：实事求是、对立统一。为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以指导其继续前进并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以特大热情与精力广泛收集并阅读各类马列著作。在延安他结合丰富的革命实践真学真用，创造性地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籍。
1964年8月25日，毛泽东曾对一个外国青年学生代表团说道：“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这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确，在“实行革命”的风云岁月，他始终把学习视为根据实践需要获取思想资源的重要途径。
除了人文社会科学，毛泽东还曾广泛涉猎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也提出过许多深刻的推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同时他特别尊重、爱护科学家，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他们对他充满敬意，对他充满哲理的科学预见十分重视。
1951年，毛泽东同周世钊等人说：我想学自然科学，最好有两三年的时间来专门读，可惜现在不现实了。虽不能专门去学但一有时间尽可能阅读自然科技书籍。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专门讲：“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1955年1月15日，他在中南海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地质部部长、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参会，专门讨论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他主持会议并开宗明义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整个会议经过大家商议，最后毛泽东果断拍板“中国自己研制原子弹而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决策原子弹研制后毛泽东仍兴头很高，突然话锋一变，转而以哲学家的思辩同钱三强讨论起原子的内部结构问题，留下一段载入史册的精彩对话。毛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吗”？钱答：“是这样”。毛问：“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一时答不出。会前尽管曾有所准备但毛泽东所提从未有人研究过也未有人提出过。数分钟后钱严谨实答：“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问：“它们是不可分的吗”？钱答：“现在的研究，是这样。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认识”。毛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见大家未表态，他笑言：“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这是一项伟大的预言。以后的事实证明它惊人准确！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对此，有科学家说，毛泽东比我们这些搞专业的物理学家还行！
1964年物理学家发现了基本粒子“夸克”时，一向很关注基本粒子研究的毛泽东谈及时还引证《庄子》一书《天下》篇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说明“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这一哲学论断。
毛泽东要求全党干部钻研农业，学农业科学技术，努力把中国农业生产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他带头深入农村，钻农业科学技术，提出著名的农业“八字宪法”。他要求注意抓“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等环节，使农业生产科学化。到1962年他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体干部都要研究农业：“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随后，他还不失时机地向科学家请教要修改“八字宪法”，加上“气”和“光”（气候和日光）。
1963年1月竺可桢出席中科院党组扩大会阐述科研工作如何支援农业生产的意见后，8月利用休假撰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论述了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并提出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建议。毛泽东在国家科委内刊上看后激动不已，便于1964年2月6日约见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纵情论谈。他毫无拘束地向他们了解讨论了一些科学问题，发表了自己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讲了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矛盾斗争推动事物前进的道理。他热忱希望他们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他对竺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参加这次约谈的李四光回忆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哪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毛泽东亲切地称李四光为“李四老”并曾邀到中南海怀仁堂一起观看豫剧《朝阳沟》。1952年他看李四光关于石油地质的报告后不懂其中的“山字型”构造，一次会议上碰面了便谦虚地开门见山请教。1969年5月19日，二人单独谈话，话题涉及宇宙数亿万年间的事情即天体、地球及生命起源等，在谈到太阳系起源问题时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还说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望其找几本书给他，并请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李四光问：“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毛泽东随即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后来，李四光就把自己写的《地质力学概论》《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等及老地理学家章鸿钊的著作《石雅》一并呈送给毛泽东。为省毛泽东的时间精力，李四光极仔细整理出一份资料，其中融合了地质学说中各种学派的观点及自己的评论，在此基础上一连写了7本书且每写完一本便叫秘书马上送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亲自校对后呈送给毛泽东。
由此足见毛泽东对各类学科的学习中有着多么深度广阔的触类贯通、融会贯通本领！
毛泽东曾在所写著名诗词中感叹：“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既是对自己的严格自律警示，也是对大众的鞭策激励。一方面，他的学习是发自内心对知识需求、对问题思考、对思想的一种渴望，因其主动与渴望结合在一起，他才有一种真学精神，才能实实在在“不需扬鞭自奋蹄”而争分夺秒高效率的学习；另一方面，尽管人的惰性与生来俱有，但他总勇于向自身懒惰、匆匆忙忙的光阴挑战，持之以恒，将学习内容对象与时俱进反复、深入、广泛地一直探究下去，且一辈子都勤学不止——学习在永远在路上！
1939年5月20日，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向全党要求：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依靠学习不断发展壮大。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解决“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的本领恐慌症。为此毛泽东强调：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学习，建立学习制度。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统一领导学习运动。在陕北，党创办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30多所学校来培养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他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自给学员上课。（《既学有字之书，又学无字之书，看看毛泽东的为学之道》原创 孟红 党史博采 2018-12-25 11；01 发表于河北）。
毛泽东谆谆教导：“一有意志，万事皆成。我劝同志们也和我一道学习。事务太多，时间不足，然亦可以挤一点。养成学的习惯，就能学下去”。他抓住精髓，强调“学习一定要学到底”。表现有三点：一是端正学习态度，要靠“挤”和“钻”，就像木板用铁钉顶下去，挤出时间学习，不论工作忙和看不懂都是不好学的借口。延安学习运动时中央要求各级干部每天须挤出两小时学习。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指出：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所以掀起了全国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活动，学习时事政治，科学技术，成为又红又专社会主义建设者和保卫者，涌现出了如雷锋、王进喜、陈永贵、焦裕禄、孔凡生等学习榜样，为人民做好事风尚，就连工人每天都有两个小时学习时间，除了礼拜六外，其他都要安排时间学习，成为一种风尚和时尚，农民也组织定期学习，学习国家政策和关于农业合作化，以及农业科普知识，逐步走上农业现代化向往。土地革命、抗日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只要敌人，反革命分子或间谍出现，农民老百姓，或工人，以及广大群众立即向有关人报告，立即捉拿归案，绳之以法。维护过利益，搞特权，搞特殊化，腐败作风都有人及时举报，也进行及时纠正，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干部做什么事情，搞群言堂，征求群众意见，有事同群众商量，群众有事找领导，敢和领导讲真话，领导为人民办事，同工同酬，同劳动。没有官僚主义，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现在，这种学习风气淡化了，多数人员把工作以外的剩余时间和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和其他娱乐方面去了，看手机打游戏，好像“两耳不闻天下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特别是社会风气，出现了利己主义多了，还有出现了不赡养父母以及祖辈人员，也有虐待父母和自己儿女，以及拐卖儿童，摧残老人儿童现象，更严重者，有部分先富裕起来的，胜人一等，歧视穷人和不把劳动者当人看，辱骂“穷鬼、下等人”，有的甚至弄死穷人，穷人命不值钱，公开在网上说，杀死六亿穷人的言论等等，不尊重劳动人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某些养老机构，以利视图，虐待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人还没有去世，就送进火葬场事件。还有的不爱国，丑化国家，标傍国外或资本主义好，宣传资本主义自由化，妄图复辟，充当“五纵队”，侮辱伟大领袖和先烈和革命英雄，当帝国主义颠覆分裂中国的帮凶。
我们应当像毛泽东那样业余时间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各级干部和党员领引挤出时间，有计划地读书学习。学习内容要尽量“学到底”。毛泽东认为学习的书有两种：有文字书，社会上的“无字天书”。一切民族、国内外的有长处都要学，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进行学习。读无字的书就要在实践中学，特别要在群众实践中学。“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书如海洋延和辽阔的宇宙天空，社会实践中种类甚多，有很多东西没有接触，况且社会进步在发展，学习是无止尽的。不要以年纪大为由，认为学习没有用。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真正的学问是要在“无期大学”里点滴积累起来的。要把社会变成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学习。直到毛泽东临终前也未放弃对书本的学习，临终前一天的5时50分在全身布满多种抢救器械的情况下还听了7分钟的书，在书香中离世，可谓活到老、学到老，令人震撼，以身作责，无可辩驳地为全体中国人民做出了“将学习进行到底”的榜样！
毛泽东告诉我们：“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毛泽东在战争时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时候要进行战争，与敌人斗争，为的是为革命大众事，不是在学好才进行战争的，而是在敌人逼迫下，只能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不论在什么条件，在干中去学，闯过道道难关，“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学习在于“心”，有心，用功才能到达，攀登任何知识高峰，采取的事业成功，如果放弃，那就一事不成。毛泽东这样鼓励他的同志们和战友以及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在建设中学会建设，凭着这种一种勇气，鼓舞了人民学习，是那种好迈。
踏着永不老的青春，在学习路上，只要不停步，总会有星星点点，闪烁光芒，毛泽东不但是指路明灯，也是指出学习突进，学干结合。社会在进步，各种发展在生活中，不进行学习，跟不上时代步伐，在学习的路上。
毛泽东1958年3月4日到达成都后，就要求地方人员帮他借书。帮他借书人员是负责成都会议组织办事人员李定邦。这项任务既难又不难，难的是就是没有明目的书，有明目的书，也有难借。事前曾与四川省文化局局长林采联系，由他介绍李定邦与四川省图书馆赵熙（阅览部主任）和一位女同志认识，在他俩引见下，找到熟悉古书的古书部李主任，还有一位姓钟的和一位年纪较大、对古书管理很熟悉的老同志，要找古书主要靠这位老同志。他们一起商量确定了借阅手续。
有一天，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要进城看看古籍书店和省图书馆。李定邦陪胡乔木、田家英进城到字画市场和人民公园、春熙路古籍书店，为中央办公厅图书馆购买部分古书作了初步选择。下午，参观了省图书馆，先到古书部看了看借书的地方，接着到省图书馆书库看了看，并着重翻阅了解放前出版的一些杂志、刊物，其中有几篇是田家英读中学时写的文章。田家英介绍了当时写这些文章的思想和背景。几天后，田家英、逄先知到书店选购了部分古籍书。
毛泽东的习惯是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10点后才阅批文件和读书，因此，毛泽东常常是晚10点后甚至深夜提出要某部书，此时往往找不着图书管理人员。为解决这个问题，省图书馆古书部确定了晚间值班人员，做到一天24小时都可借阅图书的要求。
毛泽东借阅图书，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白江同志（后历任四川省革委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处长、省革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省人民政府机关管理局局长等职——编者注）电话转告李定邦，所借的书亦通过白江转交。毛泽东提出借阅图书，大体有三种：一是指定书名。到省图书馆办个手续将书即可借出；二是提出书名版本。三是提出内容或要求，没有具体书名，这就很难办了。有时白江还有把音听错了，那就更困难了。有一次毛主席只是说要找一下唐宋人描述四川的诗词，既未提出书名，又未说明作者。李定邦只好到省图书馆与古书部李主任、老钟等同志商议。大家一起凑集唐宋时哪些人曾到过四川，哪些文人骚客写过四川的诗词，然后再分析他们的作品可能在某本书里，最后找出来查对是否确实，在核对无误后再借出。就这样借出书来，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的要求。
总的来说借书还算顺利，但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有的书从登记目录上找到了，但未上架，就要将所有未上架的书籍翻一遍找。一次，毛主席提出要找一篇文章看看，询问了许多同志，都不知这篇文章收集在哪本书内。省图书馆古书部几位老同志读书很多，对古书非常熟悉，从来没有被考的，这次也被“考倒”了。李定邦又请教李亚群同志，找不到一点线索。最后田家英突然想起一点线索，让我找本《晚清文选》看看。可是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省委机关图书室都没有这部书。后来，终于在成都市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
有的书籍，属于珍藏品书籍，按规定是不能向外借的，有的甚至在图书馆阅览一下也不许可。凡遇到这种情况，往往要费许多周折才能借出来。一次，毛泽东指定要借一本书的某个版本。省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说，这个版本存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在他记忆中，全国只有两本，很珍贵，另本存杭州。李定邦到川大找到党委书记丁耿林，向他说明来意。丁书记当即批请图书馆馆长办理。这位馆长年龄很大，费了很长时间总算找到，但无论如何也不准带走，我向他解释说，丁书记已经批准借阅。他说，谁批准都不行，李定邦只好对他讲，我是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书是中央一位领导同志要看的，他才勉强同意借出来。各图书馆的同志都不知道这些书是毛泽东借阅的，如果知道了，可能会少费许多口舌，也不用到处找领导去批了。毛泽东走后，我归还书籍时，向他们一一说明，这些图书是毛泽东借阅过的，他们听后都很高兴极了。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除了主持会议、批阅大量文件，处理国家大事和外出参观考察外，还阅读了大量图书。其数量之大，确实使人感到惊奇。李定邦记得在归还图书时，一辆69嘎斯车满载都是图书，分别归还给省图书馆、杜甫草堂阅览部、四川大学图书馆、省委机关图书室和成都市图书馆。
毛泽东借阅的书籍：一、省图书馆53册，书名为：《薛涛诗》《曹操集》《东坡七集》《李长吉集》《王子安集》《升庵集》《李太白集》《刘梦德文集》《竹枝词》《张司业集》《白氏长庆集》《柳枝词》《昌谷集》《东坡乐府》《李清照集》《漱玉集》《白云楼诗集》《独漉堂集》《李义山诗集》《岑嘉州诗集》《花间集》(温庭筠)《一山文集》《毛诗广义》《高常诗集》《温庭筠诗集》《甲乙集》《古今诗删》《沧溟集》《眉庵集》《全蜀文艺志》《浣花集》《剑南诗稿》《四溟集》《竹友词》《李后主集》《华阳国志》《花间集》(常社)《南唐二主词》《都江堰》《苏报案》《老残游记》《章太炎全集》《灌县志》《七发》（枚乘）《革命军》（邹容）《四川省志》（未编完）《徐霞客游记》《土壤学》（威廉斯著）《杨升庵夫妇散曲》《杨状元之妻诗集》。二、杜甫草堂阅览部：《杜工部集》等三四部书籍是由田家英直接借用的，经我归还，其余书名记不清了。 三、省委机关图书室5册。书名为《马克思全集》《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唐宋名诗选》《宋词选》。四、四川大学图书馆，向川大借的一本书，书名回忆不起了，只记得很珍贵。黎本初同志最近提示：“可能是宋本《西厢记》”，我又觉得似乎不是，好像是一本我不熟悉的书，如果是《西厢记》，也许会有印象。当然，太熟悉的书也可能最容易忘记。五、成都市图书馆的《晚清文选》。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借阅这么多图书，除了阅读研究外，还同当时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关。由于毛泽东的几次讲话李定邦没找到，使回忆中断。
毛泽东阅读时，都是几种版本对照阅读，因此，前面所列书名许多都借阅过数种版本。毛泽东阅读后，还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解。听毛泽东的秘书高智讲，他每天都要请毛主席讲解诗词。成都会议期间，选印了《都江堰》《苏报案》《革命军》《七发》（枚乘）《司马错论伐蜀》《登徒子好色赋》等文章发给与会同志参阅，并选编了两个册子，即《诗词若干首》，由毛泽东写了书名，印发与会同志。以后由人民出版社作了注释。当年省委在重庆开扩大会重印时，根据李井泉同志意见，由黎本初、徐泽普等同志加了注释。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是根据这个版本排印的。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去过武侯祠。因为有一天田家英交代，毛泽东要求把武侯祠的楹联抄给他。当即告诉成都市派人去抄录，并印成小册子送给毛泽东发与会同志。
借用的马恩列斯著作，均由陈伯达选定摘录段落（类似以后的语录），由冯希垚、刘传荣等同志抄录，偶尔黄流同志也帮助抄写，李定邦空暇时也抄写。这部分材料如何使用，我不清楚，但是这些材料肯定是与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关。
毛泽东刻苦读书的精神感人至深，使李定邦永生难忘。在成都会议期间，李定邦感到毛泽东读书很有特点，给李定邦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阅读速度快，数量大。在成都会议期间，李定邦每天都要去图书馆借书，有时一天两三次。他读书之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仅李定邦能够回忆到的书就多达60余部。
第二，阅读范围非常广泛。一是诗词占绝大多数；二是地方志，如《华阳国志》《灌县志》《四川省志》等；三是游记，如《老残游记》《徐霞客游记》等；四是近代史，如《苏报案》《革命军》等；五是马恩列斯著作；六是科技图书，如威廉斯的《土壤学》等。
第三，读书非常认真。一是毛泽东读书时，对有的图书作了圈点，如《李长吉集》；二是给封面无书名的书题书名，如《薛涛诗》等；三是有些图书还要找各种版本对照，如各种版本的杜诗等。
第四，目的明确，读是为了用。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利用各种办法向与会同志推荐书籍。一是编印。会议期间，毛主席选编了《都江堰》《苏报案》《七发》（枚乘）《司马错论伐蜀》等。二是引用。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讲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发动群众，要搞得轰轰烈烈，决不能像李清照那样“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接着印发了李清照的《声声慢》。三是向大家推荐。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大家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推荐读威廉斯的《土壤学》。（《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读书活动》作者：李定邦）。
毛泽东读书之精，博览厚重，用他积累读书技巧和方法，取之精华，便于记忆，在于应用，鼓众学习。把握时代脉搏，推动时代进步，出现鼓足干劲，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调动劳动人民积极性。（续）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通联：都江堰市外北街408号， 邮编：611830. 电话18200569415，电话微信。QQ号593505902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