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读书年代

□ 莫测

      现在，离我们家不到一百米远的地方，是一所外国语学校。每到周末、放假和开学之时，学校门前接送学生的各种轿车就像开汽车博览会一样，密密麻麻，挨肩接踵，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本地车辆司机都知道，都会改道而行。可苦了那些不明情况的外地司机，他们在那儿一堵，就得用小时去计算。有关部门尽管专门派了交警维护秩序，也无济于事。虽然那儿有禁停标志，也是瞎子的眼镜。话又说回来，不停那儿，又停到哪里去呢？无奈，只有顺其自然了。

      其实，在大都市里何止这外国语学校，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其他所有学校，都基本上是这种状况。汽车，像春草一样疯长着。人们对儿女的关心、重视、怜爱，这几年似乎也疯长了起来。送孩子读书的除轿车之外，还有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公公婆婆，甚至保姆。看到如此壮观的场面，我们当年读书的幕幕画面，便江河泛滥般涌出了脑海——

一

      锦州会战时，十七八岁的解放军战士见到国民党军队的汽车时，像当年慈禧太后见到火车一样，被视之为“怪兽”。我不会把汽车当作“怪兽”，因为我们老家门前几十米远的地方就有一条机耕道，那上面就时常有汽车、拖拉机、板板车、洋马儿和鸡公车通过。不过我坐汽车的时间比较晚，当兵离开家乡那年，即快20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坐上汽车。

      平时往返镇上、学校，走的就是那条两三公里长的机耕道。所谓机耕道，就是用黄泥巴、石谷子铺成的，拖拉机耕作时的专用道路。经车辆一碾压，那机耕道便坑坑洼洼、凸凹不平了。再经烈日一爆晒，一烘烤，那些土坯子便硬如刀背。一遇下雨，它又变成了内硬外软的“硬头发”。踩在上面，就是一个趔趄，不被摔得鼻青脸肿，也会糊上一身稀泥巴。严重者，还会踢翻脚指甲啦，我的脚指甲就曾经被踢翻过。那痛，是透骨钻心，一辈子也忘不了。

      后来离开大英乡场，到蓬莱镇读（高中）住校，那路就更远了，有14公里左右。每个周末，我都要在那条路上往返走一次。一方面急着回家耕种自留地，家里缺劳力，另一方面要筹备下一周的口粮。

       那条路是真正的公路，比机耕道宽阔、平顺得多。但是，它还是需要一步一步地去行走。尤其是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头上是炎炎烈日，地上是腾腾热气，身上是渍渍汗水。那味道说有多难受，就有多难受。偶有汽车擦身而过，我是多么希望司机看到我羸弱的身子和艰难的步履之后，生出丁点儿怜悯之心，捎我一程啊。但是，望眼欲穿也没有，一次也没有。或者是我太渺小，小如蝼蚁，司机们根本就没有看见我。或者“人类文明程度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冷血了。”——这是七十年代初我在《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中看到的一个非常具有远见观点。

      就这样，一周，两周，一年，两年，我整整行走了1200余公里。期间，不知道肩膀上磨掉了多少层嫩皮？不知道脚板底打起了多少个血泡？不知道汗水湿透了多少件衣服？也不知道喘了多少口粗气啊。

      应该说，那段路不算远。但是，它在我心目之中却很远很远，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远。因为，它是我当时所走过的最遥远的一条路，最艰难的一条路。我永远记得，是公路两旁的桉树、高粱、玉米、水稻，以及此起彼伏的山丘、零零星星的村落一直像牧歌，像短笛一样伴陪着我，护送着我。使我在孤寂与苦闷之中多少能感到一些亲切，一些温暖和一些慰籍。

      除了门前的机耕道和到蓬莱镇的碎石公路之外，20岁之前，我所走的就是田塍路和乡间泥巴路了。并且大多时候没有鞋穿，都是打着光脚板（赤脚）行走的。路，不怎么样，但每一步都承载着我儿时的梦想。

      二

      是不是每个人曾经都有过渴望读书的梦想？我不知道，但我有。我是看见别人家的细娃儿背着书包，骄傲地行走在上学路上的时候就产生这种想法的。并且属于“想到命里，想到骨子里去了”那种强烈的想法。

       对于农村父母来说，送自己的孩子读书，是一桩几乎看不到回报的亏本买卖，没有留在家里放牛羊、打猪草划算。更何况大多家境纳履踵绝，买针头线脑、酱油麸醋都捉襟见肘，哪还有让儿女们上学读书的学杂费啊。年幼时我不懂事，根本不管家里和父母的难处，天天就嚷着要上学，要读书。直到九岁那年，我把父母的耳朵都嚷起了茧巴之后，他们才满足了我上学读书的愿望。但是，立了“约法二章”。它虽然比“约法三章”少了一章，同样也够我喝一壶的。即学杂费自己想办法筹集；每天要挣足一个妇女劳动的工分（即8分），以保证能分到粮食，不吃闲饭。

      为了读书，莫说约法二章，就是约法二十章，我也认了。从此，每天天不亮我就提着撮箕，追着狗屁股跑——捡狗屎交生产队抵工分。放学时，就钻进庄稼地里拔野草卖钱交学费和购买纸笔墨砚。现在到处草木茂盛，欣欣向荣。那年月不仅庄稼不长，地上连杂草也不多，跑十几里路也割不满一背兜青草。即便想挣上一分一厘，也是非常困难的。交不齐学费，就没有凳子坐，我就把背兜屁股当凳子。交不了学费，学校就不发课本，我就去生产队的面房师傅那儿讨要了包裹干面条的白纸，把同学的课本借回家去，在煤油灯下整页整页地抄下来阅读、背诵。那时的小学语文每册有40课，我不仅把课文全都背了下来，而且连每篇课文后面的习题也都背得滚瓜烂熟。数学也一样，随便说一道题，只要是课本上的，我都可以准确地说出它是哪一册、哪一页。

      母亲年轻时在大城市待了十几年，见多识广。她曾经教导我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米和粟。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读书好耍，读书时坐在教室里，不被风吹日晒暴雨淋，比下地栽秧打谷干农活安逸舒服。为此，我热爱读书，我认真读书。我有位帅哥同学，他名叫洪道烈，曾与我同桌。我俩读书有个习惯——超前读。就是老师次日要教的内容，我俩皆提前把它学了。次日再听老师讲一遍，理解起来就深刻多了，就有了“温故而知新”的效果。也许是这个原因吧，从小学到初中，我读书从来没有感到过吃力，有的都是轻松快乐。可是，这种状况没有延续下去。从高一第二学期开始，我的学习成绩便江河日下，一塌糊涂。

      我记得，那时几乎每个晚上不是沦陷于恶梦之中，就是被跳蚤、虱子、臭虫、蚊子叮咬得无法入睡。抑或想起重病在床的婆婆、母亲而伤心落泪。晚上没有休息好，白天上课就打瞌睡，就精力分散，就完成不了作业。每到考试，就作弊。这种恶性循环无人知晓，它像一剂注入我血脉的毒药，一直浸蚀、啃噬着我的肌体，直至灵魂。几十年过去了，现在还时常梦着当年偷抄作业和考试作弊的尴尬场面。可以说，高中两年非但没学到多少东西，反而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从青葱少年，到花甲老人，这个梦魇皆如影随形，似乎就发生在昨天。

                         三

      我们读书的年代，可以说是一个饥饿的年代。它比《饥饿的女儿》当中的主人公六六还要饥饿。它是著名学者、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所说的那种饿得你头昏眼花耳朵鸣、前胸贴着后背壳似的“真饿”。饿得我那肚子经常叽哩咕噜地提抗议。

      前面我提到周末回家备口粮之事。是备什么口粮呢？是红苕萝卜牛皮菜，偶尔也有少许细粮，即三五斤大米，但塞牙缝都不够（我们家乡属于浅丘地带，土少泥浅，不太适合种细粮）。肉呀蛋呀之类从来不在准备之列，连盐巴、咸菜也少得可怜。有一天早自习，班主任陈老师见我饭钵钵里面仅躺着两根红苕，三节牛皮菜。再看看我那面黄肌瘦、目光呆滞的模样，他那本来就比较黑的脸庞，便黑得阴沉欲雨了。后来在他的积极呼吁之下，给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困难户”每月申请了11斤半大米的补助。但是，这对于吃长饭的我来说，仍是杯水车薪。为此，我经常饿得蹲下去就站不起身子来；走着走着，就昏倒在地了；几乎每节课都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我当时以为自己生病了，就去学校医务室看医生。医生说我得了肝炎，顺手给我批了3斤白糖。走出校医室，我顺手就把批条甩进了草笼笼。因为3斤白糖需要2.34元钱，而我囊中羞涩，买不起呀。

      回到家里，母亲见我病恹恹的样子，就把那挂于房梁，全家人每月仅能吃一块（一斤左右）的腊肉提前夺下来煮了。我一边添柴烧火，一边看书复习。看着看着，我突然精神振奋、神智清醒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闻到了铁锅里冒出来的油烟味。嘿，医生诊断的“肝炎”也就在那一刻被吓得丢盔弃甲，逃之夭夭了，并且至今没有露过面。

      陈老师有着一副菩萨心肠，为了我们这些学生娃的身体，他也不管什么斯文了。孔圣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因为“仓”不“廪实”，“知礼节”就只有饿肚子了。于是，他就暗示我们去松林坡偷摘学校种的南瓜玉米过江菜，然后拿去他家里，嘱师母煮了给我们充饥。看到我们如饕餮珍馐美味般的吃相，师母在一旁抹起了眼泪。

      饥饿，在那个年代是普遍现象。因饥饿而引起的偷盗也是普遍现象。学校人行道两旁那些广柑刚刚起麦黄色，看着看着就没有了；地里那些蔬菜还没有长成器，看着看着也没有了。有个星期天，学校保卫处搞了一次突击检查，几乎从每个学生宿舍都搜出了南瓜、丝瓜、豇豆等赃物。

      除物质上的饥饿之外，精神上也是饥饿的，荒芜的，并且是极度的饥饿与荒芜。读高中之前，我没有看过一张报纸。在整个小学期间，我仅看过一次《少年文学》。读初中时，才第一次看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并且很不理解：那洋洋洒洒4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明明是大说，为什么称之为小说呢？我第一次从文学作品中看到“爱情”二字，第一次知道“爱”（繁体）字当中还有一个“心”字，第一次从书中读到男女之间“谈恋爱”的文字。之后，凡看小说，我对“谈恋爱”的描写就特别注意了，有时甚至还专门去看那些部分。小白鸽与少剑波，林道静与余永泽，朱丽叶与罗密欧等的爱情故事，一直储存在我心底。

      十六七岁的我，正处于性饥渴阶段，那些惹目煽情的东西一看，更使我想入非非，夜不能寐，凡是我见过的那些心仪的异性同学便不分白天黑夜，课内课外，幻觉般纷纷闯入我的大脑，闯入我的心海。冲击着我的灵魂，煎熬着我的精神，耗费着我的体力。那种饥饿，那种渴望，绝对不亚于即将喷发的火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比物质饥饿更难以抑制，难以启齿。有贼心没贼胆的我唯有把它交给黑夜去淹没、去掩饰、去自虐、去劳动改造。那种连锁反应导致我一到上课就走神，就心不在焉。不能不说，这也是我那学习成绩一天不如一天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我们读书的时候，课桌上除了课本，还是课本，没有像现在堆积如山的《同步练习》《双色笔记》《龙门新教案》等参考资料、复习要点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老师说，只要把课本上的内容弄通了，弄懂了，就足够了。后来，一位45岁才开始学英语，并成为翻译家的军官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也说了同样的话。

       那时，没有什么“起跑线”之说。所以，就没了输在“起跑线”之累，之苦，之忧。学生中从来没有动不动就寻短见的现象，更没有所谓的心理疾病。萨古鲁认为：“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痛苦是心理疾病”。那时的我们没有心理疾病，所以就少了许多烦恼与痛苦。不过，早熟倒不少，但早恋不多。初中，开了一朵花；高中，结了一枚实。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同学当中只有一位戴眼镜的，并且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毛病，而是眼疾所致。

        那时的学校，没有补课的习惯，放学铃一敲响，老师就急忙跑回家干农活去了，月亮不爬上树梢不收工——我的同学，后来成为老师的朱子军、蒋代福、刘琴弦最有发言权。我亲眼所见，直到他们退休之后，那双手还跟榆树皮一样，褶皱密布，疙瘩重叠。放学之后，时间就全部属于学生自己的了。于是我们也赶紧回家，或者带弟弟妹妹，或者捡柴割草煮猪食，努力减轻家人的负担。

       如今，奥数航模跆拳道之类的兴趣班可谓多如牛毛。可是，当年的我们却从未参加过。不过，我们也是有兴趣、有乐趣的，且比比皆是、丰富多彩。扳螃蟹、捅黄鳝、逮鱼虾、摘荷花、抠莲藕、捕蜻蜓、抓蟋蟀、抽陀螺、捉迷藏、滚竹环、打水仗、扇烟盒、掏鸟蛋、养蚊狮、喂蚕子、击鼓传花、跳忠字舞、老鹰追小鸡、看露天电影……溪沟、堰塘、院坝、草坪，遍地都是脚板印，满山都是欢笑声。我们还就地取材，自制弹弓、水枪、鸽哨、风筝、钓鱼竿。编织竹扇、草帽、藤椅、地笼。还躲在土壕沟里烧丝瓜、麦泡、苞谷、红苕、竹鼠、虫蛹、水蜈蚣解馋。吃槐花、刺梨、桑果、栽秧泡、酸机草。还把田边地畎野生的桃子、枇杷、山杏苗挖回家去，把后山栽成了人见人爱的花果园。如果能上天，我们即使不会像孙悟空那样偷吃蟠桃，也会偷摘几颗星星回来的。高中时，尽管因吃不饱肚子而体力不支，但篮球、排球、乒乓球仍是学生们的最爱。每遇体育比赛，作为参与者的我，仍是最高兴的事儿。哪怕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也心甘情愿，也乐在其中。

       老师，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我曾经的美好憧憬就是当一名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那时的教师非常敬业，学生作业都是他们自己批改，自己写评语，从来不让学生家长代劳。周末，或者礼拜天，老师都会翻山越岭去家访。每位老师都能准确地叫出学生父母的名字，都知道学生家的柴门是朝东还是朝西开的。

      母亲40岁生日那年，请了居住于同一个院子的钱老师吃长寿面。钱老师非常客气，随礼了10个鸡蛋，一把挂面。钱老师30岁生日时，母亲还了同样的礼，却被钱老师悉数退了回来。我记得很清楚，推让中还打破了一个鸡蛋。

      钱老师的父亲钱多，是区上一所小学校的校长。他们家的自留地与我们家的自留地仅有一路之隔。每次在自留地里相遇时，钱校长都要向我传授一些闻所未闻的新鲜知识。如百菜不如白莲，海椒可以延续生命，菜疙兜的维生素更丰富等等。同时他还告诉了我种南瓜挂果多，种海椒不生虫的方法，以及水果嫁接术等。钱多是校长，但他更像一位博学多才的农业专家。

      我们读书那会，肩上几乎没有多少压力。一是没有考大学的奢望；二是学好学坏与生活无关，与前途命运无关。但是，精神压力却时常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偶尔有个什么招工名额，那一定属于有后台人家的儿女。偶尔大学裂开了一条缝，但不考试，靠推荐。我家朝中无人，当然就光脑壳打阳尘——莫望了。在如此不堪回首的环境之中，我的的确确迷茫过、彷徨过、焦虑过。但是，从未绝望过。高中毕业之后，不安于现状的我便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家乡。我要像院子前的天灯河那样，去追寻大海，去追寻诗和远方。

                         五

      大英场，不是大英帝国的场所，而是我们老家一个与周克芹笔下的葫芦坝乡场差不多的农村场镇。有人形容它说，在乡场头咳声嗽，乡场尾也能听见。就是这样一个蕞尔之地，却是我童年的整个世界，我在这个逼仄的世界中生活了近20年。乡场上哪户人家是榨香油、打铁钉的，哪户人家是卖盐巴、弹棉花的，以及春节期间他们柴门上贴的什么对联，我几乎都记得一清二楚。因为我目之所及，别无二致。

       现在的邻居囡囡5岁之前，都去了美国日本新加坡。当年的我走过了25个春秋，连县城在什么方向都不知道。有一年探亲时，我在遂宁转了一个弯，专程去了一次县城，才弥补了心中的遗憾。27岁那年去泸州出差的时候，擅自跑过赤水桥，在贵州的地盘上踩了几个脚板印，才算是第一次出了省。门前那条两三米宽的天灯河，在我心中就是大川；门后那五六米高的山丘，在我心中就是大山。

       幼时，我有点像贾平凹：胆小、口拙。小到不敢与其他同学一道去串联；开老师的批斗会时，总是躲得远远的，更不敢往老师脖子上挂草鞋。见到陌生人就脸红，就语不成句。老师不指名道姓，我是没有勇气举手回答问题的。直到读高中了，还不敢上台领奖状。尤其是面对异性同学，我几乎没有主动与她们有过语言和目光交流，最多瞅瞅背影。当反映过来时，她们已经做了别人的新娘。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胆大胜三分”的道理，才打心眼里佩服滥竽的勇气。为了练胆，我学过毛泽东在狂风暴雨中奔跑，学过韩信年轻时佩剑行街的样子，还在五六米高的桥上跳过水，甚至在要上讲台直面众人之前，猛喝过几杯老白干。

      什么时候知道有儿童节的，我没有丝毫印象，也从来没有过个什么儿童节。连自己的生日蛋糕，也是39岁那年才切开的。寒假游，夏令营，已经成了当今学生的常态。蓬莱镇最靓的景点——魁字山，与我们学校仅仅隔了一个操场，我都没有上去游玩过一次。可是，我朋友的女儿霸道，她初二时就远渡重洋，到夏威夷去过了夏令营啦。近半个世纪之后回老家开同学会时，我才独自爬上魁字山转了一圈，才知道在魁字山的怀里抱着一个香火旺盛的玉佛寺。如果当年有知，前去求求菩萨保佑，我那学习成绩也许没有那么糟糕。心仪的女神，也许就不仅仅是幻觉了。天天都可以看见，都可以踩着的卓筒井，居然不知道它是“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乡场上的古建筑三圣宫、禹王宫、文昌宫、万寿宫和寿福宫建于何年何月？为何而建？没听任何人讲过。它们被当成“四旧”破了，也没在我心田吹皱丝毫微澜，它们似乎与我无关。尤其是文昌宫，我在里面读了5年小学，竟然从未想过要去追溯一下它的身世。还有院子前的天灯河，它源于何处？河水流经的漫水桥，建于何年？还有卓筒井的水为什么是咸的？紧挨卓筒井的水井里面的水，为什么是淡的？有学者说宇宙有混沌期。人又何尝不是一样？那时的我，应该处在混沌期之中，不然没有如此混沌愚昧，孤陋寡闻。

       司马迁、李白、杜甫、徐霞客等，他们都有“游走天下”的习惯。为什么而“游”呢？原因之一就是拓展视野，增加知识。蔡元培先生说，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三大内容，其中之一就是社会教育。人类获取知识，除了书本之外，就应该是社会了，并且社会知识更直接，更丰富，更真实，更鲜活。所以，游走天下、参加社会活动，无疑是社会教育的形式之一，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成长过程，而我恰恰少上了“社会”这一课，思想完全没有融入社会，完全落后于社会，完全游离于社会之外而成了十足的井底之蛙，从而导致在后来的工作中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总比别人慢半拍。就是这种知识短板，使我错过了人生旅途中许多好看的风景。为了不使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重演，我叮嘱自己读书的女儿：学校里的一切课外活动，不管有无兴趣，都要积极参加；每年寒暑假期间，必须把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社会实践当中。由于有了丰富的社会经历，走出学校之后，不论干什么工作，女儿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进入角色，且游刃有余。

作者简介：莫测，重庆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著作多部。所写文章先后被《华西都市报》《啄木鸟》等全国百余家报刊登载。《晨曲》《静静的街子古镇》等多篇文章被收编，或获各地征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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