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父亲我 叫 伯
文/ 王 宽 鹏
今天(农历3月21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今年也是父亲去世28周年。虽然父亲离开我这么多年了,但我总感觉父亲还在我身边,永远活在我心中。回想起父亲苦难、坎坷、辛劳的一生,令我难以忘怀。谨以此文表达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一一题记
自打我会说话时起,就把父亲不叫大(da),叫伯。小时候我在心里一直纳闷,我姐把父亲叫大,我兄弟三个怎么把父亲叫伯,后来我长大懂事时,曾经问过我母亲,为什么让我们把父亲不叫大,而叫伯。母亲流着泪,伤心地对我说,在我姐之前和之后,她生了三个儿子都没有活下,到父亲37岁、她34岁以后才生了我哥、我、我弟,父母算是老来得子,稀罕的就让我们把父亲叫伯。听了母亲的叙说,我心想,叫伯比叫大更亲切。洛川人把父亲叫大,意思是头顶着天天大,脚踏着地地大,在家里父亲就是最大的,大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所以儿女们都把父亲叫大。而我们兄弟三个把父亲叫伯,意义比叫大更深刻,因为在洛川把父亲的大哥才叫伯。
小时候我调皮捣蛋,爱惹事生非,经常遭到父亲的训斥,我总是不服气,心想你是我伯,又不是我大,把我管的这么严弄啥哩。后来我长大懂事了,才知道我是他的不孝儿子,费解了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学校毕业后,伯对我一本正经的说,七十二行,庄稼汉为强,咱们父子俩好好干几年,给你修一院地方,娶个媳子,踏踏实实过日子吧。紧接着,就让我跟他到地里、到场里,手把手教我学结地、学播种、学锄草、学收割、学扬场,但我就是不感兴趣,不上心。学结地时,把踏犁沟的牛给套反了,加之右手没用劲,犁铧插不到地里,还使劲用鞭子抽打牛,怨牛走的慢、不出力,结果把两个牛给打惊了,拉着犁铧跑到地头上喘粗气、吐白沫,气的我伯打了我一巴掌,骂我不上套咋弄呀!学锄草时,腰弯不下去,连草带不少庄稼苗都锄了,气的我伯直咬牙,骂我不入行咋办呀!干了几个月,我累的晕头转向,实在受不了了,也撑不住了,还是心不甘,不愿意就这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戳牛后半截苦度生,想逃离农村,当兵出去闯一闯。第一年兵都验上了,就等定兵、发衣服,我伯却到公社找到车书记、武装部李部长,说他历史上有问题,我不符合政治条件,弄得两个领导好笑的说,老汉,你是贫农,又是罗村的贫协主席,不想让儿子当兵就明说,怎么能说你历史上有问题,谁还往自已身上揽事啊。就这样,最后我没有走得了。伯的心思还是让我安安稳稳当农民、种庄稼。可我却心想您不让我当兵去,我也不住家里,更不下地干活,走西安、闯汉中寻干事,看书、写作躲清闲,同学家里去睡觉,气的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第二年我又去验兵,伯看我是铁了心,只好同意了。当兵走的前一天晚上,伯对我说,既然你要一心当兵去,那到队伍上就好好干,干出个样样来,不要过几年回来,混成眼高手低,要钱没钱,要苦没苦的牛铃锁子铁了,到时候年龄拖大了,连媳子都娶不上。我在心里牢牢记住了伯的这些话,发誓到部队要干出个名堂来。第二天一大早,伯翻沟到县城送走我之后,急急忙忙又赶回去收秋庄稼去了。
当兵第三年年底,因工作成绩突出,部队给我荣立了三等功,喜报送到家里,伯高兴的笑了,说我没有给他丢脸面。后来我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并从边防调到省城兰州工作,伯经常叮咛我,咱是农民出身的,要把公家事干好,不敢出啥差错。
后来我在兰州成了家、生了儿子,伯带着自己开荒地种的小米、豆子,坐汽车、乘火车来看我们。我陪伯看黄河、逛公园、吃美食、观夜景、拍照片。伯对我说,好天神,省城这么大,马路这么宽,楼房这么高,条件这么好,怪不得人都往大城市挤。你好好干,以后能到北京工作更好,我还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叩拜毛主席。当时我也答应以后有机会一定陪他去,可谁知第二年伯就老了,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回想起来我很遗憾啊!
伯,现在我可以欣慰地对您说,如今您的孙子、孙媳妇都在北京部队工作,您的重孙子是正儿八经的北京人,但户口簿上籍贯填的还是咱洛川县。伯,我说的这些您在天堂能听到吗?如果听到了,您肯定笑的合不拢嘴啊 !
伯,如果您现在还健在,我们陪您坐高铁、乘飞机,四世同堂逛首都、游故宫、爬长城,吃烤鸭、喝美酒,那该多幸福啊!
作者简介
王宽鹏,196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陕西省洛川县人,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陕西省南泥湾精神研究会研究员、理事、副秘书长、网站记者、编辑,国际网络文学联盟军旅文学部编审,《洛川文学》特约作家。1981年10月应征入伍,历任战士、新闻报道员、干事、科长、副处长、团政委、甘肃省军区军史馆筹建办公室主任等职,上校军衔。工作之余,爱好写作,笔耕不辍,有600多篇新闻稿件、论文、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被军内外报刊杂志刊登,其中有40多篇获奖。因写作成绩突出,先后5次荣立三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