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旗，中学高级教师，从事基础教育教学工作三十多年。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琵琶镇人，生于1968年，1989年毕业于甘肃省成县师范学校。通过自学考试获得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爱好古体诗词和散文，用文字记录平凡的生活，书写乡愁。曾参加网络全国诗词大赛，获得优秀奖。作品散见于《甘肃陇源文学》等。

艰难的岁月

作者:张世旗

       一九八五年我初中毕业，县文教局给我所在的学校给了两个中专预选名额，预选考试我轻松获得第一名，比第二名高出50多分。第二名的同学比我有理想，他不想上中专，想考一中，这样一来，我和第三名的同学就去参加全县中专招生考试。

        我当时也没有多大把握，就连报考自愿也是班主任代我填写。只知道他帮我填报的是成县师范，我也不明白成县师范是啥学校，毕业以后是干啥的。早知道师范学校出来是当老师，我就会让他选择其他学校，比如卫校，电力，商贸，建筑，电子等。后来我慢慢明白，当年中专招生的竞争力还是相当大的，特别是省城的中专更是竞争激烈，不光要分数考得好，还需要有相当的社会关系。班主任老师为了保险，才给我报了一个本地区的师范学校，他这么做其实是为我好。

       中专招生考试要去县城，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那天还下着雨。从学校到县城需一元六角钱的车费，为了省钱，班主任联系了一辆进城的货车，我们蹲在车箱里，篷布盖在上面，摇摇晃晃，一百八十里的路程，走了六个小时。下车后便进入到陌生的县城，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人，见到三层的高楼，看见街道咋那么宽，又那么长，街道上来往的行人好象都比我高大。人家过来后我不由自主地给人家让路，结果又挡住了后边来人的路，感觉自己在这里咋那么多余。

       当年生活的艰苦，现在的人是很难想象的，进城考试的费运家里只准备了十三块钱。来去车费三块二，住宿费四晚上三块二，生活费一天一块共计四块。这样算下来，十三块钱还有结余。

        进城当天晚上的饭是老师请的，老师在取饭窗口报了数，付了钱，大家都坐在饭桌上等待，饭全部端上来后，老师问大家：这饭咋吃？会不会吃？见没见过？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该咋吃。这是老师拿起筷子，插入碗中搅了搅翻了翻，才发现里面是面条，老师说这叫杂酱面。这是我第一次吃，当年的味道至今难以忘怀，以后吃的杂酱面怎么吃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

       考试我并紧张，我认为和平时考试一样，会做的自然会，不会的也无须苦思冥想。只是考数学时一道题是老师从未讲过的，把无限循环小数化成分数，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当了老师才明白，其实很简单。

       回来那天，我们坐的是公共班车，还是大货车，只不过上面有握手的栏杆，人很多，上坡时前面的人都往后仰，下坡时后面的人都往前靠，只有中间的人前仆后仰来去自如。我的一位同学受不了这种挤压摇晃，没几个来回就天玄地转，呕吐不止，离学校还有三十公里就提前下车了，我则一直坚持到学校。

       一个月后，学校通知我取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师范学校，这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乡。我到乡上去赶集，总有人在我后面指指点点，那就是今年考上师范的某某某。于是我全乡有名，我也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考上中专的学生，也成了后来学生们学习的榜样。说实话，我的初中学习也并没下多少苦，每天的课余时间就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剩下的时间就是追逐打闹。不过上课时很专心，老师一讲就懂了。有人说我命大，也许是吧！当年能考上中专的影响，不亚于现在考上“98·5”，因为考上中专就跳出了农门，就端上了铁饭碗，这是所有农村学生梦寐以求的事。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紧要办的就是转粮户关系。我和父亲到乡政府咨询如何转粮户关系，乡政府秘书看了录取通知书后，说先去粮管所交180斤小麦，办好粮食关系，再来办户口迁移证。

       过了几天，父亲把家里晒干的小麦又在村里的打麦场晾晒了半天，并多装了十斤，我和父亲用口袋背到粮管所。验收，过秤，最后换来一张粮食关系迁移证，迁移证右下角盖了一个大红章，章上面的文字是：“甘肃省武都县两河粮食管理所革命委员会”。拿上粮食关系迁移证，父亲和我又去乡政府办理户口迁移证。那个乡政府的秘书姓赵，曾经是我们队的驻队干部，跟父亲也熟悉，他并没有为难我们，很爽快地就办好了。

       开学了，父亲送我去学校，当天就办好了所有的入学手续，晚上我和父亲住在宿舍，父亲嘱托我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要听老师的话，不要和学生打架骂仗，不要乱花钱等等，当时我听了好烦，并没有把父亲的嘱托当回事。第二天我送父亲到车站，看到缓缓移动的公共汽车，我的眼泪哗哗的落了下来。

       现在回想起父亲的嘱吒，真感觉到当时太不懂事了。

        开学两周后，学校通知，我的粮食关系要重新转，原因是那上面盖的公章不合适。要盖新章，“革命委员会”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公章，现在已经作废了，目前基层粮管所都没有新章，所以要到县粮食局盖章。存在同样问题的学生比较多，不光我一个，所以也不用着急。后来学校每天都催，我只好请假回家办粮食关系。

     记得那是星期四的早上，我向学校教务处请了三天假。那天正好进行数学单元考试，我考到九点，试卷做了一半，要赶九点半的车，便提前交卷了。

       坐上回武都的班车，五个小时后到武都汽车站。到乡下的车要到县车队去买票，当天肯定没有了，要买第二天的票，我紧赶慢赶到县车队售票口一问，才知道放姚渡的车暂停，啥时重开还不清楚。这咋办，专门花了三块七角钱回来办事，如果办不成，不但钱白花了，而且把时间也浪费了。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明天步行回家，一百八十里应该能赶回去。当天晚上我为了省五角线的店钱，我到武都一中找了当初预选第二名不愿上中专的同学，和他在一中宿舍凑合了一夜。我们聊到很晚。他说这里面都是好学生，学习都很认真，都很注重学习方法，如果死记硬背会被人笑话的，他也感到压力山大。

       他放弃稳健的中专不上，要来上高中，本身就是跟命运相赌，如果赌输了，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向自己和家人交待。好在三年之后他考上了西北轻工业学院。

       第二天五点多我俩就起床了，他送我到校门囗，门卫室的人还没起床，他向门卫说明情况，门卫打开校门，我俩挥手告别，这一别就是三十八年，我曾打探到他零零碎碎的消息，但始终没有见过他。

        我出了校门，又走到车站打探消息，结果和昨天的情况一样。我也没多想，便在街上买了四个饼子，边走边吃。我只知道回家的路是沿白龙江而下，到大岸庙再沿福津河而上，走大姚公路，穿越花椒沟，翻过麻崖子梁就算回家了。

        我从武都到汉王坐了公交车，然后从汉王就往大岸庙走。其实从桔柑到三河有一条捷路，是穿过大岸庙村庄，但我不知道，我就一直沿公路走，走到三河已经十二点。两角钱一碗的凉粉面皮儿，我吃了两碗，接下来就是穿越花椒沟。我不敢停留，我无论如何也要在天黑前赶回家。意念支持着我，中途也不敢多休息，衣服全部湿透，后来干脆把裤子脱掉，只穿运动短裤。过沟有水时便喝水，一路上不知喝了多少水，全都变成汗水蒸发了。三个半小时后我登上了麻崖子梁，感觉故乡就在眼前了。

      我坐在大石头上歇气，望着对面的“天窗”，望着那传说中“包公问案”的两块巨石，在黄绿相间的树林映衫下，突然想起父亲送我去学校在麻崖梁歇气时讲的传说故事来。中秋的麻崖梁在红叶的装扮下，显得苍凉凄清。偶而随风飘来的山歌声，打破了寂静的山林。那歌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崖上滴水滴窝窝，

       勺儿舀水喂鹦哥。

       鹦哥不喝勺儿水，

      怎能把你喂得活。

       我不敢多停留，也没有多听山歌的闲情，我得赶路，虽说已经到了琵琶地界，但离故乡还有四十公里。接下来就是下山，我沿着小路，不到二十分钟就到了河脚。沿麻崖河顺流而下，现在要走的路都是初中植树时走过的，走过的路再走就感觉不是很远。

       当我回到村子的山梁上，远远看见母亲在村里的大场里收拾黄豆，我赶紧跑过去叫了一声呀呀(故乡人对母亲的称谓)，母亲惊呆了，她万万没想到我会这时候回来，我向她说明原因，她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计，要去为我做饭。我说自己不饿，把活干完再回家做饭。在落日的余晖里，我帮母亲把黄豆收拾干净，装在袋子里背回了家。

      晚上，父母问我在学校能不能吃饱，我说能成，有时饿了，坚持一下就到了吃饭的时间，只是晚上饿了就没办法，虽然校门口就是西大街，卖吃食的地方很多，但那太花钱，我没买过。母亲听到这里，她便说炒点熟面拿上，饿了用开水冲一碗也能当饭吃。第二天母亲为我炒了十斤熟面，还特意煮了两吊腊肉，做成臊子，和熟面搅和在一起。她说接下来天气凉了，不会变坏，能管两三个月。

       第三天，班车还是没有开行，父亲说，等班车通了，他专门去县城盖章。于是我决定，不再步行走武都，步行到康县，再从康县坐车到成县，这样可以少走六十里路。据说从家里往康县有一百二十里，我没走过这路，八年前父亲走过这路，他熟悉路道，决定送我到康县。

        往康县走的那天我们起得很早，母亲五点钟就起床做饭，吃过早饭，天还没亮，我和父亲就出发了。

       那时侯康琵公路还没有通，我们走到剪子丫下面的庄里，我没留意让一条黑狗偷咬了一口。那是一条偷咬狗，我看它卧在那里双眼紧闭没动，就没在意，突然扑过来，我赶紧来了个二踢腿，结果右腿梁杆还是被咬破了。当时主人赶紧用一把旱烟面给我止血，父亲也怒不可遏，非要追打那条狗。其实狗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当时啥也不懂，也不知道打狂犬疫苗，也许当时就没有狂犬疫苗。好在没有感染，过了一周就好了。

      我们翻过剪子丫梁，沿着老柏树河往下走，走到大石岸沟口又沿大石岸沟往里走，把大石岸沟走出头就到了箭杆岭，过了箭杆岭再往山下走就到了碾子河，再往出走就到了碾子坝。碾子坝距离县城已经不远了，但我们住在离县城咀台还有十五里的孙家院。这里有我亲房的姑姑，一九五八年生活紧张逃荒到这里就安家了。如今的孙家院已经是康县新城区，当年就是普通农村。

        我和父亲投靠亲戚，说实话也是为了省两块钱的店钱，因为这里到县城就是十五里路，第二天起早不影响赶车。当天晚上，父亲提起八年前还借了姑姑家的包谷六十斤，现在粮食虽然有了，但却不顺路，又不通车，要还粮食还得背过来。其实姑姑家早就没指望还了，不过那六十斤包谷却是我家的救命粮，这恩情是不能忘的。当年姑姑让父亲背一百斤，但父亲考虑到背上走一百二十多里路，还要翻三架山，恐怕半路里吃不消，就只装了六十斤。这次父亲送我所走的路就是他当年借粮所走的路。那六十斤包谷背回家，解决了一家人的生计，度过了青黄不接。我如今还记得，母亲每天在腰磨上推面，也不箩，就连同麸皮一块儿吃了，一直吃到豆角洋玉接上。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有责任和担当的，负重六十斤，步行一百二十多里，这需要勇气、坚韧和毅力，如今的人恐怕想都不敢想。

       当年姑姑全家四人，两个儿女，大女儿叫玉琴子，十三岁就因交不起学费辍学了，小儿子才两岁。当晚邻村还在公演电影，表妹玉琴子带我去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布谷催春》，我忘记了电影的情节，只记得那是一个乡村爱情故事。电影结束了，回家途中，很多孩子都在唱：“莫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碧水也温柔，······。

       后来我听说玉琴子十六岁就嫁人了，为了给刚出生的妹妹玉红子省囗饭，减轻家里的负担。十年后我又去姑姑家，也没见到玉琴子。

         第二天五点钟，我和父亲就向康县咀台出发了。临走时姑姑让父亲送我上车就上来吃早饭，吃了饭再往回走。我们走到车站，还是错过了正班，好在还有一趟加班车，只不过是敞逢车。不管啥车，总比走路强。

         两天走了三百多里路，这是我青年时代难以忘怀的经历。粮食关系还是等武都到姚渡的班车放开才办好寄到学校。当初回家时没有把试卷作完，考了47分。第二次考试我考了第一名，百分之七十的人不及格，最后，数学老师决定，第一次多数人考得好，所以就以第一次考试作为平时成绩，第二次成绩就不算了。这样的决定让我本学期总成绩不及格，因为平时成绩占40%，第二年开学还进行了补考。我当时真不明白，这数学老师是不是故意跟我过不去。

       我能跳出农门，与父亲对读书的认识分不开，他当年由于祖父被定为地主而进行劳教，少年时代的他不得不放弃读书。他想让我在读书方面有出息，所以无论如何辛苦，他都要让我读书。我也没有让他失望，但我参加工作后确并没有为他解决多少经济困难。特别在他的晚年更是没有让他感受到被我孝敬的温暖。去世前的两三年，他还在自己料理生活。想到这里，我有深深的愧疚感。这也许就是人世间的通理，人人都为儿女付出得多，为父母付出的却很有限，儿女的平安幸福才是父母最大的心愿。

                                             2023.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