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野莽，那是九十年代末期。

因为拙作《原谅，但不能忘记》出版，经一位书商朋友引荐，在中国文学出版社总编室有幸相会。我记得当时他三四十岁，身着深蓝色灯芯绒散夹克，配一条牛仔裤，个子不高不矮，两条浓浓的眉毛下，眼睛深邃有神，讲一口湖北味的普通话，长发爆卷，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后来我才得知，野莽多才多艺，并善画，我见过他的自画像，和我描写的眉毛和眼睛，特别是头发很传神。

没见野莽之前，早对其大名如雷贯耳，他已出版几十部大作，却甘做推手，为人作嫁。也略知一二他的过去，初中经历和我一样，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度过，直接插班考入武汉大学，进京的湖北籍作家。我们俱是非京籍作家，“玩”不了京腔、京调，写不出痞子味，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很难融入他们的圈子，一般只跟自己熟悉的外地作家来往。

人家都说：“湖北佬，九头鸟”，心眼多，不好交。但野莽的谈吐壮怀激烈，又很有亲和力，我们有相同的阅历，一样的感受，肝胆相照，竟颇有英雄所见略同，相见恨晚之感。这之前，我读过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钦佩有加。他说：“文革历史，疯狂岁月，是我们这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刻骨铭心。我是个学者，只能写文章，希望有作家站出来，用小说留下历史真相，决不能让那时代因时间的推移而淡化。”真实的历史不该遮蔽，让后人直面那个年代就那么难吗？我一时冲动，奋起响应，准备写四卷反思文革的长河小说《原谅，但不能忘记》。写出了第一卷送给出版社，才知道自己踩了雷，为什么别的作家不去触这个电？可想而知，出版这类作品有多么难！

即使野莽同意放我一马，编辑部也因题材敏感，阻力巨大。

于是他破釜沉舟，坚持要我找季羡林题书名，有学术泰斗鼎力相助，自己好说话，否则难以付梓。我三番两次拜访季老，求得题词。野莽也是条汉子，说话算数，不到三个月就迅速出书，亲自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一家杂志上，推我一程。后来我出四卷本时，直接用这篇文章做了序言，这里摘出两三段，以飨诸君：

“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做出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之后，这场重大的历史事件却似乎成了一个讨论的禁区，除个别像于艾平这样的作家声泪俱下的口诛笔伐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真实面目已一点点隐去。我想于艾平是对的，一代人的历史，只能靠自己写，不能指望别人帮忙。且“文革”的幽灵不会因忘却而远去，它正通过国民的潜意识顽强地把病菌播撒到今天的土壤上，以至于经历过这场劫难的人们━━冤死的永远沉默，幸存的不愿染指。季羡林老先生呼吁得何等好啊：清算“文革”，深究灾难的根源，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意义太重大了，重大到无法回避的程度！

“一口气读罢《原谅，但不能忘记》的时候，我禁不住急于告诉大家，如果四十岁以上的人读过本书不动情落泪，那么就请把它退还给作者吧。而我再一次翻到书中的某些篇章时，却想到了，应该建议年轻的朋友们都读一读《原谅，但不能忘记》。无论是好奇，惊讶，还是满怀狐疑，无法相信，他们都比父辈们幸运，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了解书中那段对他们来说完全是谜一般的历史。

“所以我说，直接的、自始至终地记述那个年代的长篇，记得这还是第一部。作者的勇敢、责任心和使命感，于历史和直面人生的文学观，迫不及待的先行姿态，仅就这些品质而言，应当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的榜样。生活在同一国度的有良心，明是非，记忆未曾失常的人们，没有理由不敬佩于艾平，不感谢于艾平，没有理由不打开这本沉重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