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缘何要砍向同胞（续）
憨子
1860年8月21日，英法联军攻占北塘的关键一役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中国苦力冒险将云梯搬到第一线，这一点连英法联军都相当惊讶：“中国苦力”对自己的国家如此没有感情（他们称之为没有道德），且联军对他们如此之信任，真是匪夷所思！
其实，“苦力”不仅对侵略者“忠诚勇敢”，而且还协助侵略者参与对清军的作战，一位法国军官这样写到：在一次攻打清军炮台的战役中，苦力们“泡在齐腰深的水中，冒着和我们的士兵同样的危险，但没有一个苦力面露惧色；所有的人都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为了坚守位置，12名苦力牺牲或者负伤”。
明白了吧？仅仅一万来人的英法联军能顺利攻进北京，原因竟然在此。
今天看来，这真是一个很奇特的景象。但这种奇特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19世纪。即使我们为之讴歌的抗日战争，类似的事情也不少。
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消灭伪军达120万，直至抗战结束时，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伪蒙古军、伪政府的40万军警还没有计算在内）。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也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因为那时候逃亡和被改编的大多没有被统计，逃亡的不说了，仅就国民党方面改编的伪军而言，根据史料统计就达100多万。总计消灭、俘虏和改编的伪军几乎是在华投降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的三倍（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越南北部、缅甸的日军）。这在全世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这还不算汪伪、满洲国等伪政权的100多万汉奸政府的文职人员。
必须说明的，和整个世界相比较，中国的伪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它基本上不是侵略者在他们的占领区招募组织的军队，而是大批正规国军、地方武装反水投降组成的队伍。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战果辉煌，但纵观整个抗战过程，国共双方谁也没有成建制的消灭日军一个联队（团），但投降成为汉奸伪军的却包括了成建制的集团军、军、师单位。并且极其特殊的是，只要某一支军队的首长决定投降，整个部下都跟着投降。不仅仅投降，而且不用侵略者整顿教育，就立即掉转枪口打自己的同胞。
这些伪军成为支撑日本侵略占领中国的重要力量。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伪军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或者"治安强化作战"。不少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被百姓称之为“二鬼子”。例如著名的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就是因当地的农民杨喜奎向日本人告密而壮烈牺牲，赵尚志将军更是直接由汉奸刘德山、張锡蔚暗杀。这个刘德山并不年轻，当时已经42岁，是今天的尚志市人。他本来是个猎人和流浪汉，張锡蔚则是个大烟鬼，二人都是为了获得日伪对杀害赵尚志的悬赏而不惜亡命去执行暗杀任务。
当年参与火烧圆明园的一个法国军官这样回忆：“看起来可能令人吃惊，在向中国发动的战争中，我们像使唤牲畜一样使唤中国人，但是我们是跟一个如此奇怪的民族作战，因此不应该以我们西方的观念来衡量。”
看看，在西方人的眼里，“一个奇怪的民族”？奇怪在哪里，一个以古老文明自居，以忠孝为传承的民族，居然有那么多的奸民为虎作伥，为侵略者做马前狗，进攻自己的国家，屠杀自己的同胞！
“不应该以我们西方的观念来衡量”，西方没有儒学，西方不信孔子，中国的儒学观念成为中国人的基因深住于中国人的心里。满口的忠孝仁义，满地的叛臣奸民！这如何让西方人想得通？
据当年的知情者回忆，我们那位可敬的民族英雄赵尚志临终前曾痛苦的叹息：“我今天怎么遇到的都是这样的中国人？”英雄死不瞑目啊！其实，不仅是英雄死不瞑目，就是我也想不通我们的同胞竟然是如此的不堪！
为何当时那么多的中国人乐意当汉奸帮助侵略者？
根本原因，儒教文化教育出来的的中国人只有皇帝、官家的意识，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当然也很难有我们所希望的爱国主义的情感。
既然国家是皇帝官家的国家，既然皇帝官员眼里百姓只是被奴役的对象，没有谁保证他们的温饱安宁，凭什么要求他们爱这个皇帝官员专制的国家，他们又怎么可能爱这个皇帝官员的国家？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中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的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成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说的太明白了：“天下”不是国家！保卫国家是“其君其臣”的事情，与“匹夫”何干？
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不愿意提及，更不会写进入教科书中。
五、比猪羊还温顺的“良民”
与儒学教育出来的叛臣奸民相比较，更可悲的是儒学熏陶下的顺民良民。前者或许可恶可憎，后者真的可怜可恨。
当外敌入侵对国人进行血腥屠杀的时候，比地狱更难忘的是国人引颈受戮的场面。
清史记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多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没有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清兵入关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很多中国民众也是如此。
先看看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的零碎记载：
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23联队上等兵宇和田弥市的日记写到：“今日，遭遇了手持白旗无处可逃的中国人约2000人，其中有老有少，服饰各异，手无寸铁一齐跪在大路上，现场可谓是天下一奇观。然而我军并未接受投降，而是用各种方式将这些人屠杀。”
2000多人“一起跪在大路上”，这样屈从温顺任日本人屠杀的中国人让日本士兵觉得“可谓是天下一奇观”，这就是儒教传统潜移默化出来的国人！。
另一个日本士兵这样回忆：“16日，下午1点开始，包括我在内的20名士兵以扫荡残兵为名受命前往幕府山。傍晚的时候，押解着两三天前俘虏的5000名中国兵前往扬子江边，先用机关枪扫射，之后再上前用刺刀捅那些没断气的人。”
一个台湾老兵、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我们可能永远不懂五个日本鬼子就可以押着两千人去屠杀！”
20名士兵押解“俘虏的5000名中国兵前往扬子江边”屠杀，250比1？5个日本兵押着2000人去屠杀,400比1？你能相信吗，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像猪一样，不，连猪也不如的任凭日本兵去屠杀，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问题再回到我们自己的史料上去，南京被屠杀的30多万国人（其中还有10万被日军俘虏的国民党正规军）被屠杀时居然没有反抗甚至连逃跑都不敢（查阅很多资料，并没有发现国民大规模的反抗记载）。日军当时的武器装备很一般，并没有现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仅有3万余人。如果30多万中国人拼命反击，死命抵抗，中国人的伤亡绝对不会如此惨重！3万多日军可能会屈于下风。实际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可怕，淞沪抗战撤退到南京的士兵有40多万人，留守南京的士兵有18万人，还有南京市的警察，少说也有60多万，面对三万日军，就这近120万军人，如果拼死抵抗，南京会有此惨案么？
可惜。包括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军官们在内，没有人拼死抵抗！
看看这些儒教统治下的顺民，温顺得远远超过绵羊。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蠢猪急了还跳墙呢，这些顺民，竟然不如兔子、不如蠢猪！不，应该说温顺的超过任何动物！
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偌大的一个高密县，只来了50个日本兵，全县所有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的军队，政府官员就都跑光了，全县所有的国民都服服帖帖接受日本人的管理，协助日本人去围剿不服从日本人管理的“土匪”。由此推而广之，日占区里的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大多也都这样成了皇军的良民。
看看这样残忍的事实，想想我们教科书里写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真是莫大的讽刺！
六．国人为什么乐意当顺民
那么，中国人为何乐意当“顺民”呢?
根本原因，从制度上看，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从文化上看，拜与专制制度紧密结合的儒学所赐。政治上的专制表现为皇权至上，官本位，以强权暴力压制、强迫民众俯首帖耳惟命是从。这样的专制统治必然要求儒学这样为之服务的奴才文化、愚民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倡对统治者必须忠顺的儒学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吹捧。两者的结合，做“顺民”就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这甚至成为国人的文化基因深深的根植于民众心里。
儒学一开始就强调愚民，孔子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强调“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主张“上下尊卑有序”，民众必须绝对服从官吏，官吏必须服从诸侯，诸侯必须服从君王（秦之后称皇帝）。
有人说孔孟有民本思想，并以此吹捧儒学，这如果不是糊涂，就是有意欺骗人民。儒学的民本思想与现代的民本思想毫无瓜葛，相反，其核心是官为民的主人，是“主民”，就像旧戏里唱的，“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这与今天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公民当家做主的民本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本质上是反对民主的。董仲舒更是把儒学与玄学联系起来，制造出一个“天人感应”的神话，鼓吹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命观。按照这个天命观，他又制造出“三纲五常”等一系列束缚民心的道德伦理观念。
到了南宋以后，儒学发展为理学，更是走上了彻底的维护封建专制，控制愚弄民心的道路。明清以来统治者掀起多次的文字狱，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儒学在文化思想上的一统地位，消灭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思想萌芽。比如满清政府就按照理学规定，凡是民告官的，无论民是否有理，先打四十大板再说，因为按照理学，凡是敢于对官不满的都是“刁民”。屁股被打得稀巴烂的“刁民”还必须扣头说“谢大老爷恩典”，以表示对官的服从。
最为典型的案例发生在清雍正四年(1726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雍正去头"，雍正据此断定查嗣庭"逆天负主，讥刺咒诅，大干法纪"。查嗣庭9月26日被革职拿问，依大逆罪本应凌迟处死，因其病死监中，故"戮尸枭众"，所有财产查没入官，亲戚16岁以上男丁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皆流放三千里之外(参见林白、朱梅苏《科举史话》附录二:《关于"维民所止"试题冤案真相》)。“雍正去头”其实只是个治罪的由头，骨子里是因为“维民所止”强调了了“民为贵”的地位，违背了老百姓只能做“顺民”的宗旨。
我不否认，儒学的一系列纲常道德对社会的安定和谐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总体上来说，儒学维护的是专制统治的秩序，是通过一系列道德规范对民众进行奴化教育，使之绝对服从统治者的秩序。
例如儒学的“义”是禁止以下犯上，是家奴维护主人利益的“义”，如戏剧《周仁回府》中的周仁牺牲妻子救护主人老婆就是“义”。“礼”就是严格遵循封建统治秩序，遵循等级制度，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谓“必也正名”都是不许民众议论政事，怀疑统治者。满清康乾时代的文字狱就是专门对付敢于越轨议论政事的文人。
儒学的“仁”就是“克己复礼”，就是民众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服从统治者的秩序。有些人说儒家主张的是“仁者爱人”，是爱所有的人。错了，孔夫子是严格的把“人”和“民”加以区分的，他的“人”就是统治者，至于“民”，儒学从来就是不爱的，相反的，是要打压、愚弄的。春秋时期有个反对儒学的墨家学派，其主张的“兼爱”就是针对儒家的只爱统治者的“仁者爱人”提出来。现在很多人都在歌颂的曾国藩，赞颂其为清末大儒，可就是这个大儒，每攻下太平军占领的城池就血腥屠城，如攻下南京城后屠杀城中居民至少60余万，是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的两倍。与屠杀本国人相反，我查遍近代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史，找不到任何曾国藩及其所率湘军抵抗侵略的爱国行为。我很难想象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歌颂曾国藩的“仁义”。
正是这样的政治统治和儒学教育，培养出了对侵略者也服服帖帖的顺民、良民，培养出了没有国家观念，没有民族意识的奸民。试想，如果老百姓信奉“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他肯定也就信奉“天变了，道就变了”，那么，当老百姓头上“天”变了——皇帝或者官员逃跑了，投降了，自然“道”也就变了，老百姓就应该服从变了的“天”，奉行变了的“道”，这就是出现服从侵略者的奸民、顺民的原因。例如武装到牙齿的几十万东北军不抵抗跑了，几百万中央军不抵抗跑了，你还能指责他们曾经统治的老百姓成了侵略者的顺民良民吗？
说白了，中国的汉奸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也最能帮助侵略者“极其残忍”地“作践自己的同类”，屠杀自己同胞，其原因，就是是历代混蛋的专制统治者以及他们提倡的儒学文化。
七、庆幸与担忧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被马克思奉为启萌老师的黑格尔，他研究中国历史后说到：“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国家取得尺寸的进步。”
文艺复兴时期时期的著名社会学家卢梭研究中国社会后更是这样描述具有儒学传统的国人：“世界上人数最多和最文化昌明的民族，却被一小撮强盗所统治，我详细的观察了这个著名的民族，吃惊地发现他们全是奴隶。他们屡遭进攻，屡次被人征服，他们历来是捷足先登的人的猎获物，这种情况，也许还要延续好多个世纪。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活该如此，因为他们连哼一声的勇气都没有。他们书卷气十足，生活散漫，表里不一，十分虚伪，他们的话说的很多，但没有实际内容，他们的心眼很多，但没有什么天才，他们虚有其表，思想极为贫乏，他们对人有礼貌，也很殷勤，他们处世圆滑，很奸诈，他们把做人的义务挂在口头上，装出一付很有道德的样子。”
黑格尔明确强调：正是在这些“恶棍”、“混蛋”、“强盗”们的统治和教育下，“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门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挑那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黑格尔、卢梭令人很不舒服的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实，道出了儒学统治的中国社会的真像。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总结我国历史，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上奸而下愚”，信夫？
值得庆幸的是，在卢梭讲话的大约200年后，中国出现了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犯上作乱”，以推翻儒学维护的封建帝制的革命家，终于皇冠被打翻在地，这无疑是改变天日的思想解放；紧接着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先贤，他们无情的鞭挞儒学，掀起了以“五四运动”为名的思想大解放，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涌现了瞿秋白、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新一代革命者，他们教育、领导历来被视为愚民、群氓的人民群众造反，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新中国”的新，第一新在人民民主专政，即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少数统治着专制；第二新在推翻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有此“二新”，中国人民应该再也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奴隶”，而是站起来的东方雄狮，是谁也不敢忽视的伟大民族。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被奉为圭臬2000余年的封建儒学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还有那么一些所谓专家学者，鼓吹用“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统治国人的思想，其本质就是要国人扔掉人民当家作主的马克思主义，扔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产生的民主自由思想，做专制统治者的“顺民”。可惜，很多善良的国人还以为他们就是中国社会的精英。
南京的汉奸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其1940年写的《纪念孔子的意义》一文中直言：“中国之一切的典章文物，无不源于先师孔子，无先师孔子，便无所谓中国文化。”看看，这和当今那些些提倡儒学的大师们讲的何其相似乃尔？
善良的中国人，该醒醒了！
2018年4月20日夜稿
作者简介：刘彦强，笔名憨子，陕西咸阳人，高级教师。从事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近四十年，为全国知名政治教师，《世界文学》优秀签约作家，曾在各类教育刊物发表教研论文180余篇，主编出版《青少年心理行为咨询》丛书、《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指导》丛书、《学习心理学》、《坡刘村志》、《草根憨语》等书，并主编或参编多种教辅读物，有杂谈散文以及诗词散见于多种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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