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965年6月，我连还在北京琉璃河北落村驻扎时，上级调我连去葫芦垡村支农。主要任务是割麦子、插稻秧与种红薯。那时，每天四、五点钟下地，晚上八、九点钟收工，一天少说也要干上十四、五个小时，战友们个个都累得精疲力竭，晚上吃饱饭倒下便睡。不知那天夜里是谁伤风感冒了，一个劲儿地咳嗽不止，害得大家都睡不踏实。早上四点多钟，班长拉亮了电灯，爬了起来，他迷迷怔怔地问：“谁不舒服啊？”战友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齐声说：“没不舒服啊！”班长说：“怪了，没不舒服的，咋一宿都咳嗽呢？”他话音刚落，又有两声咳嗽从屋角的桌下传来，班长一骨碌爬了起来，走到桌前低头一看，张嘴骂道：“妈的，谁弄只刺猬捆这儿了！”只见班长解下捆在桌腿儿上的细绳，拽出了一只满身棕黄色尖刺、瑟瑟发抖的刺猬，那刺猬看见了人，瞪着委屈的小眼又张着嘴“咳咳”地咳嗽了起来。后来，听农村籍的战友讲，只要给刺猬嘴里灌点盐水儿，齁着了它，它就会像人一样地咳嗽起来。不知是哪个班的坏小子趁我们班屋里没人，逮了只刺猬捉弄我们，害得全班战友整整一个白天都低头耷脑的。

   入越后，住莱州时，我们团由贵州接了一批新兵，这批新兵中苗族、布依族的战士居多。我们班分了一位来自贵州松桃的苗族小战士叫吴老正，他长的又矮又胖，肤色黝黑，一张大脸上长了一对小眼与一只肥大的塌陷的鼻子和一张大嘴， 那模样十分可爱。这小子人不大，挺有力气，干活肯吃苦，特别讨彭锁成班长和老战士们的喜欢。只是按当时的婚姻法，他有点早恋，心中时不时地惦记着他那贵州苗族山寨中的姑娘。只要他小眼一闭、眉头一皱时，不用猜你就知道，他准是又想家了，想起那心仪的姑娘了。一次，5班正在开班会，屋外好像是响起了飞机的隆隆声，5班长付有祥提醒战友们：“小心啊！注意敌情！”一会儿，隆隆声停了，又过一会儿，隆隆声又响了起来。如此往复，足有20分钟的光景。5班长骂道：“妈的！怪了！怎么这飞机总在这块儿打转转呢？是不是要出事啊？”他走出屋门，寻声找来，只见在他们班屋外，我们排厕所的围墙那儿，那位苗族小战士吴老正正在一边低着头想心事，一边百无聊赖地转动着立在围墙上的独轮车的车轮，一阵又一阵的隆隆声从他手下传来。5班长跑过去，拎着他的衣领把他拖拽到我们班的门前，大声喊道：“你们咋不管管这小子？没事在那儿转车轱辘玩儿！害得我们还以为敌机来了！”战友们听后一阵大笑，赶紧把吴老正拽进了屋。

    到谅山后，营部离我们连的驻地稍远了一点。那时，我们连的柴连长已升迁至副营长了，不知他从哪儿搞了一辆旧自行车，隔三差五地骑着自行车来我连检查工作。我们演唱组的乔贵鸿战友憋坏拿老连长开起了玩笑，他偷偷摸摸地把那自行车的气门芯儿拔了，害得老连长乘兴骑车而来，扫兴推车而归，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嘟囔着：“这疙瘩儿的破山道儿太难走了，把他妈的气门芯儿都给颠没了！”   

    我当兵时比较老实，很少搞恶作剧，基本属于那种只看不做、从旁找乐儿的人。但在即将结束四年的当兵生涯时，我也拿生死与共的战友们找了回乐儿子。快复员时，连里把批准复员的老兵都集中了起来，没有了新兵，连里又管束不严，大家嘻嘻哈哈地住在了一起，各自盘算着回家后的生计。那时，我与好友石桐福睡在一张大通铺上。记得那是在越南最后一个晚上，我悄悄地从褥子缝里揪了一小块儿棉花，用点着的烟头燎烧着它，一会儿满屋子充满了什么东西烧着了的焦糊味儿，石桐福大喊一声：“谁的东西着了？！”“呼”地一下满屋的复员战友全都爬起来，解包裹的解包裹，翻被褥的翻被褥，嘴里都嚷嚷着：“哪儿着了？哪儿着了？”战友们在翻遍了自己那点儿家当，没有找到火源后，又都躺下了。在战友们爬起来时，我把烟头躲开了棉花，焦糊味儿减少了；在战友们又躺下时，我又把烟头捅向了棉花，霎时间焦糊味儿又弥漫了全屋，石桐福又大声喊叫着：“着了！哪儿着了？”，战友们又都一骨碌爬了起来，继续翻看自己的那点儿家当。大家不住手地忙着、嘟囔着，我与石桐福不住嘴儿地偷偷地笑着。54年了，今天揭破谜底，我真心向与我们同时复员的15连全体战友说声对不起，拿您找乐儿了！可惜地是桐福那位哥们儿，去年底在全国新冠疫情防控全面放开后不久即被感染，导致白肺，仅住院8天就撒手人寰，于2023年1月6日去世，让我们又痛失了一位好战友！桐福复员后，一直在服务行业工作，他当过理发师、医院账款催收员、市旅游局司机。在做市旅游局司机的几十年中，他为国内外的首长、贵宾们精心服务，常常获得首长、贵宾们的好评。晚年他热心社区公益事业。是他所居住社区有名的公益老人。我们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