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七部 创造奇迹
我们在这里是讲毛泽东故事，怎么有谈到冷战思维呢？这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正处在二战后，处于冷战时期。毛泽东怎样在冷战时，化解各种国际矛盾促进中国发展的，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的。温铁军是研究经济金融专家，所以就要了解温铁军本人情况。
温铁军，汉族，祖籍河北昌黎，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市，初中没有毕业，温铁军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时候，温铁军才十六七岁，被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二级岗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农村金融研究所等校属科研机构负责人，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乡村振兴中心主任；浙江财经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名誉院长；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
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9年在中国农业大学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4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2013年辞去院长职务；2019年卸任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农业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兼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以及农村金融等。
温铁军初中没有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时候，温铁军才十六七岁，被安排到山西汾阳插队。有一次，他带队进山搞副业，“想给大家搞点活钱，因为穷嘛。结果人还没有出发，那边的批斗会已经准备好了，批斗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批斗会正在进行的时候，当地的大队干部觉得那样不合适，就把我给保了。从那以后我就完全跟当地的农民们在一起了”。
之后温铁军又参军，当工人，“我就这样在社会的底层滚爬，滚出了一身泥巴--我不再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至少，我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士兵、工人”。11年的工农兵经历形成了温铁军从农村基层出发看问题的角度，和关注农民的感情。
1979年温铁军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的是新闻，却最终选择了研究“三农”问题。也许是新闻专业的熏陶，温铁军一向注重社会调查，注重"用事实说话"。毕业后不久，1985年他发起并组织了首批记者团，驾摩托车沿黄河考察8省40多个市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温铁军在谈《新冷战的前世今生》中，提到从老冷战到新冷战中国到底有哪些应对经验。先说老冷战时期，那个时候中国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当时把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定义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当时是按照西方的“五个阶段论”来形成我们的意识形态的，那是一个线性的思维。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思想是认为中国跟西方一样，一定要经历五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再到共产主义社会。于是，中国当时处在什么阶段呢？处在资本主义尚未建成，资产阶级革命正在发生的阶段，只有当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大生产之后，中国才能再讨论是否应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早在19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自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那这个时期的土改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为此，1947年毛主席还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认定了中国即使革命成功，也要进入资本主义。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虽然美国当时是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但是美国并不打算跟这个还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完全断绝关系。美国的大使馆一直跟着国民党撤退，但是在南京解放后它也留下了。美国一直试图想跟中共维持一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关系，直到后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才离开中国。
也是因为在老冷战时期，中国不是主要矛盾，并且中国也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阶段，所以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地位是有定位的。于是乎，美国的战略防御放在了第二岛链，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亚洲大国，在其势力范围内美国基本上不设防，包括台湾、东南亚这一带。但随后世界格局发生一个很微妙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半岛战争实际上是一次国际战争。因为一方是美国为首组织的“联合国军”，有16个国家参战。另外一方，除了中朝两国的军队之外，还有苏联的军队实际也参战了。苏联背后还有一批整个苏联东欧的阵营在提供战争装备和军火支持。它是一次发生在亚洲被称之为区域冲突的局部热战，但实际上它是一次国际战争。
这次没有被叫做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是因为当时苏联刻意回避直接参战。当然，其实所谓的回避，只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苏联的一兵一卒被对方俘虏，因此不能证明他参战了。一场朝鲜战争客观上把美国原来的布局打破了，就是美苏各自在二战之后完成了的布局，其实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分割世界的控制。在欧洲有东德和西德，这个就是战争打出来的。同样在亚洲，有南北朝鲜。甚至原来美国和苏联要求中国划江而治，长江以南交给国民党政府，长江以北交给共产党政府，这样正好美国苏联可以分割控制亚洲这个最大国家。对于这两个超级大国来说，他们要瓜分世界，发展中国家越是分裂，对他们就越是有利。
但是当时毛泽东主席说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没理这一套。当然实际上，最后还是出现了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两分局面。一场朝鲜战争，虽然没有改变朝鲜半岛两分的格局，但却把中国打入了苏联阵营。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当时还叫做资产阶级革命，还在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当中国一旦打入苏联阵营之后，迅速的按照苏联的制度进行改造，因为客观上的战争需求，大量的苏联装备纷纷转移到中国，乃至于从厂长、工程师、技术员到熟练工人，也随之被派过来。这当然意味着你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盘苏化了。
当时中国的上层建筑，大部分人都是打仗打出来的，都是农民出身，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还不太会管理现代工业，这样政府部门也得苏联派专家，军队也得按苏军的方式，等等。这样，就实现了一个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盘苏化，客观上就把中国打入了苏联阵营。中国刚刚摆脱了殖民统治，变成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很快由于朝鲜战争而不得不依附于苏联。新中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一年的时间，中国就被迫加入苏联阵营，开始推进全盘苏化。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应该说是军队第三次大换装，然后接着政府部门健全完善，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苏化过程非常快。从1953年开始提出要改造成社会主义，到1956年完成所谓对私人资本和对农村个体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就完成了一个参照苏联体制建立的国家体制。因此，这个改变对中国来说，等于中国开始纳入到老冷战的体系之中。
但是很快，毛泽东1955年年底就开始强调我们要改出全盘苏化。接着从1956年开始跟苏联发生两党之间的争论，到1960年苏联开始全面撤走，从53年开始全盘苏化到60年完成对苏联的去依附，中国再度变成一个去依附的独立主权国家。1960到1970年代，因为中国离开了苏联阵营，所以冷战就变得很清晰了，美国和苏联各自成为两个霸权国家这样一个态势就越来越清楚。两个国家都不忌讳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什么选项在他们的篮子里都是随时可以拿出来的。比如，核威胁，核讹诈……。
也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提出集中全国的科技力量、工业力量，各方面的力量，搞两弹一星。按毛泽东的说法，“我就是要饭我手里也得有根打狗棍”。因为这个时候，美苏双方之所以不再打热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双方都有核武器，核恐怖平衡。并且1960年代，中苏双方发生交恶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遭遇到核武器的威胁了。1958年金门炮战的时候，美国人也曾经发出过威胁，准备使用核武器来攻击中国。除此，中国还在1963年开始三线建设，因为这些年形成的这点工业基本上在沿海大城市，就要向内地转移。
这样就出现了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家今天看到的很多说法，我们的知识分子们，我们的学者们，甚至都没有个人生活也没有家庭，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这个国家的独立主权。那个时候是一个全民奉献的时代。既然你脱离开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有比较雄厚资本力量的阵营，那你只能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今天很多人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年我们犯了左倾的错误，其实大家是不太了解那段冷战的历史。那段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你想摆脱双方的控制，也就是说中国要想不站队，不站在任何一方，那是一定要支付相当大的代价，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普遍贫困。这一点，我在这里点到为止的提出，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我们的《八次危机》，那里面有详细的描述。
当时，毛泽东对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拉帮结派，然后形成站队互相攻击，对这一套他是有明确分析的，提出了一个很宏大的世界板块结构的分析，叫做“三个世界理论”。他说，美国和苏联都是超级大国，是两个霸权国家，美国叫做帝国主义，苏联叫做社会帝国主义，它们是第一世界。而大多数其它的西方国家叫做第二世界，而我们这些亚非拉的一般发展中国家叫做第三世界。所以毛泽东其实是孤立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积极的开展跟第二世界国家各种各样的交流，加强经济关系，然后坚定的跟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于是乎，三个世界理论就成了一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思想理论体系。当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我们是被第三世界的穷哥们抬着轿子抬进去的。不仅是后来发生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改变，而且在当年也确实形成了毛泽东所强调的那个统战思想，统战就是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以在老冷战时期，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体系，解构了老冷战美苏搞的二元对立，两个大国拉帮结派这样一种政治站队的做法，让这个世界明白不是必须以美苏双方各自提出的意识形态标准来决定你到底是拥共还是反共。因此，西方各主要国家很多领导人、政治家先后访问中国，就是看中了中国是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大国。至今，中国还在很多方面继承着，甚至是享受着当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制度思想遗产。那今天，当我们遇到新冷战的时候，因为国内大多数的官员，包括政治家，都没有经历过老冷战，没有这个经验过程，那当然也很少有人再去学习了解毛泽东当年化解老冷战对中国的打压而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体系。
一九九四年，美国的蓝登书屋（RandomHouS（注：书）e）和台湾地区的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先后出版了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英文书名The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出版者对这部书做了许多宣传，甚至用夸张的语调进行吹嘘，说它“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手珍贵史料”；“本书问世后，不只毛泽东个人传记，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相关写作，都将受到重大影响”；“本书以全球第一手资料，披露毛的政治与权谋、性与死亡”。——这本书几乎成了当今社会造谣污蔑丑化抹黑毛泽东的总根源，被美狗公知汉奸幼派奉为“宝典”。李志绥在“回忆录”的结尾写道：“我要此书成为在毛泽东的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以及善良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存，不得不扭曲良知、牺牲理想的历史记录，申诉给公众。” 有着特殊政治色彩的黎安友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前言”中更是画龙点睛地写道：“没有任何一本官方传记呈现了一幅比李医生此书更真实的毛画像。此书是有关毛——或许也是有关历史上任何一位专制者——的著作中，最深刻入微的一本。”
这些话尽管根本不符合事实，倒是把他们所以要出版并且用那么大力气来宣传这本书的真实意图说明白了。此书一出，就立即遭到了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强力反驳，今天我们转载徐涛和吴旭君所写的反驳文章：
李志绥和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总是把他说得和毛泽东的关系十分亲近，深受毛的信任，毛对他几乎是无话不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与李志绥的关系究竟怎么样，我们太清楚了，特别是吴旭君。我们深感有责任把真实情况向世人、向一切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们说清楚。
李志绥为了编造一些毛泽东同他的“个别谈话”，特地给自己安排了许多特殊身份和工作任务，如：教毛读英文，毛让他看《参考资料》，研究政治，向毛写报告，帮助毛挑选红卫兵小报，等等。读者也许不会想到，这些也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先从教毛泽东读英文说起吧。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多次讲到他教毛泽东读英文，在教英文中间，毛又怎样同他进行交谈，甚至是“彻夜长谈”。
到底是谁和毛泽东一起读英文呢？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林克调来做秘书，毛泽东就要林克教他学英文。从这时起，直到一九六六年大都是林克同毛一起读英文。
林克一九六一年一月下乡后不久，有一天毛泽东对吴旭君说：“国家困难时期，要节约开支，精兵简政，我要带头执行。你帮我的忙，我这里的人，秘书、卫士等都陆续离开了，你多承担些工作，既当护士长，又兼点医生工作。我们订个约法三条：第一，发烧不超过三十八度五不许找医生，我病了由你看；第二，学着搞些国际问题，每天看了《参考资料》要和我讲，还要和我读英文；第三，你也参加卫士的值班。”从这时起，吴旭君就和毛泽东一起读英文，谈“参考”。林克回北京后，仍由林克继续同毛一起读英文。
李志绥只是在一九六一年初偶尔和毛泽东读过几次英文，后来就不读了。
吴旭君曾经问过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不找李大夫读了？”
毛说：“此人不像你的徐涛（徐是吴的丈夫）和林克那么温和，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还不太适应，他比较紧张，我觉得不舒服。我看还不如找你来和我一起读好。”
吴旭君说：“我的英文程度不如林克那两下子，恐怕达不到你的要求，怕胜任不了。”
毛说：“我们不是读过几次吗？就按你的办法挺好。你爱跟我争论问题，有时提出一些问题促使我去思考，我对我们的争论挺欣赏。就这么办你就辛苦点，多背点政治术语和单词。”
吴旭君和毛泽东一起读英文，吴还给他选了一些医学词句读，把中英文句子分别用大字抄在八开的纸上。
在一九六三年初，毛还曾找章含之（当时是外国语学院教师）教过几个月英文。
唐闻生曾任外交部翻译、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现任铁道部对外合作司司长。她回忆说：“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毛主席会见外宾前后，或者当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常问一些中文词句用英文怎么表达，还让我给他写下来，有时他会反复念好几遍。我给他写过不少英文单词和句子的卡片。在我为主席担任翻译期间，没有听说过他向李志绥学习英文。”
关于看《参考资料》，据我们所知，当时一组只有汪东兴、叶子龙、林克各订有一份，每人一天两大本。毛泽东告诉吴旭君说：“特别批准你可以看我的那一份，看完了，每天要和我谈。”因此看“参考”、谈国际问题，又成了吴旭君的工作任务之一。李志绥根本没有《参考资料》，毛泽东没有给他看《参考资料》的任务。
李志绥的“回忆录”说：“毛知道了我的处境（按：这里指“回忆录”里写的“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对他造成的不安全），特别给我一个工作。毛让我和吴旭君筛读每天由全国各地如雪片般涌来的各种小报，挑选一些送给他看。”
“文革”初期小报很多，毛泽东把筛选小报的任务直接交给了吴旭君，并且每天她要和毛交谈这些小报的内容。毛对吴说：“我现在不得不借你的眼睛了。”这件事同李志绥毫无关系，毛从来没有交给他筛选小报的任务。
李志绥的“回忆录”反复说，他是毛泽东“闲聊的对手”，是毛的“清客”，经常同毛“彻夜长谈”，“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特别强调这些话，无非是为他们编造毛泽东的“谈话”和所谓“深刻入微”地描写“真实的毛画像”作铺垫。
然而事实是，他同毛泽东交谈得很少很少，长谈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志绥同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很少，毛泽东很少找李志绥。李在毛泽东面前很紧张，有事几句话说完就走了。李平时从不主动去看毛，我们感到他是有些发怵，他可以很长时间不同毛见面。李志绥自己对我们说过：“没事少在他（按：指毛泽东）眼皮底下晃，说不定哪天就给晃下去了（按：指下放基层）。”
卫士们也反映，李志绥了解毛的健康情况大多是向值班卫士和吴旭君询问，了解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大多是靠吴旭君转达。李志绥亲笔在毛的病历上所作的记录更足以证明这一点，上面反复地写着：“根据吴旭君反映”、“根据值班卫士反映”。
我们同李志绥相处那么多年，他几乎没有单独一个人为毛泽东检查过身体，他怕负责任，只是在会诊时跟在专家后面去看看。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跟徐涛说：“我要在自然科学方面补课，以后你就和我多谈谈自然科学问题。”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和徐涛除了谈些历史、哲学、文艺、诗词以外，更多的是谈工农业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谈物理、化学、天文、原子能等，但从来不跟我们工作人员谈中央领导之间的人事关系问题。
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忙于搞三线建设，忙于克服经济困难，他常找吴旭君或卫士了解社会情况和群众对生活问题的反映等，从来不找李志绥闲谈。
七十年代毛的健康状况日渐下降，经常生病，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些年代，他同身边工作人员闲谈的时间很少了。
李志绥同毛泽东既然在思想上很隔膜，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那末，他有没有可能经常与毛进行交谈，甚至是“彻夜长谈”，读者自然会作出自己的结论。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讲了许多他和毛交谈的具体情节，我们仔细看了，全是假的。这里举一个例子。
“回忆录”里说：“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匆匆赶往后门（按：指毛居住的院子的后门），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门卫看到是我，立刻按电铃，卫士开了大问，我同他一起走进卫士值班室。我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叫我。他说：‘主席已经吃过两次安眠药，睡不着，叫你来谈谈。，我穿过相接的明廊（按：我们记得，一九五五年还没有“相接的明廊”，这个明廊是一九五八年以后修建的），入北屋进到毛的卧室。”
接着，“回忆录”编了好大一篇毛同李的谈话。据说，谈完话，李“回到南船坞宿舍，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钟”。
这段描写，在“回忆录”的第七六页至八一页上。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会觉得像有那么回事。但对于毛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我们两个长期做毛的保健医护的人来说，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的。
首先，一九五五年毛还不认识他，这在前面已经说过。
其次，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以后，不能兴奋，要安静下来，逐渐人睡。这时绝对不会找任何人谈话，顶多和值班卫士随便谈几句家常，或是找护士长用十分平和单调的语气给他读读诗词，这是有的，那是为了催眠。
“彻夜长谈”是没有的，是绝对不可能的。
毛泽东的脾气是喜欢同讲真情实话的人交谈，他要了解交谈者的真实想法和社会上的真实情况。而李志绥对上级讲话一向是顺从逢迎，毛不喜欢这样的人。
在“回忆录”中，李志绥说毛和他谈到“医生总有那么一副医生架子，让人讨厌”。毛又问李：“你有没有架子呢？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这件事，我们倒曾经听说过。毛在这里不是泛指一般的医生，主要是说李志绥有医生架子。这也是李不可能跟毛多接近、多交谈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身边人员进行交谈，总是有来有往，不只是他一个人发表长篇讲话，真正是交谈。他希望对方能对他的意见作出反应，能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即使说错了也无妨。要是能跟他争论，提出不同的看法，他是高兴的。但必须是讲真话，他才能听得进去。尽管如此，他很少同我们谈过什么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没有同我们“彻夜长谈”。
这本长达六百多页的“回忆录”中，写了那么多所谓毛、李的交谈。可是我们这些长期在毛身边工作的人，谁也没听说过李同毛有什么“彻夜长谈”。而谁跟毛谈话，谈多久，值班卫士都是一清二楚的。
到后期，毛泽东对李志绥的工作已经很不满意了。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毛不让他在一组工作。
关于这一段，李的“回忆录”透露出一点信息。他说：“（一九七四年九月至一九七五年一月）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救，很难进行。胡旭东、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亟需政治局的帮助。
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叶元帅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已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
一九七四年底到毛泽东逝世这一段时间，吴旭君已经不在毛身边工作，其间有关毛的医疗情况，我们主要是通过访问当事人包括一些专家了解到的。
关于上面李志绥说的那些事，我们访问了当时随同毛泽东在长沙的汪东兴。汪说：“这是假的。他怎么能同叶剑英去谈？实际上是主席有病，对李志绥有意见，不满意。主席说他只观望不行动，不动手，不解决实际问题，病好不了，不要他，让他回去”。
这就完全明白了，李志绥之所以回北京，不是他“想回北京”，而是他“在长沙起不了作用”。一九七四年底李回北京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他基本上就不参与对毛的医疗工作。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手术。当年为毛做眼科手术的唐由之教授是著名的眼科专家，现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他对我们说：“我于一九七五年春节大约是二月份，在杭州与毛主席见面，给毛主席做眼科会诊。那时李志绥不在杭州，汪东兴要我负责准备了眼科。耳鼻喉科等有关各科的整套手术室需用的器械设备。回北京后，我住在中直招待所，和几位眼科专家选择了适当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术，效果比较好。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治疗方案汇报，李志绥也没有参加。我于一九七五年三四月间住进中南海，约住了七八个月。在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都不见李志绥。”
我们问唐由之：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手术前，毛说：元朝人萨都刺写过‘天低吴楚，眼空无物’。那末做完手术，我的眼里就会有物的了”。您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说过这些话吗？
唐说：“没有，毛主席没有说过这些话。李志绥没有在场。毛主席只是问过：‘你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主席说：‘准备音乐了吗？’后来由秘书找来弹词《满江红》录音带放的。做手术时，周恩来、汪东兴等都在门外等候，李志绥并不在。”
李志绥真是会编“故事”。那段对话，又是他或那些参与者们发挥想像力所写出来的。
从李志绥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看李志绥的人格
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利用李志绥所谓“二十二年”保健医生的身份，在毛的生理和健康方面造了许多谣言。
就凭这一点，仅仅说李志绥没有医德是不够的，他连做人的起码道德都丧失了。
吴旭君告诉讲，我们作为保健工作者，本不应该把保健对象的生理和健康状况公诸于世。但是，由于李志绥在这个问题上公开造谣，我们就不得不公开辟谣，而且不得不引用一些毛泽东的病历，以正视听。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一九五五年检查了毛的前列腺，做了前列腺按摩。
且不说当时李志绥还不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没有为毛泽东检查前列腺的机会，就是别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做这种检查。毛的一生中，直到老年，没有这方面的病状。我们仔细查阅了毛泽东的病历和会诊记录。泌尿科专家曾多次为毛检查身体和会诊，但从来没有哪一位专家给毛做过前列腺的检查，更没有做过前列腺按摩，病历上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录。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又说：“过了两天”，“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这些话一看就是瞎编的，谁也没有给毛查过前列腺，怎么会有检查结果出来呢？不但有结果，而且还有一个“他没有生育能力”的结论，这不是荒唐吗？
关于毛泽东有没有生育能力这个问题，暂且不论。单就李志绥讲述的“结论”得出的经过，就能看出他的破绽。李志绥在书中说：“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从医学上来说，如果李志绥真的做了前列腺按摩，能得到一些液体，那也主要是前列腺液。但只有对精液检查，对男性生育能力的判断才有价值。何况，李志绥的办公室里根本就没有化验仪器，如何进行化验呢？
我们曾向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当年曾给毛泽东会诊过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教授请教。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国外院士。他还曾担任过周恩来的医疗组组长。他说：“前列腺按摩得到的主要是前列腺液，偶尔可能带些精囊液，而精囊液不是精液。要确定男性有无生育能力，主要是根据真正的精液检查，仅靠前列腺按摩得到的液体，不可能作出有无生育能力的结论。”他还说，他从未给毛泽东做过前列腺检查。我们查阅了毛泽东病历中的全部化验报告，没有见过一张关于“前列腺按摩液”或“精液”这一类的化验报告单。
对毛泽东进行稍有一点特殊性的检查，都要向上级报告，而李志绥最怕负责任，如果真有检查前列腺以及有无生育能力的事，他是一定要向上级领导报告的。我们特地向当时任中南海保健处处长的黄树则询问。黄说：“李志绥没向我报告过。”
我们又问汪东兴。他说：“李志绥没有向我报告过，我没有听说做过这种检查。”
李志绥没有做过这种检查，毛泽东无需做这种检查，根本也不可能让他做这种检查，那末，李志绥为什么要凭空捏造这一档子事呢？他的目的很清楚，是想要用“没有生育能力”为他们诬蔑毛“性放纵”等制造“根据”。
李志绥还造谣说毛泽东患有“滴虫病”，这同样是出于对毛泽东进行诬蔑的目的。
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做医务工作多年，十分清楚地了解，毛绝未患过什么滴虫病。
我们到中央档案馆把积累了有几十年的、堆起来有几米高的毛泽东的病历翻了不止一遍，把包括李志绥在内的毛的所有保健医生所开具的化验单，和包括李志绥及专家们所记载的病历记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逝世为止），仔细地一张一张地查阅，没有见到任何有关滴虫病的症状的记录。在数以千计的详细的化验报告中（也是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逝世为止），没有见到一张关于滴虫病检查的化验报告单。
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向读者指出，李志绥“回忆录”中文版凭空说毛患有滴虫病，英文版却不讲什么滴虫病，而诬蔑毛患有“性病”。黎安友的“前言”，在中英文两种版本中也是如此。“滴虫病”（TrichomoniaS（注：书）iS（注：书））只是一种寄生虫病，它与“性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疾病，这是常识。李志绥一伙在两个版本中玩弄这样的手法，正好反映出他们心虚，不敢在中国读者面前造毛泽东“患性病”的谣言。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按：指毛泽东）相信一些长寿药，也想寻求这类药。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
这又是荒唐的编造。毛泽东从来就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药”、“长生不死药”。
他多次向徐涛说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
他还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二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
对待生与死的问题，毛泽东跟吴旭君也多次谈过。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对吴旭君说过：“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他还按逻辑学的原理说：“‘人都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又有一次，毛跟吴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他又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毛泽东从哲学方面，从自然科学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谈生死问题，谈得十分潇洒豁达。
但是在李志绥等人的笔下，毛泽东却被歪曲成另外一副样子。毛晚年有两次病情危重：一次是一九七二年，“回忆录”中编排了好长的一段毛李对话，其中毛问李：“你看我还有救吗？”另一次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毛临终前十分钟，“回忆录”有一段描写，其中有张玉凤向李的“传话”：“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请读者注意，这两次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一九七二年那一次，吴旭君守护在毛的身边，没有听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两次参加医疗组的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现今绝大部分都还健在，他们谁也没有听见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从来就把生死看作是自然规律，对死无所畏惧。
一九七六年在他病危的时候，多种严重疾病同时向他袭来，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仍像平时一样，关心国事，酷爱读书。请看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毛泽东临终前一天的护理记录，现摘抄如下：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毛主席逝世前一天）
零时零分：体温36.9℃，脉搏103次/分，呼吸21次/分，血压170/80(mmH革) 。看文件14（这个时候还在看文件）。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六下。
零时五十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0'30'（这个时候还在看文件）。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一时十分：看文件15'30"（这个时候还在看文件）。
一时二十九分：血压150/70(mmH革)，T波倒置， S（注：书）T段压低0．15mv。（注：表示心肌缺血。）
一时四十分：主席自己使劲。马上去看，发现尿床约200ml。
一时四十五分：血压180/80(mmH革)。看文件10'（还在看文件）。
二时零五分：脉搏116次/分。看文件9'（还在看文件）。爽身粉擦大腿。
五时十六分：有轻度紫绀（注：表示缺氧。），尿床200cc。
五时五十分：换枕头及耳枕。看书7'（还看书）。
十一时十五分：体温37℃，脉搏102次/分，呼吸26次/分。双手双脚发凉。
十一时二十一分：嘴唇紫绀明显。做呼吸，气很短。手指甲发绀。
十一时五十分：S（注：书）T段压低加深0.3mv。（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
十二时四十七分：看文件21'（还在看文件）。液体滴数速（度）调至20革tt/分。（注：即分钟二十滴。）
十三时十五分： S（注：书）T段压低0.3mv。出现二个室性早跳连续发生。（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并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
十三时十八分：看文件12'（……）。
十四时零四分：口唇、手指甲发绀明显，给做呼吸器1'27'。
十四时零八分：继续做腹部人工辅助呼吸。
十四时零九分：脉搏106次／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8'（……）。
十四时三十五分：血压160/65(mmH革)）。看文件23'（……）。按摩右上肢及双脚。
十六时三十分： S（注：书）T段压低0.1-0.2mv，室性早跳一次。
十六时三十七分：看文件30'。（注：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此后，病情进一步加重，插上鼻咽管。）
根据上述记录，九月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看了这个记录，谁能不为毛泽东的坚强毅力而感叹呢？谁还会相信李志绥的那套鬼话呢？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
“回忆录”编造了那么多假东西，其中还有一个所谓毛与什么“女友”的关系问题。有的竟说成是吴旭君告诉李志绥的。
在这里，吴旭君郑重声明，李志绥从来没有向她问过这样的问题，她也从来没有回答过李志绥这样的问题。
李志绥编造四人“大被同眠”，简直是下流无耻。毛泽东的不少生活习惯，人们都已熟知了。他睡觉只盖毛巾被，春夏秋冬四季如此，随着气候的变化只不过多两条少两条罢了，根本不用什么“大被”。他睡的床，一半的地方堆着高高摞起的书，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半，历来如此，怎么可能睡上四个人呢？
真是天方夜谭李志绥居然编出这些奇闻，还对吴旭君进行栽赃，真是太卑鄙了。
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同他接触和交谈比较多，对他的为人和生活是相当了解的。
毛泽东对女同志一向十分尊重，对待女同志（当然对待男同志也是一样），不论老、中、青，他都很讲礼貌。他说过：“我历来尊重女性，支持弱者。”
毛泽东很喜欢和年轻人交谈与交往，无论男女都一样。他认为年轻人思想单纯，不世故，热情活跃，肯讲真话，通过他们可以了解青年人的思想与社会人际关系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的卧室、办公室、会客室从来不关门、不插门、不上锁。毛泽东的个人私生活以及人际交往，光明磊落，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徐涛和吴旭君批驳李志绥对毛泽东的诽谤》原创 徐涛、吴旭君 格瓦里希 2019-10-19 22：16）。（完）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我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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