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

里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重点不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参与政治，而在于另外一些选择——如何参与政治，以怎样的价值立场，为何目的而参与政治。里拉所担忧的是知识分子由于陷入精致的思想游戏而忘记了“哲学与政治权力行使之间的关系”，因而无视哲学或理论被“被暴政滥用”或被政治势力利用的可能。里拉所说的那种“暴政”就是与民主相对立的“专制”（tyranny），当知识分子对自己可能帮助暴政或专制政治的危险丧失警惕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会在“不计后果”和“不负责任”的歧路上越滑越远。《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Books）认为，里拉触及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过去一个世纪的欧洲历史中……有许多哲学家、作家和法学家支持和捍卫极权主义的原则和它的可怕统治。知识分子本该对集权暴政抱以警惕，怎么反倒会背弃自由和独立探索的理想？又怎么会在立场上赞成专制制度下的大规模压迫和因此造成的人道苦难？”

里拉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集体特性，而非个人性格或人格。他把知识分子与暴政的思想合作看成是一个值得所有不同性格和人格的知识分子都好好记取的严重历史教训。里拉特别提到了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被禁锢的头脑》中记叙的一些波兰知识分子，他们是成功的作家，但却在思想上与斯大林主义“同流合污”。无论是在纳粹统治期间还是在后来的冷战时期，里拉所讨论的那些德、法知识分子（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柯耶夫、福柯、德里达等）身上都一再出现了有意无意为专制政治提供思想弹药的情形。他们的学术具有职业特征，但不具备思想者最难能可贵的那种对暴政的道义判断和憎恶。在他们的“学术”（往往非常具有诱惑力）之外，里拉要发现的是，“他们的头脑里还隐藏这一些别的东西，一些深层的东西，一些不计后果的思考，一种不负责任（reckless）。我们不免要问，这些思想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在政治中寻找什么？”

托尼·朱特则认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价值（“文人涉政是否值得”），不能只是用他们的政治行为结果来衡量，而应该考虑到他们的道德真诚。道德真诚的根本要求就是摆脱固化思维，保持个人思想和判断的自由与独立。他讨论的三位法国知识分子（布鲁姆、加缪、阿隆）的最大共同点便是他们的“勇气与正直”。虽然他们在“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手的厌恶、怀疑、蔑视或嫉恨之下”，成为“某些重要方面的‘局外人’”或“背时者”，但他们都能避免陷入党派同路人的处境。当政治暴力和迫害无情而血腥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那些斯大林主义同路人“使劲忍气吞声，帮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审判和古拉格说话”。后来又有了别的同路人，“这是反殖民主义作家的处境，他们费尽唇舌，为推翻了一个帝国的另一个帝国的独裁……开脱；同时，这也是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主义’的处境”。那些同路人知识分子在政治和道德上“不负责任”，不是因为某种政治权力强迫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党同伐异的思维和理论方式，无视具有普遍意义的是非原则。知识分子陷入党派同路人和实际暴力帮凶的处境而不能自拔，他们的知识行为打上了政治犬儒主义的烙印。

知识分子的政治犬儒主义

政治犬儒主义可以按照涉及的不同人群分为两类，一种是现代社会里的大众或群众的政治犬儒主义，它表现为普通人对政治的冷漠、怀疑和不参与。这主要是针对政府、政治权力、政治人物和权威的不接受和不相信。许多普通民众一方面对政治体制抱有不满和愤怒，另一方面却又充满了无力和无助的感觉，因此对社会和未来的任何良性改变都丧失了希望和期待，陷入一种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绝望处境。这样的政治犬儒主义在民主和专制国家里都有存在。

另一种是知识分子的政治犬儒主义，它有一些与大众或群众政治犬儒主义不同的特点。它也包含怀疑、拒绝和不相信的因素，但那主要是怀疑、拒绝和不相信政治应该包含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知识分子的政治犬儒主义在价值问题上采取或宣扬绝对的相对论，成为实际上的道德虚无主义。常见的知识分子政治犬儒主义结合了政治投机和个人功利，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或是它们的某种混合形式）——遥远观望和积极投效，观望和投效的对象都是专制的统治权力。

遥远观望的政治犬儒主义在善恶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以隔岸观火的心态对待别人的苦难。他们对事不关己的 “恶”特别能谅解和接受，甚至为之辩护。如朱特所说，“一些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在1930年代的暴风骤雨中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在民主亟待捍卫的时刻躲开或故意视而不见，一些人选择了，但选‘错’了；其人选‘对’了，却已太迟”。克鲁斯曼（Richard Crossman）在《失败的神明》一书里称1930年代那些身在西方却赞美苏联暴力专政的知识分子为“站在远处的崇拜者”（worshipers from afar）。在见证了苏联的现实后，他们有的幻灭了，终于明白过来并有所自我反思，例纪德写下了他的《访苏归来》，他们是失望的理想主义者，但不是犬儒主义者。但是，还有的人即使在明白以后，仍然对远方的，事不关己的恶保持容忍和接受，这便是典型的政治犬儒主义。

今天，这种远观型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在西方任教，拥有西方国籍的新左派教授人士。他们对专制之恶是有认识的，因为他们自己并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之下。但是，他们对别人在这种制度中的处境却无动于衷，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不惜在理论上为这样的制度辩护，积极摆出一种特别能理解和接受的“公正”姿态。这是一种典型的犬儒主义的口是心非。1930年代，恐怖的莫斯科审判在苏联发生时，一些自己很安全，在远方观望的西方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美国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签署了表态支持的《美国进步人士对莫斯科审判的声明》，反倒说是美国自由媒体在故意散布怀疑。英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表示“为斯大林‘砍掉死树’而感到高兴”。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在1936年3月12日的《工人日报》上发文，欢呼“莫斯科审判是进步历史上的新胜利”。文章配了一张斯大林和警察头子叶若夫（Yezhov）在一起的照片，不久后，叶若夫本人也遭到了清洗。这些知识分子就像奥威尔所批评英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一样，“如果在谋杀发生的时候，你是在其它的地方，那么，奥登先生的那种无道德感才有可能产生。……就好比不知道火会烧伤的人在玩火”。奥维尔批评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对苏联的极权表示谅解，完全是因为自己生活在安全的民主制度中。他们为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开脱，事实上已经成为极权受害者的加害者。这是一种自私、伪善的政治犬儒主义。

另一种知识分子政治犬儒主义表现为无原则地讨好和投效于统治权力。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政治投机，在专制国家里尤为常见。投机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仰可言，也不相信信仰有什么价值。因此，他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装出笃信任何信仰的样子。从1990年代开始，一些新左派人士便一直在扮演这样的角色。新左派与人们平时所说的“左派”不同，一些新左派人士来自西方学院或与西方学院有频繁接触、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在西方出版著作、了解西方学术和学界的动态，这是一般国内“左派”做不到的。

一些新左派人士不同，他们能使用更加“与时俱进”，更加精致的西方理论话语。他们是比一般“左派”更受到启蒙，也更加心知肚明的知识分子。他们善于在国外和国内表述时随时变换话语，适应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价值环境。他们因此能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成为左右逢源、首鼠两端、两面吃得开的头面知识分子。他们借助的是一些新鲜时髦的理论，1990年代风行一时的“后学”（后现代和后殖民）就是一个例子。

美国批评家戈德法勃（Jeffrey C. Goldfarb）在《犬儒社会》一书中指出，现代专制和现代民主虽然都属“现代”，但它们的理念、价值和实践却判然有别，对具体个人生存品质的影响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讨论现代性的要义本应在于“分辨现代的恐怖（极权主义），现代的挑战（首先是相对主义），现代的成就（如自由主义）和现代的梦想（尤其是民主）”。一些新左派人士以笼统批判现代性的后学理论来否定现代的民主成就和淡化现代的极权恐怖。用古德法勃的话来说，这种理论化的犬儒主义对现代性进行全盘否定，完全丧失了道德的分辨能力和政治的选择标准。

朱特评价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一个“犯了许多小错误……但在大事情上正确的（思想者），所以值得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那些大事情中，有一件就是“拒绝全盘谴责现代性，或者对启蒙运动及其全部著作发出诅咒。阿伦特当然理解这种诱惑，但她也看到了危险”，她拒绝否定现代自由民主的价值。使现代性的灾难登峰造极的是现代极权，阿伦特说：“如果我要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自如，即使只是为了在这个世纪里生活自如，就必须尝试参与同极权主义本质的不断对话”，在那些“最著名的真理”崩溃以后，我们这些“幸存者的首要任务是，要问一问这是如何发生的？应该怎么办？”

“后学”人士致力于消除现代民主与现代极权的区别，这不只是理论上的不周全，而且更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后学”人士就算知道自己理论不周全，就算明白自己是在混淆是非，他们也会照做不误。用彼得·斯洛特迪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主义意识批判》中的话来说，“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些什么，但依然坦然为之”。

知识分子的政治犬儒主义是现代犬儒主义的一种，它符合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对现代犬儒主义的定义：犬儒主义是“经过启蒙的错误意识”，也就是明白人的错误观念和行为。这个对犬儒主义的定义特别有助于我们了解知识分子的政治犬儒主义，因为知识分子是一些受过教育和启蒙的人们，他们中的头面人物更是学界和思想界的佼佼者和学术名人。德国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astner）的小说《法比安》（Fabian，1933）里有一个名叫迈尔密（Malmy）的人物，他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千疮百孔的制度中，但却对此无动于衷。他说：“我在撒谎……至少我知道自己在撒谎，我知道这个制度是不好的……就算瞎子也能看到。但是我还是在尽我所能为这个制度服务。” 知识分子犬儒主义者就是一些类似于迈尔密的人物，当然，他们会比迈尔密更积极地讨好和利用“千疮百孔的制度”，成为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拉赫（Paul A. Rahe）在《廷臣式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as Courtier”）一文中所说的“廷臣”。他们随时准备并愿意为了金钱和其他利益而放弃公正学术立场，翻译家吴万伟将“廷臣式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很通俗地翻译成“马屁精知识分子”。

凯斯特纳描绘的迈尔密是一个醒着的人在装睡，一个明白人在装糊涂，他不仅知道该装什么样的糊涂，而且知道该怎么装。这是一种高明的，但无是非原则的糊涂——难得糊涂。鲁迅在《准风月谈·难得糊涂》里说，“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古代的犬儒主义者是有是非观和对错原则的，而且还能做到在个人行为中身体力行。迪克·基耶斯（Dick Keyes）在《看穿犬儒主义》一书中指出，犬儒者“需要站在理想的平台上才能向他们批评的靶子投石块。一个自己处于坠落中的人投石块既使不出劲道，又没有准头”。今天中国少数“难得糊涂”的犬儒主义是处于坠落状态的犬儒主义，犬儒主义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供他们作是非判断的理想平台，他们即便还没有完全丧失是非意识，也会明哲保身、装聋作哑。他们是决不向权力制度或人物的靶子投石块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文人涉政

在政治上奉行犬儒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不知道自己是在玩火，但也有的是明明知道，但依旧坦然为之，后者特别能代表今天中国学界流行的政治犬儒主义。这是学术道德操守和知识分子人格的双重失败，虽然它可能为当事人带来政治前途或学术名声上的“成功”。参与政治党派和投靠党派政治更可以让一个人有事业上的发展或仕途上的发达，但他不能不为之付出放弃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代价。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自己的选择，他不能把责任推到“时代使然”头上。知识分子无法选择他所置身于其中的体制，包括政治、文化和学术的体制，但他可以选择在这些体制中自己要扮演的角色。这就特别需要明确什么是自己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并以此来确定自己的政治和学术行为方式。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文人涉政传统的一部分。文人涉政并不只是出现在欧洲的历史中，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传统。那些接受了先进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某些政治制度里做一些非常有限而效果完全不得而知的事情，而大多数其他文人涉政不过是为了分沾一些利益罢了。

五四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认同自由，开明，公平的原则，扮演政府的诤友角色。以他 “急进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大炮”的性格，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在他作为国民党的座上宾时，他也是谨守“道尊于势”的原则，是国民党体制内坚决的“异议人士”。他对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 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

知识分子有的为民主的理想而担当起公共知识分子(尽管这是一种有不同理解和有争议的角色身份)的责任，或是把启蒙当成是实践公民政治的一个途径。但是，也有的选择扮演体制内政治化学者的角色。知识分子不可能远离政治，但他们却可为自己的学术活动选择不同的政治原则导向。

体制内的政治化学者中，相当活跃的一些人不是像傅斯年那样，以“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为己任，他们从不给当权者添麻烦。相反，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用自己的“专业”和“特长”来服务于某种政治势力或者甚至投靠某个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这种依附和讨好使得他们能够在彻底政治化的学术体制内备受青睐、出人头地，成为学术领头羊，也成为年轻一代学子眼里的“成功楷模”。学者荣剑曾评论道，当今学人在“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 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

荣剑所历数的那些搭上政治顺风船的知名教授虽然在学术上远不及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论及的那些学者，但在政治投机和人格失节上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离托尼·朱特所讨论的那三位以真诚著称的法国知识分子也是最遥远的。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论及法国的文人涉政。他认为，法国文人许多都是富有聪明才智，但却对国家现实缺乏了解，一遇到某种理论便激动不已，以为找到了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托克维尔诟病文人的天真无知，但并不怀疑他们的真诚。但是，里拉和朱特在剖解涉政的文人或知识分子时，对他们的真诚是抱有怀疑的。他们在那些与专制合作的知识分子身上，看到的不只是天真无知，而且还有伪善和欺骗，包括自我欺骗。那些荣剑所提到的学者们，他们不见得具有托克维尔在法国文人那里看到的聪明才智，但却不乏某种学识和专长。里拉和朱特并不是笼统地不信任一切文人涉政的真诚和良心，而是看到，当文人涉入某些政治时，由于其利诱、压制、虚伪和不自由，会比涉入另一些政治更缺乏真诚，更没良心，因此更加伪善、狡黠、势利和犬儒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