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钩沉

             （一二二）

湖南的西部，有一个如同仙女般美丽温柔的小城，她毗邻黔、川，俯瞰湘楚；是“滇黔孔道，全楚咽喉”的战略要地。这就是古城芷江。

芷江不大，是一个散发着浓郁侗、苗瑶文化芳香的历史名城。她恬静淡雅，又像深山里一汪蒙着轻纱的翡翠般碧绿的深潭，细细品味，令人怦然心动。

一身正气的好官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岸芷汀兰，郁郁青青”的句子。更早的战国时期，屈原大夫在他的《离骚》中的《九歌·湘夫人》里有“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把楚楚动人的湘夫人比喻为美丽高洁的芷草兰花。芷江的得名也由此而来。

70多年前，她的名气很大。大到全世界都在瞪大眼睛密切注视着她。

因为，像猛兽般凶恶嚣张的日本侵略军就是在那里向中国人民洽谈投降事宜而后在南京恭递降书，缴械投降的。

芷江是一个相对平坦的丘陵山区，她东有巍峨险峻的雪峰山，西有延绵起伏的云贵高原。

重要的是，这里曾是中国国民政府陆军总部的所在地。

同时，这里有一个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过汗马功劳、被日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芷江机场。

中美联合空军大队和美军第14航空队就驻扎在这里，中美的作战飞机最多时有600架。它是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野战机场。

而从这个机场起飞的飞机到达重庆仅需20分钟。

这里还有中国唯一的一座“受降坊”。

说起这座受降坊，它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因为它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饱受列强凌辱继而反抗外强入侵的第一座、也是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唯一一座象征着对日作战胜利的凯旋门。

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就是围绕这个地方、冲着这个机场展开的。

这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按日本人的叫法是“芷江攻略战”；而中国人则称之为湘西会战，或者叫“雪峰山会战”。

它迄自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以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而结束，是一次令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战役。

湘西会战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呢？

就其本质而言，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日法西斯在走向灭亡前的最后的疯狂。

其实，早在1944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败象已经是昭然若揭，连他们本国那些对天皇迷信膜拜得五体投地的百姓妇孺都毫不怀疑了。

那么，1944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944年对于盟军的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来说是喜事连连，激动人心的；而对于中国战场上的中国军民来说却是苦难深重的、刻骨铭心的。

从1943年的夏天开始，美军借中途岛大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群岛争夺战的胜利，一鼓作气发起反攻，接连攻克拉包尔、马绍尔、塞班、关岛、菲律宾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岛屿。日军的南方军损失了30余万兵力，近7000架飞机。对于那场像做贼般偷袭取得的胜利，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痛痛快快地笑完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的深渊。

为了减少损失，达到最佳攻击效果，聪明的美军采用了“蛙跳式”越岛攻击战术。所谓“蛙跳式”，就是非非攻取不可的岛屿不攻，日本人重点设防，工事特别坚固的岛屿不攻。这样，就把许多日本军队重兵把守的岛屿撇在了身后，任由恶劣的气候和饥饿去收拾他们。

由于日军的海空军已被美军打得溃不成军、望风而逃，失去了给养的日军整天可怜巴巴地望着海面和天空，眼睛望穿了也没盼来粮食和药品，只得去捞海鱼，挖草根、剥树皮吃。成千上万的日军并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被活活地饿死的。

著名军事作家米歇尔说：“……日本人发现，自己把自己封锁在要塞里了。这些要塞仍然完整无损，而且确实是坚不可摧的。包围他们的不是敌人，而是一片蓝天和碧海。他们没有任何补给手段，自己成了自己的俘虏。美军则绕开这些已经毫无用处的据点继续前进。”

日军“所向无敌”的神话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泡一样，没飞多远就破灭了。

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的法西斯军队被英勇的苏联军队打得一败涂地，狼狈不堪。

在历经了列宁格勒战役、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库尔斯克战役之后，德军损失了200万军队和数以万计的飞机、坦克和大炮。

而苏军则发展到630万人。到1944年年底，德军已经完全被赶出了苏联。此刻法西斯轴心国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意大利已经宣布投降，战火正一步一步地烧向德国本土。

英军在取得了北非的阿拉曼战役的重大胜利之后，又与美军及加、澳、新等国在1944年6月发起了代号为“霸王”的诺曼底登陆作战。

200万盟军渡过英吉利海峡，解放了法国。

昔日强大的德军在盟军摧枯拉朽的攻势面前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盟军500万部队的锋芒所向，直指柏林。

兔死狐悲，对于法西斯大哥的悲惨遭遇，日本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无可奈何，爱莫能助。因为美国人也快打到他们的家门口了。

1944年，由于日本海军军力的急剧削弱，他们一向引以为骄傲的海上运输线中断了，大量宝贵的作战物资被缴获或沉入海底。

而数十万“南方军”每天都望眼欲穿地等着给他们送武器弹药和生活给养。

为了挽救他们濒临灭亡的“南方军”，也为了挽救日本法西斯即将灭亡的命运，日军决意实施“一号作战”。

所谓“一号作战”，就是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

日军的胃口很大，在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数省长达1500公里的地段上要击溃中国军队，开辟出一条交通线来。

为了达到目的，日军投入了51万精锐部队，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这是日本法西斯在灭亡之前最后的疯狂。

由于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国军队受到了重挫。

不仅仅是思想准备不够，而且是对敌情的分析出现了极其重大的失误。那时候举国上下都认为日本被太平洋战争所累，已经不可能再在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加之日方为了隐蔽战略意图，将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不仅仅在各军之间的电报从不提作战计划，而且连联队以上高级军官下部队视察都取消了。搞得中国参谋部作战部连同老蒋本人都云里雾里，摸不清日军的真正意图。

结果，被称为日军陆军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开始了。

从1944年4月17日起，日军以20万兵力进攻我第一战区的40万部队。

在严重的麻痹思想的影响下，到5月24日，日军连陷郑州、许昌、登封、临汝、洛阳等地。我一战区主力部队彻底被击溃。数十万大军竞相逃命，防线一溃千里。

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日军一支执行穿插拦截任务的约几百人的小部队急如星火地赶到一个路口时，突然发现他们已身陷中国军队溃军的滚滚人流之中。

数以万计的中国兵像洪水一样向他们涌来，瞬间将他们淹没。有的日军甚至被溃军撞得趔趄踉跄。

但中国军队没有心思来收拾这一小股日军，日军自然也不敢开枪，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军队从他们的眼前消失。

但中国军队在一些城市的保卫战中仍然打得英勇顽强。

据参加过许昌保卫战的抗战老兵张访朋说，许昌保卫战中的中国军队并不是像一些书上写的“一触即溃，被日军轻取”的，而是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

张访朋当时是新29师的一名连长，他们连刚刚装备了6支美国造的战防枪。这种专门对付坦克装甲目标的大口径穿甲步枪是美国新近研制出来的，在许昌对付日军的坦克，发挥了巨大的威力，一共击毁了6辆日军坦克装甲车。

在许昌保卫战中，新29师与数倍于己的优势日军血战了两天，使日军付出了阵亡1000余人的沉重代价。打到后来，新29师突围出去的官兵仅600人。

新29师师长吕公良、副师长黄永维、团长李培芹、杨尚武、刘耀军五位将领壮烈殉国。

吕公良在战前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恐此信到手时，我已在与敌人拼命了。……当军人不打仗还有何用！”

日军第12军的数个师团攻陷许昌后又向我设在洛阳的第一战区猛扑过来。

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蒋鼎文害怕被敌围歼，惊慌失措地将长官部撤入了绵亘于豫西的伏牛山中。

我军群龙无首，纷纷撤退，慌不择路却又目的不明。

5月17日，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带着集团军总部和47军军部来到渑池以南一个叫翟涯的小镇。接踵而来的还有暂4军、新8军、第14军和第47军。小小的镇子上顿时人拥马挤，水泄不通。

此时，尾随新8军一路穷追猛打的日军也到了这附近。

李总司令主动要求担任后卫，掩护各军西撤。

5月21日凌晨，日军数千骑兵突然蜂拥而至，将担任掩护任务的李家珏部团团围住。

李家珏指挥特务营与强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在反复拼杀中，将士们纷纷血染沙场，成批倒下。

李将军身中数枪，壮烈牺牲！

李家珏，字其相，四川蒲江人，民国陆军上将，36集团军总司令。

后来，日军连陷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重要城市。在付出了二万三千多人的惨重牺牲(加上伤病者达十万之多）之后，至1944年12月终于打通了大陆交通线。

然而，日军大本营还没有来得及高兴，旋即陷入了恐慌。原来，他们那点疲惫不堪的兵力撒在长达千余公里的交通线上，就像几粒胡椒撒进大锅菜里，吃不出任何味道。别说防御作战，就是全拿去站岗也不够。

他们发现，占领了交通线的日军就像一条极细极长的菜花蛇，随时可能被中国军队拦头掐尾斩成数段。

但是，担忧归担忧。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意识到，既然已经骑上了虎背，那也只有硬着头皮顶下去，争取巩固一号作战的成果。同时，准备一举攻占大西南，打掉芷江机场，然后再图重庆，争取一举解决中国问题。

于是，在日本参谋本部大本营策划对付中美英盟军特别是美英联军的登陆作战的时候，冈村宁次却在策划攻占芷江机场的“芷江攻略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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