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树理（连载八）

郝怀明

　　8、舌战群贤会，脱颖《万象楼》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集中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但像赵树理那样热衷于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的人却寥寥无几。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1940年7月24日，朱德总司令从太行回到延安不久，即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作了题为《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提纲收在《朱德选集》中，是书中唯一一篇论述艺术工作的文章。他首先报告了三年来华北宣传战的一般形势。他说，敌人的特务机关统制了新闻杂志书籍，组织了各种欺骗宣传团体，出版了大批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传单，来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满支提携”和反共，以及进行各种挑拨离间的宣传。我们则首先经过部队的宣传部门，并取得抗日救国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配合，出版了大批的报纸、书籍和相当多的宣传品，在部队中还发动每一个战士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宣传的中心内容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指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前途。结果，虽然我们因技术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宣传手段上远不及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拥有真理，同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使群众从切身利益的经验中认识到我们的正确，所以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其次，他说，“敌人在宣传中重视利用艺术”。他用事实说明，敌人的一切宣传是尽量利用艺术的，敌人利用艺术，是特别注意中国形式的。接着，他着重讲了对艺术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的看法，对艺术工作者的要求和希望。他说，“一个宣传家不必是一个艺术家，但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我们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认清对象，便提出一个问题——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的问题，也就是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问题。”提出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的重要原因：“因为它易为大众理解。我们不能笑它俗气而摈弃它，要知道敌人是利用它作工具的。我们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因为要创造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艺术，必须接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良的东西而加以发扬。”他说，我们要求，“一个好的艺术家，应当同时是一个政治家。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对不能超然。艺术家要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才能做一个好的艺术家。所以，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决不能看轻了这一点。”“艺术家应当参加实际斗争，体验生活。他不应当站在群众之外，而应当站在群众之中；不应当是旁观者，而应当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战士。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生活，创作出好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朱德选集》第72-75页）

　　仔细阅读朱德总司令的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晋东南艺术工作的全局，亦有助于正确认识赵树理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的整个艺术创作实践和主张，和朱总司令的意见竟然那样合拍，惊人的一致。难道是因为他们都是出身农家，都是人民的忠实的儿子的缘故吗？

　　1941年，赵树理就通俗化问题写有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通俗化“引论”》，一篇是《通俗化与“拖住”》，署名分别为“吉提”、“陶伦惠”，意即集体、讨论会，阐述他和不只是他对通俗化的认识与主张。

　　发表于《抗战生活》革新第2卷第1期（1941年9月25日出版）的《通俗化“引论”》认为，“第一，在对抗战的宣传动员上说，通俗化的作用是顶大的。”各种“小书”历来在民间广泛流行，但是我们新兴文化运动者，还没有一样通俗的“小书”可以比得上它的万分之一。“由于抗战动员的需要，这种现象，我们却断不能再让其自然存在。因此我们就得有抗战‘小书’；而这种无孔不入的‘小书’的创造，就非运用通俗化的手法不可。”“第二，通俗化也不仅仅是抗战动员的宣传手段”，它还得负起“提高大众”的任务。这样一来，通俗化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它应该是‘文化’和‘大众’中间的桥梁，是‘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从而也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一个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一方面应该首先从事拆除文学对大众的障碍；另方面是改造群众的旧的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而这些，离开了通俗化，就都成了空谈，都成了少数‘文化人’在兜圈子，再也接近不了大众。这一点，应该成为通俗化最主要的意义所在。”文章还批评了把“通俗化”和“通俗文艺”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批评了把“通俗文艺”仅仅解释为“利用旧形式”的错误看法。

　　发表于《抗战生活》革新第2卷第2期（1941年10月25日出版）的《通俗化与“拖住”》，认为：“本来通俗化的任务，在于普及文化，从而提高大众。所谓提高，大致可分四个方面：第一是改造大众迷信落后思想，使大众都能接受新的宇宙观；第二是灌输大众以真正的科学知识，扫清流行在大众中间的一些对事物的错误认识；第三，在文字方面，也应该是使大众逐渐能够欣赏新的形式，而不尽拘限在旧的鼓词小调上头；第四是应该注意到大众语言的选择采用，逐渐克服大众语言的缺点，更进一步丰富大众的语言。我们如果根据这些条件来检讨一下我们目前的通俗化书报，检讨我们是否做到了‘提高’；或者相反，在某些方面，正尽着拖住的作用，这是很必要的。”作者根据查阅过的一些通俗化书报小说举例证明：“正是‘拖住’的成分多，‘提高’的成分少！”从思想方面来说，迎合群众迷信落后思想，宣传“有鬼论”、“宿命论”，宣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凡事靠官作主，依赖“青天大老爷”。从形式来讲，宣传文字的神秘感，无条件地采用旧形式和大众口语，其“结果也都是很坏的”。

　　朱总司令说得对，敌寇是很重视利用艺术，利用中国的民族形式、民间艺术形式来进行宣传的，其宣传手段是我们远远不及的。敌寇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便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对抗日根据地一面不断进行残酷的“扫荡”，一面不停地进行文化侵略、文化渗透，指使汉奸利用群众中存在的愚昧、落后的思想和风俗习惯，破坏抗日救亡图存。

　　1941年，在太行山腹地黎城县，出现了一个由汉奸操纵的迷信组织“离卦道”。“离卦道”是八卦的一个支派，很早就传到了黎城。自从日寇实行“强化治安”以来，“离卦道”便大肆活动起来，他们的首领多利用看病借机进行反动宣传，如说“入道之后，敌人来了可不杀”，“服用道中符，可能有隐身法，使敌人看不见”等，使不少群众信以为真，利用宗族关系、家庭关系，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发展道徒1700人。在大力发展反动组织的同时，他们还大肆造谣，破坏我抗日工作。如我军帮助农民春耕，他们说是为了“要粮”；政府实行“三三制”，他们说“三三制是口疮、痔疮、大疮，三疮都没有治”。他们秘密建立武装组织，男中有“铁罗汉”，女中有“铁女兵”，偷割我军电线，替敌人散发传单。他们编出谶语，暗示“离卦道”的首领李永相将坐天下。

　　10月12日，“离卦道”首领纠集五、六百道徒，妖言惑众，胡说抗日政府里妖精作乱，县长是丧门星下凡，公务员全是鬼怪传世，不把他们杀了，黎城百姓就难逃刀兵水火大劫。于是，道徒们吞下灵符，兵分五路，第一路高喊着“打倒共产党”、“打倒八路军”的口号，向公安局冲杀。其它各路以放火为号联络。我军和地方民兵闻讯，迅速投入平叛战斗。他们闹事不成，匆忙奔向敌人据点微子镇，沿途跑走一批，逃到微子镇时尚有100余人。

　　黎城县地处我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是党在晋东南开辟工作较早的一个地方，全县没有日伪军。这次暴乱是发生在我党各项政策已经施行，并得到各阶层人民拥护的1941年，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惊和痛心，发人深思。朱德说：“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我们却打了胜仗；在政治上，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我们却打了败仗。”（杨献珍：《数一数我们的家当》，载《华北文化》第2期）一年多以前，朱德就说过，我们在宣传手段上是“远不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他们是很注意利用艺术，利用我们的民族形式、民间形式作为工具的。

　　1942年1月16日至19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和中央晋冀鲁豫区党委于清漳河畔曲园村召集400多名文化人参加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根据地22个文化团体和附近敌占区的开明士绅，八路军总司令部、一二九师师部、太行军分区、冀南军分区、边区政府、太行区6个专署、28个县、《新华日报》社、华北新华社、太行抗战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机关的代表，真是群贤毕至。这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人的聚会，可见要解决问题之急迫与重要。

　　当天的《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紧急任务》的社论，指出：“在这一事件后，可更清楚地看出，一个带有迷信伪装的迷途，正在敌人特务的摆布下，诱惑我根据地的同胞迷失方向，葬送自己。我们要加强对敌政治斗争，就必须给参加会门的同胞，做一番艰苦的‘指路’工作。”“现在，适逢文化人大集合，我们要求大家都来注意这一严重的实际问题。”

　　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致词。他指出，在文化战线上，比起敌人，我们是占了下风。因此，他提出五点希望：（一）文化工作者应该服从每一个具体的政治任务，应该是今后文化运动的指针。过去本区的文化工作，缺乏和政治任务取得密切联系，常常赶不上政治任务的需要，有时甚至发生脱离现象；（二）广泛发挥文化工作的批判性，过去某些作品，往往颂扬多于批判，没有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三）认真动员根据地和敌占区一切新旧老少文化人、知识分子到抗日文化战线上来，过去这种工作，注意很差，一方面固然因为各有成见，但有很多是被关门主义的错误所挡住了；（四）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必须了解群众，了解群众的生活和要求，要接近群众，才能够提高群众，过去有很多脱离群众的现象，作品还不能够普遍地为群众欢迎。最后，他希望每个文化工作者，要作一个村的调查工作，来丰富作品的内容。（《文化人座谈会热烈举行，四百文化战士大聚会》，载1942年１月18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据《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会上“发言者异常踊跃”，“意见殊多分歧，辩论热烈”。

　　18日，赵树理在会上发言。他一上来，就从他那个自制的怪模怪样的挎包里装着的《太阳经》、《玉匣记》、《老母家书》、《增删卜易》、《麻衣神相》、《洞房归山》、《秦雪梅吊孝》等书中，随手取出一本，高声朗读起来：

　　观音老母坐莲台，

　　一朵祥云降下来，

　　杨柳枝儿洒甘露，

　　拯救世人免祸灾。

　　全场哄堂大笑，也有人指责。赵树理一概不理，板着脸一扬手说：“这才是在群众中占压倒优势的‘华北文化’！其所以是压倒的，是因为它深入普遍，无孔不入，俯拾皆是，而且其思想久已深入人心。”他喘了口气，又说：“请你们回去再看跟着来的马夫、勤务员的手上，拿着的是你们写的一至两千册呢？还是这种小本本。老实说，这些书就是从他们那里随便找来的，因为家家都有，他们一到驻地也就能借到。它像敌人的‘挺进’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上来了，毒害着我们的人民。可惜我们却一向不干预这些事，甚至以为新文化运动应该不涉及这些‘低级’的事情。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挤进它的阵地，打垮它，消灭它。但在形式上，还要向它学习，因为它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最后，他建议成立“通俗文艺社”，要把文学从左翼作家的亭子间里取出来，放到劳动人民的炕头上去。他说：“一篇文艺作品，无论小说、戏剧、诗歌、以及其他等等，如果千百万人民看不懂，不愿看，听不懂，不愿听，一句话，就是不为人民所接受，那文艺还有什么社会效果呢？文艺的宣传和教育作用又在哪里呢？作家创作岂不是浪费笔墨和纸张吗？对人民又有什么用处和好处呢？你是白吃了人民的小米饭！”

　　19日，杨献珍代表地方和军队的党组织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说：“检讨过去文化工作，率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有许多实际例子，证明文化工作者尚不虚心，好高骛远，个人主义，不注意研究社会问题。希望在1942年彻底转变以上态度。并提出以下三点意见：一、发扬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二、掌握辩证唯物论的思维方法；三、充分准备文艺创作上的工具。关于创作新民主主义形式问题，要吸收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与外国文化的精华，因而要：1、反对不照顾群众的倾向；2、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3、要客观地衡量群众的水平；4、加强批判性，着重深入农村之调查工作。”（《四二年晋冀豫文化人座谈会纪要》，载1942年1月2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杨献珍讲话刚刚结束，不料就有一位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二十来岁的青年诗人高咏站起来，表示反对。他断言：“用群众语言写不出伟大作品”，还说群众虽然是大多数，但却是落后的，先进群众是主要的，不能以数量的多少为标准。这种公然不愿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文艺观点，自然受到大家反驳。但大多是从理智上赞成“大众化”，虽然滔滔不绝，慷慨陈词，却又比较空泛，说不清楚，越说越气。高咏笑嘻嘻地看着他们，好不得意。这时，赵树理站了起来，他谁也不看，只是望着人头上面的墙壁，慢语轻声地说道：“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有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因为（他把话锋一转，提出来一个针锋相对的观点）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离了大多数就没有伟大的抗战，也就没有伟大的文艺！”他是那样平和、淡定和真诚。华山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鼓掌声把房顶都快抬起来了。解渴！过瘾！扬眉吐气！真亏老赵一句话哩。”（华山：《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回忆赵树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23-224页）

　　会后，赵树理奉调中共晋冀豫党委宣传部，《中国人》周刊亦随之归区党委领导。地点在河北省涉县赤岸、温村一带。

　　创作反对封建迷信的剧本，是赵树理的夙愿。他曾写过《神仙世家》，但没有完成。黎城“离卦道”暴动发生以后，他就琢磨着写一出反映这一事件的戏剧。正在这时，宣传部负责人问他能否以“离卦道”暴动为背景写个反迷信的戏？恰好合他的心意，他就回答说：试试看。

     他在这方面生活积累丰厚，自己从小就生长在“神仙世界”，对迷信活动中的人和事很熟悉。他也听王春讲过，他曾去一个佛楼打过牌，佛前有方桌、条几，打牌时把方桌往前一移，几桌下放个尿盆，大家在佛座前就往里面尿尿。楼上有里外间，里间可以抽大烟过瘾，可以搞腐化。远路弟子来了，大敬神，就不让打牌尿尿，待走了，收拾干净，继续干。

　　 为了进一步收集材料，他还去黎城县“离卦道”曾经活动的地方进行调查，看了他们活动的场所，找一些曾被迷惑的人谈话。

　　 直接取材于“离卦道”暴乱的上党梆子《万象楼》，因为早有生活上、思想上的准备，所以进展很快，5月初就写出来了。

　　 剧本中的何有德，原为太行山某县统税局长，抗战爆发丢官回乡，痛恨共产党，组织古佛道愚弄乡民，与汉奸吴二相勾结，趁中秋节“古佛临坛”之机，欺骗、煽动愚昧无知的道徒攻打抗日的县政府，被我公安机关抓捕。事情集中在一个晚上，剧情也不复杂，但十分紧凑，戏剧冲突剧烈。赵树理一向遵守这样的创作原则：“要写自己见过的，类似生活可以嫁接，没有见过的就不行，真正虚构的没有，不是借这块，就是借那块。”王春讲的佛楼打牌、过瘾、腐败被嫁接到这里，成为不可忽缺的细节。《神仙世界》中的大半部分内容，亦为该戏所吸收。作者巧妙地躲开了自己没有看见过的“离卦道”暴乱，以及平乱的过程，而是着力刻画了一个幡然悔悟、反戈一击的小头目李积善，把原来对“离卦道”从外部镇压，改为内部揭发。赵树理对这类农民十分熟悉，他们善良，老实，受尽欺凌，但并非没有血性，一旦觉醒，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便会向恶势力报仇雪恨。剧中，吴二在楼上强奸李积善的女儿李月桂，促使李积善奋不顾生起而捍卫自身的权益，焕发出人性的光辉，挥剑杀向敌人，留下“满街香”揭露敌人的阴谋，不仅合情合理、合乎逻辑地构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而且具有了普遍的教育意义。赵树理说：“反迷信，最好从内部揭发，现身说法，比八路军揭发说服力更大”。这样写，这样去启发和教育农民，他们更容易接受些。

　　这个戏曾在晋东南亚各地上演，反响强烈，对反迷信活动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是“夺取封建文化阵地”的一个大战役。

　　《万象楼》是赵树理用他一向钟爱的上党梆子创作现代戏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他运用文艺形式解决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为他认定的政治正确服务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他对这个戏很重视，解放初期，他曾把这戏在《工人日报》重新发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说他的艺术生命是从这个剧本开始的。他不无悲怆地说“我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

　　 赵树理接着写了《“总结之外”》、《请查一查原因》、《胜读千百篇空头议论》、《反对卖膏药》等文章，分别署名“定”或“理”发表于《华北文化》、《新华日报》华北版。他强调注重宣传的客观效果，提倡讲真话，讲实话，反对讲空话。《“总结之外”》是转述他人的文章，指出：在客观效果上，无论干部，无论群众，是否真正接受了我们的宣传？宣言、传单、小册子是否真有人读？读了是否有所感动？应该表扬的，是否引起人的钦慕？应该揭发的，是否引起人的憎恨？指出的事，是否有人照办等等，这一大串问题是在总结中看不见的，然而这却是宣传的真正效果，不在于“我们怎样做了”，而正在于这总结之外的一大串问题中。赵树理强调的这个问题，具有永久的意义，值得做宣传工作的同志时刻反思。左权县向有“模范县”之称，可是在敌寇的“扫荡”中，在其它地方抢粮计划都破产了，唯独在左权县却完成了四分之三的计划。赵树理在《新华日报》发文，请左权县自己查一查原因。他主张冬学不仅要教老百姓识字，而且要让大家懂得些道理。无论谈什么，都要能联系实际，老百姓愿意听，接受得下。他反对那种无计划无止境的夸夸其谈，他认为，那样做，既妨害了正课的教学，政治教育也绝不会有什么成就。赵树理求真务实，最重实际效果，他的这些意见和看法，可以看作是他对“离卦道”事件进行反思的继续和深入，即使对“模范县”，也可以和能够在报端公开进行批评，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那时的禁忌看来还没那么多。这很可贵，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