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七部 创造奇迹
孟锦云这女人个人有点特别，1948年出生于湖北，12岁就考入了空政文工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可想这女子身段特别好，被选为舞蹈演员，这是基本条件。最为离奇的事，他们空政文工团，还被选为为国家领导人配舞的舞伴。年仅14岁的孟静云，1963年4月，也接到“任务”，跟着同志们一起前往中南海，成为一名“见习生”。
第一次来到这种场合，孟锦云很紧张，当别人邀请毛泽东跳舞时，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看毛泽东如何跳舞，渐渐的，她发现这是一位随和的老人。
一曲跳罢，坐下来休息的毛泽东发现了孟锦云，并朝着她温和地笑了笑，这让她感觉很温暖，于是，她大着胆子，向毛泽东走了过去，学作毛泽东之前的舞伴，做了个“请”的动作，毛泽东并没有拒绝，拉住她的手，朝舞池走去。
孟锦云到有些紧张，毛泽东安慰道：“小同志，别紧张，你的舞步不错嘛”。
渐渐的，孟锦云心绪平稳下来……
有了这次经历，孟锦云时常盼望着每周的舞会，每次到场，都要与毛泽东跳一曲，二人慢慢熟识，了解主席性格后，孟锦云比较散谈话的人，经常问毛泽东一些问题，而毛泽东，也对这个单纯、活泼的女孩子很喜欢。毛泽东问：“小同志，你是哪里人？姓什么？”
孟静云回答：“毛主席，我是湖北人。我姓孟，名静云。”
毛泽东接着风趣的说：“湖北湖南不分家，我们是老乡，你就是小老乡。哦，你姓孟，你就是孔夫子弟子，孟子，‘孟夫子’哟。”
以后在舞场上，毛泽东就喊孟静云“小老乡”和“孟夫子”。
1967年元旦，孟锦云和4位经常来中南海跳舞的同志再次来到中南海，来找她敬爱的毛泽东解惑。
当跟门卫说明身份后，门卫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同意接见他们。
见到毛泽东后，孟锦云等人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毛泽东一一解答，谈话结束时，毛泽东笑着道：“你们这些小同志，很有革命热情，你们空军里的事情，可以去找叶群”，并将他们5个人的名字写下，通过秘书给了叶。
很快，叶便接见了他们，5个单纯的人，成了叶的手下。
因为单纯无邪，孟锦云将此事儿告诉了哥哥，没想到却因此为家庭遭灾，1968年2月，她的哥哥出了事情，不久，她也被推上汽车，进了监狱，然后被下放劳动改造。
几年时间，孟锦云与世隔绝，家人也不知道她的情况，直到1973年，她才回到老家湖北，被安排进军队医院当护士。
此时的孟锦云，已经25岁，虽然没干过医护，但在她的努力下，很快便升任了这份工作，并且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与一位名叫裴琼的政工干部喜结连理。
一次在北京偶遇以前的“战友”小丽，得知事实。 ---原来是小丽见到毛泽东时提到她的遭遇，毛泽东下了“最高指示”要空政放人，她才得以被释放的。为此，孟锦云于1975年5月在小丽带领下再次走进了那道神秘的“红墙”，在获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首肯后，孟锦云见到了毛泽东。孟锦云兴奋地走上去自我介绍道：“主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锦云”。“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孟锦云不顾一切地讲了自己被捕、劳改等经历。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完后对孟锦云说：“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时为1975年5月24日。从此孟锦云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最后一名护士。
据孟锦云后来回忆，孟锦云进中南海几个月后，仍不放心自己的平反结论。又对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担心，不料毛泽东竟满口答应，“这个好办，找汪东兴办就可以”。果然，不久，孟锦云就收到了她的书面平反结论。
孟锦云的到来，让毛主席开心不已，茶余饭后，孟锦云经常陪着毛泽东散步，叽叽喳喳的声音，逗得毛泽东开怀大笑。
1975年12月26日，主席82岁生日，李敏、李讷都来祝寿，再加上生活秘书张玉凤，护士小李等人，是热闹非凡。
按孟锦云家乡的礼仪，这时候，晚辈要给长辈磕头，她便提议在场晚辈都给老人家磕个头，毛泽东却笑道：“我可不敢当，承受不起呀”。
但孟锦云可不这样想：“您都不敢当，谁敢当？”说罢，便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紧接着张玉凤等人也向主席磕头，可能……这在毛泽东生命当中，这是唯一一次有人跪拜他吧。
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随着毛泽东病情加重，身边的人，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1976年春节，因为种种原因，毛泽东的三个孩子，都没能回到毛泽东身边过年，为了热闹一些，毛泽东嘱咐张玉凤、孟锦云买来一些烟花。
1976年3月8日，吉林下了一场陨石雨，陨石雨过后，人们收集到的陨石标本高达2700多公斤，
其中最大的一块儿，重1770公斤，令人意外的是，如此大的陨石雨，竟然没有伤及一人一畜。
4月21日，毛主席的生活护士孟锦云将这场陨石雨的报道，读给毛主席听，老人家听完后，在窗前伫立良久，
问孟锦云相不相信“天人感应”，还对孟锦云说：“天下掉下大石头，就要死人哩，诸葛亮、赵云死的时候，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
听主席这样说，孟锦云反问道：“您真信吗？”
沉默良久，主席道：“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
这次普通的谈话，让孟锦云的心情十分沉重，原因无他，主席今年已经83岁，身体状况并不好，而且，他常把一句老话挂在嘴边，那就是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想起与主席相处十余年的点点滴滴，孟锦云眼眶不由湿润。
然后身后事，这小孟，大概在1976年4月份间，那时主席身体已经非常不好，知道没多少天了，说白了。小孟就问：“主席您这么伟大，您能估计到您身后的事儿吗？”他说：“无非就是八个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八个字也就是说他担心身后变颜色。他也说，他说我这第二件事啊第一件事，把蒋介石赶到几个海岛，这件事持反对意见不多；第二件事，反对的不少。他知道身后他挨骂。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特点，只要认为是对的就坚持，不管结果怎样。他说：这两个遗产怎么交？是和平的交还是腥风血雨的交？天知道能怎么办？天知道。
1976年9月，孟锦云请假回家看望丈夫，可回家的第二天，便接到通知让她赶紧赶回，回去后才知道，
毛泽东得了心肌梗塞，幸亏抢救及时，这才脱离险境。
回归之后，孟锦云便一刻不离都守在主席身边。
9月8日晚上7点，主席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对孟锦云道：“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听到这话的孟锦云赶紧去找医生，可惜的是，经过4个小时的抢救，依旧无力回天。
9月9日，一代伟人离世，享年83岁，孟锦云陪伴主席走完最后一程。
14岁认识主席，给他当舞伴，到毛泽东离世，孟锦云与毛泽东相识13年，当得知毛泽东离世的消息时，孟锦云心中有多悲伤可想而知。
作为毛泽东晚年少数的身边人之一。她与张玉凤两人每天轮流照顾毛泽东，寸步不离。任何人要见毛泽东，必须经由她们两人的安排。可见孟锦云亦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据说有一次还是孟锦云劝服毛泽东动白内障手术。事实上毛泽东对她工作相当满意，经常让她读报纸、文件，有时甚至让她处理信件、代毛圈阅党中央文件等等。孟锦云与毛泽东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共同度过了489个日日夜夜，成为了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
南宫钦写的文章，这样提到：孟锦云作为毛主席的护士，不仅负责毛主席日常生活护理，也时常为在进行眼疾治疗的毛主席读书、读报，有时甚至还需要代毛主席处理一些重要的信件和文件。
身为党中央领导人的“亲信”，孟锦云却还未入党，为此孟锦云每每在帮毛主席阅读一些文件时，内心都感到十分不安。
为了能够更好的工作，孟锦云向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入党请求。她向毛主席申请发展自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谁曾想这个党中央的领导人却笑着表示，自己并没有权力随意发展党员。
他告诉孟锦云，如果想要入党，就必须按照既定程序先提交自己的入党申请书，再根据实际考察情况，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
于是，孟锦云按照组织要求，向相关部门提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她的申请没有被批准。
直到1986年，时年三十八岁的孟锦云才被批准入党，此时的她早已离开中南海多年。如今的孟锦云，早已是一个年过七旬多两鬓斑白的老人。
她是陪伴毛主席生命最后岁月的人，作为毛主席最后的守灵人，孟锦云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就离开了中南海。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多年来孟锦云一直十分低调，外界也鲜少有关于她的消息。虽然，是毛主席人生最后一段岁月的见证者，她却从来不借此经历而“标榜”自己。
历史学家用自己的笔书写历史，而钱嗣杰则是用相机真实地记录着历史。他家有一本特别的相册，里面装满了钱嗣杰本人和毛泽东等领袖们的合影，也有一张张他所拍摄的历史瞬间。走近这位新闻摄影大家，俨然是在回放一个个有关红色传奇的镜头。
“面试”时，毛泽东说：“你姓钱，你有钱啊，我可是无产阶级啊”。1964年，钱嗣杰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10余个国家，出色完成了新闻拍摄任务。7月的一天，正在刚果采访的钱嗣杰突然接到北京新华社总社电报：须一周内回国述职。他二话没说，立即搭乘最快的航班取道阿尔及利亚返回北京。一下飞机，顾不上回家，他就直奔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办公室。“我们的社长吴冷西一看到我就说，调你进中南海，做毛主席的专职记者，到中南海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时，钱嗣杰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事后，钱嗣杰才知道，调查人员已对他本人及其家庭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以至于老家的乡亲们都猜疑是不是忠厚的小钱犯了什么错误。
钱嗣杰初见毛泽东是在1950年。当时，时任中央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摄影记者的钱嗣杰，在两位老记者的带领下，去北京饭店采访外事活动（捷克国庆招待会）。初次担岗，钱嗣杰既紧张又兴奋。当看见神采奕奕的毛泽东出现时，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伟人的钱嗣杰忘情得直鼓掌。毛泽东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毛头小伙，很快走了过去。一旁的老记者低声问道：刚才主席情绪很好，你拍了吗？这一问，钱嗣杰才想起肩负的重任，脑袋里“嗡”的一声，于是慌慌张张地按下了快门。后来，这张照片是经过剪裁后才用的，因为毛泽东不在照片中间。10多年后，上级调他去主席身边工作，钱嗣杰心里有点“阴影”，生怕出现闪失。
“给主席当摄影记者，太光荣了。要知道新华社好几百人呐，能选到我，我是又高兴又紧张呐”。钱嗣杰说起当年的事情，依然兴奋不已。“这个工作责任太重大，压力也挺大，是不能出一点问题的，可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这个照片，今天主席活动，已通知各报，那天晚上版面都给你留着天窗呢，照片必须得补上去。所以那一段工作确实也很紧张，也很高兴。但是，照片发出以后，这个心老是吊着。”到中南海的第一天，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领着忐忑不安的钱嗣杰去见毛泽东。正值夏季，一路上钱嗣杰紧张得汗湿衣衫。一见面，毛泽东看出了钱嗣杰的心情，握着他的手请他坐下，唠起了家常：“你多大了，么子地方人，叫么子名字啊？”“报告主席，我姓钱，叫钱嗣杰，是黑龙江黑河市人，祖籍山东平阴。”“好嘛，你姓钱，你有钱啊，我可是无产阶级啊”。毛泽东风趣的谈话让周围的人都笑了，也让钱嗣杰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下来，说话和动作也自然了。
交谈中，钱嗣杰简单地汇报了自己在非洲工作的情况和所见所闻。毛泽东听完后，高兴地说：“将来我们要一起工作了，以后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半个小时的谈话完全改变了钱嗣杰对主席的印象：他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么严肃，而是非常幽默、平易近人。
我叫韩阿富，1914 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一户贫民家里，15 岁时父亲送我去城里一家小酒馆当学徒，后来我在杭州许多饭馆里帮过工、烧过菜，有时还去一些达官贵人、土豪劣绅、资本家家里操办红白喜事等。解放前，当厨子是个低人一等的受气差事，稍不留意惹恼了客人，挨罚事小，还可能会丢掉饭碗。至于浪迹街头的流氓恶棍、兵痞黑帮，那就更得罪不起了，酒足饭饱后，有人专门在饭菜里找茬，不给钱，为此我们这些厨子和跑堂的人常常挨打挨骂。
1949 年5 月杭州解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这些“下人”获得了新生。新中国成立后，我和老伴儿在劳动路开了家小饭馆，我负责烧菜，老伴儿既当老板又当跑堂。1953 年初的一天晚上，有位公安干部光顾了我家小店，饭后很亲切地和我们夫妻俩聊了些家常。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这次不是来吃饭的，而是要介绍我到西湖孤山边上的楼外楼菜馆当厨师。楼外楼是杭州有名的大菜馆，能到那里当厨师是我们这些百姓想都不敢想的事，当时我就答应了。后来才知道，介绍我去楼外楼工作的是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的曲琪玉局长。
楼外楼原来的老板姓洪，1952 年底菜馆被西湖公安分局接管。当时的杭州没有设旅游局，西湖风景区辖区内所有的宾馆、饭店、饭庄、茶社、照相馆、书画苑、游船等200 多家旅游服务单位，都算是“特殊行业”，统一归属西湖公安分局直接领导和监管，这样做主要是以旅游服务行业为掩护，强化西湖风景区的治安保卫工作。我到楼外楼报到后那里共有14 位员工，一律算作公安局的正式职工。姜松龄、蒋水根两位同志任正、副经理，负责菜馆的具体经营和行政事务，其中蒋水根是菜馆的主厨之一，他曾教会我很多烧菜的厨艺。
能到楼外楼工作，对我来讲已经是件天大的好事了，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后来能够十分幸运地走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当厨师，并且一干就是20 多年，其中的故事耐人寻味，令人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3 年年底，那一年毛主席来杭州视察工作，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
刘庄，位于西湖西岸的丁家山下，属于西湖公安分局的辖区之内。此地曾是晚清举人刘学询购建的一处庄园，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人民政府接收，毛主席来杭州前临时腾出作为接待用房，毛主席在此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当时楼外楼的姜松龄经理找我谈话，说是分局领导决定派我去刘庄为北京来的中央首长服务，具体服务的是谁，领导没说。那时我们有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刚到刘庄时，我在后厨给北京来的李锡吾、廖冰夫两位同志打下手（帮厨），他们是毛主席的厨师，刚去时我并不知情。一天上午，李师傅听说我在楼外楼菜馆会烧鱼，就让我到西湖边的鱼笼里捞鱼，中午给首长做鱼吃。早饭后，我正站在水里忙活儿，有一群人沿湖岸的甬道走来。只见走在前面的人个子高大，面容慈祥，气度不凡，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那人看见我站在水里，就走过来问：“同志，你在干什么呀？”听他讲话的口音很重，我心想，这人是谁呀？这么眼熟。一时竟忘了回话。旁边随行的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对我说：“主席问你话呢！”“主席？这就是毛主席吗？”我这才想起了毛主席的画像。是他，这正是毛主席呀！我使劲甩甩手上的水，紧张地回答说：“我在捞鱼。”主席说：“注意，不要掉下去啊！”我说：“没事，水不深。”主席又问：“你是哪里人呀？”“绍兴人。”“哦，你是鲁迅的老乡嘛！”周围的人听后都笑了，随后主席带人继续散步去了。目送着主席的背影，我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毛主席呀！”
那天晚上我一点儿都没睡意，回想着白天的情景，没想到毛主席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也就是那天中午，我第一次精心给主席烧了一道杭州的地方名菜——西湖醋鱼。主席和江青吃了都说好。从那以后，主席在杭州期间，我经常为他们烧菜吃。大概是北京来的领导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吧，后来决定调我进京专门为毛主席做饭。
毛泽东与韩阿富
1954 年春，曲琪玉局长亲自找我谈话，向我传达了组织上调我到中办警卫局工作的决定，任务是给毛主席当厨师。又过了些日子，我和江青等人一起到了北京中南海。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后，我的心里产生了矛盾，能在主席身边工作，自然觉得很光荣，可初来乍到，环境不熟，人员不熟，北方的气候干燥，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最主要的是中南海工作纪律十分严格，没事也不能随便外出。由于种种不适，加上想家，在主席身边只干了二十几天我就不想干了。一天，我找到时任中办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向他谈起我要回杭州的想法，他听后耐心地对我说：“我个人还是希望你最好留下来，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商量解决。”我说：“没什么困难，就是待不惯，还是让我回去吧！”他见我执意要走，也就没再说什么。就这样，我从中南海，从毛主席身边开了“小差”，悄悄地回到了杭州。
回杭州后，我在家里休息了两天，单位来人把我叫到了西湖公安分局的会客室。曲琪玉局长一见我就严厉地问道：“你怎么回来了？”我说：“北京的气候太干燥，我实在待不惯，平时也没有大米吃。再有，我母亲刚去世不久，家里还欠人家50 块钱……”。话没说完，曲局长就气愤地打断我说道：“什么待不惯？我看你就是考虑自己的事太多了，贪图安逸，不顾大局。革命者应该四海为家，哪里需要哪里去，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是山东人，不也到杭州来工作了吗？调你去北京工作，是中央首长和省市领导再三考虑的，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别人想去还去不了呢！你可好，去了又跑回来，这和战场上的逃兵有多大区别？”我看他动了肝火，急忙解释说：“我是向张耀祠同志请示过的。”曲局长说道：“张局长留你，你还坚持要走，你还有点组织观念吗？让你给毛主席做饭你不干，难道你还愿意像解放前那样伺候资本家？告诉你，这是革命工作，不是打零工。我们西湖分局几百名干警、职工就没你这样的。你先回家考虑几天，好好想想。想好了再来找我，你的工作先不安排了。”
从曲局长那儿出来，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回到家里越想越后悔，天天像犯了错的孩子，门也不想出，人也不敢见，憋在家里“闭门思过”。过了些日子，见没人理我，我只好鼓起勇气，硬着头皮主动去分局见曲局长，当面向他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行为，并表明愿意回到毛主席身边继续工作。曲局长听后表示接受我的检讨，还批准财务科给我补助了50 块钱，让我回家等候通知。后来，经他请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同志与中办警卫局汪东兴局长联系，两个月后我又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回到了毛主席身边，继续为他老人家做饭。当时在主席身边做饭的其他同志见我回来了也十分高兴。
回到主席身边工作不到三个月，1954年国庆节的前一天，在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的院子里，我又见到了曲局长。他一见我就问：“韩阿富同志，近来工作还好吧？”我一见他，又惊又喜地说：“谢谢局长关心，我很好。您是来看我的吗？”他听后笑着对我说：“一是来看看你，二是我也调警卫局工作了，今后有事还可以找我。”说完转身和汪东兴局长一起走进了主席的房间。
见到曲局长，我的心情一下子开朗了许多，真是应了那句“他乡遇故知”的老话。他的到来，不仅使我感觉到在北京有了可亲近的人，而且对我安心工作也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和鼓励。回到厨房，我兴奋地对大家说：“我在杭州的领导来了，刚在主席那边见到他了。”有人问：“他是来看你的？”我说：“不，他也调警卫局工作了。”大家听后都笑了：“韩师傅，这下好了，管你的人追到北京了，看你以后还想走不？”我忙说：“不走了，只要工作需要，我愿给毛主席做一辈子饭。”
曲局长是我的领路人，也是我十分敬重的老领导。在杭州，他当西湖公安分局局长，领导着几百号公安干警和职工。调入中办警卫局后，他先是给毛主席当警卫随员，后来当了警卫处长兼毛主席的卫士长。后来，从杭州又陆续调来十几位同志进入中南海，直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除我之外，还有当卫士的封耀松、当服务员的钱水涛和当理发员的周福明等人。
退休后我和程汝明（毛主席的厨师之一）到南长街北口的泽园酒家当“业务指导”。每年我们这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都要到这里聚会，有时候李敏、李讷也来，我和老程亲自下厨为大家烧菜，大家称之为“毛家菜”。后来陆续有许多报刊记者来采访我们，了解我们当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事。我文化水平低，写不来，他们就让我口述，帮我整理。当然整理的版本很多，令我满意的还是一个叫董保存的同志，他的记述比较翔实，为我留下了宝贵记忆。
给毛主席当厨师，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刚开始，主席和江青在一起吃饭，有的东西江青爱吃，主席不爱吃，有的东西主席喜欢吃，江青却不要。江青本来是北方人，不知怎么养成了南方人的饮食习惯，大概年轻时在上海待的时间较长的缘故，她不吃葱、姜、蒜等刺激性的食物，而主席却特别喜欢，如果饭桌上没有辣酱和蒜泥一类的东西，主席就会说菜没有味道。我是给毛主席当厨师的，当然要把主席的饮食摆在首位。因此，烧菜时充分考虑到主席的口味，有时还要单独给主席做几道菜吃，江青见了就不高兴，有一次她进厨房对我说：“韩师傅，你给我们分家啦？”我当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好在那个年代她在党内没啥职务，不像“文革”时期那样厉害。
我们这些厨师都知道，主席的饭好做，他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但要搞坏了他也会提醒我们注意。有一次，我给主席烧菜盐放多了，他把我叫去问：“你这个师傅姓什么呀？”我不知道啥意思，回答说：“主席，您忘了，我姓韩呀！”主席说：“我看你这个师傅不姓韩，叫你咸师傅吧！”我这才明白菜做咸了。主席爱吃辣子鸡丁，还爱吃鸡头、鸡爪、鸡脖子。有一次我给他做了只鸡，把鸡头、鸡爪子去了。菜端上去后，主席一看故意问道：“这只鸡怎么没头没脚啊？”端菜的同志说：“这些东西都让韩师傅给去了。”主席笑着说：“该不是韩师傅自己吃了吧？”从此以后，我再给主席做鸡都是整只的。主席到了晚年，特别喜欢吃杭州的“叫花子鸡”，高兴时就说：“告诉韩师傅，今天来只叫花子！”
主席不喜欢吃海味，海参、鱿鱼这些高档菜他都不爱吃。相反，对猪下水、泥鳅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倒是情有独钟。主席爱吃红烧肉，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他还爱吃猪肚，特别是猪肚头，比较厚，做好了还是脆的。水爆肚丝他也爱吃，烧好后要用碗，不能用碟和盆盛菜。
主席喜欢吃小鱼。在玉泉山暂住时，我有空就跑到围墙外面的小河沟里捞些小鱼给主席烧菜。河沟里的鱼，大的不过手指头粗细，用面滚一滚，放到油锅里一炸，再放些辣椒面和食盐，主席吃得可香了。白条鱼、鲢鱼，他都吃小的。主席对鱼头也很感兴趣。有一段时间，外地给中南海送了些胖头鱼，我们养了几条，专门给主席做鱼头汤吃。主席还喜欢吃炒“龙肠”，也就是炒大青鱼的肠子。泥鳅也是鱼类，有一次，主席说他想吃鳅鱼，我当时不懂什么叫鳅鱼，后来才知道是泥鳅。别看我为主席烧了多年的菜，还真没做过泥鳅。我把买来的活泥鳅先用开水烫死，不去肚肠，直接下锅用油炸，主席吃得特别高兴。主席不爱吃大虾，也不爱吃虾仁，偏爱吃河里捞上来的小虾米，而且吃法也比较简单，同萝卜丝一起烧着吃。有好几次我给主席烧小虾，他很高兴，每次都夸奖我烧得好吃。我心想：这都是些普通老百姓吃的东西呀！
毛主席晚年，有一次，我给他做米粉肉，他吃了个干干净净。第二次给他加了六块，他又全吃了。主席的保健护士长吴旭君跑来对我说：“韩师傅，主席说你太小气，舍不得给他吃肉！”我说：“这些已经不少了呀！”吴护士长说：“我看你还可以适当再加点。”后来，我给他做米粉肉，总要做上二十几块。
有一段时间，主席住在钓鱼台，我们也过去为他服务。一天，我正在厨房做饭，主席走了进来，见我就说：“我来看看韩师傅烧菜。”我忙停下手里的活说：“主席，这没什么好看的，您快去忙吧！”他抽抽鼻子说：“做什么菜呢？够香的。”我指指锅里说：“那是葱味，菜还没烧呢！”他笑着说：“你很辛苦，要注意休息。”我说：“为主席服务，应该的。”
毛主席关心我们厨师的事有很多。有一次我在火车上给主席做饭，天气太热，又没空调，餐车厨房的温度有40 多度。我只穿了条短裤，光着膀子，肩上搭了条毛巾，汗流浃背地忙着，没想到主席会忽然推门走进餐车的厨房，他一进来就说：“这里怎么这么热呀？”我见主席来了，忙走过去堵在门口对他说：“请主席赶快出去吧，这里太热了。”主席说：“是太热了，你们可以轮流出去休息，凉快一下再干，你最好把衣服穿上。”在场的同事都笑了。（《团子带你讲故事 | 我给毛主席当厨师》重文理小团团 2021-04-24 23：11 发表于重庆，到楼外楼工作）。
资料图：程汝明和毛泽东合影
自从成了毛泽东的厨师，程汝明每天必做的事就是及时“处理”菜单。“每次做饭之前，我要写一份菜单上报，批准之后我再抄一份带到厨房，等饭做完了，我就得把手里的菜单解决掉。”程汝明对这个工作流程的印象很深。
红烧肉、豆豉腊肉、豆豉苦瓜、辣椒圈、鱼头豆腐、盐水鸡、扒双菜和一小盆三鲜馅饺子，加上中午的剩菜，年夜饭齐了。
“那天做完饭之后，我特别想接近他，想和他说说话”，程汝明说，“所以我情不自禁就凑到了他跟前。”
见程汝明站在身旁，毛泽东特意调整了一下坐姿，然后冲着程汝明乐了。
程汝明也乐了，他说他没问毛泽东为什么乐，但他乐是“因为主席乐了”。
自1954年成为毛泽东的厨师，程汝明在“主席家”干满了22年。关于这22年的除夕，程汝明印象最深的是“每到过年那天，主席就一直在笑”，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受邀与毛泽东一家共进晚餐。
毛泽东爱吃红烧肉，这道菜，年夜饭里自然少不得。
不过，毛泽东爱吃的红烧肉必须按程汝明研究的配方制作，因为在当上毛泽东的厨师之后不久，程汝明便得知，毛泽东的菜里有些佐料添不得。
知道这事，是因为程汝明给毛泽东做的第一盘红烧肉，毛泽东竟然一块也没动。程汝明当时问毛泽东是不是觉得味道不好，毛泽东只说自己不喜欢吃酱油。追问之下，程汝明才弄清为什么毛泽东会有这样一个习惯。
原来，毛泽东年少时，家里曾开过酱油作坊。当时酿造酱油多通过自然晒制发酵。一年夏天，毛泽东无意间看见酱油缸里有些白点，待走近观察才发现，那些白点竟是酱油发酵时孳生的蛆虫。从那时起，毛泽东再也不吃酱油，只是毛泽东的坚定让程汝明感到有点为难——以后还做不做红烧肉？
当然做，而且后来的红烧肉还令毛泽东情有独钟。其实程汝明琢磨出的办法，就是用糖色加盐，代替酱油为肉着色调味，这样烹制的红烧肉咸鲜不失、甜味兼得，毛泽东尝过之后很是受用。程汝明则由此掌握了一个规律：“只要上这道红烧肉，主席准保不会剩下。”
除红烧肉外，毛泽东还爱吃辣椒、苦瓜以及多数湖南人都喜欢的腊肉。毛泽东总说，“不能吃辣椒和苦瓜的人，怎么能干革命？”而程汝明却常想“不用酱油，怎么能做出主席爱吃的辣椒和苦瓜？”好在毛泽东不讨厌豆豉，于是在程汝明总结出的“爱吃”菜单上，豆豉辣椒圈和豆豉苦瓜的地位便如红烧肉一样稳固。
不过，程汝明的菜单也并非总能让毛泽东胃口大开。进中南海后不久的一个除夕，程汝明准备晚饭包饺子，为此，他还特意问了毛泽东喜欢吃什么馅。毛泽东的回答是“什么馅都行，我吃不了几个”。程汝明以为毛泽东食欲不佳，所以就做了自己拿手的三鲜馅。没想到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只尝了一个，就再没碰过饺子。
那顿饭之后有人告诉程汝明，其实南方人过年更喜欢吃年糕，随着对“主席家”饮食习惯的逐渐了解，程汝明还发现毛泽东和江青都不爱吃韭菜。因此，程汝明后来很少再给毛泽东包饺子，第二年除夕的晚餐里，主食也自然变成了年糕，“主席吃了好几块”，程汝明清楚地记得。
用心之处还不止于此。程汝明说，做年夜饭的时候，他不会像平日那样刻意往菜里多加汤水，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吃这顿饭的时候不会看书。“主席吃饭喜欢看书看文件，一看起来吃得就慢，菜就容易凉。所以我一般会往菜里放点汤，保温。”
“困难时期”开始后，毛泽东决定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程汝明因此得到命令：以后不准做肉菜了。这事着实让程汝明愁了一阵。为保证毛泽东的健康，肉肯定还要做，但既然毛泽东已经嘱咐过了，程汝明又不敢把肉做到明处。
想到毛泽东爱吃的葱花饼之后，程汝明准备“把肉放在暗处”。
程汝明是山东人，喜欢吃大葱，刚进中南海的时候，他很希望能与毛泽东“奇味”共分享，可毛泽东偏就对葱不感兴趣。1958年的一天，执著的程汝明试着做了个葱花饼。这个小点心的配料不过就是葱花、盐和五香粉，却被毛泽东品出了滋味，以至吃完之后，毛泽东连说“再给我一个”，从此开始欣赏葱香。
1960年除夕，程汝明偷偷往葱花饼里加了猪肉。
程汝明觉得，“放在暗处”最好能化肉于无形，恰巧毛泽东平时爱吃肥肉，于是那天晚上，程汝明就用一块肥猪肉熬了一碗大油。做葱花饼的时候，程汝明把这碗“液态猪肉”和进了面里，而且还在葱花里掺了几个肉丁。当时毛泽东并没觉察出这顿饭内藏蹊跷，只是盛赞“程师傅的大饼做得香！”
然而没过多久，“大饼”里的那点事还是露馅了，程汝明随即被告知“不许再做‘大饼’”。
其实即便是在粮肉丰足的年代，毛泽东的饭食也很俭朴。至于年夜饭，程汝明记得住的好菜，只有一个罗汉大虾，倒是有几次除夕中午剩了菜，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一定要让程汝明端上桌来。
由于毛泽东每月的伙食费要从当月的工资中扣付，所以程汝明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菜做得既可口又省钱。比如毛泽东爱吃鱼，逢年过节的时候，程汝明就会做个鱼头豆腐。尽管如此“鱼”菜，纯属以偏概全，但毛泽东却非常满足。
至于1976年的除夕晚餐都有哪些菜，程汝明说他已经记不清，“给主席家做过的菜太多了，而且‘海’（即中南海）里有纪律，不许工作人员留菜单。”
最初听到这条纪律，程汝明并不理解。后来有同事告诉他，如果重要领导的饮食习惯被敌对势力掌握，那么他们就可能根据这些信息预测领导人的健康变化情况，然后选择领导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向中国发难。
总之，自从成了毛泽东的厨师，程汝明每天必做的事就是及时“处理”菜单。“每次做饭之前，我要写一份菜单上报，批准之后我再抄一份带到厨房，等饭做完了，我就得把手里的菜单解决掉。”程汝明对这个工作流程的印象很深。
为了保密，有些事程汝明还得瞒着家里人。在“主席家”当厨师长的那些年里，程汝明家人只知道程汝明的单位是中南海，程汝明寄给家里的信也永远发自“中南海一〇一信箱”。直到毛泽东去世后，程汝明家人才明白，原来“中南海一〇一信箱”就是毛泽东家。
即使同为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程汝明往往也只是和其他领导人的厨师交流一下烹饪经验，并由此得知周恩来喜欢吃狮子头，刘少奇因有胃病而偏爱罐焖牛肉和罐焖鸭子。除此之外，各家首长的其他事大家一概不提。
四人帮倒台后，程汝明搬回了中南海，而且仍是历任最高首长家的厨师长。
如今，想想在中南海那阵子曾经为领袖们找到口福、培养了爱好，程汝明说，自己这辈子“欣慰了”！（《【钩沉】毛泽东厨师长回忆：掌勺22年每顿饭做完都要销毁菜单，红烧肉不能放酱油……》钢都周报 2019-05-24 09：27 发表于辽宁，——摘选自《小康杂志》）
1959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66岁生日。
这一天，正在杭州的他要理发，这本来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不巧的是，专门在杭州负责为他理发的小钱师傅生病发了烧，这可怎么办？
于是当地保卫部门的领导决定赶紧给主席找到一个合适的理发师，他们把目光锁定到了身上。周福明193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从1953年开始就在杭州的时美理发室工作，在1959年他代表理发行业出席了杭州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这次会议上，他被评选为理发行业的“青年标兵”。
12月26日上午11点，杭州市上城区区委赵书记找到了周福明，问了他几个问题：
“理一个发最多需要多长时间？半个小时能不能理完”？
周福明表示没有问题，于是赵书记说在杭州饭店有一个外宾需要他去给理一下发，说完就带他上了车。
汽车将周福明带到了省公安厅接待五处，先后有四个人过来让他给理发，其中还有一个人自称是“李卫士长”，而且他们在理发时依然反复问那几个问题：“给生人理发会不会紧张？半个小时能不能理完”？
这让周福明更加迷惑了，他想这几个人肯定是来试我的手艺的，于是他更加细心地给他
们四个人理完了。
周福明与毛主席合影
到了晚上10点多，周福明又被带到了杭州南屏游泳馆，下了车，他又看见了白天的那位“李卫士长”，“李卫士长”走过来说：“我是毛主席的卫士长，今天请你来是要给毛主席理发”。
周福明一听这话，人直接蒙了，他感动既震惊又荣幸，可是毛主席不是在北京吗？怎么会来到杭州呢？
李卫士长又给他说：“给主席理发有个要求，就是时间上要快一些”。
然后又说：“没事，千万不要紧张”。
然后就将他带到了毛主席所在的游泳池。
不一会儿，毛主席走了出来，他身材非常魁梧，穿着一件长布睡衣，看上去非常平易近人，周福明连忙走上去和他握手，并说了句：“毛主席，您好”
毛主席说：“你就是给我理发的小周师傅吧”？
周福明连忙说：“主席，您叫我小周就好了”。
“哎，是师傅嘛”
然后毛主席就坐了下来，拿起了一本书看了起来，周福明想，绝不能随意摆弄主席的头，要随着看书的姿势理发，不干扰他看书。当时正值冬天，但周福明却非常紧张，加上游泳池里的热气一蒸，他的额头竟渗出了汗珠，他于是脱下了棉衣，更加用心地理了起来。
理完发，毛主席主动将嘴巴鼓了起来，周福明马上明白了这是主席为了配合他刮胡子做的配合动作，他连忙告诉主席不必这样，自己会用两个手指撑好了再刮的。
就这样周福明只用了不到20分钟，便为毛主席理好了发，毛主席非常满意，便问他：
“周师傅，会游泳吗”？
周福明说会，毛主席便说：
“好啊，你帮我理了发，我请你游泳怎么样”？
周福明没想到主席竟然会请自己游泳，当然激动地答应了，他换上了泳裤，痛痛快快地游了一把。
后来周福明回忆起这次理发时，他说自己确实和毛主席有缘，要做他的理发师，必须要符合三点要求：一是家庭、历史没有问题；二是思想要进步，自己那个时候已经是预备党员了；三是技术要过硬，自己是理发标兵。正是因为这样，组织才会推荐自己上去。
以后毛主席只要来杭州，都会找周福明理发。有一次他在给主席理发时，主席对他说：“小周啊，我想把你带到北京去，以后专门为我理发，你看好不好”？周福明赶紧说自己愿意，主席又说：“别急啊，你回去先给你们领导报告一下，还要问你妻子同不同意”？周福明说：“没问题，我替她做主了”。
主席笑着说：“不要太大男子主义了，你还是回去问问她，毕竟在我身边是很辛苦的，也很少能够回家”。
于是周福明回去给领导报了告，并征得了妻子的同意，于1960年10月去了北京。
1964年毛泽东、江青、周福明、徐春华
毛主席平时难得有休闲的时间，他的休闲就是看书，每次理发时他也会看，每次看到有意思的地方，他还会笑，头也会前后摆动，周福明为了不影响他看书，总会顺着他的姿势理发和刮胡子，毛主席非常满意，就对他说：“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我们互不干扰”。就这样，周福明在为主席理发的过程中，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理发技术，他还颇具艺术家的眼光，这17年来，他将毛主席的发型设计保持得天衣无缝，尽善尽美。
尽管主席的从40年代后改成了背头式样，细心的周福明还是发现美中不足之处，以前两鬓的头发剃得太秃，发型就显得比较刻板、不自然。他决心稍加修整，把两鬓的头发多留一些，自然地向后背起，这样一衬托，脸型就显得丰满了。
他还发现主席右边的头发要比左边的浓密，如果掌握不好分寸，很容易剪不对称，但他毕竟经验丰富，很快就做到了剪下去保证精确无误、万无一失。
理完发以后，就应该吹风了，但毛主席不喜欢用电吹风机，这样周福明只好用“土办法”来固定发型，他先用热毛巾敷，然后用蓖子蓖，也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曾有好奇者问周福明，毛主席的理发装备应该极其考究，至少也应该做到严格消毒，但周福明却表示并不是这样，他说毛泽东遗物馆展出的理发箱，就是最好的见证，理发箱里装着手推剪剃刀各一把，梳子、剪子、刷子各两个，还有生发油瓶、发乳瓶各两只，以及剃刀、布粉盒、剃须膏、棉球等用品，丝毫见不到当时流行的吹风机、电动剃刀等新式理发工具的影子。
有一天，周福明为主席理完发，在梳头时竟不小心扯疼了他，主席有些生气：“小周，你今天怎么回事，一幅魂不守舍的样子”？
周福明连忙道歉：“对不起，主席，是我不好，没注意”。
毛主席脸色缓和了下来，说：“我看你最近都有点心不在焉的，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
周福明连忙摆手：“没有，没有，家里没……没什么事……”。
毛主席说：“你不要瞒我，你最近这个样子，肯定是有什么事”。
周福明眼圈红了：“家里来信了，说孩子得了败血症，情况不太好……”。
毛主席说：“这种事情，你怎么不早说呢，孩子的事是大事，你现在马上回杭州，还有你去找叶子龙那里领500块钱，就从我的稿费里出，现在就去”。
后来经过医生的精心医治，孩子的病终于治好了，周福明每次回忆起这件事，都会掉眼泪，他说孩子的命是毛主席救的。
毛泽东身边人员
周福明在毛主席身边，不可能天天理发，一开始没事的时候，他就跑到厨房去帮忙，但主席对他说：“厨房不需要你，你就留在我的身边”。
后来主席确实也考虑到应该多为他安排一些工作，于是对他说：“你也该帮我管管这个家。理发是次要的，生活管理才是主要的”。
于是从1962年开始，周福明开始兼做主席的后勤工作，主要的事情有两件：一是陪主席吃饭，二是给主席擦澡。
陪吃饭我们都好理解，但擦澡周福明刚开始不太明白，后来他才知道主席一般不洗澡，都是选择用擦澡代替。因为他的时间非常宝贵，只有一有空就看书，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当然舍不得让洗澡耽误自己看书的时间了，但擦澡就不一样了，卫士在为他擦澡时，他可以两只手来回交替着，拿着书继续看，这样就能省下好多看书的时间。周福明了解到这点后，对主席更加敬佩了。
到了1963年，毛主席身边的卫士都调离了岗位，他没有换新的卫士，而是对周福明说：“小周，我们一向提倡‘精兵简政’，如今首先应该从我做起，现在我身边就你一个人了，你就一个人把各项服务工作都拿起来，替我管好这个家”。
周福明没想到主席如此信任自己，既感到幸福、自豪，也感到责任重大，他问：“主席，我行吗”？
主席说：“行，我看你行”。
周福明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以后的工作更加卖力了。
以后周福明一直为主席服务，一直到1976年9月主席逝世。
1976年9月9日这天，毛主席病逝，周福明悲痛欲绝，放声痛哭，他发现主席病重期间，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剪头发了，耳朵周围的头发都是护士用剪子剪的，他于是恳求领导，让他最后再为主席理一次发。
9月10日凌晨3点，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来到主席身边，开始理了起来，这是他有生以来难度最大的一次理发，但他格外认真，因为这是最后一次，他一定要让主席满意，这时他耳畔仿佛又响起了主席的那句话：“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我们互不干扰”。
终于理完了，周福明已经浑身是汗，最后他端来一盆热水，用毛巾敷在主席的头发上，花白的头发经水一打湿，似乎有些黑了，他又为主席刮起了胡子，擦了脸，主席的面容好像又变精神了……。
主席去世后，周福明被分配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办公室。退休后，他义务担任起了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管理工作，直到今天他还在坚守这个岗位，他说过只要自己身体情况允许，就一定会继续替主席守下去……。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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