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时语入诗
王跃农
时语，即当时的口语。
时语入诗古已有之，这样的诗人很多。杜甫、李白、白居易、王维、苏轼、辛弃疾、陆游、李清照等等，这些大诗人都是乐用口语、善用口语的典范。时语入诗，不仅不影响诗词的韵味、美感、典雅，不仅不影响诗词的感染力、生命力，反而增强了诗词的生活化和传播力，增强了诗词的通俗性、趣味性和可读性，消解了诗词、读者、作者之间的隔阂、壁垒和障碍，架起了历史、现实、未来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使得诗词更利于走近大众，走进人心，走向未来，更易于激起读者的共鸣，更便于人们诵读理解品赏体悟，更有可能激起受众的兴趣，受到人们的欢迎，更有可能成为佳作，成为名篇，成为经典。
时语入诗，这样的诗例很多。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贺知章《回乡偶书》）“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的《春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王维《山居秋瞑》）“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李清照《夏日绝句》）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样的单子可以拉得好长好长。 这些诗词之所以能成为经典，脍炙人口，易懂易记，有的甚至过目不忘，时不时就会从脑海里蹦出来，在眼前溜达一两圈，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时语入诗不无关系。通俗的语言为诗词插上了穿越时空的翅膀，注入了常读常新、历久弥新的活力。
曲高和寡的道理人人都懂，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有不少所谓的诗人不善“推敲”，不好“苦吟”，不思“深入”，不愿“贴近”，远离生活，远离时代，远离常识，躲在书斋里吟诗，闭门造车，故作高深，卖弄学问，靠晦涩、生僻、艰深、难懂来装点门面，掩饰不足，隐藏缺陷，自觉不自觉地违背了作诗的初衷，走向了“曲高”的险途，走入了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死胡同。
清代诗人、学者赵翼在《论诗》中写到：“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此处之新，不仅仅指立意、思想、境界、感情、意象要新，同时也包含了、强调了语言要新。因为语言是诗的载体，没有新的语言，诗的“新”便无从谈起。
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说得更直接，更具体，他强调：“诗要有三新：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三者缺一不可。”这“三新”被有人称为诗歌的三要素，而且强调了“缺一不可”，由此不难看出“语言新”对诗词有多么重要。
元代诗人房皡在《读杜诗》中写道:“欲知子美高明处，只把寻常话作诗。”此处的“寻常话”显然是指大众化、日常化、通俗化、口语化，这才是诗的本源。“寻常话”必然充满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离开了时代和生活，诗必然走向绝路。
试看上海诗人杨逸明《初春戏笔》：“春风带电到江南，击活溪流击醒山。闪闪繁花初点亮，毛毛细雨半吹干。诗心渐暧飞窗外，灵感微麻颤笔端。梦片情丝皆导体，书生自笑绝缘难。”这首诗之所以让人拍案叫绝、百读不厌，其成功之处是多方面的，但其语言生动鲜活、幽默风趣，时代性、口语化、感染力强却是不争的实事。通诗找不到一个古词语，但谁能说这不是一首佳律呢？“带电”“击活”“击醒”“点亮”“导体”“绝缘”等一连串现代特色显明的时语入诗，不仅没有影响诗的美感、厚重、典雅和深度，反而大大增强了可读性、可感性，增强了表现力、穿透力，很容易激起读者的共鸣。杨逸明先生《七夕口占》同样用了不少时语：“高铁飞机似迅飚，天涯海角路非遥。女牛不爱新科技，依旧年年渡鹊桥。”其中的“高铁”“飞机”“新科技”等都运用得非常精准，现代词语与传统节日巧妙融合，不但没什么不妥，反而在强烈的反差和对比中构成了完美的整体，更具趣味性、艺术性和表现力，更易于让人接受。
再看江苏诗人仇国安《微信》：“青山绿水乐悠悠，微信群中跨域游。屏幕打开观世界，芳园漫步度春秋。”其中的“微信群”“屏幕”都是地地道道的时语，但谁又能说这不是诗呢？再看江苏诗人朱洪滔《中秋遐思》：“月亮假如容备份，收藏今夕一轮圆。”“备份”运用得多好多妙，这样的时语与“收藏”上下呼应，妙不可言。
当今时代，生活大变样，世界大变革，信息大爆炸，交往大互联，新事物、新名词、新领域海量涌现，时语若不入诗，简直无法作诗。诗若不反映生活、不反映时代，作诗何用！
一首诗写得好不好，妙不妙，雅不雅，关键不是用没用时语，而是用得准不准确，恰不恰当，艺不艺术，新不新颖，独不独特。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