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树理（连载七）

郝怀明

7、主编几个小报，锤炼创作魂魄

　　就在赵树理忙于办他的“山地”副刊之时，正当晋东南军民全力以赴抗击日寇第二次“九路围攻”之际，阎锡山却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向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救国力量下毒手了，在山西全境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十二月政变”。

　　杨献珍在《论山西十二月政变》（连载于1940年2月《新华日报》华北版）中谈到发生在晋东南地区的灾难时写道：

　　十二月四日，阳城新生报社被暴力摧毁，石印机与收音机被暴徒抢走，编辑王良被绑去活埋了。接着阳城十五日，晋城、沁水于十八日，先后发生同样事变，方式也是一样的。十二月三十日，壶关县第三区区长及牺盟会干部十六人被番号不明之军队两营包围绑去，至今生死不明。长治有二十几个干部被一次活埋了。十二月二十三日，决死三纵队第八总队一部分叛变，全部政工人员被俘虏。同时，《黄河日报》被独八旅武装解决，报馆被投手榴弹三百余枚，编辑人员全部失踪，公款财物损失万余元，机器全部被捣毁。二十六日，独八旅在尹家沟袭击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牺盟会长治中心区，抢去公款财物价值数十万元，公务人员及牺盟会干部被屠杀十余人。该部并捣毁了五区专署修械所，抢去枪七百六十余支枝，机件全部抢走。在这一连串事件中，青年干部被屠者在五百人以上，被捕者在千人以上，尤以阳城为最残酷。《新生报》编辑王良，系一热情忠诚的记者，竟被活埋了。单是阳城一县，区村干部被杀者在三百人以上。杀头、挖眼、挖心、挖脑、割乳、割生殖器、割耳、剁手、活埋，什么惨无人道的手段都有，妇女干部被俘者，强奸以后杀死。

　　12月29日，朱德和彭德怀致电阎锡山，报告孙楚在晋东南以武装手段，策动阳城等六县政变，大肆杀害抗日进步分子和共产党员。孙楚并扬言先解决牺牲救国同盟会后驱逐八路军。希望阎加以制止，重加考虑，以免酿成大的不幸。12月31日，朱德接见《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孙楚作为省政府行署主任，对阳城等数县所发生之同室操戈的反进步事件，难辞其责。在被害的进步分子中，亦有共产党及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对此不能漠不关心。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反动分子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言论，正在密切注意中。（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第213-214页）

　　在牺牲者中，不少是赵树理在阳城、长治工作时的战友，他刻骨铭心，悲痛不已。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赵树理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百炼成钢。

　　此时的赵树理，上有杨献珍的赏识与重用，又有王春这位老友的支持和配合，工作可谓得心应手。他把自己多年的理想化为现实，《山地》在形式上，鼓词、快板、童谣、故事、小说、杂文等等，无所不包，在政治思想内容上，以发动人民抗战，揭穿阎锡山反共反民主的阴谋为范围，在“十二月政变”期间，对揭露顽固派的阴谋起了很大的作用。《山地》同其它任何报纸的面貌都不一样，很受读者欢迎，贴在各县城的街道上，凡认得字的都愿意看看，道路往往为之堵塞。

　　杨献珍对此印象很深，他回忆说：“每逢《黄河日报》（路东版）发到各县，贴到城门洞，往来行人抢着看《山地》；交通常常为之堵塞。我也是从《山地》副刊上，加深了对赵树理创作大众文艺本事的了解。他的文章浅显生动、干净利索，连‘啊、了、吗’之类的虚词都不随便用，文风朴实幽默，措词严谨，老实讲我很佩服和赞赏。”（杨献珍：《暮色苍茫念手足》，载《中国通俗文艺》，1982年第11期）

　　赵树理在《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一文中也说：“那时候山西政权名义上还是阎锡山的，实际上他的反动统治机构已经失灵。他觉察到这一点，所以在1939年便以什么‘同志会’、‘突击队’等名义派下一批又一批的反共组织来破坏我们的地方工作。他当时出过小报叫《黄河日报》，我们就利用他这个名义（那时还没有和他公开破裂）在壶关办了一个《黄河日报》太南版，专门揭发他派来那些虾兵蟹将的劣迹。那小报的副刊叫《山地》，由我担任编辑，我便利用我熟悉的那些民间艺术形式来攻击他们。老实说我是颇懂得一点鲁迅笔法的，再加上群众所熟悉的民间艺术因素，颇有点威力。这报专往他们所到的地方贴，贴到那里读者挤到那里。”（《赵树理文集》第6卷第464—­465页）

　　1940年2月，突然内部起了点小风波：牺盟会上党中心区派来了一批同志到《黄河日报》工作，他们自恃为上级机关所派，又没有带组织介绍信，王春拒不接受，双方发生争执，王春被扣押，赵树理愤而辞职。后来双方各作自我批评平息事态，但赵树理耕耘的红红火火的《山地》却被夺走了。新来的人认为《山地》不够艺术，也就是说太土气，另派姚天珍主编副刊，并将《山地》改为《晨钟》。

　　赵树理无事可干，被派到厨房当“事务长”。那时报社设在平顺县杏岭村，在该县最高峰处，吃饭是个大问题，菜需要从山下买了沿着小路背上来，很不容易。赵树理虽然对《晨钟》刊登一些空洞无物的东西很有意见，但他还是注意团结新来的同志，专心致志，尽责尽力，积极把伙食搞好。他还学了一套做饭的手艺，以烙饼最为拿手，口感美，速度快，动作爽利，令人赞叹不已。

　　“十二月政变”后，阎锡山悍然解散牺盟会，1940年3、4月，《黄河日报》（太南版）将本版副刊  停刊。

　　1940年4月中旬，赵树理来到平顺县源头村，参与中共太南区委机关报《人民报》的筹备工作。这是赵树理编过的第二份报纸。

　　5月1日，《人民报》正式发行，他仍然担任报纸副刊编辑。文章风格也继续保持《山地》的特色。不过，他在这里工作时间很短，也就一个月的样子，中共中央北方局即发来调令，要他到华北《新华日报》馆报到。

　　杨献珍于这年2月调任北方局秘书长，他向《新华日报》馆推荐了赵树理。《新华日报》馆是当时华北抗日根据地最大、最主要的报馆，赵树理一向主张文艺大众化、通俗化，他的实践和业绩，很为《新华日报》馆所看重。

　　赵树理的兴奋之情自不待言。他即找到北方局，开好介绍信，熟记下《新华日报》馆的联络暗号，兴致勃勃，一路赶来，到达了目的地：武乡县圪隆峪，也叫安乐庄。

　　他遇到的第一个人便是著名记者华山。华山详细记叙了他进入圪隆峪两人相遇时的情景，妙趣横生，极具喜剧色彩。请看：

　　是1940年的春天吧，当时华北《新华日报》馆驻在太行山脉下一个千山万壑里的小山村，叫做圪隆峪，又叫安乐庄，属山西省武乡县管。我在“木刻工作室”给报社刻插画。门口站着个人忽然说话了：“同志，问个话行吗？”

　　真讲礼貌！我回过头去，只见门框傍着个过路打扮的瘦高个儿，且喘着气，披着件罩住小背包的旧棉大衣。我见他独自一人，汗水淋漓，关心地说：“你上那哪儿？”

　　“请问”，他凑到跟前，把声音压在嗓门眼里，悄悄问道：“这是《新华日报》馆吗？”

　　我一怔，这人是谁？跑来打听报馆！

　　在敌后方，是个战士都知道，部队番号是保密的。圪隆峪的老百姓只知道村里来了一个“平凉”部，是个后方机关。什么机关就说不来了，也不问。报社内部也都以代号称呼，或者直呼名字。可这人……你见人就问，我还会装糊涂哩！

　　“新华肥皂厂？”我冲他一打量，摇了摇头，“这一带，没有肥皂厂。　

　　你到西井看看？离这里四十里。翻大山过去，紧走两步，抹黑能赶到啊。”

　　说着，我转过身，又画起来。心里可默画着一眼记下来的轮廓：三十多岁，满脸皱纹，那么大年纪还背个背包行军真少见啊。在八路军里，当时二十多岁就算年龄很大很大了。……他的脸色和旧棉大衣满像是同锅台烟火常年打交道，但身架腿脚可不像背着行军铁锅走长途啊。正揣不透，他又说了：“同志，我可以进来歇歇吗？”

　　我回过头去，他还是傍门站着，怕挡了光线。我赶忙说：“可以！”同时冲着光板土炕一扬脸，“刚打扫过，累了随便歇会儿。”

　　那时候，对待生人，既要提高警惕，又要热情关怀，先定性后考查是不允许的，可也怕说漏了嘴。见他倚坐炕沿，我又转身画画了，只是尖着耳朵听着。

　　“同志”，歇歇他又说了，“我有几点嗜好——可以抽烟吗？”

　　我一愣，还抽大烟？在八路军的概念里，抽大烟不是旧军队，就属地主官僚、社会渣滓。我立刻想到前不久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政变”，好多友军都跟了过来，免不了有人又想进步，又急忙去不掉这点嗜好，给一点特殊照顾也是应该的吧。不由得看他一眼：果然牙齿黑黄，面有菜色。便同情地说，“可以吧。……就是没有炕席。”

　　“他放下大衣，卸下背包，没有上炕，却蹲在炕脚地上，背靠炕沿，掏出三寸长一支小旱烟袋。我差点没笑出声来：什么外国小说里学来的洋规矩，抽袋旱烟还征求同意！可看他那拘谨样子，真不像到过什么十里洋场的新派知识分子啊。还会打火镰！只听得嚓的一声，腕子一摔，怪美的。可是他为什么跑到圪隆峪来，打听报馆，我还是揣不透。可他站了起来，背上背包，披上大衣，冲我和悦地说声谢谢，出门走了。

　　我凑近窗口，看他已拐进一家院门，正是我们社长何云同志住的那个院子。赶紧跟踪上去，找到支干会的民运干事，叫她赶快去看看。天晌午了，正是开饭的时候，我回家拿上碗筷到了通联科院里。编辑部秘书笑咪咪地挽着个背包进来了，领着那人，跟等着饭菜的同志们说：“大家欢迎！又来了新战友：赵树理同志，通俗文艺专家。”赵树理见我在，点头笑笑。我也点头笑了。从此，“新华肥皂厂”成了报社一个小典故。以后熟了，有天我说：“那天你来，就不打听代号？”

　　“该没有哩！”他一本正经地说，“那天我到‘巴黎’（就是北方局），转了关系，拿了介绍信，人家还专门开了路条，让我反复背诵，记住了，当场烧掉。一路上我背得烂熟。站在门口看你画画，还背着哩。见你炕沿放着三瓶颜色，都是新打开的。心想真是大机关啊。一紧张，把代号都忘了，越急越想不起来。有心拿出介绍信，又怕你不是报社的人，再不敢问，真怕你送我到锄奸部去。”（华山：《赵树理在华北〈新华日报〉社》）

　　华山的详尽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在当时那种险恶的对敌斗争环境下人们的工作情景、生存状态、内心世界、道德操守及他们二人的性格特点。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既不能不小心戒备和防范，但都是革命同志，彼此又那样互相尊重，彬彬有礼，温暖如春。战争时代的气氛，人物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

　　赵树理到来时，正好赶上《抗战生活》复刊。这是当时唯一的一份综合性半月刊。编辑科长为王春。

　　赵树理写的第一篇文章《“私人意见”》，署名“方定”，载《抗战生活》第2卷第5期（1940年7月1日出版）文章开头说：“私人有了意见，最好谈出来让大家‘集体处理’——采纳，更正或根本取消——不应该‘私有’在自己的脑子里，永远成为‘私见’。”文章最后讲了将意见谈出来的四点好处，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

　　在第2卷第6期上，赵树理化名写有《喜子》（通俗故事）、《怎样利用鼓词？》，第3卷第1期上写有《变了》（通俗文艺）。《变了》这篇不到3000字的小说，通过婆媳之间的矛盾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变化，语言通俗、幽默，再次鲜明地显示了他运用大众口头语言写作的独特风格。

　　接着，他又写了鼓词《开河渠》，以及《身在福中不知福》、《“应对如流”》、《谈兴趣》等文，发表于《抗战生活》，对干部和群众很有教育作用。

　　1940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发出关于出版敌占区报纸《中国人》的通知，指出：“为了开展对敌占区的宣传工作，特决定自八月一日起，由《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对敌占区宣传刊物——《中国人》周刊。”要求运用通俗化的语言和老百姓喜欢看　　的形式，执行下列政治任务：　

　　一、向敌占区人民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进行抗战教育； 

    二、向敌占区人民揭露敌寇汉奸的一切欺骗宣传；三、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鼓舞敌占区人民的斗争情绪，动员敌占区人民参加抗战并发动敌占区人民的斗争。

　　这项急迫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公认的“通俗文艺专家”赵树理的头上。领导上赋予他办报的全权，他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

　　编辑部设在一个又小又黑的土屋里，既是他和另外两个同志的办公室和宿舍，土炕和锅台占去了屋内大部分，锅台上摆着他们的吃饭用具和脸盆。炕上放着一张小桌，是他的写字的地方，他往起一站，就能碰到黑呼呼的屋顶。若是敌人来犯，就背着钢板、铁笔上山，把稿纸铺在石头上编撰文章。

    报纸八开四版，可容纳5000字，二、三十篇文章。一版专发社论和要闻，他开辟了“实话实说”、“鬼话正解”、“三言两语”、“时事回答”等栏目，或从正面阐述抗日救国的道理，或从反面将日伪的“经济提携”、“王道乐土”等反动言论予以批驳，尽情地揭露敌人的残暴丑恶。在第四版副刊《大家看》上，花色品种更是多种多样，小说、诗歌、鼓词、快板、杂文、故事、有韵话、话剧、唱剧、寓言、相声、讽刺笑话、民间歌谣等等，真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中国人》的第一读者华山曾称赞赵树理说：“对他运用通俗文字的才能佩服极了。总共几千字一期小报，居然能搭配出那么栏目，抗日根据地的新事物和新政治概念都要宣传出去，还要明白易懂，引人入胜，真了不起。”

　　对于赵树理在在抗战时期编小报一事，根据杨百铸《忆赵树理》一文辑录，赵树理在1955、1956年曾这样回忆说：“那时，办小报，从采访、编辑到印刷、发行都是我一个人包办，又当主编，又当发行员，样样干……农民不识字，看不懂书报，只能让别人念给他们听。所以，办小报主要是给农村干部看的，通过干部再向群众宣传。”他又说：“我在农村与老乡吃住在一起。夏天干活时，在地头树阴下，冬天活计少，蹲在房前晒太阳，和老乡拉家常。我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讲新故事，他们很喜欢听。农民有什么话都愿意对我讲，有什么疑难问题找我给他们解答。我了解农民的喜爱和要求。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农民喜欢什么艺术形式，我就采用什么形式。快板、评书、故事、小说，以及地方戏曲，我样样都写。”（《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402页）

　　所写作品以暴露敌人为多，歌颂自己较少，战斗性、群众性强，很受大众欢迎。如有人把汪精卫画成一个猴子日本人牵着走，他就在上面题上：“做了日本官，好像猴爬杆，一时不听话，就要挨皮鞭，再说不干吧，人家用绳拴，抗战胜利后，怎么到人前？”贴到哪里那里的群众就念，有的　还从电杆上揭下来，装进口袋，带回去传播。

　　《中国人》的新闻消息主要来自《新华日报》（华北版），他加以缩编改写，尽力韵文化。如《新华日报》刊登的新闻《神枪手刘二堂》，到《中国人》上面就变成了一段简捷生动的快板：

    辽县老百姓，都学刘二堂。

    去年十月初，鬼子来扫荡。

    进到窑门口，遇见刘二堂。

    砰砰两子弹，一对敌人亡。

    到了第二天，鬼子又逞强。

    进攻烟子岭，自寻苦恼尝；

    二堂早等候，子弹装满膛，

    对准黑影子，一击中胸膛；

    收拾胜利品，步枪大衣裳。

    从此根据地，都知刘二堂。

    民兵大检阅，奖旗空中扬，

   上写“神枪手，辽县刘二堂”。

（载1941年3月19日《中国人》）

　　篇幅比新闻稿少了一多半，相比之下，更好听，还好记。

　　再如《李二嫂炉边闲话》，这是作者由一只新闻引发而独创的一篇对话体有韵微型小说：上月二十七日，罗斯福发表了炉边闲话。二十八日，早晨七点钟，李二嫂的炉边闲话接着也发表了，原文如下：

　　问：二嫂！锅里蒸的是馍？

　　答：馍？一年来谁见过馍？自从把粮食交给鬼子封锁，每月休想多领一颗！二和不能挨饿，我才给他蒸些糠窝窝！

　　问：大家都是这样过活？我也正想蒸些糠窝窝，你的驴要是闲着，借给我推一会磨！

　　答：自从鬼子来了，驴还会闲着？前天运粮回来，二和他爹坐的盘儿还没有暖热，就又给拉去驮货。如今的日子那里还能过？我老婆活了四十多，谁知道老来还要加这一层鬼子公婆？去年百团大战，多亏八路军抄过他的鳖窝！

　　问：二和还在学校上学？

　　答：维持会叫上，咱也没法推脱。能学些什么？一课一课，不是讲“新政府”，就是唱”防共歌”，骂人家八路军“杀人放火”。我常说：“二和！再休唱他那鬼歌！前年八路军不是在咱家住过？你看人家对老百姓多么谦和？跟着鬼子血口喷人，都是罪过！我看人家八路军满不错！只有鬼子才“杀人放火”，将来总要教八路军打得他没处逃躲！（载1941年7月2日《中国人》，署名“文”）　

　　活脱脱的一位农村老年妇女的口吻，反映了敌占区人民的生活情状，人们对苦难的倾诉，对日寇的仇恨，对抗战胜利的渴望。

　　特别令人感到钦佩的是，一些理论问题，赵树理也能想方设法说得通俗易懂。

　　比如《漫谈持久战》，作者说：“有位毛泽东先生，下棋不知道怎么样，看抗战却看得十分清楚，作了一本说抗战的书，书名叫《论持久战》，真有先见之明，三年以来，全部战争的局势，都是照着他的话来的。‘持久战’就是‘熬着打’。照他那书上说，长期熬着打，中国一定能得到最后胜利，要想痛痛快快马上见个谁输谁赢，那中国就非吃大亏不可。”又说：“反攻阶段是什么光景？”“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受了长期抗战的锻炼，又养成了民主政治的习惯，因此也长了见识，也长了本领，都知道了中国是自己的，都学会了管理国家大事，都学会了配合军队作战。军队数目也增多了，本领也高强了，家伙也得劲了……一句话，我们自己各方面都大大的进步了。”那么，“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作者从各个方面作了阐述，认定大家的日子一定是越过越好，说：“要想证明这种好过的日子将来是不是能实现，最好请看今日的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在抗战期间，就要给将来的好日子打下根基。抗日根据地没有帝国主义的势力，这已不成问题。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民主，除了汉奸卖国贼，每一个老百姓，不论士绅、老财、庄户、雇工，都有了平等的权利。抗日根据地，到处提高生产力，保护自由营业、自由贸易……这一切，那样不是给将来的好日子打根基？那样不是真正的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载1941年1月1日、4月2日、4月9日《中国人》，署名“画瓢”）作者从抗日根据地，联想到抗战胜利后，信心满怀，那时，将更民主，每个老百姓权利平等，当家作主，自由营业，自由贸易，发展生产力，“日子一定是越过越好“。作者讲的这些根本大事，前景多么令人鼓舞！

　　又比如《民主歌》。这是宣传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普选和对官员的监督的，作者的喜悦和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请听：

  　不是疯子与汉奸，管理国家都有权。

  　能定法，能选官，多数同意就能算；

  　法令官员不合适，也能取消也能换。

  　不折不扣这样做，民主才算兑了现。

  　推三阻四不实干，满口民主也扯淡！

　  请看抗日根据地，怎么说就怎么办；

  　村到区，区到县，不分贫富与贵贱。

  　男女年满十八岁，管理国事都出面。

  　不怕奸人造谎言，自有事实大家看。

　  真则真，假则假，何必再与奸人辩？

（载1942年4月23日《中国人》，署名“赵定之”）

　　再比如《创举》，这是一篇宣传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选举的文章，作者称赞这是一个“初步实行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同时也批驳了那种认为“人民还不会运用民主，还须长期训练”的论调。他说：“期‘长’到什么程度？已经训了十三四年了尚毫无效果。看来恐怕不是二十世纪能够完成的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真的民主，大多数人民从不曾瞻仰过。画饼充不得饥，不拿出真的货色想要知道谁是真正为国为民，训到后五百年也扯淡。只要诚心诚意动员大多数人民，成立起一个真正的民意机关来，使这机关对国家大事说了就算数，然后再向较落后的人们说：‘这就是民主’，再不须要多说什么淡话，自然不愁人不懂。”“因此我说这是本区的一个好的创举，只有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实行的一种创举，这是初步实行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载《抗战生活》革新号第3期，1941年5月25日出版，署名“定”）

　　还有《比一比看》。这是一篇“有韵话”，称颂共产党真正为国为民。文章说：

　　要想知道谁是真正为国为民，最好看看他行的是什么政令。你若看了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敌寇汉奸的鬼话，那里还能哄人？

　　你若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定见过各色各样的政令：从满清、袁世凯、段执政……直到冀察政委会退出北平，曾有那件事情是真正为了全体人民？他们的法令深而又深，听起来好像驾雾腾云，只能叫人头疼，那肯牙清齿白定出一个施政纲领？他们那些政令，为了骗人，也许有几条念出来也还好听，可是念来念去，永远也不敢执行——例如实施宪政。……

　　假只是假，真才是真，因为共产党人真正为国为民，他才能定出这样牙清齿白的施政纲领，只有这个纲领才是抗日救国的不二法门。并且他绝不只图念着好听，假如你曾和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接近，你一定知道共产党从来不弄一纸空文。（载1941年5月14日《中国人》，署名“定之”）

　　赵树理以浅显的令人非常愉悦的大众口话讲出的这些真话和实话，及其所蕴含的深刻道理，如民主普选、民主监督、实施宪政等，不仅在当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不无启迪作用。

　　在这里，他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如何做到“寓教于乐”，如何把文化娱乐与革命宣传融洽地完美地结合起来，不是板着面孔，那么那么干瘪，那么面目可憎。

　　革命离不开文化娱乐，不能没有文化娱乐。他在一次文化娱乐晚会上曾讲过这么一个段子：“咱们这个晚会，叫做文化娱乐晚会，为啥打日本、闹革命，还要文化娱乐呢？我们做工作，好比毛驴拉碾拉磨，驮炭驮水，一天半晌过来，干活累了，让毛驴喘喘气，歇歇劲儿，卸了驮子，卸了驮架，套包笼头毡都卸了，牵着驴儿在太阳地里转上几圈，转着转着，毛驴就懒洋洋地跪下两条前腿，躺倒在干土地上，美美地打个滚儿，裹上一身浮土，又滚过来，滚过去，滚得四脚朝天，好舒服啊，歇上会儿，浑身上下一抖擞，抖掉满身浮土，蹦起来，喷喷鼻子，翻翻嘴唇，扬起脖子，放开嗓门，鼓着肚皮，胡呵胡呵，一叫唤，又精神了，干起活来又是一身劲了。文化娱乐就像驴打滚，没点文化娱乐不行，可是光打驴滚，不干活，就不是只好驴子了。所以做工作，闹革命，都要学会驴打滚，可千万别做打滚驴。“大家听了一阵哄笑，但并未深解其意。

　　“文化娱乐就像驴打滚”“，要学会“驴打滚”，不做“打滚驴”，这是赵树理对文化娱乐与革命的关系的独具特色的阐述，非常形象，精妙绝伦！他的作品，就像“驴打滚”，赏心悦目，令人人爱读爱看，感到快乐，给人以智慧和力量。

　　《中国人》遵照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的要求，用通俗化的语言和老百姓喜欢的形式，全面贯彻落实三项政治任务，报纸虽小，作用很大。那些有力有趣的文章，几乎全部出自赵树理的手笔。各类文章，都要用大众化的通俗易懂的口语表述，要求很高，需要嚼字，反复修改，有时往往改得一塌糊涂。对赵树理来说，这既是文字的锤炼，更是思想政治境界的升华。

　　赵树理在办这三个小报的过程中，写了几十万字的小鼓词、小小说、小杂文。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政治上、思想上到文字表达上，历经磨砺，日益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