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相承的石窟艺术

张掖马蹄寺石窟群，是由北凉沮渠蒙逊执政期间发起开凿，魏晋之后历朝都有增补修缮的石窟艺术群落，位于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东南的临松山中。马蹄寺石窟共有北寺、南寺、金塔寺、千佛洞和上、中、下观音洞等处组成，各处相距数公里到十几公里不等，是中国佛教重要的石窟之一。

与马蹄寺石窟相隔两百多公里的天梯山石窟，亦是北凉沮渠蒙逊主持开凿，但天梯山石窟有文史记载，马蹄寺石窟的创建者和创建年代至今还有争论。不过，根据洞窟形制和造像风格判断，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包括金塔寺石窟在内的张掖境内石窟，都与史书中“凉州南山石窟”的创建者沮渠蒙逊有关。现存的石窟，是在北凉开凿基础上从北魏到明清历代营建或重修而形成的规模。

马蹄寺石窟群落中，金塔寺石窟保存最为完整，金塔寺石窟虽属于马蹄寺石窟群，但距离马蹄寺石窟主群有相当一段距离。有关学者考证，在连绵的祁连山脉中单选一地开凿石窟，并不是随意而为，如果金塔寺的开窟时间与昙无谶在张掖活动时间有交集，加上沮渠蒙逊对涅槃佛法深有研究的昙无谶的推崇，选择形似涅槃卧佛的山崖而开窟造像，就是符合推理和逻辑的。由此还延伸到了张掖市内建造于西夏时的大佛寺内佛像成形的源头。

众所周知，张掖大佛寺内供奉着国内最宏大的释迦牟尼涅槃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卧佛”。涅槃佛法兴起与河西，又逐渐东进成为佛教众多教义理法中最经典的一门佛法，其中昙无谶和沮渠蒙逊的推行功不可没。以至于到了西夏李氏皇室之中，他们还是对涅槃佛法信奉尊崇，越是身份地位高的人越对涅槃佛法中说的“人人皆可通过修行，最终获得涅槃成佛的大超脱”佛说而深为信服。如此一来，西夏朝建造一座涅槃佛就合乎情理。

有了石窟群才有马蹄寺，先有临松薤谷始有凿窟静修。修习涅槃佛法的信男善女心目中，非深山幽谷不能逃避红尘；专注于传道授业的士族儒子认知里，非青山绿水不能蕴养妙笔华章。因此，临松薤谷中有了第一座洞窟，率先开凿者是谁尽管时有争论，但不外乎就这二类人士无疑了。马蹄寺最早开凿，带有显著的印传佛教特色，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过渡为汉传佛教圣地，到今天却已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相结合的寺院，观光时可见，既有喇嘛在此修行，也有和尚师傅们在这里禅定受戒，相互融合和谐共生，倒也算是一大特色。相传，曾有天马在此饮水遗留马蹄印，寺院因此而得名，马蹄印记现存于普光寺马蹄殿内，是马蹄寺的镇寺之宝。普光寺即是马蹄寺，乃明代永乐年间改名的叫法，清代时康熙、乾隆二皇帝还曾向寺院钦赐金马鞍、龙袍，现于肃南裕固族博物馆中收藏保护。

石窟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它不需要占地面积多大的巍峨殿阁馆舍，也没有参天古木拱卫，而是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犹如蜂房一般的洞窟来，以供佛、礼佛。马蹄寺最具盛名的标志性洞窟是“三十三天”，由七层21窟构成，取自佛教梵语的意译，形容最高的地方。三十三天造型十分独特，洞窟错落有致，相互之间建有之字形的隧道相联通，全部来自手工挖掘雕琢，虽不如其他地方的石窟佛像高大宏伟，但洞窟之多、洞窟悬空之险首屈一指，足以与敦煌莫高窟相媲美。若论马蹄寺地处的临松薤谷之美景，碧峰清泉、冰山瑞霭，尤其到了夏天松柏鼓涛、溪流鸣唱，绿草如茵的草地上百花斗艳，风景殊胜处莫高窟却稍逊一筹，是最接近大自然的旅游避暑绝佳之地。

天梯山石窟位于武威市南部山崖间，北凉中后期这里是都城故臧所在，沮渠蒙逊亲自主持修建规模自然不容小觑。只是，由于受到历代战争和自然灾害的侵蚀，天梯山石窟群毁损严重，很多小型的石窟已经荡然无存，记载中沮渠蒙逊为其母专门打造的佛像也难觅踪迹了。现存完整的只有第十三号窟，一座身高28米、宽10米的巨大坐佛塑像。天梯山石窟虽然最早开凿于北凉时期，但有专家考证这座大佛却是唐代建造，相传为弘化公主所建，但与石窟中最有价值的北凉洞窟同属于我国国宝级石窟。天梯山石窟不仅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和艺术价值，被史学界誉为“石窟源头、石窟鼻祖”。如此美誉，说明中国的石窟艺术是自西向东发展壮大的，而国内石窟艺术的一脉相承，还要从北凉说起。

从北凉国主沮渠蒙逊迎请昙无谶到国都翻译《涅槃经》开始，西北掀起空前高涨的佛学禅修之道。有了大批热衷参禅修行者，营建禅寺庙院和供奉佛菩萨就势在必行了，而涅槃宗提倡静修苦禅，就需要寻找优雅僻静的地方凿窟以居远离红尘。在这样的背景下，昙无谶的弟子昙曜勇挑重任承担起了选址建造的设计与实施工程。昙无谶师徒很快选定景色秀美的凉州南山形似天梯的一座山崖，决定在这里开凿石窟。沮渠蒙逊是忠实的涅槃宗信士，对他亲自封奉的国师昙无谶的提议自是举双手赞成，下令召集工匠、调遣国民开始大规模建造石窟，并要求具体负责施工监管的昙曜在窟中为他逝世的母亲雕凿了一尊5米高的石像。天梯山石窟的修建成功，成就了天下石窟艺术鼻祖的非凡地位，也让昙曜成了杰出佛教徒和出色的寺庙建筑大师，他的名气随着精美恢宏的石窟面世而蜚声朝野，涅槃宗亦有了坚固而深远的传播影响力。

北凉灭亡后，同样信奉佛法尊崇涅槃佛法的北魏拓跋氏一族一统天下，他们不但支持石窟继续开凿，还将昙曜和一众熟练匠人半请半掳到了北魏都城所在地平城，然后在那里又开凿石窟，就是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了。昙曜带领一大批工匠和佛门僧侣，一边奉命开凿石窟，一边传播佛法，开凿了著名的“昙曜五窟”，五个石窟中央都雕刻了巨大的如来佛像，象征着北魏五朝的五代皇帝权力无限和皇权连绵不绝的寓意。昙曜五窟是云冈开凿最早，气魄最宏大的石窟群，其中第16窟的巨佛是一尊13、5米高的立像，佛像昂首挺胸、形容俊美；第20窟则是一座露天大佛结跏趺坐像，高13、7米，是云冈石窟中最负盛名的佛像，他面露微笑蓄有八字须，身后加持火焰背光，还有诸佛与飞天相随。五窟大佛身高都在13米以上，最高的17窟交脚菩萨为15、5米，虽没有凉州天梯山大佛的高度，但胜在气象宏伟、表情生动，整体亦是十分壮观。与天梯山石窟和马蹄寺石窟的佛像相比，云冈石窟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地域性变化，属于印度风格与面貌特点的成分减少了很多，整体造型逐渐趋向于中原化。昙曜五窟重点反映了北魏初期佛教文化的变革，五尊大佛在代表佛陀的同时，现实中还分别象征具体的皇帝个人，是佛教造像的一个崭新尝试与突破，亦是公认的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分界点，汉传佛教从此有了自己的理念和认识。

如果说云冈石窟是印度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分水岭，那龙门石窟就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变革的里程碑。龙门石窟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皇家佛寺，位于洛阳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它的修建始于北魏，盛于李唐，终于清末，历经十多个朝代总营造时长达1400多年。龙门石窟最负盛名最大的佛像是卢舍那大佛，是唐高宗咸亨三年开凿而成，据说这座佛像是唐高宗专门为武则天所造，大佛的面容就是根据武则天的原貌雕琢复制的，当时用了3年又9个月时间才完成，因此又叫武则天像。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相貌端正，具有母仪天下的雍容之姿，风度与威严并存，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准最高的精品之作。从卢舍那佛的成形可以证明，唐时的佛教塑像已经完全舍弃印度佛教的固有面貌特征，更具有人性化和东方特色，佛像造型也完全摒弃了印度佛像“宽肩细腰”的固有模式，而是采用唐代崇尚肥胖美的时尚特点，卢舍那佛便拥有一双壮实丰圆的肩膀和饱满的整体线条。

龙门石窟从北魏开始，一直以来都作为皇家贵族供奉祈愿所用，孝文帝为冯太后凿古阳洞，兰陵王孙造像万佛洞，李泰为母亲长孙皇后造宾阳南洞，韦贵妃凿敬善寺，高力士为玄宗造无量寿佛等选择了龙门，让这一方山水之间的天地有了一脉相承的最佳优势。盛唐时期，龙门石窟的发展尤为壮观，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有意营造自己乃是弥勒佛化身的神性思想来统治国家，还曾下令专门编造了一部《大云经书》来证明她是弥勒转世。这一举动令唐代皇族和贵族阶级开始崇拜弥勒佛，塑造弥勒、供奉弥勒之风大行天下，及至20余年后，唐玄宗在四川乐山计划修造大佛时首选便是这尊象征光明和幸福的未来佛。

乐山大佛的官方名称应该叫“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高71米，是世界上最高的石刻佛像，其宏大的造像规模和历史文化意义堪称世界之最，已被列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目录。乐山大佛头与山齐、足踏大江，临江危坐之姿是当年特意设计了用来镇水的佛像，此时的佛教塑像造型在龙门石窟已经成熟的基础上再增中原佛教的理念，建筑技术也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建筑技巧和方法，采用泥质、木构，又杂入铁质部件的多种建造方式，前后历时90年才整体修造完成，是古代建筑史上的经典力作。乐山大佛与龙门石窟唐代众多造像系出同源，亦是中国石窟艺术之一脉相承而来的摩崖石刻造像，为石窟艺术与佛教文化相融合的高峰代表。

中国石窟艺术发源于西部，敦煌莫高窟更是中国石窟艺术的最高峰，但在北魏时期的莫高窟却名声不显，远不如同时期的张掖马蹄寺石窟和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原因无他，敦煌石窟的大成晚于上述两个地区，而且，根据现代学者研究考证，莫高窟虽然也有北凉、甚至更早时期的石窟，但整体成为规模却是石窟艺术在中原地区成熟之后，反向流入西北而融合成形的。换言之，莫高窟是在石窟艺术大成之后，融合了地域文化特色、集多种文化结合之后的再创作表现。在莫高窟现存开凿于北凉时期的石窟，和后来历代开窟造像的特征上来做对比，不难发现早期的佛像建筑有着浓浓的印度风格，到了后来慢慢有所过渡，但总体还是以印度及西域为主，糅入中原风格的成分比较少。而线条雕凿也不如后世柔润，着色与之相比更缺乏饱满多变，粗犷之中尽显北凉时期沮渠氏统治下偏重于游牧民族文化的特点，只在佛窟中的供养人中有少部分汉民造型，衣着还多为胡汉结合的混合装。像存在于张掖马蹄寺石窟群的金塔寺石窟中的悬塑飞天，更是别处没有绝无仅有的。因为莫高窟的“敦煌飞天”是平面壁画，而金塔寺石窟的飞天则是“V”字形更具有表现力的立体高肉雕塑，比敦煌飞天要早300年时间。因此，研究敦煌学的专家看过之后，也感叹于高肉飞天的精美雕塑艺术，称其为“特窟中的特窟”。

从稚拙到精致，由粗犷到细腻，聚合印度佛教文化、中原佛教文化，然后又衍生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石窟艺术随着佛教文化自西向东的传播，历经千百年方兴未艾，在中华大地到处留下佛的身影、佛的传说。石窟艺术的一脉相承，足以说明古代丝绸之路的发达，和中华民族包容开放的胸怀。这门艺术体现了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也为我们研究佛教文化与中国美术史、建筑史提供了一条脉络清晰的路线，是古人智慧和文化的结晶遗留，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继承并延续下去。

作者简介：

陈玉福，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文化学者，金昌市委党校教授，张掖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共张掖市委特聘专家，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文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九大代表，甘肃省作家协会顾问、第六届副主席，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长中短篇作品50余部，1000多万字。其中长篇小说《西凉马超》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绿色誓言》入选建党100周年100部红色经典作品系列；电视剧本《建军大业》获中国优秀电视剧原创剧本奖，电影剧本《八步沙》获中国电影优秀剧本奖；影视剧《八部沙》作为建党100周年献礼作品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出后获中国电影金鸡奖，获100部现实题材优秀电视剧本国家级扶持。另有多部作品曾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甘肃省委省政府文艺突出成就“荣誉奖”，第四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敦煌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长篇小说奖、中国网络十大杰出小说奖、中国电视剧原创剧本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剧金鹰奖等奖项。

程琦，著名诗人，张掖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任玲，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会员，陈玉福工作室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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