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工分、土地、自留地
关于粮食，自古治国者无不尊崇以下定律：粮食定，天下定。仓禀实而知礼节，吃不饱饭要造反；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粮未少，如生灾祸也安心；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问题事关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多少与粮食有关的词句不胜枚举。对于人类，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对国家而言，谁拥有足够的粮食，谁就拥有国家安全的主动权。
上世纪七十年代，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村里低矮的教室里的泥墙上贴有一张毛主席语录，内容是“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那时字还认不全，全段文字靠顺下来。当时能理解这段话的字意，但是不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管得这么细，连老百姓怎么吃、吃什么、吃多少都过问。后来知道那个时代是国家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经济不强，老百姓生活不富裕，吃饭还吃不饱，粮食在那时还是个大问题。这段语录接下来的是“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这是毛主席在1959年4月《党内通讯》上关于节约粮食的一段论述。可见，当时粮食问题已经是一件关系民生的大问题了。
1978年以前，土地属于队集体所有，社员是没有的自己的土地来耕种的（那时乡镇一级政府叫“某某人民公社”，村级称“大队”，村民统称为“社员”）。社员集体出工劳作，集体收获庄稼。地里生产的粮食属于队集体，由各小队保管。收获的粮食作为公粮，先按照各小队里的土地亩数无偿上交国家，剩下的粮食除留足来年的种粮外，余粮再由各个小队按照社员每家挣得的工分分粮。
我们平邑县白彦镇小营大队地处北为山、南为丘陵之间的东西向平坦地带（当地老百姓称这东西向的土地是古代“800里长江湖”地质变化后形成的。其东至大海，西至河南中原地区，可谓一马平川），虽然人均面积不算多，但土地还相对肥沃，所种庄稼产量不低。那时，家前、河南、家东，都是土地，满地的庄稼整整齐齐、郁郁葱葱，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景象。即使这样，大队里的社员分得的口粮也仅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有的社员一家人生计也都很困难。
记得队里有一户吴姓社员，家里特别贫困，家中男劳力体弱多病，孩子七八个，年龄紧挨着都不大，人口多，家里没有几个能挣工分的人，挣得工分少，分的粮食也少，全家基本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孩子穿得破衣烂衫，冬天还光着脚，下身单裤，棉袄上尽是窟窿，一个一个的棉花团外漏着。其中一个女孩和我是同学，衣服补丁摞补丁，蓬头垢面，头上虱子也多，学习还差。那时，虽然对她的境遇十分同情，但是觉得她学习不好很不理解，同样的老师教，同样上课，学习基本倒数。在班里，同学们都看不起她，很少有同学和她说话拉呱，座位也是靠教室一角，她显得十分孤立和自卑。出于同情，每当看到有同学欺负她，我都会去制止。和她一直同学到小学四年级就再也没见过她了。她的大哥哥年长要成家了，只好以自己的大妹妹换亲，她也长大后嫁出了本村，也不知道嫁到了哪个穷乡僻壤。现在，进入新世纪了，她一定生活得很好吧？肯定也是一大家子人家了吧？！
那个时候，由于全家落户在姥姥家，除了爸爸一个人，我母亲和我们姐弟几个人都成了小营大队的社员。大队分两个小队，我们家是第一生产队，当时，总觉得和一个队里的人特别亲近，和二队的人就有点疏远，平时的小伙伴们也基本都是一个队的和一个队里的一起玩一起疯。村里的每个小队都设一个小队长、会计和粮食保管员。我们一队的队长是李爱全，会计是我家小姨夫，粮食保管是哪一个，现在已经忘记是谁了。只记得那个时代的我曾经写过一篇题目为《我们的队长》的作文，当时我是这样描写的：“提起我们小队的队长李爱全，那真是钢珠掉在铜盆里，当当响---”，用来赞扬李爱全队长的工作出色。也确实，那时的那个李队长确确实实干得不错，在大队里的口碑也甚好。
社员分粮是靠工分的，工分是怎么来的呢？
社员的工分的来源有很多，有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所得，比如：春季耕种，锄地拔草，夏收夏种，秋收秋种，打农药，抗旱，队里的土地冬整，猪圈出粪抬粪，为队里的牛圈割草，家里的学生参加“复收”劳动（做到颗粒归仓），也就是麦假捡麦子，秋假捞地瓜、捞花生、拾大豆，砸石子，其他集体劳作和活动等等，都能折合为工分。
那时候的工分值不了几个钱，有时一个工分也就值几分钱。因此挣工分也可以花钱买（俗称报销）我们家里就是这么个情况。由于爸爸是公社里的脱产干部，娘是大队里的人民教师，我们姊妹几个年龄又小，都处在上学时期，无法挣工分，也都只是娘教学挣到那点工分。为了能分到足够的粮食，只有拿钱向队里买工分，大多数都是吃平均数。当然，花钱多，买的工分也多。我猜测，买工分肯定也会封顶，不让无限的买，因为分粮的时候我们家的粮食和相同人口数有劳力的家庭相比，粮堆从来也都大不哪里去。
印象中生产队的工分也可以出借，三姥爷家就经常向我们家借工分。说是”借”，其实就是要，因为三姥爷家从来就没有还过借出去的那些工分。
小队会计是负责计工分，算工分，也负责核算口粮、分粮等工作，我小姨夫就负责我们一队的这些工作。小时候，时常听到娘一进家门就骂小姨夫，说：小姨夫算的工分不对，记少了，故意不给记等等。娘也时常嘟囔说有的社员嫉妒我家，欺负我们家是外来户（爸爸籍贯是江苏，按照习俗，大姑娘一旦出嫁，在娘家的户口就得随着丈夫迁走到婆家去，而不该落户在姥娘家。一旦户口落在了姥娘家门上，就被称为外来户，或者称“入赘”）。我爸爸是公社里的干部，娘是村里的人民教师，平日里的工作都和村里面的村民们不一样，他们天天太阳晒不着、风刮不着、雨淋不着，不用出远门、不用参加重体力生产劳动，更不用下地干活挣工分，用钱报工分，还能分到不少粮食，致使村里的大多数社员们心底里都极度的感觉不平衡。
村里的所有粮食都由社员们统一收到大队里的晒场里（社员读“场”为“长”音，二声），先晒干再扬净，预留下最干净饱满的用来交公粮，再留下来年的种粮，然后开始分配余粮，按照全年工分进行折算，根据贡献大小再一一分给各家各户。每到分粮时，全村人聚集在晒场里，看着会计把各色农作物按照户数，堆成大大小小的粮食堆（看着就象大小不一的坟头）。农作物粮食有小麦、大豆、谷子，高粱极少分过。那些尖尖的粮食堆上，一般用小石块压着一张小纸条，有的纸条插在粮食堆的最顶部，上面写有各家户主的名字。大队里有人专门负责在大街上高声吆喝：“一队的社员们，都到场里护搂粮食了”，然后，各家各户的大人小孩们齐上阵，蜂拥而出，有的抱着筐子、有的端着簸箕，还有的拿着打着补丁的麻袋、布口袋，挎着芫子等，大家涌到场里，找到粮食堆上纸条备注的名字，各自领取各家粮食。这些一次性分得的粮食，或许就是全家人一整年的口粮。很难预料，这些粮食能够吃到何时。社员们对粮食都十分珍惜，从不会落下一颗半粒，颗粒归家。当年都把粮食当成全家的命根子，一整年里也不知道要倒腾多少次，晒了囤，囤了晒，唯恐遭虫遇鼠或者受潮霉变给遭践了。
我们家的粮食都是由娘亲自收储，我们家里曾经置办了两个泥囤，用来专门盛放麦子和玉米。那种囤一般都是用棉槐条子编的圆桶，里里外外用掺了麦秸和麦糠的黄泥糊个遍，大约厚度一般有十几公分，特别的沉重，我们小孩子家从来都搬移不动，里面储存的粮食最容易生虫虫。后来生活条件好了一些，就全部换成几个黑色的大肚子瓷缸。
俺娘十分稀罕那些粮食，每年都把各种粮食反复倒腾出去晒，还让我们姐弟几个用布袋子背到北山上的那些石薄帘上去晒。一般都是每年的酷夏季节，找个晴朗的好天气，一大早，就把我们姊妹几个呼喊起早，一一把那些粮食背到山上去。在小山顶上，有我们家固定的一片场地------共三处比较平整的石薄帘，趁着阳光晴好，天上有太阳晒，粮食摊在石薄帘上，底下被热石蒸，干的很快。
通常能够看到被晒死的那些叫“麦油子”（谷象）的黑色硬硬的小圆虫子，虫体被毒毒的太阳晒干了，用手指一捻就碎成粉末。平日里晒粮主要晒的好像都是麦子，那些粮食被背上山以后，娘一准的会安排我们在山上看着，防止麦子被偷，或者被散养的牲畜和小鸟们偷吃。我也经常被分派在小山顶上看守麦子。有时待得时间比较长了，觉得极其口渴，或者肚子饿的咕咕叫的时候，就扯开嗓子对着山根前家的方向大声喊：“娘，我饿了，娘，我渴了”，娘就会安排我姐姐或者二弟弟来替换我回家补给一下小肚肚。
当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就到了该收拾麦子装进麦囤的时候，一般都是趁着粮食还没散尽热量，赶快的背回家倒进囤里，听娘说，那些余热还能进一步杀死囤里面偷藏的小虫虫。
每每往山上运粮食或者往山下背晒好的粮食时，必须得来来回回得走上好几趟，那些崎岖不平的山路一点也不好走，每次爬山爬的气喘吁吁，既热又累的，每年都得经历这样的劳作，每年都特别的不想干这活，心底里特别的怕这种累、更难耐那刺挠挠的热。可是，小孩家家的必须得听大人的话，真是没办法。
曾经无数次问过娘：咱们家里有这么多些的麦子，有些还是前两年的余粮，咱们家为什么要留存这么多的余粮？一家吃又吃不了，每年还得特别麻烦的去翻晒。娘总是这么说：家里得留着粮食过“贱（音）年”。也就是“家里有粮、心里不慌”的意思。所谓的“贱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jian字怎么写，也许是社员们对“欠”字的误读？其实，挺佩服娘的，在那样艰苦的日子，能够把一大家子的生活给安排的妥妥贴贴，让我们姐弟几个吃不愁、穿不愁，正是“精打细算，才能余粮不断”。
当时在我们那个村里，我们家也算得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之一。全村人都羡慕我们家有“吃公粮”的，除了爸爸是国家干部，有固定工资，娘的精打细算更是功不可没。娘的“会过”、与“㓂kou（音，扬声，脾气大）”，全村人都有目共睹，任谁也不敢轻易欺负我娘。但是娘更是心地善良的一个人，我们家的亲戚、邻居或者谁家有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找到娘，她总会量力而行的去帮助。
娘的亲三叔，我们的三姥爷，是那种公子哥派头的长辈，年轻就爱吃，爱喝，不愿意干体力活，常年看着家里过得挺拮据的。正因为如此，队里也只能给了他一个照看小北山的轻快活。其实，我们小孩子们都挺喜欢三姥爷的，三姥爷也非常的偏爱我们姐弟几个，经常的他会把在看山时逮的蚂蚱夹在席夹子（一种高亮秸编织的草帽）上专门送给我们，用油一炸，喷喷香。当然了，三姥爷往我们家跑的勤，也是因为要经常来借东西，不是借筐米就是要瓢面，借过了粮食再借油，甚至还借地瓜干。他好像就是为了那一口吃的和那一口喝的而活着，一般他借完东西走后，娘也总是生气的说：借、借、借，什么时候还呢？其实我们都知道，那是我娘的亲三叔，他不还又能怎么样呢？权当孝顺他老人家了吧。
那个年代，社员们唯一有自由使用权的土地，就是大队分给各家的那些自留地了。各家自留地的面积都是按各家人口分配的。那些自留地的面积一般也就一分左右。这些自留地大多数都用来栽种时令蔬菜瓜果等作为生活补充。在那些花花绿绿的自留地里，四季都不让闲置，种植的农作物有小白菜、土豆、韭菜、大蒜、小葱、米豆、豆角、茄子、辣椒、西红柿、北瓜子、莴苣、大白菜、萝卜、胡萝卜等常见蔬菜，有的也种些爬架黄瓜，要是没人守看着，自己家真吃不了几根。个别人家也有种小麦的，记得我家曾经种的小麦，长势非常喜人，看着绿油油、密实平坦的一大片，特别有成就感。这自留田里播种的一般都是爸爸从外地找来的小麦新品种。不到收割季，有的社员就和我们家约好，来年也给他们留一部分，作为来年的麦种用。自留地里也有不少种山药的，一般都是在靠自留边沿路边上搭架子种，除了能当菜吃以外，同时也兼具保护自家的自留地，作为隔墙，防止行人踩踏自家的田地。
到了夏天，那些山药棵长得比人还高，藤上挂着密密麻麻的山药豆子，每每有人路过，总会忍不住摘上几颗丢在嘴里，嚼一嚼，黏黏的，脆生生有股清香。一般过路人也不敢轻易多摘，各家有各家的主人，一旦被主任发现“偷窃”，那可是自找难看。
随着村里有不断娶媳妇、嫁闺女，各队人员和土地不再平均，大队里社员人数变化较大时，大队就要重新丈量分配自留地。就像我家的那些自留地就因此更换挪过了五次地方。村里的社员们都喜欢和“板正”的人家作地邻，家家户户也都把自家的那片自留地当做宝贝。印象中，我们家的自留地就曾经和一个比较爱占便宜的李姓社员作邻，他经常会利用刨地的时候多往我们家地界上多刨半䦆头、一䦆头的，意图偷偷侵占一点我们家的自留地。更可恶的是，他还施行“蚕食”政策，每当他再一再二又再三的占用我们家较多的土地后，被娘发觉土地缩水的时候，就去找他理论。这人还蛮不讲理、胡搅蛮缠，拒不承认。因为娘平时就知道这人的脾气，在当初分自留地的时候，早就预留了一手进行防备他。每当在和他进行理论的时候，就会喊上村里比较有权威的大队长小队长会计等人，当着大家的面面挖出事先埋下的那些分地记号石，他目瞪口呆、哑口无言，垂头丧气的不得不归还回多占了的我们家的自留地。
1980年后，国家逐步实行农村土地改革政策，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部耕地实行“集体所有，分户经营”，把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开来。俗称“大包干”，分田到户（包产到户）。队里按家庭人口数进行分地。从那年那时开始，村里的社员们才算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土地。经此举，一下子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都开始铆足了劲的，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大显身手。
土地承载着全家人的希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村里社员们每天的生活常态。每一家每一户，谁也不敢怠慢了自己的土地，一年四季精心侍弄，不辞辛苦，勤于耕作。当然也获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从此以后农村里的农民们，才算是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
土地实行承包到户后，真正实现了多劳多得，土地增收。每当夏收、秋收后，村里的社员们一度涌现出了“簇拥交公粮”热闹场面。
咱们国家的“交公粮”政策起源很早，大约是从春秋时代就开始了的。“公粮”，在历史上有很多叫法，如：初税亩、田赋、地租、土地税、农业税等，历来都是国家税收的主体，是社会不发达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封建社会的“皇粮国税”牵动着大中国的兴衰。而当今，社会农业税逐步取消，已经不是国家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
随着我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和时代变迁，在中国，“农业税”，这一古老的税种，是在2006年全面取消，从而结束了延续2600多年的历史，退出了历史舞台。农业税的取消，成为有史以来，我国政府为广大农民谋福祉的一大重要举措。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祖祖辈辈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们，在土地中播种希望收获希望，土地与粮食，永远是地球上碳基人类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作者：陈勇
编辑：王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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