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言祸国（上）
憨子
按照儒家“君君臣臣”之说，国家大权集于皇帝一身，国家命运也就因皇帝一人而变。纵观我国历史，历朝历代无一例外。
西汉之兴，起于高祖刘邦，盛于武帝刘彻，到昭宣中兴达于顶峰，时长157年。西汉之衰，由元帝刘奭起逐渐式微，至孺子婴为王莽篡位，仅仅56年。究其根由，一言以蔽之，皆因妖孽起于帝王。
高祖立国，深知民穷国疲，乃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皆是萧规曹随，以民为本。结果是上无为而下有大为，取得封建帝国能够达到的民富国强的最高成就。《史记》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武帝继位之初，有窦太后秉政，依然坚持黄老之学，延续文景盛世。武帝依靠祖宗积累下的国力，发动对匈奴连续不断进击，封狼居胥，建西域都护府，开辟丝绸之路，使汉之疆域越过葱岭，表面上看，西汉达到鼎盛时期。
丰功伟业之下，国家财富因连年战争消耗过度，国库亏空，生产也遭破坏，此时本该坚持高帝成法，与民休息，但飘飘然的汉武帝却听信儒生董仲舒的建议，政治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信天人感应致使谶纬之学甚嚣朝野，经济上搞盐铁官营，抑商重税，与民争利，导致天下怨愤，民不聊生。最可悲的是因为信奉天人感应，谶纬之说，竟成巫蛊之祸，闹得宫廷祸乱，害死卫夫人，逼反太子刘据，牵连忠臣义士数以万计，朝野震恐，人人自危，天下汹汹，时有农民造反。史称“秦皇之失”。
幸好这汉武帝还未彻底昏聩，临终前幡然悔悟，下罪己诏向全国臣民检讨，表示改弦更张。更值得庆幸的是用霍光辅政，辅佐昭帝、宣帝对内继续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税收、减少劳役，对外缓和与匈奴的关系，恢复和亲政策，使国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史称“昭宣中兴”。从而使汉帝国避免了“亡秦之祸”。
汉武帝虽有“秦皇之失，却无秦亡之祸”，但其独尊儒术，信奉谶纬却给西汉灭亡种下祸根。这个祸根在汉元帝刘奭时渐成气候。
二．
还是汉宣帝在位的时候，太子刘奭（即汉元帝）就对宣帝建议“宜用儒生。”宣帝听后不以为然，正色教训儿子：“汉家自有法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话说得很明白，汉家的法度是“儒表法里”，表面要以儒家学说修饰于外，实行德治，打造一个太平盛世，本质上坚持法治，用黄老之学治国。
可惜汉元帝不听乃父教诲，任用儒生，推崇儒学。自他即位后，汉儒进一步掌握舆论，走向极端化，甚至掀起了“奉天法古”的巨大浪潮，影响西汉末年的政局。这应了汉宣帝当年的忧心：“乱我家者，太子也！”
历经汉元帝、汉成帝两朝的统治，“汉家自有法度”废弛，贪官污吏公然对土地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土地兼并加剧，天下流民四起，很多破产农民或流亡为寇，或沦为奴婢。使天下一度出现“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的局面。正如历史学者阎步克在其著作中所说：“通过权势占有财富，升官就能发财，这是官僚帝国最突出的现象之一。”
汉哀帝即位时，谏议大夫鲍宣上书直言，以“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来陈述民间苦状。“七亡”是：阴阳不和，水旱为灾；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亡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部落鼓鸣，男女遮列；盗贼劫略，取民财物等等。“七死”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盗贼横发，怨仇相残，岁恶饥饿，时气疾疫等。
鲍宣强调，“七亡七死”的根源正是“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
忠于职守的鲍宣没有唤醒昏聩的满朝大臣，反而备受排挤。
最典型的丞相孔光。孔光身为孔子十四世孙，位极人臣，其随行官吏不守法度，正巧被鲍宣遇见。鲍宣立命左右将随从拘捕。孔光咽不下这口气，回去后向哀帝进谗言。汉哀帝信任儒学，派人去抓鲍宣，性情孤高的鲍宣认为自己无错，不肯听命，朝中竟以“无人臣礼，大不敬之道”的罪名将鲍宣逮捕下狱，定为死罪，后来改判髡钳刑，流放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仗义执言的鲍宣至死也没看到大汉的世道变好，后来大儒王莽掌权，打击不愿依附于己的忠直之臣，鲍宣被逼自杀。
除了信任儒学导致法纪废弛，贪官豪强横行外，在儒家“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下，谶纬预言泛滥成灾，“再受命”之类的顺应天意论也甚嚣尘上。
汉成帝在位时，齐地的学者甘忠向汉成帝呈送了两本书，一本叫《天官历》，一本叫《包元太平经》，说是天帝教赤精子传给他的。书里面写道：“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当时，汉成帝被忽悠得一愣一愣，幸得宗室刘向不信这一套，上奏说甘忠可是个妄人，胡编了这两部书，来妖言惑众，应该下狱处死。于是汉成帝下令抓了甘忠可，甘忠可死于狱中。
甘忠可死了，但儒学“天人感应”的理论还在，这就给妖孽以可乘之机。
刘欣即位，史称汉哀帝。这汉哀帝真的可哀，年轻轻的已经是疾病缠身，接过的又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汉哀帝即位的第三年，即西汉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甘忠可的门徒夏贺良通过活动各种关系来到汉哀帝身边，针对上述情况告诉汉哀帝：这是上天对陛下的警告，“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又说：“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
言下之意，皇帝是由“天”任命，天既示警，汉运将终，皇帝应再受一次天命，便可延续自己的寿命，大汉的国祚。
改元易号既可延续汉祚，又能使自己身康体健，生个子嗣，不由汉哀帝不信。于是汉哀帝下诏书宣布改元更号，“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
“陈圣刘太平皇帝”。这个称号看起来就很诡异，汉朝刘氏被认为是尧的后裔，而陈氏是舜的后裔，尧舜禅让就有改朝换代的意思，汉哀帝的这个称号相当于宣告汉朝结束。
这天人感应就是屁话，“再受命”如何能起作用？改元易号两月，汉哀帝的病情并未好转，四方反而传来了天灾频繁的消息，汉哀帝方知自己上当，赶紧取消“陈圣刘太平皇帝”的称号，恢复了原本的年号，并处死了夏贺良。此后，又在京城每日每夜地请求祖先原谅，据说一年内就祷告了三万七千次。
这场“再受命”的闹剧咋看已经平息，但汉朝“天命将尽”的说法却逐渐深入人心，并在日后为另一个儒生王莽提供了篡汉的理论依据。西汉终于成为了中国古代唯一被“和平演变”颠覆的大一统王朝。
作者简介：刘彦强，笔名憨子，陕西咸阳人，高级教师。从事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近四十年，为全国知名政治教师，《世界文学》优秀签约作家，曾在各类教育刊物发表教研论文180余篇，主编出版《青少年心理行为咨询》丛书、《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指导》丛书、《学习心理学》、《坡刘村志》、《草根憨语》等书，并主编或参编多种教辅读物，有杂谈散文以及诗词散见于多种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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