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树理（连载六）
郝怀明
6、抗战烈火燃晋阳，《打倒汉奸》展奇才
赵树理回到了尉迟村，此时正值春天，已进入农忙季节。春耕春播，那是他非常熟悉的拿手好戏。
就在赵树理埋头躬耕田野之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山西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戏剧性的变化。
1936年3月间，国共两党通过秘密通道接通了中断8年多的联系，酝酿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为表明诚意，5月初，中共将原已渡过黄河开入山西的红军全部撤回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对蒋介石的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中共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重大政策变动。
此时的阎锡山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反共为联共，联络进步青年，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商保晋大业”，并且通电全国，率先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顿时，山西成为全国抗日的前哨，成为爱国军民追往的先进地区。
9月18日，“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提出“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10月，共产党人薄一波和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等受命来晋。薄一波与阎锡山见面即提出三个条件：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不应受到限制；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都做，不利的事不做；三、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并保障人身安全。随后，他即主持牺盟会的实际工作，迅即举办各类军政训练班，培养了近万名中级和基层干部，会员也在数月之内发展到89万人，使之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动员山西群众参加抗日的群众组织。抗日救国，形势大好。
这一年的夏天，史纪言、王中青从山西省教育学院毕业，回到长治，接办上党19县联立乡村简易师范，特邀赵树理前去协助工作。赵树理欣然前往。
赵树理在简易乡村师范的具体情况，王大昱在《母校难忘 师生情深——访赵树理的学生孟宪德同志》一文中是这样说的：“赵树理是他的班主任，又是他的语文老师。当时的上党盆地和长治市，正处在进步的抗日力量和落后保守的反动势力激烈斗争之中。史纪言、王中青、赵树理等人到乡村师范后，积极改变过去一般师范陈腐落后的办学方向，团结进步教师董用芳、赵秋心等，传播革命真理。在他们主持下的乡村师范，‘开民主之先河，树革命之风气’。他们到乡师不久，就成立了学生会，孟宪德同志就是当时学生会成员之一。乡师通过班主任和学生会，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宣传课外活动。例如组织‘鲁迅读书会’、‘哲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习会’等等，由赵树理老师组织的巡回剧团、‘吹毛壁报’和课外阅读（活动），也很活跃。不少进步书刊和学生见面。他记得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迅的《呐喊》、《彷徨》，高尔基的《母亲》，还有《西行漫记》和《解放》杂志以及茅盾、丁玲的作品。”孟宪德回忆说：“学校组织的多种活动，赵老师都让我们参加。”（董大中主编：《赵树理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20页）
此时，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乡师很快也成为进步学生的重要活动场所。赵树理热血沸腾，激情似火，在课内课外进行着抗日宣传，给学生们讲历史上反抗侵略者的英雄故事。他还给学生宣传“国防文学”。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成发动了轰动中外的西安事变。就在这一天，赵树理赶写完了有韵小剧《打倒汉奸》，发表于1937年1月14日、21日《太原日报》副刊“开展”第11、12号，署名“常哉”。“开展”为20年代“狂飚社”的主要成员高沐鸿主编，他是中共党员，在太原文艺界颇有威望。他很重视说唱文学，说“那是为民众开展工作”，呼吁作者多多赐稿，赵树理积极响应，随即写成此稿。
可以说，《打倒汉奸》是赵树理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作品围绕农村青年出路问题展开情节，反映农村破产带来的社会矛盾。矛盾的焦点是寻找什么样的出路。村里出去两个大学生，一个叫黑旦，一个叫保官，黑旦安于清贫，国而忘家，一心在省城忙于抗日救亡，保官是个不择手段只顾自己赚钱的汉奸，他把乡亲们骗到天津，卖给日本人修机场，生死不明，而不明底细的乡亲们却羡慕他有路子，争相请他给自己介绍职业，直到黑旦带着上当受骗逃脱虎口的来栓回到家来，揭穿了他的真面目，激起了众人的愤怒，当即打死了这个万恶的汉奸。人性的善良与邪恶，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强烈的对照。
《打倒汉奸》的一个显著特色是密切配合政治形势和通过对比来揭示主题。这个特点贯穿于日后赵树理的整个创作生涯之中。
还有一个特色，是通篇以对话为主，中间偶尔夹进一两句作者的叙述，但不管是对话还是叙述，都合辙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十分动听，农村生活气息浓郁，很适合演出。用韵语写话剧，这是个新创造。
请看开头一段，村民们在黑旦家中议论找工作的情景：
“你不会先教白旦跟上保官去天津纱厂纺线？听说一月能赚十来块钱。”
“咱白旦痴眉楞眼，那里会给人家纺线？”
“好干，好干：你不看南院王官，西院小软，前庄上小二、小三、圪瘩、小板、兴旺、来栓、大发、小满……那一个不是痴眉楞眼？都不是今年夏天跟了保官去天津纱厂纺线？”
“不过也有人说那边的世道很乱，一伙人去了半年，到如今钱也不见，信也不见，慌得老人们心里打战。小软的娘前天不是还在庙里烧香许愿？”
“烧什么香，许什么愿？他们都很平安，我给他们带有信件！”说着保官就来了保官，黑旦的爹走在前面，赶紧给人家打起门帘。
“回来了保官？”赵二嫂说着就往起站。
“坐了良舰！”黑旦的爹一边拂着炕沿，一边看了赵二嫂一眼：“女人家只知道那么乱喊，难道不知道李少爷的大号叫‘良舰’？”
赵二嫂陪了个笑脸：“哟哟，谁敢比你老汉，见过世面？”说着又向黑旦的娘挤眼：“看，看！大冬天看人家保官的领口还往外卷！看，看！看人家小口袋里装那黑漆烟管，还镶着金圈！看，看！看人家胸前那一条金丝绳一晃一晃打闪！看，看……”
真是一幅绝妙的农村生活画面，人情世态，可谓绘声绘色，农民的语言，农民的声调，农民的眼光，农民的心态，农民的作派，跃然纸上了！
再请看下面一段，这是黑旦带着遭了大难的来栓回家来与父亲相见时发生争论的场景：
“来栓不是在天津什么纱厂纺线？”
“纺线？他算是遭了大难！”
“人家遭遇了大难，难道你是做了大官？”
“你就只认得做官！”
“好，好，你去讨饭！”
“还说讨饭，你忘记了逼得人家媳妇差点寻了短见？”
“寻什么短见？”黑旦看了媳妇一眼。
“亏你还有脸问俺！你在外边住得那么安然，别人的死活你那里还管？”
“谁能不上外边？难道要我一天看你几眼？”
“谁要你看？人家的男人都会弄钱，你偏不给人增脸，让人家一个‘下贱’，两个‘讨饭’，天天对着人揭短！”
“那算什么短？谁愿意讨饭？真讨了饭，又有什么下贱？如果外国人把咱这地方一占，我看谁也得讨饭！”
“自己不会弄钱，还要扯那么远！”老汉眨了眨眼：“你看人家保官，一年几万，成天穿绸摆缎！谁像你大冬天穿一件破袍，一件布衫，看看多么体面？”
“像他那事我任凭死了也不干！”
“我说你只能讨饭，你媳妇还说我是揭短！人家当了委员，你却只能闲住在会馆！”
“什么委员？也不过当个汉奸，仗着鬼子们的气焰招摇撞骗！我虽然忍点饥寒，总不至于有他那么凶残、下贱！”
“什么汉奸不汉奸，能弄来白花花的银元就算！”
“我不能卖名同伴，卖着乡亲去干！”
“我不和你辩！人家对乡亲顾盼顾盼，你却说是卖着乡亲去干！又是什么遭下大难！”
“待一会你不会问问来栓！”
这一家人对话的现场展现在了我们面前，父亲、母亲、妻子、丈夫，个个性格鲜明，活灵活现，人物的语言都是个性化的语言。在这里，作者对人物个性和个性化语言的驾驭能力，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作者以往的作品所未曾达到的高度。《打倒汉奸》在赵树理创作生涯中可堪称杰作，具有里程碑意义。
赵树理在原作题后标明：“相声底本也能演成独幕剧”。当时曾在农村干演过一个时期。1944年，在华北根据地太行山区群英会上，阳南剧团重演了这个小剧，赢得了行家们的一致好评，“不只本县人说好，连这次大会的多数戏曲工作者，都很注意，认为这是新东西。”（《阳南剧团的来历》，载《工农兵》第1卷第4期）在大会总结时还特意指出：“这次大会，出来两种新东西，一种是分区的《全家福》，一种是阳南剧团的‘押韵话剧’，很好听。我们农村的文艺工作者，我们戏曲的老把式，应该是顺着这条路子，大胆创新，用心研究。”
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说：当时确实作为小剧“在农村演过一个时期。后来抗战开始，那地方成了抗日根据地，除奸成了合法的了，这戏就失去了现实意义，我连稿也没有存。”1950年，在同事们的鼓动下，他一口气背诵了下来，并写了出来，发表于《大众文艺通讯》第2期（1950年4 月出版），题后标“有韵小剧”。人物对话，除个别字词外，与后来查到的原稿一模一样。足见作者的记忆力是何等的惊人，也可以想见作者当年付出的心血是何等之大，下的工夫是何等之深，真可谓深思熟虑，字斟句酌，千锤百炼啊！
1937年2月，赵树理写出剧本《打灶王爷》（已不存），元宵节在长治县火神庙公演。还演出了《打倒汉奸》、《放下你的鞭子》、《谁之罪》等。他是这些剧目的导演，在有的剧中还是演员。
4月下旬，他离开乡师，来到太原。先在太原市电影院做临时工，后还在大营盘一家饭店做过厨师。
期间，他拜访了高沐鸿，就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讨论。他几次与亚马相见，对他与高沐鸿主编的《太行》杂志创刊号提出意见。内容大约就是发表于《太原日报》“开展”上的那篇《对〈太行〉的批评和建议》。文章肯定该刊在思想内容上“都抓紧了救亡，都捉住了现实，都很正确的把握了目前的时代，并且都充满了战斗性，这真是中国文化界新起的生力军。”同时也认为还不够通俗化。“中国救亡阵线的主力军，我们知道他们多是文盲呵，他们也正是都缺短着文艺的食料呵。我们的作品，怎样才能到了工厂和农村。战友们，‘通俗化’，这是一把开那锁子的钥匙呀。你们做弹词小调短短的小说，俗俗的歌……吧！一字一句都应当注意大众们能不能懂得。我希望你们实践你们‘深入于工农兵的群众中’的口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全面抗战开始。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7日，蒋介石也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时，薄一波等人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发动搞得热火朝天，赵树理热血奔涌，立即奔回长治，找到牺盟会特派员宋乃德，加入了牺盟会，从此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路。开始，他被分配到长治县牺盟会宣传队，在城乡进行宣传鼓动。不久，宋乃德又介绍他到阳城县牺盟会工作，该县特派员是要崇德，任命他为四区特派员。
赵树理任阳城县四区特派员后，组织成立了阳城县第一个时装小剧团，除了在董封镇的主台口外，还到10几个村庄演出，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称赞。
1937年冬，由要崇德、桂承志介绍，赵树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4、5月间，赵树理接替王春，担任阳城县四区区长，王春改任二区区长。其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树立抗日信心，巩固抗日政权，发展牺盟会、自卫队，保证我军粮草供应。
他在任上，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讲话不搞长篇大论，有时还编成快板讲给大家听。比如：
父老兄弟们，听我把话讲。
日本野心狼，杀人鬼魔王。
国家遇灾难，民族遭危亡。
匹夫有责任，卫国保家乡。
男的抗起枪，女的拿起棒。
老人看门户，小儿去站岗。
人多出壮丁，财富献钱粮。
大家团结紧，齐心打东洋。
谁要当汉奸，叫他见阎王。
人人牢记心，谁也不能忘。
他的讲话，总是很有吸引力、凝聚力，只要他开会，人们总是来的又快，人数又最多。
不久，赵树理被调回阳城县，当了县公道团团长。公道团本是阎锡山为对付共产党于1935年成立的一个组织，阎为总团长，县、区、村各级都设有团部。牺盟会通过合法途径，赶走了阳城县原来的反动团长，安排赵树理出任此职。
这年夏天，为适应形势，利于斗争，晋豫特委指示阳城县委建立了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两套班子。为了加强团结抗日，根据上级指示，由八路军、国民党、牺盟会、公道团等组成阳城县动员实施委员会，县长陈发贵任主任委员，牺盟会特派员魏永生和公道团赵树理任副主任委员，共同负责各民众团体和群众投入抗日救国的中心斗争。
随后，国民党军在一次会议上，突然提出国军每个师要有一名代表参加动员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委员，要陈、魏、赵立即签字同意，当即遭到他们的一致拒绝。赵树理说：“你们就是砍掉了我的脑袋，打透我的胸膛，这个字我也不能签！”
1939年1月21日，驻在阳城的国民党33军团地工队，纠集四区的三青团，以军事演习为名，包围了县城，闯入县牺盟会、自卫队、各抗日团体办公处，实行打砸抢，剥去县牺盟会特派员魏永生、郭崴的衣服，将他们的被褥、办公用品和文件扔到院里，放火烧毁。
事发后，晋豫地委决定将政治身份暴露、不便在阳城县继续工作的10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赵树理在内，暂时调离阳城。
1939年1月底、2月初，赵树理来到牺盟会长治中心区报到，被任命为第五专署民众宣传科科长，主要任务是发动和组织戏曲演出。
这年春，杨献珍来到长治，任五专署秘书主任。他和薄一波等来晋后曾在临汾任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主任，去年冬阎锡山说：“民大四分校太革命了”，下令停办，于是来到长治。杨献珍对赵树理的印象是：“赵树理与大家一样，穿蓝布军服，打绑腿，人很朴实，土里土气，简直就是一位穿军装的农民。”（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长春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59页）
赵树理一向喜爱戏曲，在担任民宣科长后，就着手改组旧戏班子，做团结民间艺人的工作，把上党梆子一类戏曲、秧歌等纳入到民宣工作的范围中来。
6月，民间艺人王聪文调来民宣科，不久，他们一起吸收程联考、郭江成、王胖则等19人组织起抗战剧团，即烽火剧团，赵树理兼任团长。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赵树理编写了好几部历史剧，其中重要的有两个。
一个是《韩玉娘》。写的是一个南宋青年女子韩玉娘反抗金人的故事，系由京剧《生死恨》改编而成。
韩玉娘被金人掳去，在与陈鹏举成亲洞房之夜，她劝丈夫投奔岳家军参军杀敌，不意丈夫误以为是敌人的美人计，怕累及己身，却向敌人告发，致使韩玉娘惨遭严刑拷打。在京剧《生死恨》中，韩玉娘含恨死去，陈鹏举遁入空门，赵树理则反其意而为之，让韩玉娘在临终前看到陈鹏举抗击金兵，不胜欣喜，并嘱咐道：“为妻死后，你要好好尽忠报国，杀退金兵，收复大好江山，也不枉为妻想你几年。”陈鹏举痛失贤妻，发誓牢记玉娘遗言，“杀敌报仇冤”，不断向敌人奋勇进击。这一改动，化悲剧为正剧，矛盾更加集中，思想性更加强烈，大大提高了人物的精神境界，强化了爱国主义情操，在抗战初期的形势下，无疑具有很好的教育激励作用。就唱词而言，也很精练、通俗，颇有特色。
另一个是《邺宫图》。写的是东晋16国后赵天王石虎要修邺宫，强征民伕，掳掠美女，民怨沸腾，酿成农民起义的故事。剧中的李宏是个敢于反抗异族压迫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他不甘忍受家破人亡的境遇，聚众高呼：“各家兄弟，你我都是中华百姓，落在胡人手里，人人受他欺压，愿意报仇的，跟我李宏来！”于是，10万民伕齐响应，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台戏剧，对鼓舞和动员人民投身抗战，无疑会有强烈的效果。
7月，面对日寇第二次“九路围攻”，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的长治形势吃紧，五区专署决定撤离。兵分两路，一路往白晋路西沁水、阳城，一路往白晋路东壶关。路东的工作由杨献珍负责。
赵树理带着烽火剧团转入路东，在太行山深处各地巡回演出。剧团每到一处，都受到隆重欢迎，群众是那样如饥似渴地喜欢看戏。群众对演出人员热诚相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拿出自家的水果、麻糖送给演员，有的制作锦旗，挑着美酒，送给剧团，令赵树理十分感动，铭记在心。
9月初，赵树理奉杨献珍之命，调壶关县芳岱村，主编《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杨献珍非常欣赏他在这方面的才干。报社的主编是王春，一向支持他的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主张。赵树理可谓顺风顺水。他给副刊起了个名字叫“山地”，字也是他书写的。
从此，赵树理就跟编辑副刊交上了“朋友”，先后办过三个副刊。
赵树理创作生涯中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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