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泪雨飞，路上行人欲断魂。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让我想起天堂里的父亲，父亲的背影总是在我的脑海里萦绕。

父亲离开我们11年了，如果父亲还健在，再过3年，就是100周岁了，尽管那场中晚期肺癌降临在父亲身上，父亲以开朗的胸怀坦然面对，“癌症算个球，无非挨一刀嘛！”术前的那顿晚餐，我们兄弟俩看着父亲狼吞虎咽吃下2罐“罐罐鸡”。父亲从手术台上下来多活了16年，成为退休同仁学习的楷模。16年后，父亲旧病复发，86岁那年离开了我们。父亲从小就是个苦命娃。父亲6岁那年，祖父出走，家里重担全压在了父亲姐弟仨身上，读了一年私塾的父亲就早早步入人生养家糊口，童时放牛，少时帮人染布。父亲14岁那年，来到三江横街，帮三姨婆染坊当学徒染布，无论打霜下雪，还是天晴下雨，天不见亮，父亲就挑起水桶，下到河里挑水，把五六口斗腔大的染缸挑满水，才吃上早饭，累得父亲面黄肌瘦。

母亲告诉我们，她初识父亲那年，看到父亲常常穿条刷把褲儿，赤着光脚，冬天，双脚生满冻疮，又黄又瘦，怪可怜的。

綦江解放那年，父亲同母亲成了家，父亲分得了自己的染坊，以染布为生。母亲帮人缝衣、做鞋，参与乡农妇协会清匪反霸，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治安。

1952年7月，綦江铁路局招工，经已在綦江铁路局工作的二叔介绍，父亲报名参加了入路招工考试。

那天，设在三江元通寺的考场里，仅有小学文化的父亲，与初中文化，一起染布的周师兄同坐一桌，考试中，师兄俩睁只眼，闭只眼，相互“关照”。试卷考的是一道应用题：三千马下河，八百马上坡，问有多少马脚杆？多少马耳朵？

父亲照着周师兄做的运算步骤，很快算出答案：一万五千二百只马脚杆，七千六百只马耳朵。

很快，招工揭榜，录取名单中，父亲榜上有名，周师兄却落了榜。一个初中生没考上，反道让一名小学生给考上了，成了轰动一时的笑话。

父亲考入綦江铁路，成为綦江工务段一名路基工，母亲同父亲一道，养护那条綦江铁路，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每搬一次家，母亲用大背篓放上凉板，固定在背娄上，背篓里装满坛坛罐罐，柴米油盐，把老袓婆系在凉板上背着，父亲用箩筐挑着我们4兄弟，辗转三(江)万(盛)、綦江铁路沿线，打坍方，砌路基，垒堡坎，协助父亲养护川黔铁路。

1956年2月，父亲从羊蹄洞路基工地，调入川黔线伍都坝养路工区改任巡道工，结束了携家带眷，长期奔波的日子。

父亲在这里巡了一辈子道，像一盏永不熄灭的巡道灯，点亮了川黔线，指引列车安全运行。父亲每天扛着巡道锤，挎着巡道包，不间断地巡查伍都坝养路工区管辖的那段15公里川黔铁路，30多年如一日，父亲巡查的线路，排除的设备故障，整理的责任公里线路外观，丈量线路留下的脚步，相当于环绕地球走了22圈半，直到退休……

父亲像一朵挡风的墙，处处溺爱着我们。母亲性格直爽，总是黄荆棍育人，即使打猪割草，哪怕割了人家地里的一朵南瓜花，都要遭到母亲黄荊棍的训斥，一旦母亲举起黄荊棍，我们总是像小鸡一样，躲在父亲膝下。

父亲像一把伞，总是为我们遮风挡雨，让我们腾出时间努力工作。父亲退休后，没有一天闲着，同母亲一道，帮我们把孩子带大，一个个交给我们，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成家立业，有了儿子的儿子，祖曾四代，其乐融融。

父亲像地拱钻，没有一天闲着。虽然离开我们11个年头，但父亲当年挥舞巡道锤，敲打轨枕浮钉，蹲在路肩拔杂草，拾飞碴，清理线路侧沟杂物；休班时到工区附近的天台岗开荒种菜，挖好多好多红薯；到綦河边钓好多好多鱼；跟着父亲挑着箩筐，到东溪集镇，买回供应的口粮；父亲退休后帮我们把孩子带大；父亲与绝症抗争的一幕幕身影，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我矗立在父亲墓碑前祭奠父亲的时候，心里总是有颇多对父亲的愧疚：

父亲临走前病倒在老大哥家三个多月的日子里，刚退休的五妹，每周跑到九龙坡铁路医院为父亲取药，退休多年的老大哥，同母亲形影不离地守在父亲身旁，帮父亲清洗，喂药，无微不至的护理，直到父亲落下最后一口气。

让我愧疚的是，没能守在父亲身旁，看到父亲走完最后一刻。当接到妻子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走了！”我仍在运输繁忙的重庆北线路车间党总支书记岗位上，忙着手里工作，一股愧疚的泪水哗啦啦地夺眶而出，赶紧丢下手里的活，一口气跑到父亲身旁，对着父亲遗体默默祈祷:请求父亲原谅，是儿子不孝，儿子愧对您老人家呀！

每年清明节，都要来到父亲墓前，点上香烛钱纸，请求父亲的原谅，默默对父亲说:儿子已经退休多年，请父亲放心，儿女们一定会好好照顾母亲，让95岁的母亲尽享天伦之乐！

祝父亲在天堂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