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
高增荣
一
我的爷爷是清朝光绪32年(1906年)生人，家境贫穷，仅有十几亩薄田。白鹿原上的坡地，高低不平，没有水浇地，靠天吃饭，收成很不稳定，生活艰难困苦。
爷爷11岁那年，父母双亡，他带着幼小的弟弟和妹妹，艰难度日。在乡间的小路上，人们经常能看到，年少的爷爷，背上背着幼小的弟弟，手里牵着年幼的妹妹，下地去干农活。这三个苦命的孩子，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乡亲们谁见了都怜悯哀叹！本家人、隔壁邻里，也有人不时地帮助救济他们，使他们不至于饿死冻死。
就这样，靠十几亩薄田和乡亲的帮助，爷爷长大成人了，竟然也把弟弟和妹妹养大成人了。
爷爷从小务农，练就了一把好手。他的弟弟在他的带领下，更是一个出众的多面手的农活好把式。兄弟俩吃苦耐劳，一心想发家致富。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置地盖房买大牲畜，过上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小康生活。当然，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也仅仅是解决了温饱的生活，算不上小康生活。两个没有饿死的孤儿，能把日子过到这步田地，也算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因为村上许多乡党的日子，都被他们超过了。
二
都说"长兄为父"，爷爷对于他的弟弟妹妹来说，更是有养育之恩的兄长。可是爷爷从来不居功自傲，而是把它看作是他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爷爷的性格绵软而坚韧，宽容而善良，胸怀宽阔，忍辱忍让。他的弟弟的性格与他截然不同，能吃苦，能说硬话干硬事，风风火火，与其兄成为互补性人格，也使这个家庭能够发展起来。
在旧中国，一大家子人，大多都过在一起，很少分家单过，分家单过被视为家庭关系不好，受旁人诟病，是丢面子的事情，这大概是中国人追求大一统的最基础的原因吧。一大家子人在一块过日子，就必须有一个家长，作为一家之主，在家里谋划、拍板、说了算。在爷爷和弟弟的家里，按说爷爷当仁不让的是家长，是一家之主。可是不然，爷爷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二爷，却是拿事的家长，主宰着家里的大权。这个不合常理的局面，如果没有爷爷的忍辱忍让，宽容大度，甚至主动让贤，是断然不能形成的。由此可见，爷爷人格的高尚之处，超出了多数常人。在人世俗间，多少兄弟为争夺财产，反目成仇，大打出手，如若仇雠。正是爷爷超乎寻常的忍让、让贤，才使得他兄弟俩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兴家立业，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我常想，在爷爷的心目中，弟弟妹妹如同他的孩子，他就是"父亲"，为了他们的幸福，他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无所谓吃亏受累。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想得通他所做的一切。举几个小例子说明。爷爷和弟弟经过数十年的奋斗，终于盖起了三间大瓦房。爷爷为长，应住东边，二爷住西边。可是二爷只给他住的西边装了楼板，却给爷爷住的东边仅装了三分之一的楼板，其余用草蓆遮盖之。爷爷却一声不吭，悄然住之。这样的居住格局，直到他们终老，都未变动。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两位老兄弟，从未发生过任何磨擦、争吵等矛盾，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另一件事是:我姑姑和二爷的大儿子(我的堂叔)同一年上学，二爷为了节约开支，只给买了一套课本，让他俩共用。课本的保管权自然是堂叔，他小时很淘气，不高兴时，就不让姑姑看书。这种不公平的做法，爷爷却置若罔闻。旁人看在眼里，都说老二做的不合适，为爷爷鸣不平，爷爷却充耳不闻，像没事一样。于是，在乡亲们眼里，爷爷就是一只驯服的绵羊。于此，爷爷的宽容大度、无私无争，可见一斑。
实际上爷爷心里很明白，学习的好赖不在于谁保管课本，而在于谁是否专心。果然，姑姑的学习成绩好于堂叔。有一年的春耕时节，爷爷和二爷在地里犁地，忙得顾不得回家吃饭，姑姑和堂叔去给他们送饭。二爷初识文墨，他用筷子在稀饭上划字，让姑姑和堂叔认，姑姑都认得，而堂叔认不得，二爷很是失望。后来，姑姑把书念成了，考上了西安邮电学院，而堂叔仅念完了小学。
三
其实，爷爷是一个很坚韧、机智的男子汉。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中遭年馑，赤地千里，颗粒无收。人们吃完了余粮，吃草根、吃树皮、吃观音土，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据史料记载，200万人流离失所，200万人被活活饿死，尸骨遍地，甚而人相食，惨绝人寰。 爷爷那年24岁，妹妹不足20岁，弟弟还未成年。为了养家糊口，他跟随村里的大人们，去秦岭山里背粮。来回步行二百多公里，翻山越岭，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底，脚上磨了多少血泡和老茧？尤其是缺吃少喝，沿途仅能喝到包谷糁子充饥；归程负重前行，苦不堪言！几次背粮下来，爷爷的右肩被压得麻木多日，经过医治才得以好转。但他用自己的辛劳，使得一家人平安地度过了灾荒年，尽到了一家之主的责任。
爷爷一生经过清末、民国和新中国土改和公社化时期，国家动荡，战乱频仍，大多数时间，在贫穷、死亡、饥饿的威胁下生活，是屡遭苦难的一代人。苦难中，不仅练就了他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还练就了他的机智勇敢。
1949年，在西安解放前夕，村里来了一支国民党军队。驻扎了一段时间后，这支队伍向秦岭山里撤退，在村里拉伕为其运送辎重，爷爷不幸被拉伕。当这支队伍行进到白鹿原狄寨附近的一个村庄时，爷爷瞅空子，趁他们不注意，从队伍中偷偷溜出来，逃到一户人家院里。他小声给主人说明了情况，这家好心人让他躲到了屋里。等到国民党队伍走远了，爷爷谢过主人，回到了家里。
家里人正在为爷爷的安危担忧。爸爸时年18岁，作为独子，他嚷着要自己去顶替爷爷，奶奶极力阻劝。就在一家人正在焦虑之时，爷爷回到了家里，一家人喜极而泣。
四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在之后的土改划分阶级成分时，爷爷、二爷及其家庭被划定为中农成分，没有受到多大冲击。而不久后的"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却使爷爷兄弟俩几十年的奋斗成果全部充公。据说，爷爷在粮食统购统销、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表现得很积极。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时，国家低价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以支援工业建设。爷爷积极向国家卖余粮，得到表彰，被授予卖粮光荣户称号，为此，他给1954年正月出生的大孙子取名"光荣″。
在生产队里，爷爷担任的职务是义务"调解员"。家庭内部矛盾，乡亲邻里之间纠纷，闹到不可开交时，调解员作为中间人，参与劝解、说和、帮助他们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取得和解。调解员要处事公平公正，为人和善，耐心细致，有威信，有见识，有人缘，才能得到乡亲们的信服。爷爷确实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优秀的调解员，他也因此得到了乡亲们的敬重。
爷爷虽然生长在旧中国，没有读过书，目不识丁，但他的思想观念并不保守。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他在经济拮据的解放初，积极供给小女儿(我的姑姑)上学。姑姑考上了西安邮电学院后，爷爷亲自送姑姑去学校报到。姑姑毕业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姑姑被分配到边远的新疆。奶奶一听新疆很远，坐火车要走三天三夜，就不想让姑姑去。爷爷耐心地做通了奶奶的思想工作，支持姑姑支援边疆。
五
在1964年"社教运动"中，胆小怕事的爷爷却受到了煎熬和惊吓。村上一些所谓的"积极分子"绞尽脑汁，千方百计给我家定"漏划富农″成分，而驻村工作组组长是一位坚持原则的知识分子，以我爷爷、二爷自己劳动，没有雇长工为由而否决。爷爷算是躲过了一劫。不然的话，文革中遭"抄家"、批斗，可就要遭大罪了。
公社化时期，爷爷几乎每天都下地为生产队干活，只有在下雨天才能休息。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爷爷和二爷分家单过。那年代粮食短缺，农民长年累月吃的是粗粮，几乎没有油、肉、菜等副食品，大多营养不良。三年困难时期，更是遇到了"大饥荒"，大多数人因饥饿得了浮肿病。记得吃大食堂时，有一天天下雨，爷爷背着我去大食堂吃饭。吃完饭回家时，下一个小坡时，爷爷被滑倒了，后仰坐在了我的大腿上，一阵钻心的疼痛。此后，我的大腿疼了好多天。
"大饥荒"过后，情况有所好转。母亲在蒸馍时，都要蒸一笼屉白馍，其余的是黑馍；白馍是给爷爷一个人蒸的，黑馍是给大家蒸的。吃白馍，与其说是爷爷的特权，是爷爷一家之主地位的体现，毋宁说是爸爸妈妈对爷爷的孝敬。我们那时还小，吃饭时，眼巴巴地看着爷爷一人在吃白馍，大家都吃黑馍，心里既馋又不平。爷爷也曾想把白馍分给孙子们吃，可母亲阻拦不让。后来，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惯了，认为理应如此。
那时农民缺粮，更缺钱。有的家庭连七分钱一斤的醋都买不起。记得有一年，姑姑给爷爷汇了五十元钱，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一天，爷爷领着我去纺织城邮电局取了款，然后买了一块生豆腐，又领我走进了纺织城面馆。我很高兴，以为爷爷会带我吃面。彼时，素面八分钱一碗，荤面一毛四分钱一碗，馄饨二毛四分钱一碗。爷爷走进面馆后，舀了一碗免费供应的面汤，找一张桌子坐下，在一个空碗里倒了桌上的盐、醋、酱油、辣椒，把生豆腐掰成块，放到调和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他让我也跟他一起吃，我吃了两块，很不好吃，就不吃了。爷爷吃完了豆腐，喝了面汤，就带我走出了面馆。我此时真是失望极了，心想爷爷真是啬抠！现在想起来，爷爷腰包里揣了五十元钱，却连八分钱的一碗面都舍不得吃，也是实在太可怜了！因为他认为买面吃太奢侈浪费了，简直是暴殄天物！他的邻居和村里的同龄人，有几个腰里能揣五十元钱？穷人太多了！钱太难挣了！他不想把这些钱花在吃嘴上，他要把这些钱用在当用的地方。那时候，我家共九口人，只有爷爷和妈妈能挣工分，每年分粮食，要给生产队交几百元钱，负担很重的，靠爸爸一人挣钱养家很吃力，爷爷很心疼他的儿子，也要帮一把啊！自从入社后，他就一直为温饱而煎熬，能把肚子混饱就谢天谢地了，他怎么还能舍得为吃嘴而花钱呢！
六
其实，爷爷在内心里是很爱他的六个孙子孙女的。记得小时候，爷爷晴天都要下地给生产队干活，农民没有礼拜天，很苦很累。只有下雨下雪天，他才能得到休息。他休息的方式是躺在土炕上睡觉。我们弟兄姊妹们年龄小不懂事，就在爷爷的炕上玩耍打闹。爷爷根本没法睡着，只好静静地躺着。爷爷一点也不厌烦，而是慈祥地看着我们吵闹，好像孙儿们的吵闹是他爱听的秦腔一样。
1964年2月，我四弟出生，那时"大饥荒"刚过去不久，农民生活依然贫困，我家孩子多，尤为困难。爸爸妈妈就想把四弟送个生活好的人家，不然长大后找媳妇都困难。但是当他们征求爷爷意见时，爷爷坚决不同意。爷爷说：“咱的娃，放在跟前，穿烂些，看淡些，比给人强。”爷爷舍不得，他怕在别人家难为了他孙子。
七
1971年冬季的一个下午，爷爷在给生产队搬砖时突发脑梗，被送到纺织城职工医院治疗。我在医院里陪他，在冰天雪地的寒冷的早晨，给他去买早饭。看着躺在病床上，挂着吊针的爷爷黑白相间的胡子和古铜色的脸上布满的皱纹，我感觉爷爷老多了，他会不会就此死去呢？我真有些担忧和害怕！后来，治疗效果还不错，爷爷出院后，能柱着拐杖走一公里多漫坡路，到自留地里看庄稼的长势。但是在往后的日子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渐渐就躺床不起了。1974年春季的一天，爷爷与世长辞，享年69岁。
爷爷的一生，最悲惨困窘的时期，是他少年时代失去双亲的无依无靠，养育弟妹；最辉煌的时期，是他青壮年时期的励精图治，成家立业，发家治富；最得意的事情是他的儿子我的爸爸成为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小女儿成为村里屈指可数的几个中专生之一；最失意无奈的时期，是他中晚年一直在贫穷饥饿的温饱线上挣扎，及至染病终老。
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是一个慈祥和善的长辈。爷爷那张布满皱纹的圆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微笑，眼角眉梢都溢着慈祥的光辉。他的下巴上蓄着一撮胡须，闲暇时，他会很自然的下意识地捋一捋，显得悠然自得。在我成长的记忆中，我没有见过爷爷发脾气，那怕是一次小小的急躁和怒骂。我们姊妹六人，爷爷没有打骂过任何一个人。爷爷的好脾气好性格，自然影响了他的三个儿女的性格为人，他们都是慈祥和善的大好人。爷爷的好性格，也使家庭和睦，邻里关系和谐，使他成为始终受人尊敬的长辈。
2021年8月7日第一稿
2022年5月23日第二稿
作者简介
高增荣，中学政治特级教师。曾任咸阳彩虹学校副校长、咸阳彩虹中学执行校长、咸阳彩虹中学国际部执行校长、陕西省重点中学政治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咸阳市德育教育学会理事长、咸阳市文综教学研究基地专家组成员及基地学校负责人等职务；1995年被评为全国百名优秀政治教师之一，其先进事迹曾被《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政治教育》、《咸阳日报》等刊物报道。酷爱文学，数十年笔耕不辍，发表杂文、散文、随笔、论文、读书札记、诗歌1000余篇（首）；撰写和发表论文、演讲稿50多篇，参与编写教学辅导资料13册；编著中学生校本读物《趣味哲学》，出版发行教育随笔集《会思考的芦苇》一书，主编并出版《咸阳彩虹学校志》。现为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作品曾在《秦商》杂志发表，并在咸阳市临帖展中获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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