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母亲半世》《祖母的小脚、拐杖和生日》《通城饼折最乡愁》——胡汉平的乡愁美文

《父亲一生母亲半世》《祖母的小脚、拐杖和生日》《通城饼折最乡愁》——胡汉平的乡愁美文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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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汉平朗诵：杨建松

父亲一生母亲半世

　　父亲生于1917年，母亲生于1915年。在我的感觉中，父亲虽然不是很老，也不算长寿，但毕竟年过古稀，是寿终正寝一生圆满的有福之人。而母亲则在儿女尚未成家立业的50岁盛年即已撒手人间。半世人生，憾别尘寰。

　　我的父亲是他现存兄弟中的老大，父亲小母亲两岁。据说母亲以童养媳身份来我家，后因父亲哥哥夭折而嫁给父亲为妻。父亲一直身体强壮，力气过人。早年多以挑夫为业，长途挑担送货做苦力。后来总以“担脚” （长途挑货）讲述他的过往，并以去过江西修水、铜鼓，湖北洪湖新堤作为谈资夸耀。大概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还有过一段羊楼洞砖茶厂当工人的经历。他自己总说是在“搬斗子”，也没有具体描绘过 “搬斗子”的工作状态。我理解可能就是砖茶制作过程用木桶装满坯茶人工搬运至下一道工序。现今羊楼洞石板街的一道道车辙就反映了砖茶搬运过程的艰辛。父亲“担脚”挑运的货物可能是要先付成本的。记得父亲讲过，有一次长途贩运布匹，中途遭遇劫匪，价值十几块大洋的布匹被劫走，两手空空回到家里，从妻舅那里借来做本的十几块大洋也血本无归。好在妻舅在县城开有一家理发铺，家境优渥，借支的十块大洋也没要父亲偿还。

　　因为我是老幺，家里早年境况不甚了解。父亲如何独立其母和其他兄弟，从罗畈屋场转至隔港相望来到对面的五房屋场生活，至今原因不详。我家所在的一个村，分田头、五房两个屋场。在我出生之前，我家在田头屋场，大概是外祖父所住的茅草屋。土改时，我家划为贫农成分，分到了地主的瓦屋，搬至五房屋场。我就出生在五房屋场的瓦房里。

　　父亲一生好强，好与同村邻里论短长，加之脾气暴躁，得罪众多，与邻里多有矛盾。母亲则与之相反，素来和善，待人热情，乐善好施。每每有了矛盾总是母亲出面调停，总能将邻里间的恩怨矛盾化解于无形。父亲虽然性格好强，但心地善良，对待儿女只求付出，不图回报。早年母亲在时，家里条件尚可，尽管时有饥荒，但能果腹。自从母亲 1965 年病逝之后，家境似乎从未好过，饥饿几乎如影相随。尽管如此，哪怕自己挨饿，父亲总是先满足儿女的食物需求。让我记忆犹深的是多次跟随父亲去家乡药姑山背面的湖南临湘山里搬运木板以赚取微薄的力资，大人肩挑，我则以十三、四岁的瘦弱之躯肩扛一块木板走在陡峭的山路上，父亲每每快速走向前头，待相隔一段距离后，放下挑担，返回接应帮我肩扛一段路程，总要如此反复多次，以减轻我的劳力负担。在那个食物极为匮乏的年代，家里只要有了一点好吃的东西，哪怕自己挨饿，父亲总要让给我们兄弟。

　　父亲素来逞强还表现在为有成儿女的自豪骄傲上。与四叔有女无儿自嘲自卑相比，父亲则为自己有 5 个儿子颇感自豪。虽然他从未在人前夸耀，但却屡屡表现出“我有儿女我怕谁”的傲慢。早期子女林立，年壮气盛；到老时，子女成年，事业有成，脸上有光，倍感荣耀。尤其是小儿子是军人军官，更让他荣耀至极。记得我1979 年第一次乘坐民航飞机带回一张机票副券，他曾拿着向四邻炫耀。1984 年他去北京在部队待了 40 多天，带回很多一次性冷饮杯，他当着稀罕物四处赠送。去人民大会堂参观后他默默记下进入大会堂台阶层数，回家后多次向人质询：“你知道进人民大会堂有多少级台阶？”弄得很多去过北京到过大会堂的人面面相觑，无言对答。父亲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连自己名字也不认识，但他记忆力超强，去过的地方，经历过的事情总是经久不忘，甚至还能一一讲述。冬天里围炉夜话，我就听过他讲述的古今故事。第一次去北京，他事先既没声张，也没与在县城银行上班的小儿媳联系，独自一人登上武汉至北京的 38 次特快。赶巧的是，小儿媳正好也在那天乘坐同一趟列车去北京探亲，竟然在列车上巧遇，最后一同进京。事后我问他：“要是家荣不在车上碰到，你一个人来北京，个字不识，找谁去？”他的回答倒也干脆：“路在嘴上。我拿着你的信封，上面有地址，我不能问吗？”父亲虽然不识字，早年“担脚”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如今，手里拿着通信地址，有部队番号，即使一人到了北京，恐怕真还难不倒他。

　　父亲后来年岁越大，所求儿女越少。我当兵在外，三哥官赐远在黄石，二哥金胜无能依靠，四哥汉荣成家之后偶尔在他家住住，基本是独自一人居住五房老屋。有时去县城大哥金佛家里看看偶住。小儿媳家荣在银行上班，老人常去她上班的储蓄所坐坐，家荣总是给他买点吃的，给点零花钱。家荣至今记得父亲爱吃糖水罐头。

　　母亲是一位中国传统女性，裹了小脚，性格爽快，乐于助人，菩萨心肠。曾经生育过10个孩子，夭折了5个，留下最后5个，且全为男丁，没有一个女孩。最后一个生下我时，看到又是男孩，说什么也不想要了，寒冬时节丢在床下没看一眼。据说是隔壁的月梅婶娘将我抱起，在襁褓中将我捂暖救下一命。因为孩子多，母亲可能厌倦，不像父亲慈祥，待我们兄弟都很严厉，稍不如意，就会棍棒相加。在我幼时，哥哥们有的成年，要干农活，有的要上学读书。我小小年纪跟在母亲身边总有干不完的家务事，记忆中干得最多的是去门前水塘蹲在伸向水中的石桥上洗刷烧箕和鼎锅。母亲一双小脚，干活走路总是风风火火的样子。她有一位十分要好的邻里朋友，虽然年龄相近，但辈分高，我们叫她应宝爹爹，两家男人都不和谐，但不影响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几乎每天都要来往，相互串门，家长里短，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因为性格的缘故，母亲在邻里的印象是热情直爽，办事干脆爽快，人称“梅炸爹”又唤“梅娭毑”。母亲39岁生我，1965年腊月初三去世时还不满50岁。也就是在她40多岁壮年时邻里就以娭毑相称，几成老人了。母亲染病卧床多年，都是父亲照看，虽然生活清苦，但为了让病中的母亲生活得好一点，父亲总是不吝花费。记得我在大坪完小读书时，几乎每天都要揣着父亲给予的三毛六分钱在学校对面的肉铺里买上半斤猪肉回家，侍奉母亲食用。50多年过去了，母亲当年临终时我和汉荣两个年幼的孩子凄怆哀嚎在母亲身旁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长久以来，我曾为我早年丧母的不幸童年而深深自卑自闭。

　　古语有教：宁可没有当官的爹，不能没有要饭的娘。我童年的辛酸经历再次印证了这一乡野俚语的哲理韵味！

祖母的小脚、拐杖和生日

　　我的祖母早在1972年代即已故去，至今悠悠半个世纪整整50年了。祖母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已经变得逐渐模糊，唯有老人一双留有封建痕迹的小脚，一根每日支撑她来往于两家相距约300米的乡间土路的拐杖，还有她每年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那天子孙必到的生日宴聚，是我长久以来常忆常新的一道风景。

　　祖母的一生，同样是封建时代中国劳动妇女苦难的象征。祖母总共生育了5个男丁，父亲的哥哥未及成年即已夭折，其后父亲即为实际上的长子。父亲之后老二建夜，老三建胖，老四建金兄弟四人。相传祖父还在壮年，有人设计在剁肉时将砧板木屑掺入锅中食后导致痨病而亡。中年丧夫的祖母，凭着坚韧的毅力，养育四个儿女长大成人，其度日艰辛可想而知。

　　从我记事起，我家早已离开祖母迁往对面五房屋场居住。祖母与其他儿子则留在罗畈屋场。解放后，我家从外公遗留的茅屋搬至地主瓦屋居住。祖母及几位叔叔的住所是何渊源我竟不得而知。只知道祖母是带着二叔建夜意外伤亡儿媳改嫁后留下的一子，祖孙二人一同生活。三叔和四叔则共一堂屋，分两侧毗邻而居。

　　在祖母现存的三个儿子中，父亲是她的长子，又相对孝顺，因此格外看重。二叔去后留下的儿子是她一手带大，尽管平时不见溺爱，但给予了长久的心血慈爱。三叔二叔因共住一处，则是平常看待。三叔早年曾被国民党抓壮丁在国军中待过几年，回乡时随同带回一四川广安籍谭姓战友，善良的祖母视为己出，百般照料，后在通城成家落业，俨然她的另一个儿子。

　　祖母并非大家闺秀，却是一双小脚，三寸金莲。祖母居住的罗畈屋和我家居住的五房屋，同在尖山畈上，中间隔着一条自药姑大山横岭侧峰逶迤而下的小河。隔河相望有一石桥相通的乡间大路相连，约莫300米距离。这条路连接着罗畈和五房两个屋场，也是祖母几乎每日都要来往行走的必经之路。祖母因为缠足小脚，行走不便，一生都未曾远行。长孙被舅父承继为子，住在县城，相距也不过20公里，但她从未去过县城。但来往于这300米距离的儿孙家里，却是她每日的必然行程。尽管只是来坐坐，来看看，一句话都不说，没有任何事要办，也从不间断，就像是每日要做的功课一样。

　　祖母的一双小脚，行走在这熟悉的乡道上，倒也显得灵便。只是需要一根她自备的拐杖帮助她的行走。对于这根拐杖我几乎没有什么实物的印象，只知道老人家是拄着拐杖来我家，而根本没有注意这根拐杖的材质是木是铁以及它的具体模样。

　　在我与祖母相处的那些年月，几乎是贫困饥饿如影相随的灾荒年景。祖母对待父亲这位长子格外疼爱。有了好吃的东西总是省着留着给父亲。除了父亲以外，我们兄弟几个也是祖母的优待对象。在食物极其匮乏的那些年，父亲隔三差五总要在夜间忙完农活之后去祖母家里蹭上一顿解解馋。我这个小孙崽也不少去祖母家里寻吃的。只要去了，老人总是倾其所有，想尽办法也要弄点吃的，让我们填饱肚子。哪怕是一碗稀粥，一个苕砣，也是祖母的一番心血。

　　祖母究竟生于何年，我至今模糊。但老人的生日时间，我终生难忘。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此日也是祖母的生日。每年此日，我们全家总是早早来到罗畈屋场，与三叔四叔几家合聚共同庆祝祖母寿诞。在我童年的印象里，除了春节过年之外，端午节是我的最爱。每逢端午节，我总是被早早叫起，划过雄黄圈，挂好菖蒲艾草之后，就是母亲做黄鳝、螺丝、馥香下面条和父亲做的折蛋。这是我们家端午节的必备早餐，丰盛美味。吃过这顿早餐之后就该换上新衣服，全家出动去罗畈屋参加祖母的生日宴。印象中，端午节那天总是下雨，祖母膝下的家族成员齐聚在堂屋大厅吃着酒宴，看着天井中央飘下的淅淅春雨和顺着屋檐落下的如线水滴，浓浓的节日氛围和满满的自然春意顿时荡漾在脸上，激昂在心中！

　　祖母去世的那年，我还在中学就读。记得当时老人去世，不像如今，可以大操大办丧事。那时办丧事，灵堂设置简陋，不准动用响器，更不许置办道场。儿孙满堂的耄耋老人逝世，冷冷静静在家停了两天即要求出殡下葬，草草了事。直到现在我都在抱怨，祖母死得真不是时候，何其冤哉！

　　祖母离开我们整整50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老人的一双封建小脚，一根平常拐杖，还有那端午节的淅淅春雨却不时在我眼前浮现，在我心中激荡。

通城饼折最乡愁

　　乡愁多在美食间。儿时的幸福记忆，大都与美食有关。我的家乡通城，有一种叫饼折的佐餐美味，几十年来虽异乡漂泊，但饼折所饱含的乡情味道却时常令我魂牵梦绕，饥肠百转！

　　通城饼折，其实就是以大米为主，加之其他配料和水磨成米浆，经乡间柴火炉灶温火摊烫出来的薄饼，出锅之后，将薄饼转折刀切成丝，晒干而成。通城县域都有制作这种美食的传统，但名称叫法则各有不同。北港大坪西区叫“粉皮”，县城和其他地区叫“饼折”。如今，作为地方特产统一宣称为“饼折”。

　　在儿时的记忆中，特别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家乡特有的腊肉、饼折、霉豆腐曾是我可遇难求的最爱。腊肉、饼折是年节才有的奢侈品，霉豆腐则是灾荒年景缺少油水的家常菜。

　　饼折的制作较为复杂费事。在农村乡间，那些年月，一般都是春节前制作饼折准备过年。饼折制作之前要做好充分准备。饼折的主料是大米，外加绿豆或荞麦。需提前将大米、绿豆、荞米按五比一的比例用水泡胀一整晚，第二天用石磨磨成米浆盛放在木桶中。还要去肉铺买一大块肥肉，并将家里的土灶台、大铁锅收拾干净。更重要的是需有稻草或上山去砍一梱茅草作为炉灶燃料备用。土灶铁锅烫摊米浆不能用硬质木柴，必须使用稻草或茅草才能适时控制火候。

　　摊烫饼折时，需要眼疾手快，一待锅热之后，即用大块肥肉擦拭整个铁锅，舀一大勺米浆倒入锅内，用干净的毛刷摊均匀，两三分钟之后，即可起锅。起锅之后，将直径大约50厘米的米饼折叠起来，待略凉之后用刀切丝，随后用盘箕或肚簾晾晒枯干即成饼折。

　　一种美食，饼折、粉皮、豆丝（外地叫法）三个名称。从它的制作成形来看，饼折之谓，较为贴切，饱含哲理韵味。

　　饼折的美味差异，全在它的配料之中。主料大米当然要用当年新米。最为讲究的就是配料了。荞麦有否视情而定，绿豆是一定要有的。印象中，我家做饼折都是由父亲操刀，加入米浆的配料绿豆不多或没有，荞麦更是稀有。不掺绿豆的饼折就是白米的颜色，加了绿豆就是亮绿色，如果有荞麦加入色泽更加深绿。口感差异就在配料之中。加了绿豆荞面的饼折不糊汤，有劲道。尤其是煮过腊肉的鲜汤掺和饼拼放上几块薄薄的腊肉片，再加些鲜嫩的葱蒜，一碗香喷可口的带汤饼折可以让人味蕾顿开，大快朵颐，欲罢不能。

　　每逢年关将至，几乎家家都要摊烫饼折。而在摊烫饼折时大人会让孩子们将新烫的饼折分送隔壁左右。我清楚记得，当年家里烫饼折，母亲总是把烫好的第一张先给站在灶旁久久等待，早已垂涎欲滴的我，等我吃得心满意足了，再让挨家挨户给邻居各送一卷热呼呼的饼折赏鲜。可真是一家烫饼折，全村得口福。这时的我往往乐此不疲，显得特别乖巧听话。

　　如今，家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各类生活物资也极大丰富。饼折作为一种独特美食一道地方特产，早已不再奢侈稀少。县城和乡镇都有制作饼折的作坊，加上精美的包装，通城饼折已行销各地。一些风味餐馆都有饼折菜肴任食客选点。身为通城土著子弟，虽异乡漂泊，但对饼折情有独钟，始终不能释怀。每每回乡，在同学战友家里聚餐，饼折必有是我的唯一要求。酒楼请客饼折是我的必选菜肴。返回武汉时我总要带些饼折特产或馈赠朋友，或自留食用。武汉的好几位朋友都曾品尝过我送的饼折美食。日常生活常常是以一碗美味的家乡饼折权当早餐或夜宵。

　　饼折这一乡愁的味道伴随我快意的晚年生活，显得如此逍遥自在，充满了人间烟火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