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风采】
吴仰生,笔名仰生,昵称:俯仰生涯。安徽省作协会员,曾为下乡知青、工人、中学和大学教师。爱好文学,笔耕不辍,已有35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发表与出版。其中,中篇小说《亡魂》和长篇小说《爱的家教》颇受好评;曾获“小天使"铜像儿童文学奖、"阿英”文学奖等十多种奖项。
【长篇国学之文学札记】
文山艺海撷拾
(系列五十三)
话说《水浒传》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和他的传奇人生
文学家施耐庵墓位于江苏兴化市施家前桥东,墓园为元末明初建筑。据当地县志记载,施耐庵为兴化人,进士及第后曾在钱塘任职两年,后弃官归故里,隐居家乡潜心撰写《水浒传》,去世后葬在此地。
施耐庵墓墓台长、宽各约12米,整体为正方形结构。墓周围为砖石砌的墓台,墓台高出地面约1米。墓土堆直径5.5米、高约4.5米,墓前有立碑一通,碑的正面刻着“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右刻有“民国三十二年春兴化人民公建”。
墓碑背面是500余字的碑文,其内容多为歌颂施耐庵的高风亮节及建此碑的目的。墓台南边有一座高5米、宽8米,上刻“耐庵公坊”四个大字的砖砌牌楼。牌楼前为一汪碧水,隔水处有周长60米的方土墩一座,土墩高出地面约2米,上种植各类树木。墓东南约80米处建有100多平方米的施耐庵资料陈列室,陈列施耐庵的家谱及其生平资料。
施耐庵(约1296-约1370)原名彦端、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博古通今,才华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无所不涉, 无所不精。
施耐庵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后裔,唐末施之常后人在苏州为家。其父名为元德,操舟为业,母亲卞氏(卞氏后裔亦迁至今江苏省大丰市境内)。
施耐庵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
施耐庵13岁入私塾、19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6岁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36岁至40岁之间官钱塘二载,施耐庵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后返归苏州。
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军事活动。张据苏以后,施耐庵又在他幕下参与谋划,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耐庵与鲁渊、刘亮、陈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史书鲜有记载。即使有的材料,虽有明确记载,但材料本身的真伪与可信程度,至今还没有得到公认。我们认为他大概是杭州人,至少曾长期生活在杭州一带,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一个专门为说书艺人编写话本的书会才人,或者本身就是一个粗通文墨、技艺精湛的说书艺人。其生活的年代在元末明初,祖籍姑官归隐,闭门著述, 以授徒、著书自遣。
有人说他曾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将卞向交情不错,卞向张推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也有人认为是同弟子罗贯中合著或者由罗贯中续写。
施耐庵60岁时,张士诚据苏州,聘其为官不应。与张士诚部将友善,后流落于江阴,在祝塘镇教书。70岁后迁往兴化,族迁白驹场、施家桥。朱元璋屡次征召不应,后居住于淮安。
施耐庵(1296—约1371年),名子安(一说名耳),本名彦端,汉族,兴化白驹场(今大丰市白驹镇)人,元末明初小说家。博古通今,才华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36岁曾中进士,后弃官归里,闭门著书,与门下弟子罗贯中一起研究《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并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终创作“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当代阴阳易辨派创始人高煜翔评价水浒传:“天翻地覆事,侠肝义胆情,忠义照千秋,热血奇男儿。施耐庵于元延祐元年考中秀才,泰定元年(1324年)中举人,至顺二年(1331年)登进士不久任浙江钱塘县尹。施耐庵故里江苏兴化新垛乡施家桥村有墓园、纪念馆,有《施氏家薄谱》存世。施耐庵是元末明初小说家,大明(南直隶)扬州府兴化县白驹场施家桥(今江苏泰州兴化施家桥)人。元末张士诚于白驹场(今分属兴化和大丰)起义,定都平江(苏州)建立抗元政权,自立吴王(朱元璋也是吴王,史称西吴,以区分二者),施耐庵效力于张士诚,之后施耐庵避乱迁居兴化。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其实就是元末起义军将领们的影子。他是著名的元末明初文学家。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住苏州阊门外施家巷,曾入仕钱塘(杭州)。至此,施氏族谱已经出现了。
朱元璋发兵围攻平江,战乱波及江阴,施耐庵想起先后曾任松江同知和嘉兴路同知的好友顾逖是兴化人。那里地方偏僻、四周环水、交通不便,一向有“自古昭阳(兴化别名)好避兵”之说,
据民间口碑,张士诚起兵反元,在平江(苏州)称吴王,聘施耐庵为军师,后张士诚降元,施耐庵屡谏不从,因而弃官去江阴祝塘东林庵坐馆。朱元璋发兵围攻平江,战乱波及江阴,施耐庵想起先后曾任松江同知和嘉兴路同知的好友顾逖是兴化人。那里地方偏僻,四周环水,交通不便,一向有“自古昭阳(兴化别名)好避兵”之说,于是特意差人给顾逖送去一封信,并附诗一首:
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指昭阳,即兴化)好住家。
愿辟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当时民谣:“李生黄瓜,民皆无家”)
顾逖见信后,马上给施耐庵回信,欢迎他来兴化避难。信中也答诗一首:
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送一笑旧同寅。
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
他隐居写水浒, 深令世人瞩夙与钦佩。
施耐庵接信后,将大弟彦明留在苏州原籍,带了续娶妻子申氏、二弟彦才和门人罗贯中,冒着战乱的烟火,横渡北上。
后在顾逖的帮助下,在兴华东人烟稀少的地方购置了田地、房产,并专心在这里写水浒。隐居期间,结识了许多农夫和盐民,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故事,成了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重要素材。经过再创造,以惊人的艺术才华,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108将豪侠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
施耐庵一边讲学一边写书。一天,他写到《水浒传》中石秀智杀裴如海,头陀敲木鱼这一段,突然想到东林庵珍藏的木鱼木槌,心中疑惑不解,便向徐麒问:你这庵里的木鱼木槌,为何像宝贝一样珍藏呢?徐麒说:这庵里原先住着一位老和尚,他念经拜佛用心极诚,一边念经一边敲木鱼。说着他用手指着木鱼的凹陷说:你看,想让他们懂得,读书,做学问就是要专心致志。施耐庵听了,连连点头:我们写书,也要有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行啊!事后,他提笔写了“耐庵”两个字,贴在门楣上,意思是告诫自己要排除一切困难,写好《水浒传》。外人不知其意,便把他称为“耐庵先生”,时间长了,他也觉得这个名字不错,便改名为:施耐庵。
施耐庵约1370年卒,终年74岁。
《水浒传》对后世的文学与农民革命的两大影响
《水浒传》是元末明初施耐庵先生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它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它以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屹立在我国文学史上,成为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水浒传》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总的来说《水浒传》有两大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就是对后世文学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却是对后世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产生了积极作用的影响。
《水浒传》中所描绘的人物多达几百个,其中有不少鲜明的性格人物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比如武松、鲁智深、李逵、宋江、林冲、杨志等,在施耐庵的精雕细琢下,《水浒传》中的人物被写的活灵活现。
《水浒传》成书后不仅在人民群众中流传不绝,而且也获得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喜爱。比如,明代中叶的著名学者胡应麟在论学专著《少室山房笔从》中说:“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
明代思想家李贽也把《水浒传》和《史记》、《杜甫诗集》、《苏轼诗集》、《李献吉集》同列为宇宙内的“五大部文章”。
《水浒传》盛行后,成为后世的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汲取题材的来源。比如在明清的戏剧作品中,明代的李开先的《宝剑记》、沈璟的《义侠记》、许自昌的《水浒记》等传奇,清代李渔的《偷甲记》、金焦云的《生辰纲》、佚名的《鸳鸯楼》等传奇,都是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
在小说方面,《金瓶梅》则是根据《水浒传》中的第23回至第26回的内容而扩大和再创造的。《水浒后传》则是以《水浒传》续集的面貌而出现的。《说岳全传》中的一些人物被写成是水浒英雄的后代。这些充分说明了《水浒传》对后代文学的巨大影响,直到今天,水浒故事的题材仍然在京剧和各种地方戏剧目中占据着很大的比重。
《水浒传》既然是集中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曾经存在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那么,它成书后也必然会对后世的人民群众为反抗封建统治阶级而进行的各种各样行动产生无法估计的深远影响。
后世的农民起义领袖往往也从《水浒传》中得到启发,并把它当做成一种学习的资料,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效仿其中所写的一些内容。
这首先表现在战术、战策的仿效上。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贼情集要》中也说太平天国军队的策略“采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晚清的“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湘军将领胡林翼也曾说过“草泽英雄的奇谋妙计全以《水浒传》为师资”。
其次,后世的一些农民起义领袖还直接采用了《水浒传》中起义队伍的政治要求的口号。比如李自成和洪秀全都自称为“奉天倡义”,清末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也发出了“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号召。太平天国的旗帜上有“顺天行道”字样,义和团的旗帜上也写着“替天行道”。反清的秘密组织天地会、洪门也都把成员聚合的地方叫做“忠义堂”。
另外,一些农民起义领袖更是把《水浒传》中的英雄姓名、绰号作为自己的姓名、绰号,比如明代黄河上有“盗伙”二十余人,为首的被称为“宋大哥”。清代道光初年桂阳地方有一万余人掀起了反抗运动,也推他们的领袖为“宋大哥”。太平天国领袖之一翼王石达开则曾自号“小宋公明”。
上述的这些事迹说明了《水浒传》一书不仅对我国后世的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说明了对后世的人民群众反抗运动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水浒传文学影响就更大了,对其他艺术形式,如戏剧、曲艺、绘画、等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后代小说创作产生的影响是划时代的,成为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
具体说:
1、明清两代的农民和绿林豪杰起义,往往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
2、进步文人及思想家、艺术家如李贽等往往以《水浒传》中的忠义思想来批判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或者以梁山英雄的纯真朴实,来抨击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
文学艺术影响
1、作品所创制的英雄传奇小说的体式,对后代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
2、《水浒传》对其他艺术形式如戏剧、曲艺、绘画的影响是经久不衰的。
《水浒传》是一部以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作为创作主题的著名长篇小说,因其特殊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被列为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
明末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将《水浒传》与《离骚》、《庄子》、《史记》、《杜甫诗》、《西厢记》合称为“六才子书”。
李渔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定为“四大奇书”。但他本人对宋江的评价非常低,在他的批注本里,处处可见对宋江的贬损。后来有人把“四大奇书”,加上《红楼梦》、《儒林外史》合称为“六大奇书”。
《水浒》以它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水浒》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及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水浒》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于人物塑造上,全书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水浒》之所以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影响巨大的作品,不仅在于它思想内容的丰富,而且也由于它艺术的成熟。《水浒》继承并发展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秀传统,而且把二者结合起来。
前70回表现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农民起义的酝酿、形成和发展过程,深刻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宠信他的故事,放在故事的开端来写,以示“乱自上作”,体现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思想。《水浒》在揭露贪官污吏的残暴腐败时,也歌颂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
《水浒传》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腐朽,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力,人物性格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又鼓吹“忠义”,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局限。
《水浒传》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广泛流传,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首先,《水浒传》里的反抗精神和理想英雄成为鼓舞后代人民革命斗争的火炬,指引和激励着人民奋起反抗封建的黑暗统治。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有的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如与太平军同时在北方起义的黑旗军,就以“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为号召;义和团旗帜上也写着“替天行道”、“扶清灭洋”;有的从《水浒传》里学习政治、军事斗争的经验,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在战略战术上,就有直接效法《水浒传》之处;有的则借用水浒英雄的绰号,以梁山好汉自居。只要翻一下徐鸿儒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天地会、小刀会起义、义和团斗争等农民革命斗争的史料,就可以看到《水浒传》的影响。
其次,具有进步思想的文人如李赘、金圣叹等,他们强调水浒的忠义思想,用以批判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他们歌颂梁山英雄的纯真朴实,批判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控诉假道学的“可恶、可恨、可杀、可剐”。再次,(水浒传》的重大影响,还可以从反面看出。统治阶级对它极端仇视,视之为洪水猛兽。说它是一本“贼书”,“此书盛行,遂为世害”,“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因此屡加禁毁。如崇祯十五年(1642)曾下令“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版籍”。但是,《水浒传》是禁毁不了的,而且越禁越发传播得快,于是统治阶级用《荡寇志》这样的反动作品来“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
《水浒传》在文学艺术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它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作品,它所创造的这种英雄传奇的体式,对后代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说唐》《杨家将》《说岳全传》等作品都是沿着它所开辟的创作道路发展的。同时,它对侠义小说也有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三侠五义》等一系列公案侠义小说,虽然作者的命意与《水浒传》大相径庭,“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鲁迅语)。《水浒传》对市井生活的生动描写,对当时风俗习惯的形象展现,对人情小说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金瓶梅》就是从“武松杀嫂”这一段演化而来的。在《金瓶梅》等人情小说中,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潘金莲、阎婆惜、白秀英、潘巧云以及西门庆、裴如海这些市井妇女和流氓恶棍的影子。
《水浒传》对其他艺术形式如戏剧、曲艺、绘画等也有很大影响。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明清传奇作品,有李开先的《宝剑记》,陈与郊的《买宝刀》,许自昌的《水浒记》,沈璟的《义侠记》等三十余种。京剧、昆曲和各种地方戏都有大量的水浒戏。扬州评话中的《鲁十回》《林十回》《武十回》《宋十回》《卢十回》《石十回》,王少堂的《武松打虎》等都是曲艺中的著名作品。以水浒为题材的绘画更是不可胜数,明《陈老莲水浒叶子》就是绘画方面的杰出代表。近年来,又出现了不少以水浒为题材的电影、电视作品,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水浒传》的巨大影响还表现在它的续书方面。《水浒传》的续书最主要的有三部,即《水浒后传》《后水浒传》和《结水浒传》(《荡寇志》)。在中国古代小说浩如烟海的续书里,《水浒传》的续书最有特色,也最有价值。
《水浒传》不但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也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1759年日本就有了《水浒传》的节译本;1933年美国赛珍珠译的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水浒译本,产生了很大影响。现在《水浒传》已有十多种文字的数十种译本,风行世界,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放射着璀璨的光彩。
总之, 《水浒传》的文学地位不客忽视:
1、《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2、《水浒传》也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
版本众多,流传极广,脍炙人口,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3、 《水浒传》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它形象地描绘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深刻揭示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和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具体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历史原因。
《水浒传》对世界文学的不朽
《水浒传》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一个个活着的“人”。
从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角度看,元末明初的江淮之间有水浒本事,梁山地区并没有宛子城、金沙滩、鸭嘴滩等水浒地名,而施耐庵故里却有芦苇荡、蓼儿洼、水浒港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在这里武松打虎、林冲夜奔、神行太保等都能找到文学原型,是施耐庵深深扎根在里下河地区的泥土里,以胸中丘壑、笔底烟云供养了文学的参天大树。
《水浒传》为我国明清小说开辟了一条健康宽阔的道路,后来的言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英雄小说《说岳全
传》、《杨家将》,均可看出《水浒传》对这些作品的影响。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金瓶梅》《西游记》在明末清初被称为“四大奇书”;在现当代,《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被称为“四大名著”。这两种称号都反映了人们对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高度评价。
对清朝以后的中国人来说,四大名著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儒家学说。
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 《西游记》等名著。”关于《水浒传》,他甚至认为谁不看完《水浒传》,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
耐人寻味的是,四大名著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和传统文化密切相连,而且它们恰好各自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
《三国演义》讲的是国家,《水浒传》讲的是社会,《西游记》讲的是自然与天道,《红楼梦》讲的是家庭,国家、社会、自然、家庭这四个方面,是人类社会最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四大名著分别揭示这四个方面,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相辅相成的整体。
《水浒传》中的英雄故事走出围城,走向东西方各邦,用东西方语言来展示自己的英雄特质,展示古老的中华文明。
杰克逊说得好:“《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国的人类历史。”
世界各国文字翻译《水浒传》,以日文为最早,而在西方文学中,则以法文为最早。随后东方的朝鲜、越南、泰国相继出现了各自的译述,西方的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前苏联、捷克、波兰、匈牙利也陆续出现了各自的译章,此中有片断,也有全本,各以其语言容量,尽可能地将它翻译得至善至美。
位于亚洲东部的日本是很早接受中国文学的一个岛国,灵元天皇的灵宝年间(1673—1681 年),上段为《水浒传》,下段为《三国46演义》的合刊本《二刻英雄谱》便传到了日本。100 年前日本北村三郎在《世界百杰传》中,于中国仅取孔丘和施耐庵二人为传。孔子是高雅文化的代表,施耐庵是通俗文学的权威。翻译《水浒传》名为《梁山泊的强盗》一书的德国专家库恩说:“《金瓶梅》《红楼梦》 主要讲屋子里家庭内的生活,《水浒传》却不同了,它是讲屋外的、大地上的事情。从《水浒传》可以看到‘我们理想当中的英雄人物’。《水浒传》是民间的诗篇。《水浒传》与《金瓶梅》的关系像是母与女的关系。没有必要对《水浒传》的价值多费唇舌,作品本身就说明了它的价值。《水浒传》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汉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而从文艺角度来说,一个文学家如果谁不知道《水浒传》这部作品,那将会成为笑柄。”
《法国大百科全书》阐释《水浒传》的条文为:“《水浒传》与西方骑士小说互相呼应,《水浒传》对各种人物的英勇或懦弱的描写都是对龌龊的社会所进行的愤怒的批判。
《水浒传》中许多故事又与阿拉伯故事相媲美,这些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大胆机智,经常拿豪门富家子弟取笑开心。《水浒传》堪称传奇作品的伟大典型。”这种代表西方学术界对《水浒传》所作的高度评价,与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总体评价是完全一致的。
现代文学家鲁迅说:"'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名誉教授夏志清:“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至少在两个主要方面发展了中国的小说艺术,其一,它大量采用了现代读者仍喜闻乐道的白话文体。其二,它在塑造人物、铺陈故事时,能不为史实所囿。”“《水浒》以真实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写了不少江湖豪杰的故事,比《三国演义》的确具有更生动的现实主义特色"
美国作家赛珍珠:(《水浒传》是)“中国生活伟大的社会文献”。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这部13世纪的“流浪汉体小说”并不比17世纪西班牙同类的小说逊色,而在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它们。如它完全没有说教,有时情节的展开像史诗般的广阔(有围困城堡和城市的场面),以及对超自然的和魔幻方面的描写能令人信服。最后的这个特点使这部小说和所有这一类小说中最古老、最优秀的作品——阿普列乌斯的《金驴》相接近。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水浒传》)“记录了那个遥远年代人的基本生存状态”。
《水浒传》确实是世界文苑中的一朵奇葩,是世界“传奇作品的伟大典型”,它受到全球人士的普遍褒扬是理所当然的事。
《水浒传》不仅哺育了明清两代的作家,而且也熏陶了现代、当代作家。
冰心说,她是在《水浒传》《聊斋志异》这些作品的诱惑下开始写小说的。
瞿秋白说,“中国的《水浒传》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他希望作家们努力“去做施耐庵。
周而复说:“给我影响较大的是《水浒》、《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鲁迅、茅盾、老舍、周立波、艾芜,等等,都曾从不同角度评述了《水浒传》的伟大成就,谈到过 《水浒传》 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水浒传》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最好典范。
在人类文学艺术史上有许多传世之作,它们流传后世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作品因其固有的文化价值,在后世仍然有人研读,但社会影响力比当初减弱了;另一种是作品除自身价值不朽外,还在世世代代的流传中始终保持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后者比起前者更难能可贵,《水浒传》就属于后一种作品。
谁在世上作出了贡献,谁就受到人民的拥戴。施耐庵写就了个性化、典型性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创作中的第一座高峰和里程碑,其卷帙之浩长,内容之丰富,结构之庞大,形象之生动,思想之宏博,立意之深沉,描绘之逼真,构思之巧妙,情节之新奇,故事之曲折,语言之精辟,读者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
施耐庵创造的乌托邦的理想王国的艺术典型是永恒的。在梁山泊里,不管你来自东南西北,长着怎样相貌,操着哪种语言,不管你“曾是帝子神孙,富豪将吏,文学士子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水浒传》熏陶与影响。
文化传承与创新了现代、当代作家。冰心说,她是在《水浒传》《聊斋志异》这些作品的诱惑下开始写小说的。瞿秋白说,“中国的水浒传》是一部名贵的文学典籍”,他希望作家们努力“去做施耐庵”。
周而复说:“给我影响较大的是《水浒》、《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鲁迅、茅盾、老舍、周立波、艾芜,等等,都曾从不同角度评述了《水浒传》的伟大成就,谈到过 《水浒传》 对自己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水浒传》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最好典范。在人类文学艺术史上有许多传世之作,它们流传后世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作品因其固有的文化价值,在后世仍然有人研读,但社会影响力比当初减弱了;另一种是作品除自身价值不朽外,还在世世代代的流传中始终保持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后者比起前者更难能可贵,《水浒传》就属于后一种作品。
谁在世上作出了贡献,谁就受到人民的拥戴。施耐庵写就了个性化、典型性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是中国小说创作中的第一座高峰和里程碑,其卷帙之浩长,内容之丰富,结构之庞大,形象之生动,思想之宏博,立意之深沉,描绘之逼真,构思之巧妙,情节之新奇,故事之曲折,语言之精辟,读者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施耐庵创造的乌托邦的理想王国的艺术典型是永恒的。
诞生于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不但是中国文学的,而且是世界文学的一大奇书;施耐庵———横空出世的文学巨匠,他不但是中国文学的,而且是世界文学的一大奇人;他是当之无愧的长篇小说的鼻祖。
毛泽东同志对《水浒传》的评论及相关轶事
1959年2月2日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一——出自《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之魂》与《文人毛泽东》)
问题就是矛盾。许多所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水浒传》“三打祝家庄”,就是探庄,石秀探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另一个问题。打了败仗,瓦解三个庄,孤立祝家庄。第三个问题是祝家庄内部情况不了解。于是派人假投降,内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
《庐山会议实录》中,李锐综合自己和其他在场人员对毛泽东讲话的记录得到的整理稿如下:
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 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 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 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那个我看是可以的,他劫什么人?劫土豪劣绅。 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 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 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 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五月,有几亿农民, 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 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
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向大家推荐《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这篇文章,出自《缅怀毛泽东》下册:
1959年2月,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索取2月1日的《光明日报》。给他找来的报纸还没有来得及送走,接连又接到其他许多同志打来同样意思的电话。原来,这天报纸的《哲学》专刊第174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曹家铸写的一篇文章:《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好,在一次会议上推荐给大家看。因为前来索取的人数多,报社发行部门将留存的报纸全拿出来还不够,最后把印刷厂挑拣出来的、印刷质量不合格的“残报”也都送出去了。
有老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回忆片段——记毛泽东二三事》中回忆毛泽东同志关于《水浒传》的评论:
我就听过毛泽东同志介绍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他从这里引伸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毛泽东阅读并标注了茅盾撰写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时间约在1957-1966之间,出自《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有关《水浒传》的研究和评论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过。他的存书中,有一本《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这本书中茅盾撰写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毛泽东阅读的时候,还用黑铅笔在书上画了许多的道。
出自《毛泽东之魂》与《文人毛泽东》, 时间记录为”1959年2月“。
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 《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于是石秀探庄;解决第二个矛盾,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解决第三个矛盾,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这才有孙立的“投降”,里应外合。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胜利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
出自《文人毛泽东》(与《毛泽东之魂》作者相同),文字最为丰富,多补充了李逵一段《三打祝家庄》。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先前就有“探庄”那个戏,是个很好的戏,把它发展一下,就成了《三打祝家庄》。这个戏就是解决几个矛盾。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先解决第一个矛盾,由石秀化装去探庄,弄清了盘陀路,解决道路问题。解决第二个矛盾,就是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结成统一战线,扈三娘、李应都是很厉害的。结果是各个击破,先把李应拉过来,扈家庄是用武力解。决的,作家写李逵为了使扈三娘没有顾虑,只放走了她的一个哥哥,其他都统统杀了。所以李逵这个人还是有缺点的。解决第三个矛盾,就是对祝家庄这个年部堡垒情。况不了解,这才有孙立的假投降,里应外合,最后打进去了。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
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向大家推荐《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这篇文章,出自《缅怀毛泽东》下册:
1959年2月,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索取2月1日的《光明日报》。给他找来的报纸还没有来得及送走,接连又接到其他许多同志打来同样意思的电话。原来,这天报纸的《哲学》专刊第174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曹家铸写的一篇文章:《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好,在一次会议上推荐给大家看。因为前来索取的人数多,报社发行部门将留存的报纸全拿出来还不够,最后把印刷厂挑拣出来的、印刷质量不合格的“残报”也都送出去了。
1975年深秋,观看了《林冲夜奔》的录像,出自《中国第一人——毛泽东》
1975年深秋,主席在身体病重的情况下,提出要看侯永奎的《林冲夜奔》,当他听说我父亲身体有病,不能再演时,惋惜地问,谁还能演?于是,在莫宣导演的指导下,由我为主席专门排演了《林冲夜奔》,录好像后,送给主席,主席看后说了四个字‘后继有人’。
1975年11月后,评阅了《〈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文,出自《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笔者在毛泽东阅批过的书刊中,还看到过一本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1975年第11期)。这一期杂志上刊有署名为罗思鼎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水浒〉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篇文章的标题上方毛泽东用黑铅笔划了一个大圈,标题下面划了一条粗粗的浪线。本期杂志封面刊名上方毛泽东用红铅笔划了一个大圈,标题下面划了一条粗粗的浪线。本期杂志和罗思鼎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晚年毛泽东的注意。如果说毛泽东阅读过或者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过这篇文章,那也是1975年11月或者11月之后的事了。”
毛泽东阅读并标注了茅盾撰写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时间约在1957-1966之间,出自《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有关《水浒传》的研究和评论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过。他的存书中,有一本《水浒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这本书中茅盾撰写的《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毛泽东阅读的时候,还用黑铅笔在书上画了许多的道道。
《水浒传》的人物轶事
拳打恶霸
明朝初年的一天,施耐庵在一座茶山上游玩,正遇见一个恶霸在强夺农夫的茶园。他十分气愤地赶上前去阻止。恶霸见来人理直气壮,只好偷偷地溜了。事后恶霸打听到来人的住处后,便花钱雇了一帮打手,围住施耐庵的居所。施耐庵见此情景,只是微微冷笑,便坦然自若地迈出了门。打手们见他赤手空拳,便一哄而上。其中一个黑脸大汉,手举根铁棒挟着风声朝施耐庵的头顶劈来。施耐庵侧身摆头,一个“顺风扯旗”,让过了棒锋,双手就抓住了铁棒,同时飞起右脚,正好踢在大汉的小腹上,那家伙便滚出一丈多远。施耐庵舞起夺来的铁棒,一阵旋风般地横扫,吓得那帮家伙四处逃窜。
棒打无赖
有一年的元宵节,施耐庵上街观花灯。忽然看见一个恶少在街尾侮辱一名妇女。他怒火顿起,用右手将那家伙提起,然后像摔死狗似的将他摔在地上。恶少吓得连连磕头求饶,施耐庵这才饶了他。谁知道第二天,那家伙纠集了七八个无赖前来报复。施耐庵不慌不忙地找来一根粗绳,让无赖们用绳子拴住他的双腿,然后叫他们用力拉。尽管他们一个个累得脸红脖子粗,施耐庵的双脚像生了根,站着一动不动。然后他取出铁棒,一记“乌龙摆尾”,便将身旁的一棵大杨树“咔嚓”一声打断。无赖们见他有如此功力,才知道是遇上了高手,个个叩头认输了。施耐庵在写《水浒》时,还将这段亲身经历融进鲁智深在大相国寺降伏众泼皮的情节中去了呢。
武松打虎原型
据说,施耐庵《水浒传》中的许多地名,都取之于祝塘附近。如“三打祝家庄”是全书中的重头戏,其实祝家庄就是祝塘镇。小说中武松景阳岗打虎出神入化。据说当时施耐庵不过是到大宅里村后的后阳岗散步,见有条黄狗睡在松树下,一个叫武阿尔的庄丁把黄狗给打跑了,施耐庵便以此为原型进行构思创作,把现实中的后阳岗写成景阳冈,黄狗写成了打老虎,武阿尔自然也就成了人人敬佩的英雄武松了。
朴刀杆棒写就的传奇——《水浒传》源流考
零散模糊的梁山好汉事迹已逐渐演化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生气勃勃,且有明确叙事脉络的动态英雄世界。明代“弘治中兴”所造就的宽松文化气氛与江南地区印刷业的兴旺,最终导致了《水浒传》的刊行出版。《明容与堂刻版水浒传》的卷首,有一篇无名氏所作序言,就生动说明了这部江湖奇书为何能同时在上至鸿儒士子,下至贩夫走卒间广为流传……
刘伯温有道,"突兀高台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赢,饮泉清节自寥落,何但梁山独擅……。"
一、市民社会与绿林豪客
宋代由于城市商业经济繁盛,市民文化勃兴,常常被西方汉学家们比附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唐与五代时期内容不断世俗化的佛经“变文”说唱逐渐演化成了市井“瓦舍”中的说唱伎艺,从而将民间叙事艺术推上新高峰。南宋文学家洪迈曾记载,当时在临安的茶肆中用整幅纸张贴着预告“今晚说汉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京瓦伎艺》中,详细开列了“说书”职业艺人的名单与他们擅长的题材,包括专攻“讲史”的孙宽、孙事务,喜好铺陈“小说”的杨中立、张十一,以及表演“诨话”的毛详、合生等诸人。
为了杂萃各家之长,推陈出新,这些民间叙事者组织了编写话本的说书人团体“书会”,以及行会组织“雄辩社”。《梦粱录》与《东京梦华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北宋京城汴梁和南宋迁都临安后30多位“书会才人”的名单,其中不少人有贡士、解元的头衔,还有一位虽没有功名,但称为“乔万卷”的名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下层知识分子“门第卑微,职位不振”,“解元”、“贡士”的头衔不是真正的功名,而是市井细民给予的尊称。在说书人讲书的同时,往往伴有形象的“影戏”,这些人物形象以“素纸雕镂,后用彩色装皮(羊皮)为之”,在绢布屏幕后被人操纵,以突显故事情节。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博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南宋人耐得翁在所撰的《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很明显,关于绿林英雄好汉的民间叙述在逐渐丰富后,形成了独具门类的“博刀杆棒”类题材。博刀即朴刀,宋史中曾有“为盗者多持博刀”的记载,而官修之《武经总要》中详列北宋军中制式用刀四种,唯独不见关于“朴刀”的记载,则证明它是一种在宋代严禁民间携兵,压制搏击技艺发展的环境中出现的“私兵”。《宋会要辑稿·兵》曾记载,宋仁宗天圣八年三月曾专门下诏,命令川陕路不得私造“袴刀”,并明确指出,将袴刀安装在柱仗头上,就称为拨(博)刀。这种盗匪、乡民,以及豪强庄园所豢家丁所常用的兵器,逐渐成为民间文学叙事中对于绿林好汉江湖逸事的指代性符号,宋代《述古堂书目》中,就曾将《山亭儿》、《赖五郎》等与强盗、义侠相关的故事统称为“朴刀类话本”。
在今天所流传的南宋时期107个说书“话本”中,归在“朴刀杆棒”类目之下,涉及水浒英雄故事题材的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三出。通俗小说、曲艺研究专家陈汝衡认为,南宋首都临安与京东、京西地区的“说话人”各自有擅长的话本片段,不同地区各自崇拜地域性浓厚的江湖英雄,诸如太行山英雄谱系中的史进、林冲、杨志、陈达、杨春,抑或“梁山水泊系统”中的晁盖与阮氏三雄。直到《大宋宣和遗事》成书的年代,才有专人开始搜集辑录各地水浒题材唱本,并且以宋江为核心人物对故事进行串联改编,从而具备了《水浒传》的雏形。
早期水浒英雄好汉的故事,有相当部分的情节来自其他题材相同的笔记小说。南宋笔记小说家洪迈的作品《夷坚志》卷十四有《武唐公》一则,主人公是一位医术精湛而脾气暴躁的奇僧,“嗜酒无赖,尝夜半出扣酒家求沽……怒酒仆启户迟,奋拳偡其胸”,这与日后鲁智深在五台山出家后寻沽不成,怒打卖酒汉的情节如出一辙。同样,《夷坚志补》卷二十五有一则名为《桂林走卒》的轶事,记述一位能行走如飞,名叫王超的官衙隶卒,为了报答恩公桂林通判汪圣锡,毅然在公干途中将身为秦桧党羽的奸臣、录事参军周生交给他的试图污蔑汪氏谋反的公函加以掉包的故事。不难看出,这很有可能就是《水浒传》第三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这一引发梁山好汉江州劫法场,直接奠定宋江上山入伙关键回目故事的前身。
早期的水浒英雄话本中,由于口头传播的缘故,有关人物绰号、姓名乃至性情事迹各不相同,比如船火儿张横起先的绰号为“一丈青”,鲁达并未拥有僧人的身份,而是一名落魄军官,而梁山好汉的数量也在十余人至三十余人之间不定。最先确立梁山好汉为36人,以及宋江魁首地位的,是景定年间曾在两淮制置司李庭芝幕府任职的南宋末年诗人兼画家龚开。他根据宋廷御用画师李嵩所绘宋江等36人画像,写成了《宋江三十六赞》。在序言中,自称“年少时,壮其人(宋江),欲存之画赞”,但由于“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写”。直到从《东都事略·中书侍郎侯蒙传》里读到宋江以36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的记载,才坚定了动笔的决心。
在《宋江三十六赞》中,梁山好汉的绰号大体可以按照性情特征、擅长才艺与外貌特征,分为三类,在编订好汉的名目与绰号后,龚氏依次为每位好汉写成四句十六言的“赞”,概括其事迹。诸如宋江之赞就为:“不称假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宋江之绰号“呼保义”于是被首次提出。“保义”一词的解释至今众说纷纭,但主流学界一般认为来自宋代官职。《宋史·职官志》中,就有“政和二年(1112年),以旧官右班殿值为保义郎”的记载。民国时期著名古文献专家、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余嘉锡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中则认为:“宋江以此(保义)为号,盖眼其武勇可谓使臣云尔……呼者自呼之简词,明其非真保义也。”由此奠定了梁山好汉行为的“忠义”。
二、进出历史的侧面
梁山泊,原本是黄河于五代至北宋以来数次泛滥时期形成的大水洼,南北长度约300里,东西宽度为100里左右。黄河汛期结束后,梁山泊周边形成了多条水道,部分可以穿越济水直通渤海湾,一些则可以进入黄河下游以及淮河支流。“自唐末以来,这一范围宏大的水域就成为反抗官吏与地方政府统治的众多不法者聚集活跃的中心地带。”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佐竹靖彦在《梁山泊与水浒108豪杰》中论述说,“在历代民间文学与叙事的加工中,梁山泊芦苇茂密的景象和泥土味十足的搏斗,被逐渐添枝加叶,描绘得形象而逼真。”
实际上,在有据可靠的正史中,关于宋江与梁山英雄的资料几乎乏善可陈。南宋绍兴年间实录修撰王偁的纪传体史书《东都事略》中,对这群民间叙事中津津乐道的好汉只有如下记载:“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
1939年,在陕西省府谷县发现了一块名为“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的碑石,碑文传记作者为北宋末年进士范圭,内容在于赞颂其岳父折可存一生的功绩。在碑文中,范圭明确记载折氏在率军击溃方腊后,旋即“奉御笔捕草寇宋江”,结果是“不逾月,继获”。在其他有关折氏生平的笔记与零散记载中,则提到过一位协助折氏夹击方腊,同样名叫“宋江”的官军将领,这也许是日后说唱艺人与评话作者杜撰梁山好汉受诏南下讨伐方腊情节的灵感源泉。
尽管缺乏官方记载中的细节,然而动荡的两宋时期,其内忧外患同时存在,战乱与英雄奸臣不断出现,使得后世的民间叙述得以从中汲取丰富的灵感,以嫁接形式传递忠奸褒贬的价值观。南宋高宗建炎年间,梁山泊就出现了一位类似阮氏三雄的水泊好汉张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说他“聚众梁山泺,有舟数百,尝劫金人……军中号为张万敌”。金兵南下攻陷扬州时,由于高宗情急之下,招抚各地义勇,盗贼抵御,张荣遂率部弃寨沿清河南下入泰州,屯驻于鼍潭湖,聚集了万余义兵抗金。而建炎、绍兴年间的洞庭湖区域发生的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则更直接地被评话与说书艺人所采用。
南宋中兴名臣李纲在“与宰相论悍贼札子”中,有一段关于钟、杨义军的论述,为日后《水浒传》中关于梁山好汉“步斗两赢童贯,水战三败高俅”的辉煌战功勾勒了叙述的基础。李纲称义军“据重湖环千里,出没不常,其徒皆渔人舟子,便于操舟,又有溃散兵卒窜其间,以教之战”。这种情况导致围剿的南宋官军左右为难,“欲速成功,则往往不利,屯聚持久,则钱粮之费不赀”。对此,李纲提出的策略是,官军不应深入湖区,而是等待义军出动“抄掠”时,再进剿攻击,并分兵在湖畔鱼米产地驻屯围困,断绝其后勤补给。在《水浒传》第七十六回“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中,高俅向童贯的献策几乎是李纲策略的翻版:“只须先截四边粮草,坚固寨栅,诱此贼下山。先差得当的人打听消息,贼情动静,然后可以进兵。”
实际上,《水浒传》后期梁山大规模征伐攻杀的种种情节战法、兵器仪仗,很可能大部分来自岳珂的《金佗续篇》,作为曾亲自讨伐钟、杨起义的南宋名将岳飞之孙,岳珂对此段历史叙述多来自同时代鼎澧逸民的《杨幺事迹》:例如绍兴三年(1133年)荆南、潭鼎澧岳置制使王躞为统领所部3万禁兵及御前统制崔增、神武后军统制高进部5000人,并节制荆潭制置司水军统制吴全所部战船数百,水陆并进,前往进剿。结果于阳武口一战全军大败,崔增、吴全两统制“战亡溺水”,又说为义军生擒处决,这一情节几乎在《水浒》第七十九回“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中被完全照搬。
三、从独行侠到英雄世界
燕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专家孙楷第认为:“水浒故事当宋金之际盛传于南北……”由于梁山泊地处郓州,在当时金国疆域内,北方说书评话拥有较多的素材与传说,而靖康后南渡至临安的官吏军人中,曾参与平灭招抚宋江义军者亦不乏其人,所以其阅历亦被民间文学小传统所吸纳采用,从而导致南北梁山水浒民间叙事平行发展,各有侧重。直到“元平金宋,南北混同”,才有了奠定同一性叙事的基础。
确实,基于《宋江三十六赞》以及其他零散梁山好汉故事编辑而成的评话《宋江》(宋江演义)最终在元代逐渐成形。同时元代戏曲的勃兴,也为这种叙述增添了更多细节与趣味性。元代戏曲中,梁山好汉为主角的剧目共有24种,包括《黑旋风双献头》、《病杨雄》、《鲁智深大闹黄花峪》、《梁山泊五虎大劫狱》等。在现存6部水浒剧目中,每一部均让宋江最先出场,以一段念白交代本剧行侠仗义故事的大背景,为观众理清梁山好汉聚义过程的脉络:“自小为司吏,结识英雄辈,姓宋本名江,绰号顺天呼保义……因打梁山过,遇着哥哥晁盖,打开了枷锁,为救某上梁山,就让某第二把交椅坐……”戏曲复杂绵密的描述性细节,给更大型的历史演义小说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素材,为了对应三十六天罡星好汉,又产生了“七十二小伙(地煞)”。而许多元曲作家也开始参与话本创作,比如金仁杰、陆显之等。同样,在内容设定上,元明以后的演义小说也将戏剧与早先的野史内容进行了混合。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连环计”,明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批阅三国志》中即明确指出,这一情节是在模仿《吴越春秋》中范蠡献西施的典故,然后再加以元杂剧《锦云堂连环美人计》的背景人物设定。同样,在《宋江》中,这种附比借用更频繁出现,诸如《征辽》几乎所有情节都来自元初话本《中兴名将传》。
最能体现这种交融趋势的作品,即是成书年代与编著者不详的《大宋宣和遗事》,《也是园书目》将其列入“宋人词话”类,书中记载了《十二指使押运花石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玄女授天书》、《归顺招安受诰敕》、《收方腊封节度使》等19个水浒英雄故事。明代《百川书志》认为《大宋宣和遗事》“虽宋人所记,词近鼓史,颇伤不文”怀疑实为元代人所撰,鲁迅在《话本小说概论》中也认为,其中频繁使用了“省元”、“南儒”、“上亭行首”等元代用语,并引用吕省元《宣和讲篇》,将其定位为元代刊行的宋代笔记话本资料选辑。
至此,零散模糊的梁山好汉事迹已经逐渐演化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生气勃勃,且有明确叙事脉络的动态英雄世界。明代“弘治中兴”所造就的宽松文化气氛与江南地区印刷业的兴旺,最终导致了《水浒传》的刊行出版。《明容与堂刻版水浒传》的卷首,有一篇无名氏所作序言,就生动说明了这部江湖奇书为何能同时在上至鸿儒士子,下至贩夫走卒间广为流传:“水浒虽小说家,实则泛滥百家,贯串三教……战法阵图,人情土俗,百工技艺,无所不有……更可喜者,如以一丈青配王矮虎,王定六追随郁宝四,一长一短,一肥一瘦,天地悬绝,真堪绝倒。”万历年间常熟狂狷才子钱希言,在《戏暇》中就曾记载号称吴中四才子的文征明、祝枝山、唐寅与徐祯卿都“暇日喜听人说宋江”
明代中晚期士大夫阶层对于《水浒传》的喜好,不仅出于他们对江湖猎奇事迹的喜爱,也要归咎于始自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后期的兴起。与朱熹开创,宋代以降被奉为正统的“理学”相反,“心学”坚持认为宇宙间各种事物的“有”,完全出于个人心理上的反映,所谓天理,就是先天存在于各人心中的、最高尚的原则。按照这种逻辑推演,则容易产生某种类似“良心自由”与“功利道德主义”的倾向。明末万历年间被视为异端的泰州学派名儒李贽,则以点评《水浒传》为自己的观点张目,在评点第四,五回时,李贽明确提出:“率性而行,不拘小节,方是成佛做祖根基……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作,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
四、施耐庵与罗贯中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水浒传》的具体作者仍然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题目。明代中期,知名藏书家郎瑛在其《七修类稿》中曾说,“《三国》、《宋江》(《水浒传》)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日本著名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小川环树则认为,罗贯中最先将以往戏曲和评话中的梁山好汉故事汇集成小说,最终由施耐庵进行了最后编撰。然而另一种意见则坚持认为,施耐庵此人并不存在,明代藏书家、别号栎园先生的周亮工也认为,罗贯中是出于避祸考虑,假托“施耐庵”为作者,而将自己排在“编次”之列。
在明万历二十二年余氏双峰堂刊《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万历四十二年袁无涯刊《忠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以及最早的嘉靖年间郭勋家刻《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中,作者署名都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直到崇祯末年金圣叹之删改本刊行后,署名作者才只留下一个“东都施耐庵”。自清末民初以来,关于施耐庵真实身份的考据,便一直是学界关于《水浒传》研究的重要考辨题目,其疑似真实身份包括杭州戏曲家施惠,曾为明末反元势力张士诚麾下门客的兴化人施彦端,以及嘉靖百回本刊刻者郭勋之托名。50年代,在《兴化县志》中,曾发现过一篇托名明代淮安仁王道生撰写的《施耐庵》墓志,县志“文苑”中也存在一篇施耐庵小传,然而这些材料破绽极多,关于施氏籍贯,名号乃至中举年份全然不同,对确定施耐庵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其生平全然无助。
相对于施耐庵,罗贯中在历史上留下的踪迹也很模糊,他的大致生卒年月在1330至1400年,其诞生地有浙江钱塘和山西太原两种说法,生性乐天,好游历,号湖海散人。无论如何,他的壮年时期是在杭州度过,这里是自两宋以来“书会才人”和戏剧演出的中心。现今被大体认定为罗贯中的作品,除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也包括《三遂平妖传》和《残唐五代演义》,罗氏还创作过三出杂剧,可惜保存今日的只有一出《宋太祖龙虎风云会》。
罗尔纲曾提出,罗贯中是《水浒传》的唯一作者,证据即是他所作《三遂平妖传》中的13篇赞词都被转用到了《水浒传》中,而叙事情节方面也有颇多照搬之处。《水浒传》第五十四回“入云龙斗法破高廉,黑旋风下井救柴进”中,高唐州知府高廉使用的妖法为“急去马鞍前鞒上取下聚兽铜牌,把剑去击,那里敲得三下,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罩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喊声响处,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沙内卷将出来”。此段与《三遂平妖传》中王则的妖法几乎完全相同。鉴于这些赞词与雷同情节都发生在前七十一回之中,罗尔纲提出,从第七十二至第一百二十回,受招安,征辽国,平田虎王庆与方腊等内容,为明代宣德、正统后所续加。而如何解释活跃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完成了时间跨度如此漫长的创作与删改?小川环树提出了“两个罗贯中”之猜测,即明初的罗贯中本人完成了《水浒传》最初七十回的撰写,而百回本与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则是嘉靖年间一个或数个民间籍籍无名的作者以罗贯中的笔名创作的。
无论如何,《水浒传》自成书之日起,就为民间艺人提供了更多可借鉴的细节,他们更按照戏曲人物的扮相,来自撰人物一举一动,使人物形象更加具体细致,从而使得这一传奇故事更为深入人心。晚明与清初著名南京说书人柳敬亭,曾得松江儒生莫后光真传,擅说《水浒传》,表演时能够“纵横撼动,声震屋瓦”。曾有幸亲眼目睹其表演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就曾记载说,柳氏当时说到武松景阳冈打虎一段,“描写刻画,细如毫发……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而到了清代中期乾嘉盛世,市民文化亦随着经济繁荣与交通流畅更加勃兴,嘉庆道光年间,仅扬州一地,评话艺人即有两三百人之多,其中能讲《水浒》故事的,亦接近百人,且表演风格与擅长段落各不相同,诸如邓光斗以“跳打功”著称,即以拳术技击动作配合说书,详解梁山英雄的一举一动。譬如江州劫法场一节,邓氏亲说“(李逵)自楼窗大吼而下,举板斧砍杀刽子手,负宋江于背而逸。绘声绘色,听者恍若与李逵同自楼窗跃下也”。
在此种风气影响下,《水浒传》遂跳脱了单纯的娱乐与文化叙事功能,逐渐成为中国近代下层社会意识形态的具象化准则,民间秘密反清结社组织如天地会、洪门,亦以《水浒传》中的忠义精神为维系准则,洪门“外八堂执事二五铜章令”全以水浒英雄事迹为准则:“大哥好比宋江样,仁义坐镇忠义堂;二哥好比吴用样,智谋广大兴山冈……满园哥弟龙虎将,仁义道德天下扬。”从而将“子曰诗云”和“三纲五常”之类抽象观念具象化,灌输于历代民众,并间接促发了太平天国、义和团乃至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决定近代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水浒传》之胡适说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的“《水浒传》是谁做的”这个章节中,做了六点假定来推断“施耐庵”。这话是回答导语开头讲的那一点也是最后一点,在这个假定之前,胡适先生还说到:
一百回本的原本是明初人做的,也许是罗贯中做的。罗贯中是元末明初的人,涵虚子记的元曲里有他的《龙虎风云会》杂剧。(第四点)
七十回本是明朝中叶的人重做的,也许是施耐庵做的。(第五点)
胡适先生首先从版本问题入手,讨论《水浒传》的作者到底是谁。我觉得,胡适先生的方向是正确的,要找出《水浒传》的作者,文本本身最能说明问题。现在所得出的“施耐庵”即“施彦端”,难以洗脱脱离文本、编造故事,乃至伪造证据的嫌疑。
胡适认为,《水浒传》的确有一个金圣叹所说的七十回本,这个本子有可能出自施耐庵之手。而从郭武定刻本以下的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等版本的《水浒传》,其作者恐怕就不是施耐庵了。
把《水浒传》一分为二,因而得出两个作者,这是胡适先生最为独特的观点。胡适先生的这个结论,现在已不为普通读者所知,学术界也很少提及。找们认为,胡适这样讲,恐怕不太在理。
金圣叹所称古本《水浒传》是不是有,胡适并没有给出有力的证据。而从文本来考辨,金圣叹所称古本,其实也是从郭勋刻本衍生的袁无涯百二十回本腰斩、删改而来,迄今为止,尚无实证证实金圣叹真的读到了“施耐庵”的古本。所以,《水浒传》除了有繁本、简本之分外,现在能够看到的通行本,大致应当是一种母本繁衍的分支,施耐庵的《水浒传》只有一个。
就《水浒传》版本问题而言,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前七十回书是“施耐庵”所作。梁山大聚义之后的故事,大概是后人的续书。虽然也有说续书是罗贯中所著,但这个结论几乎也无法考定。这一点,其实也与胡适所言不相矛盾。
胡适乃一代大家,另辟蹊径,标新立异,持一家之言,支持同样恃才的金圣叹也不足为奇。
至于《水浒传》续书是谁所为,同样需要像胡适那样先做版本考定,才能进行讨论。现在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署名作者有两个:施耐庵、罗贯中。
绿野老道认为,这样的署名是非常错误的。即便是罗贯中写了续书,但绝不可能是写了全部的续书,征辽、灭田虎、王庆,讨方腊这四个故事是在万历年间重刻《水浒传》之后,陆续由不同作者完成的,并非一人所为。
胡适先生也否定了金圣叹指责罗贯中“狗尾续貂”之说,认为另外一个百回本的续书作者是罗贯中,另外几十回则是后人续貂的。
综而述之,胡适先生认为有两部《水浒传》,明嘉靖之前有一个七十回本的,作者也许是施耐庵。同时,还质疑施耐庵所作的七十回本《水浒传》是嘉靖时期的改本,因而,才有施耐庵是明中期的书生这一说法。之后的百回本(或可称容与堂本),其作者大概就是罗贯中了。
《水浒传》中的“蒙汗药”为何物
《水浒传》中的麻醉药常在情节中出现, 颇为神秘。
在第十六回里,梁山好汉晁盖等人为智取生辰纲,用蒙汗药下到酒里,把公差麻翻在地,然后大摇大摆地推车劫去财物。这蒙汗药为何物?其实这蒙汗药就是今天所讲的麻醉药。
中国应用麻醉药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两千多年前,《列子·汤问篇》中就记载了战国时代名医扁鹊用“迷酒”剖胸探心,术后又投以“神药”使患者清醒的故事。《后汉书·华佗传》曰:东汉末年名医华佗首创以曼陀罗花为主的“麻沸散”能令人麻醉,忽而不知人事,任人劈剖,不晓痛痒。华佗用此方法成功地做了肿瘤切除和肠胃吻合等大手术,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用中药麻醉药施行外科手术的记载。
《水浒传》中所写到的蒙汗药就是曼陀罗花,曼陀罗花的主要成分是东莨菪碱、莨菪碱和少量阿托品。根据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证实曼陀罗花引起麻醉,主要作用在于东莨菪碱。病人用药后几分钟内即可昏昏入睡,手术时毫无痛感。
中国古代在唐宋期间,应用以曼陀罗花为主的中药麻醉方法已相当普及。但是,在清代以后,中药麻醉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医药方法逐渐被丢弃。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曼陀罗花为主的中药麻醉剂又重放异彩。
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
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自从金圣叹推出他的贯华堂本《水浒传》后,有近两百年人们不知道世上还有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自郑振铎们挖掘出所谓全本《水浒传》后,金圣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又很少有人见到其庐山真面目了。那么,金圣叹的批评本《水浒传》是不是被腰斩的,他为什么要腰斩《水浒传》,七十回本的《水浒传》和金圣叹的批评究竟是什么样子,他所批评的七十回本《水浒传》究竟有没有独特的魅力。这些问题,相信读者在读完这个批评本之后会找到答案,也会由衷地佩服金圣叹的胆识和才华。而金圣叹那些见解独到、语言独特的批评文字,也会让读者耳目一新。他所提出的人物“性格”说,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水浒》几乎家喻户晓,但是对水浒的了解到达入门级别的人绝对少于5%。 学生时代的学子一直本鄙视水浒,原因是看着宋江不爽,直到我们看到了金圣叹的点评,才认识到这部名著的价值。之后我们看金本水浒无数次,感触颇深。
不读金圣叹的《水浒》等于没读《水浒》,这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张,可实际上也并非言过其实。 自金圣叹七十回(到英雄排座次,卢俊义惊梦止)评本一出,全国上下,只知有金本《水浒》,而不知有全本百二十回《水浒》。直到郑振铎将古本翻出,才正本清源, 还其《水浒》原貌 。
2023.01.12 于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