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胜机贯长空
——“驼峰航线”考察札记
文/王德兴
说起抗日战争，有些标志性事件不能不提，比如：西安事变，它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达成；再如《论持久战》，它解决了国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从根本上回答了如何抗战、如何夺取抗战胜利的问题；还如“驼峰航线”的产生及对整个抗战乃至世界反法斯进程的影响，等等。
对于上面提到的前两个问题，包括学术界在内，认识比较统一，在此不作赘述，但对“驼峰航线”的认知与研究，并不算系统和深入，且绝大都分集中在民间。
今年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6周年。借此腾冲疗养的之机，谨对涉及“驼峰航线”（下简称“航线”）相关问题，作一阐述，敬请方家斧正。
其一，“航线”所需飞机及相关人员的来源问题
抗战爆发后，中国在谋求民族抗战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经多方权衡，当时把美国作为争取合作的首选。不仅选派胡适出任验美大使，还屡遣宋子文作为政府特派代表赴美交涉。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后，中国政府拟定了“中美英三国合作方案”，没能得到美英两国认同。但，“邀请美国派遣军事和交通专家来华”的意愿，却伴随美总统经济顾问劳克林·居里博士的访华，得以实现。
1941年3月，美国会通过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租借方案》。中国等38个国家藉此得到不同程度的物资援助。鉴于当时抗战的亟需，中国坚持把飞机作为争取受援的重点之一。
因为伴随远征军在缅甸的失利，那时中国的陆、海外援通道几近全部中断，亟需从空中破局。
而陈纳德的出现，则加快了航空抗战的进程。
经时任中国航空委员顾问的美国人罗伊·霍尔布鲁克的热情推荐，中国政府向在美国军界不受待见、且刚刚退役的陆军航空兵上尉陈纳德发出邀请，从此，陈纳德在中国的天空，开启了他人生事业巅峰的全新航程。
面对战场上中国空军和日本飞机1：53的窘状，陈纳德一方面加紧组织飞行训练，慎重择机升空作战；另一方面，还多次接受中国政府委派，回美游说，呼吁美社会各界为中国抗战募捐物资。
到1941年7月，陈纳德已拥有飞机68架、飞行员11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150名，从而具备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所需的力量基础，并赖此编成名作“亚当与夏娃”、“熊猫”、“地狱天使”的三个飞行中队。此后，还根据战局需要和中美有关方的设计安排，相继调整了隶属关系，名称也随之更改为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等，因他们作战英勇、富有生气，媒体在报道时赞誉他们的飞机似“飞虎”，从此“飞虎队”成为这支航空抗战队伍的代称。后来，这支队伍又与中国航空公司一起，共同担负航空运输、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
从1937年夏到1945年8月这段时间内，“飞虎队”共摧毁敌机2600架，击沉和击伤敌大量商船和44艘军舰，而自身也付出了损毁数百架飞机的代价。 其二，“航线”的开辟及作用问题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较大改进。中国航空公司也由此获得美国援助的飞机。
为躲避日本战机的袭扰，尽快把抗战所需各种物资运送到一线战场，开辟一条新的空中运输通道已势在必行。
1940年11月，时任中航公司经理的威·兰·邦德亲赴缅甸密支那进行考察，商讨建造机场等具体事宜，随后提出如何通过空运，绕过缅甸公路上容易被炸毁的路段，把抗战物资运往目的地的计划。宋子文在此基础上，以备忘录的形式，正式向美国有关部门提交了“中印驼峰空运计划”——这就是此后蜚声海内外的“驼峰航线”。自此，以美国陆军航空队担当主力，以中国航空公司作为重要协肋力量的空中探险大剧，在缅甸北部与中国西部之间的崇山峻岭上空壮烈上演。
航线从四川到重庆、宜宾、泸州及云南的昆明出发直飞印度东北边境的亭苏克亚西南的汀江飞机场，全长800多公里。航线跨越重重高山峻岭，峡谷深涧，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脊，沿途有著名的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脉、横断山脉。山高一般都在4500至5500米上下，在雪线左右，地图上有标注的玉龙山顶高5596米。飞越河流众多，主要有布拉马普特拉河、恩梅开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
美国人格兰姆•贝克这样描写他当年在飞临昆明机场上空时所看到的情景：“漫天都是从印度越过驼峰飞来的美国运输机，我们这架由重庆来的飞机在着陆前，不得不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半个小时，无法降落。整个昆明机场，落满了飞机，简直像一个巨大的蜂箱”。
在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内，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中国航空公司共飞行了8万架次，双方总共参加人数有84000多人，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战斗人员33477人。
这条航线的开通，粉碎了日军大规模封锁，对稳定亚洲战场及人类反法西斯侵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航线”背后的意蕴及启示问题
驼峰航线不仅起伏较大，飞行时需一会爬山、一会钻谷，而且气象条件极为复杂，强气流、超低温、狂风暴雨，已司空见惯，况且，受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飞行情报、通信导航、气象等保障条件也极差。甚至连飞行人员使用的航空地图，由于资料陈旧、未经实测校验，也非常不准确，飞行时需适时检查修正航行方向，否则就会与实际目标相去甚远，甚至酿成机毁人亡。因此，有人形象地称这片飞行区域为“上帝的弃地”。
有资料显示：3年又5个月的驼峰空运过程中，共损失各型运输机514架，占其参加空运全部飞机的50%以上。其中美军印中空运联队损失飞机468架，仅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竟然损失飞机46架，中美两国共牺牲和失踪飞行人员1579人。
“‘驼峰航线’的亲历者美国飞行员迭戈·库赛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告诉记者，那时执行任务，要与恶劣的天气、高耸的山脉和日本军队这三个敌人做斗争”。
当然，这只是针对当事者本人而言，而对于他的亲朋和为数众多的后来者来说，更多的则是无尽的牵挂、怀念与艰难寻找。
抗战初期的一个春末，美国阵亡飞行员约翰·布莱克本的母亲收到了一封来自陈纳德将军的亲笔信，信中告知：她的儿子在1942年4月28日驾驶飞机进行射击训练时坠入湖里，遗体几周后被打捞出水。被当地百姓埋葬在昆明附近8公里处的一块墓地。
当这位母亲几年后，在女儿的陪同下历经千山万水，赶来捧取儿子的骨灰回乡安葬时，当地百姓不仅列队相迎，还帮她完成了隆重的祭典仪式，深受触动的她，最终决定把儿子的骨灰永久地安放在他为之战斗过的土地。她在临终前，从大洋彼岸给墓地管理人员寄来一封信，其中还夹有几张她精心保存的儿子小时候的照片。信中写道：“能有这么多的人怀念他，看来他当初的抉择是对的。我很安心，更为他感到骄傲！”这封信，现今被珍存在当地的档案馆里，与耸立的墓碑一起，常青在“第二故乡”的土地上。
飞虎队的后人在寻找，而作为驼峰航线发祥地之一的腾冲政府有关部门，也在多方寻找当年牺牲在这片抗战热土的盟军烈士。
1988年国殇墓园重建时，遇到一个难题：由于“文革”的破坏和岁月的侵蚀，刻在一块石碑上的盟军名子找不到了，当时只知道一个叫“夏伯尔”的名子，无奈，只好在这块纪念碑上刻上“盟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人们走到这块纪念碑前，心中便升起些许内疚和歉意：这些外国人为帮助我们抗日死在了这里，而我们却连人家的姓名都不知道。
怎么办？广泛发动群众寻找才是正途。后来，参与墓园筹建工作的戈叔亚和蔡雯把这个事告诉了受聘担任界头乡名誉乡长的飞虎队后人丽莎女士。后来又经她的牵线搭桥，与史迪将军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建立了联系。在他及其朋友的帮多下，在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胡弗研究所的战争与和平博物馆里，从当时担任美国驻中图远征军顾问团团长弗兰克·窦恩将军写给上级的报告中，找到了一份美国军人的阵亡名单。终于在腾冲光复6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把19位在腾冲和滇西战役阵亡的美军官兵的名字，庄重刻上了重建的纪念碑。 如果说以上这两个故事，所折射出的是人性的“暖”和跨越国界与时空的“情”，那么下面这个故事，则反映出的是当时身处险境的“驼峰”勇士的无畏与艰辛。
1943年，出生在广东顺德的龙启明，从留美空军飞行员培训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驼峰航线”上开运输机，回国后第二天一早就开始飞。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他记忆犹新：那天天还没亮，运输机的引擎声就响成一片。飞行员宿舍的过道里到处是急促的脚步声，食堂里的伙食尽管十分丰富，但不少人都是随便拿上几块黄油面包和一罐牛奶就往外跑。
飞机不统一编号，也不固定飞行员，哪架飞机回来了，正在待命的机组马上替换，装载完军用物资后立即起飞。整天就是一个连轴转。由于不知道飞机何时回来，待命的机组人员连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
在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时，前面云层突然出现了雷雨闪电，我向机长请示返航，机长的眼睛看上去就像要喷火一样，只嘟囔出一句话：“继续飞！”后来我才知道，飞行大队的指挥官曾斩钉截铁地对机长们说：“飞越驼峰，没有天气限制！”
那时候，“驼峰航线”上摔飞机是很平常的事情，有时一天摔掉好几架，死好几位飞行员，少数掉在内地的被当地民众救助了，绝大部分在原始森林或冰天雪地里失踪。经常是刚才几个人还在一起吃饭，有人飞走了就再没有回来。
还有一次，我们的飞机快到达目标机场时，塔台紧急呼叫说日机马上要来轰炸。这时，飞机没油了，我向机长请示，是马上跳伞还是迫降。机长阴着脸沉默了片刻，说了句：“这会儿，飞机比我们的命更值钱！”然后下令迫降。
于是，我们选择了距离目标机场不远的一块茶田作为迫降着陆点。我当时把挂在脖子上、刻有姓名和血型的铭牌和随身佩带的匕首、手枪都包好放在身上，想：“万一牺牲了，怎么也得让我远在昆明的太太认得出来呀！”
飞机在空中盘旋时，无线电里又传来塔台的呼叫，通知我们说敌机离开了，可以在机场跑道上着陆。我们机组的人几乎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机长更是大喊大叫，像个孩子一样。
还没等我们飞进机场跑道，螺旋桨就停转了，飞机直直地掉在了跑道外面的草地上，我们在座位上被蹾得心脏都差点跳出来。万幸的是，飞机没有受到多少损失，机组人员也没伤亡。
但如此结局，并非常态，更多时候是险象环生，甚至会从此于人间销声匿迹，时至今日，虽官方与民间联袂找寻，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的遗骨，仍散落在冰川雪峰之间……
中国古代圣贤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战争之道、人性之道、和平与发展之道，能衍生出什么呢？在腾冲这座被誉为“边地第一城”的所在，面对久远的茶马古道、面对烽烟笼罩的滇缅公路，尤其面对正在走进历史深处的驼峰航线，我们内心将会溅起怎样的涟漪？
行文至此，我想起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诗人穆旦1945年9月所作的题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的诗句：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