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树理(连载五)
郝怀明
5、“我只想上‘文摊’,做个“文摊文学家”
1930年9、10月间,在四师合影留念的19位同学以“图谋不轨,蓄意捣乱”的罪名,被开除学籍,史纪言、王中青、杨蕉圃等来信约赵树理去太原相会,然后同去北平谋生。
赵树理立即行动,前往太原。可惜由于盘缠短缺,晚到了几天,没能见到那几位同学,他们已上北平去了。他只好暂时住在万字巷同庆客栈,四处求职。此时,他还给已去榆社执教的王璧先生去信,讲了他眼下的处境,望予指教,“倘蒙夫子不弃,辱惠德教”。
有一天,赵树理在街上忽然遇到一个在家乡上高小时的同学,此人一身军装,趾高气扬,说自己现下在48师供职,为上尉参谋,得知赵树理无事可干,就说他那里正缺一名勤务兵,说着就把他拉往“48师留守处”。留守处设在泽州会馆,他的任务就是给这位上尉打水、倒茶、点烟,还有就是上街为他买“料子”抽。
这个48师,是阎锡山为了扩军弄的一个空番号,底下尚无兵马。没过几天,阎锡山便因倒蒋(介石)中原大战失利,撤销了这个番号。赵树理在那里当勤务兵也就两个星期,即宣告结束。那位上尉参谋另有高就,也许是由于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之故吧,将赵树理推荐到山西绥靖公署当了个录事。
所谓录事,也就是一些公文抄写之事。工资每月6元。工余时间,他常到同庆客栈,为文具店、邮局糊信封,有时也在寓所替某一中学教员改作文,还为某学校刻讲义,就这样零七碎八赚个小钱,补贴生活所需。
1930年12月27日深夜,他奋笔疾书写下一首长篇叙事诗《打卦歌》。这是一篇七言旧体诗,长达84行。写一个侠义青年问卜的情形。他既不问求财,也不问升迁,只问战乱中母亲可否平安。诗作通过青年之口,把他和他一家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父亲死于战乱,老母无人照料的情景结合起来写,反映了战乱的破坏和人民的苦难遭遇,意蕴深沉,笔带愤怒之情,表达了善良的百姓对军阀混战的不满和痛恨。请看这样一段:
尔来溃兵潜晋南,
狂涛击破武陵源,
泽州一带匪扰遍,
一日报端三五见,
仓皇迭访南来人,
询叩十人九人“乱”!
村庄男妇走相逃,
枪声震处裂人胆,
鸡鸣藩篱屋宇空,
尘封旅道行人断。
该诗发表于1931年1月14日《北平晨报》副刊“北晨艺圃”,署名“野小”。赵树理后来解释说,“野小者,野老之子也。”意思是自己永远是乡野父老的儿子。诗的末尾,有段附言:“这段故事,我所以要拿旧体格来写,不过是想试试难易,并没有缩回中世纪去的野心:特此声明。”这是赵树理首次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当时写旧体诗已是日暮途穷,他敢于采用旧体诗的形式写出长篇叙事诗,关注人的生命、生活和安全,反映人民在军阀混战中的颠沛流离之苦,在当时实属罕见,这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也正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
在这期间,赵树理还写有《野水》,据说是他的第一篇作品,但没发表,原稿早已丢失了。
1931年12月18日,赵和清老汉再次为赵树理举办了婚礼。他为儿子相中的这个媳妇,是武安村一个富户的女儿,名叫关连中。赵树理说他们是“先结婚,后恋爱”。夫妻二人相敬如宾,后育有二男一女,叫二湖、三湖、广建。
次年春,赵树理在家乡附近地区新建的洞庵高小谋到个职业。校长王广铎是他高小时的好友,愿意自己另去谋事,腾出空位让他代课,并把自己每月16元的工资分出一半给他。
赵树理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他语文、算术、音乐、图画、体育,样样都能教,历史、地理老师不在时,他也可以代为拿下。他深受学生的欢迎和爱戴。
教学之余,他写了一篇新体诗《新生》,全诗近650行,写一个乞儿被杀后其“游魂”为解除人民的苦难而上阵厮杀、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作品的主人公“我”,本是一个叫化子,一天,突然被两个法警让“我”交待和几个“不相识者”打伙劫人的罪行,否则就要“过炮”。“我”被杀死以后,幸被“逍遥真人”救下,修行49天,成了一个“自由的灵魂”,可以寄生在任何人身上,代替寄主原来的那个灵魂。“我”一会儿是个老人,一会儿是个兵士,一会儿又是个商人、学生,最后找到一位士绅作为寄主,岂料突然“轰天大炮如雷吼,人人闻之头如斗。哭声伴着杀声嘶,嘶向北南东西走。”面对苦难中的人们,“我真不想再听”,便向“逍遥真人”发出呼叫:
我的师呀!
你既不愿违抗天运,
弟子却生就几分叛性。
我只为实在不忍听这种哀音,
我的师呀,请你教我一件本领:
请把我的灵魂分作两分,
让一分儿守此美人,一分儿上阵,
待到把那些杀人的野杂种杀尽,
归来时好再向一处合并。
《新生》反映了赵树理当时的精神状态和愉快的心境。那时的他,正沉浸在教书育人的迷梦和家庭生活的幸福之中,一心想着在这所乡村学校安身立命,以高度敬业精神培养农家学童。此时,他为一个行将毕业的学生的扇面上题词一首:“九曲风清何处险?人道有篇,我道无篇。我较你长几年,人世甘苦,我已尝遍,唯学校是真正乐园,胜似西方极乐天。”“在这里不管它春风怒吼,……(中缺)只要每日应着铃声转,哪怕它妖魔翻劫古佛殿。祝尔青年,不逢太平世,切莫向人间。”这首诗词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和少年学子的深情厚爱,也许还流露出几分昔日“教育救国”的余绪。
可是,在那个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激烈的年代,不可能有“世外桃源”,也没有“极乐天”,阶级斗争你想躲也躲不开。你不招它,它也会找你。
就在他给那位学生题扇不久,他又一次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狱了。
好在有王广铎相救,这位友人兼任着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极力为他担保,他才得以获释。
环境险恶,赵树理在家乡又呆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离开这所高小,他的那个“胜似西方极乐天”的“真正乐园”,再度漂流他乡了。
恰在此时,杨蕉圃来信说,他在太谷县北洸小学任教,将要去太原上学,请他前去代课。
他先上太原,与正在山西教育学院上学的史纪言、王中青相会。
在那里,他写下短篇小说《金子》。这是一篇匠心独运之作,把新区长与地主豪绅相互勾结强征粮秣的经过全部推到背后,而是截取了这场肮脏交易的结尾,借“我”为新区长高升写歌功颂德的“帐(幛)子”,表达人民的苦难与愤怒。他对自己的这篇创作相当得意。
1933年8月,赵树理来到太谷县第五高小,也叫北洸高小任教。
赵树理讲课浅显易懂,还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他最喜爱的作家是鲁迅,他向学生推崇鲁迅,鼓励大家好好学习鲁迅的小说和散文,特别是小说《阿Q正传》。
该校设在汤帝庙,冬天在厢房上课,夏天则把课桌搬到戏台上去上课,附近农民常在午饭后和晚饭后在戏台角落或后台乘凉休息。赵树理常好同这些庄稼汉聊天,打闹,同他们亲密无间,为他们所称赞。
赵树理把他的得意之作《金子》念给当地的农民朋友听,出乎意料,他们反应木然,对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弄不懂,对倒叙、插叙的写法也不大理解。这使他再次感到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和必要。
还是在长治第四师范上学的时候,有一次,赵树理曾经把鲁迅的《阿Q正传》读给父亲听,不料父亲毫无兴趣,只是摇头,拿着《秦雪梅吊孝》就走开了。
这次农民兄弟对《金子》的反应,使他感到切肤之痛。新文艺虽然是进步的,但它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他们和新文艺是绝缘的。
他一直在思索,在探讨,一定要找到一条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所喜闻乐见的创作之路。
此时,左翼文坛正在进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他十分关注。他立下宏誓大愿,要为90%的群众而写作。他说:“我不想做文坛上的文学家,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自愿。”(转引自吴调公:《人民作家赵树理》)
如今,他正在沿着这条创作道路尝试着,探索着,前进着。
在北洸高小期间,他开始了长篇小说《盘龙峪》的写作,并写出了中篇小说《有个人》,署名“尚在”,发表于1933年12月5日至21日《山西党讯》副刊。小说写一个农村知识分子想考秀才而未中,因当上闾长而破产的故事。小说发表后,王中青于12月24日在同一刊物上发表《关于〈有个人〉》的评论文章(署名:忠卿)。文章认为:“自茅盾的《春蚕》、《秋收》之后,接连不断地产生出许多描写农村经济转变的图画……除茅盾的作品之外,大半都犯了一个共同的一般事实公式化的错误,也就是说把客观的真实的事实观念地处理了。”尚在的这篇小说中的宋秉颖,则是个“真实存在的人”,他所遭遇的事实,“也是真实存在的事实”。文章在谈到作者时称他是自己的老友,并“知道他是主张文艺大众化的,所以他想避免了‘欧化’的写法,利用中国旧章回小说的体材(裁),掺入新的内容,原则上我是赞同的,并且我也是这样主张的一个人”。这篇作品突出特点,就是写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这年年底,他还编了三个小剧,并组织学生排演。一个是《灶君上天》,主题是揭露当时政府中无官不贪、贿赂公行的腐败现象。一个是揭露地主豪绅利用欺骗和强抢的手段娶了一个女学生做小老婆,在结婚之夜刺死地主豪绅后逃走,去寻找自己心爱的人。再一个是,在除夕之夜,债主到农民家逼债,农民无力偿还,求神不应,被迫自缢于庙中。这三个小剧,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发出了人道、人权、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呐喊,表现了人民大众强烈的反抗精神。
这些剧,1934年元旦在高小大院子里由一年级学生进行了公演。村里很多人都跑去看,颇受群众欢迎。那些权贵们看了当然不会高兴。
1934年1月底,赵树理突然被北洸高小解聘了。解雇原因,未曾明言。据说是这样一条:“思想过激”。
这是他第四次遭到失业的打击。赵树理来到太原,投奔史纪言、王中青,想找个职业,未果。
一个月后,他又回到了尉迟村。生计无着的他,听说开封一位同乡在那里开的一个笔店找人帮忙,他决定前去,好歹混碗饭吃。
谁想到后不几天,当局有令,要拓宽街道,这个笔店在拆除之列。他只能闲住,有时也给人打卦算命,得个小钱。所带20多块银元大多已经花光,所剩无几。
接二连三的打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精神几乎要崩溃了,再也承受不起这样沉重的精神折磨了。不知不觉之间,他患上了被“迫害狂”症。
大约4月底5月初,他决定离开开封,不回沁水,直奔太原。
在过黄河渡口大桥时,他遇到一件怪事。“警察拦住他搜查行李卷,那里面包了一条毛巾、一个脸盆、一块肥皂和4块银元。通过了检查之后,他继续赶路,在一个村店里停脚过夜。他躺下睡觉的时候,听见窗外有四个人在说只有会门中才用的黑话。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仔细一听,大吃一惊,只听一个人说,从开封来了个汉子,身上有四块大洋。他断定这帮人是土匪,一定是从警察那里得到了他的情报。他怕被绑票,于是在床上躺了三天,抽着劣等的大烟,想显出穷酸的样子,免得土匪注意。”(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112页)可是当他慢慢重新上路之后,他恍惚感觉那几个人一直在尾随着他,直到他走进山西教育学院的大门,他们还在大门外徘徊。他一见到史纪言、王中青,就神色异常地反复高喊:“老赵投奔你们来啦!”
赵树理为“迫害狂”症所困绕,疑虑重重,总以为自己将遭到不测,又怕连累朋友,在5月25日左右的一个早晨,他独自来到海子边投湖自杀,幸被游人及时发现救起,即送警察局后,方恢复知觉。史纪言、王中青得信赶到警察局,把他接回学院照料。
经过适时救治,6月中旬以后,赵树理健康逐步得到恢复,一边休养,一边创作。
在这段时间里,他主要是续写了长篇小说《盘龙峪》。内容是农民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故事。小说以笔名“野小”仅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第2至4期(1935年2月15日、3月15日、4月15日出版)发表过一章。既找不到愿意接受此书的出版商,也拿不出昂贵的出版押金,小报篇幅太小,容量有限,所以,他只写了10万字,也就是一半的样子,就搁笔了。除已发表的一点点外,其它原稿也不见了。
他深感苦闷和无奈,也不免有点丧气。1935年春,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写下一首题为《耳畔》的短诗,曾以笔名“吴戴”在太原发表。诗曰:
你以为你抱有大志,
可惜你的大志只能“抱”,
抱到东又抱到西,
抱得来又抱得去,
是不是要一直“抱”到死了为止?
你会锄地挑粪,
你以为足以自豪。
须知锄地挑粪的角色,
比你高明者不少!
他们都正没有办法,
而你的办法是同他们同锄同挑。
为了维持生计,7月中下旬,赵树理参加了西北影业公司演员培训班。班主任由吕班担任。9月末,以辛亥革命期间阎锡山刺杀山西省巡抚的故事为内容的实习影片《千秋万岁》开拍,赵树理在剧中扮演一个冬烘先生的角色,王中青在回忆文章中说:“赵树理手持长烟袋化装为冬烘先生,还是满像的”。赵树理随后又参加了故事片《无限生涯》的摄制,反映煤矿工人的斗争生活,扮演一个资本家的堂役。
在这期间,他认识了亚马。亚马回忆说:“同年9月,在史纪言家认识了赵树理。史向我介绍说,他姓赵,叫‘尚在’。在讨论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问题时,我与赵树理搞熟了。那时,我写过一篇谈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文章,表示支持鲁迅、瞿秋白的观点,主张内容决定形式,旧瓶装新酒。赵树理发表过一篇文章,署名‘尚在’,认为现在不是什么组织文坛的问题,而是应搞‘文摊’。他鄙视文坛,对上海十里洋场的文坛很不以为然,表示厌恶洋场恶少。他认为,大家应搞点唱本、蹦蹦,群众花一两个铜板,就可以听书、看戏,得到娱乐。我们要做艺人,到民众中去,不要做什么艺术家。”(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第52-53页)
赵树理这段时间一直住在教育学院。教育学院同国民师范只有一墙之隔。国民师范是一所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薄一波、徐向前、李雪峰、程子华以及杜润生等革命前辈都曾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936年2月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太原进步学生大受鼓舞,国民师范成为太原学生运动的中心,进步力量比较强大,不少学生是地下中共党员,领导着太原地区的革命运动。阎锡山不断派特务到国师监视学生的活动。2月中下旬的一个晚上,当局又派个特务潜入学校,被进步学生发现,将其吊在篮球架上痛打了一顿。3月1日,閰锡山派警察数百人包围了国师,大肆抓捕,逮捕140余人,殃及旁边的教育学院,赵树理也被捕了。经审问,知道他是个赋闲之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并(太原简称)漂”,不是国民师范学生,准许讨保释放。
王中青前去签名盖章,写了个保证,就把他保了出来。出来后,王中青对他说:“形势紧张,你先走吧。”
苦闷,无奈,他又踏上了回家的路。
出路何在?人生之路怎么如此艰难、如此崎岖、如此曲折啊!多次失业,多次被捕,飘泊不定,何时是个头啊?他在苦闷、无奈、无望中不懈地追求着,探索着,走着熬,熬着走。曙光就在前头,光明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