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就是用来歌功颂德的，歌功颂德就是它最初的唯一功能。

我们中国文学的源头，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经，换个说法也就是“饥者歌其食之功，劳者颂其事之德”。

全世界其他的民族也莫不如此。

初民们歌颂丰收，赞美天神，颂德消灾，歌唱自己的民族英雄，用艺术记录辉煌的业绩，用歌谣鼓舞后生们进取……

文艺的初起，就是为了一个兴旺的民族、为了一个民族的兴旺而歌功颂德的工具。

把文学解读为批判的工具，是文人的无知和文坛的堕落与没落。

铁凝的《哦香雪》是歌功颂德的，歌城乡沟通之功，颂人民朴正之德，这本是文学最纯正的功能，但是，在文坛把“文学是用来批判的”奉为圭臬的形势下，她不但唱颂歌，而且还是为普通的农家女儿作颂，如此的逆潮流而动，居然一枝独秀屹立文坛不倒，象插在作协的黑土里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的确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我对她的误解，想来也应该是情理之中吧。

党中央把这样一个为农家女作颂的女作家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向全国人民宣示了如今的党中央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今后新文化建设的总体方向，这一举措，让多少个坚守充满信心，给多少个求索带来希望，面对新文化喷薄红起的未来，废墟轰然惊醒，驽马跃跃欲试，新文化的前路大有可为。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由铁凝的升职引发的思考

        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结束，作协文联主席铁凝成为人大副委员长，这个消息着实让我震动不小。我扳着手指点数着作协高层，除了主席铁凝，看看作协副主席的席位上全员承包的、那排的长长的一串名昭利厚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不由得对铁凝的升职感到十分的困惑。

        但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党中央选贤任能举直错诸枉的决心和力度，十年来有目共睹，我从心底里坚信党中央的决策一定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铁凝的升职必有缘故——尽管她也来自那个人神共愤的中国当代作家群体，我决定还是放下我对作协领导的个人态度，塌下心来去了解一下铁凝和她的作品。

一、我之不看现当代作品

        带着“求是”的心思，我百度了一下铁凝，虽然这个名字也十分熟悉，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除了早年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衣》有所耳闻之外，她的作品我竟然一篇都没有看过。

        我的不看现当代作品，由来已久，但是自觉地坚决不看当代作家作品，却是从九十年代，在辽大教工宿舍外的书店里看到少年们捧着媒体热炒的莫言和王安忆的“准黄书”如饥似渴的时候开始。

        从那时起，我离开大好前程的飞机研究所，弃工从文，就准备好不惜一切代价，要在汉奸当道文痞猖狂的当代文坛上闯出一条狭路，当时的原因很简单，我只是为让后人知道，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青年，不都是象莫言王安忆梁晓声们的书里描述的那样自私堕落没有骨气。

        我身边的青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充满希望充满活力激情洋溢要在有生之年建功立业做出一番事业的有志之士有为新人，作为那个时代的新人，我不能允许他们肆意的污蔑我们，在新中国的文坛上，还应该有另一种与他们不同的声音。

        有一段时间里，我不错过任何一个批判莫言的机会，从光明日报到央视再到各种公知大V的自媒体，在莫言的名字所到之处，我都尽我所能地留下尖锐批判的声音。

        但是说实话，莫言的书，我一个字都没看过，除了电影《红高粱》，我没有浏览过任何一篇莫言的原作，包括他炒作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的获奖感言。

        想要树立一个作品，需要事无巨细深入浅出的仔细研究，不应放过每一个细节，不能错过每一个音符——尤其是那些和自己一拍即合或者出入较大的观点，一定要深入挖掘精准辨析。但是要批判一个作品，并不需要这些功夫。

        这就像一道菜，你要确定它是美味，一定得亲口去唱，但是如果它已经散发出酸臭的气味，不管它包装的如何精美，你都知道那是一盘腐败了的垃圾。人围着它吃的津津有味，你可能会有尝一口的兴趣，但是如果一堆蛆虫围着它吃得津津有味，你就会有呕吐的冲动，这是生存本能决定的不同立场，对于作家作品，也是同一个道理，政治文化的生存本能，决定了作者和鉴赏者的政治文化立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当年钱钟书负责翻译毛选，据说他就被压迫的喘不过气来，巴金一听见样板戏就想吐，我则一接触吹捧莫言的腔调就头皮发麻，好像看见毒蛇在沙滩上扭来扭去。

        但我之批判莫言，并非因为莫言自己写了什么，而是媒体文化界想利用莫言的作品强化什么，制造什么样的舆论环境，标榜什么样的创作精神，引领什么样的社会风习，将我们的孩子导向何处，借用叶帅的话，他们要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带向何方”？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在网络上电视上炒的红红火火的时候，我曾经撰文严厉批评这部打着党史旗号的“滥剧”，我承认我只看了它的第一集的前二十分钟，编剧让李大钊拜倒在陈独秀面前称师，这是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虚化处理，我就先不说他故意篡改历史，因为到此为止，我还不能确定这到底是编剧有意为之，还是由于无知导致的乌龙，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再看下去——而已。直到《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天地之间仲甫独秀”的评论文章大肆吹捧、各种大小主次媒体争相炒作一时间铺天盖地大有席卷风云操控舆情之势、而剧组也没有任何声音出面否认的时候，我才确信这些人不惜曲解党史也要刻意地扬陈抑李，是有他们确定不移的政治目的。

        共产党的章程里没有“天地之间某某独秀”这一选项，即便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最后胜利在党和人民中间威望如日中天的毛教员，也没有个人独享这个称号。

        其次，把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给党造成重大损失且中途退党的前领袖捧到这个“天地之间一枝独秀”的位置上，未免太辣眼睛了，我当时就问编剧龙平平，你这么编排党史，让那些战功赫赫业绩卓著、从来没有背叛过党的事业的革命前辈和为党的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纪念碑上的英雄烈士们情何以堪。

        他们扬的是有严重错误致党损失的失败者陈独秀，抑的是为了庶民的胜利不惜牺牲生命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烈士。

        就像此前，他们推出莫言王安忆梁晓声，捧的是堕落低迷和消极反抗，是与党的上山下乡与工农结合与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政策宗旨背道而驰的反对者，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诋毁那个伟大的时代，诋毁伟人和他开创的创造了无数历史奇迹的伟大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王安忆梁晓声们，即便不是反对势力的嫡出，也都是些折断了脊梁骨的为另一种政治正确作宣传的打手、爪牙和炮灰。

        他们正是把当年右派势力代表人物罗隆基储安平叫嚣让共产党下台由他们执政的论调，换了一种腔调，用另一种方式重新演绎，上一次，他们的反动止于言论便被反右斗争击败，这一次，他们掌控文化话语权的黑手借着改革的机会，携着外来资本颠覆势力、披着艺术和人性的外衣，伸向了舆论伸向了少年伸向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而这，就是那道用文学艺术包装起来的毒菜，散发出的酸臭的腐败味道。

        在这样强势的腐败酸臭里，一朵鲜花一道佳肴很难秀出自己的姿色发出不一样的清香。

        我没有闻到我期望的芳香，因此把铁凝也当作了他们中的一员，。

        前不久，在一次作协大会上，新任的作协主席铁凝有个讲话网上发表，内容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大体一致，我还在后面留言批评她放空炮，嘲讽她面对着下面黑压压的反动副主席排面，迎着作协内部层出不穷的类贾浅浅汪方方丑闻，她居然也能侃侃而谈讲得如此高大上。

        因而，对于她此番竟成为国家领导人，我是十分的诧异，勇于断腕不惧强权善于斗争捍卫红色江山、挖出了徐才厚鲁炜这样的祸根的新党中央，断无必要对这样反动的作协文坛做出任何妥协让步。带着这个疑问，我决定好好研究一下铁凝。

        于是我从铁凝的作品中挑了一篇《哦香雪》，这篇短小说还曾经拍成电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我细细地从头看了起来，二十年来破天荒地读了下去，希望通过它了解一下我熟悉又陌生的铁凝，希望能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解读当年的文坛。

 二、我的愧疚

        小说很短，却深深地打动了我。

       她写的就是我的同龄人啊，香雪，活生生的就是我童年时在农村结识的小伙伴。

        小说讲一列小火车开通了台儿沟这个小村庄，村里的几个姑娘通过小火车接触到城市的人物和他们的新奇物品，这个新的变化给这些农村姑娘带来的冲击和对陌生的外面世界的向往，这列小火车给她们的青春的向往和希望标定了方向。

        小说的色调清新明丽，就像这些农村姑娘的纯洁精神，小说的节奏明快清奇，就像这些农村姑娘的健康心地，小说的背景真实清晰，那就是城乡初次沟通的时代真实的农村姑娘的良善样貌，小说的情节简单平实，就像那个时代农村姑娘的简朴清贫的日常生活……

        这篇小说创作于1982年的6月，故事里的主人公十七八岁，正是我的同龄人，我可以把那几个活灵活现的小姑娘，与我童年时的小伙伴对号入座，甚至在小说里出现的，让几个农村姑娘羡慕不已的城里人的道具——人造革皮书包，泡沫（海绵）的自动文具盒，彩色纱巾、漂亮的头饰，——都是我曾经有过的“时髦”用品。

        看着小说用细腻的笔触，描述着那几个农村孩子对这些新奇物件的感受，我不由得从心底产生了一丝愧疚。我想这一次我是真的错怪了铁凝，她年长于我，是成年后上山下乡去的农村，和梁晓声们一样，是知识青年插队的那一代，她放弃城市的优越生活，来到这里亲身体验这个偏僻的、刚刚才见过火车的小山村的喜怒哀乐，没有抱怨没有消沉，而是把自己融入农村姑娘的世界，在她们的生存现实中体味她们的欲求她们的希望她们的遗憾和她们的向往，感受她们的简单的快乐质朴的满足率真的努力和稚嫩的善良。她在新的艰苦的生活里，看到的不是沮丧不是低迷不是绝望更不是王安忆严歌苓们笔下的罪行和堕落，而是城乡的沟通给农村青年一代带来的希望和美好，在她用自己的笔去描绘这些美好的时候，她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初步体现了主席当年让她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深远意义。就从她的这篇文字来看，她讲《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非像我说的那样是无的放矢的空炮，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用稚嫩的笔，勉力地实践过这一讲话精神。

        在这部作品面前，我就有点相形见绌，铁凝笔下的那些小姑娘就生活在我的旁边，当年我跟着内控右派的父亲上山下乡的时候只有六岁，我和这些农村姑娘们一起玩耍长大，一起读书谈天，一起躺在夏日的河滩上晒太阳，一起在望不到边际的农田里帮忙锄草，我们朝夕相伴情同手足，可是，我当年就有铁凝小说里说的那个泡沫自动文具盒，而我的小伙伴连文具盒是什么都没见过，我最好的朋友小金儿（在我的散文中忆过她），人长得如出水芙蓉一般的清丽明媚，比我漂亮百倍，可她去参加婚礼却要借我的衣服来穿，我从没想过她的内心是什么感受，从没体验过她看到我的泡沫文具盒、看到我披着北京姑妈寄来的漂亮纱巾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我从没有从他们的角度去想过他们的希望他们的需求。

        看了铁凝的《哦香雪》，我知道，那就是她们的感受，我很后悔。回城后的这些年，我很少想起她们了。在铁凝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正在辽宁省最好的重点高中里做最后的高考冲刺，从此我的生活与她们渐行更远。

        刚回到城里的时候，我也曾受到和她们一样的歧视，偌大的省城沈阳，甚至没有学校愿意接收我的转学，怕我成绩跟不上影响了他们的升学率，可他们这种对于农村长大的孩子的纯洁质朴善良和无知的歧视，并没有维持多久，两年后，这种不公正的偏见对我造成的伤害，就在全省首次恢复中考的头名状元这个耀眼的光环里烟消云散了，然而，随之也一并烟消云散的，竟然还有我童年的好伙伴。

        从此，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被拘囿在英语、理论力学、自动化原理、计算机基础这些我并不擅长的各种课程中上蹿下跳，我那时候也不看中国的现当代作家，八十年代炒作的“火烧火燎”一塌糊涂的顾城海子，我一个都不入眼，但是原因与后来对莫言和王安忆的批判完全不同，那时候我的认知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我的不入眼，只是少年得志的傲慢，我的古典文化素养，也让我无法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去尊崇追捧从徐志摩梁实秋到顾城海子的这些创作，而且新的教育形势也实在让我无暇顾及他们。

        那时的我，正在成为精英的路上，用英文原版的《简爱》武装自己，更进一步的目标是英文原版的《莎士比亚》，这不是我的自觉自愿，我这样逼迫自己只是因为，了解欧洲，是给八十年代中后期的青年精英开的特别窗口，我所热爱并擅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已经“不合时宜”，取而代之以英语，英语是我们通往远大前程的“独木桥”，要想稳坐文化精英的优越位置，除了学习英语别无它途，大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英文强”的势头，我不得不暂时放下我深爱的中华文化，硬着头皮去从头开始努力钻研欧美人文，这是我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就是那个时候，我把童年时的小伙伴弄丢了，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才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当时的我完全不了解、也没有机会更没有精力和愿望去了解她们的喜怒哀乐。

        如果当年我知道她们是像铁凝书中写的香雪那样的向往着一个泡沫文具盒的话，我一定会送给我的朋友小金儿，我甚至会给她们每人都送一个，毕竟那时候东西都不贵——贵我也不知道，反正父母都有工资，他们花钱很大方。

        记得回到城里上学的第一个星期，我的泡沫文具盒连同里面的英雄牌自来水笔一起，都被不知名的同学偷去了，父亲得知后，第二天就上中街买了完全一样的另一套送给我，我知道，父亲是不想让我在备受城市歧视的新环境下再受伤害，而我想的却是，在农村的时候，从来没有同学伙伴偷过我的东西，虽然他们是那样的贫困清苦没见过大场面。

        那时候，我还怀念他们，怀念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可是那也差不多是最后的一点怀念了。

        就从这一点看，我那时候的认知，与铁凝大姐就差的很远。就落实《延安讲话》精神、让文化为人民服务这一点来说，我完全落在了她的后面，她不是在放空炮，她的这篇小说，就是在践行延安讲话的精神，用自己在城市里偏得的资源，为缺乏这种资源的农民孩子发声，并用正面的榜样力量（小火车里那个列车员和带着泡沫自动文具盒的大学女生），呼唤城里人多多关注这些农民孩子的希望、多些关照他们的生活，诚心理解她们的缺憾，这不正是主席当年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的用心所在吗？想起彼时还曾在光明日报那里骂过铁凝，此时还对她的升职心存疑虑，我感觉欠了铁凝大姐一个真诚的道歉。

        我这么说不只是因为她写了我熟悉的童年伙伴，更不是说她这篇小说就如何完美，至少有一点我就不敢苟同，那便是关于这个对小说情节发展至关重要的小火车的来历。

        在我的童年时代，那个美丽的女儿河畔的小村庄，也有这么一个小火车，我的那些小伙伴们，都曾经象《哦香雪》里的孩子一样，每天守时守点地等候着它的到来，再恋恋不舍地看着它呼啸离去。小火车的速度和场面，承载着他们对于小山村之外的陌生世界的无限向往。

        那个小火车是关联锦州市与两个大型的三线厂和矿区之间的交通线，应该是五六十年代跟着大三线的建设一起开通的，从我们村经过，大三线和知识分子下乡，给农村和农民的生存方式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不可逆转的变化，都是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前三十年里创造的历史奇迹，是消除城乡差别的最有效也最温馨的措施，是新中国文化启蒙事业的最好开端，《哦香雪》里描述的冲击，正是这个历史奇迹的一个角落。

        在铁凝创作《哦香雪》的八十年代，这批小火车已经开始日渐冷落直至消亡，在农村早已不是新奇事物，随着农民工的大量流出土地，随着农村的日益荒凉凋敝被人遗忘而逐渐成为了历史的遗迹，这在文化和启蒙的事业上，确实是个令人痛心的倒退，更是难以挽回的损失——因为，这一次农民工的进城，并没有进一步消除城乡差别和两极分化，反而让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比之六七十年代是更加地严重了。

        我的亲眼所见，就有两处这样的小火车在八九十年代被取缔，这应该是当时新形势下的大势所趋而不是我眼见的个例，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随着大三线计划和农民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本改辙，这些与主席主张的城乡沟通方式相应的便（读仄声变）宜设施也一起消亡了。

        年长一些的铁凝大姐应该也了解这个背景，在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小火车已经不是乡村里的新奇事物而是行将消亡的一抹余光了。

        铁凝大姐用了不小的篇幅，刻意虚化小火车出现的时代背景，在它行将消亡之际满怀深情地述说忆念初相遇时的美好，其用心良苦微言深意，细品之下，更让人心生感慨五味杂陈。

        这种曲笔，恐怕也是她碍于当时形势的不得已之处，是她屈伸有度的政治斗争策略吧。毕竟，改开后三十年的文化文艺界，其“政审”的标准和力度还是异常严格异常严厉的，一点也不逊于他们一直批评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动辄“上纲上线”的前三十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个时候，提及五六十年代的伟大成就是不合时宜的，尤其是这些小火车的开通，除了少数建于新中国之前，大部分都是适应于开发矿产和备战备荒的三线工程接通城市与乡村相应的建设项目，从78年开始，陆续撤销三线下马一些国防和科技的重大项目，铁凝大姐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放当时小火车开通之际的热烈场面、在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形势下，触及之前轰轰烈烈的备战建设，已然很不合时宜了，对此刻意虚化处理，或许正是年长于我的铁凝，政治上比我成熟的地方。

        所以，她的这部小小说虽然清新明丽健康积极，满溢着五六七十年代的色调音容，其风格旨趣和政治立场都完全不同于同时代“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莫言王安忆，也得以出版发行赢得大奖并拍成电影，她本人更是牢牢地占住文联作协领袖的位置，得以主持宣传落实延安讲话的精神，还可能有机会与持不同文化政治立场的副主席们“近身格斗”争夺文化话语权，捍卫插在作协阵地上的最后一面红旗。

        而我，就显得过于迂腐不能入流了，在当年文化界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争夺中被反对势力排挤到了文化事务甚至社会生活的边缘，蹉跎了黄金岁月而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九七年探望老房东之后，搜集整理了一些反映农村现实状况的资料，加以筛查，我们也曾经创作过一部预计四十到六十集的电视剧本《那山那水那情》，重点回放上山下乡和改开伊始对于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的不尽相同的巨大冲击，其中前一部分内容，与铁凝大姐的《哦香雪》风格志趣十分相近，但这部剧却没能通过相关部门的严格“政审”而胎死腹中了，应该就是内容和观点过于清晰明确，没能有效地虚化处理，避开当时的敏感问题，从而踩中了相关政审的雷区所致。

  三、所谓真实

        一篇《哦香雪》，美就美在它的真实，是生活的真实，更是艺术的真实，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必须有生活的真实作为底色，然而，一个展示在社会人面前的艺术品，还必须有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又不完全等同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要反映生活的普遍性和典型性，与日记不同，它既是一个社会化的产物，就不能完全以个人好恶发挥个人想象力去自由发挥，这就要求艺术作品要有它的政治立场，人生选项，社会效应，要具足对舆情导向社会影响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就是主席延安讲话中说的，明确为什么人服务替什么人发声的问题。

        同样是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走过创作之路的一代人，铁凝为被最初的城乡沟通冲击的农村孩子发声，写出了她们的希望她们的艰难和她们的善良与质朴，写出了不均衡的社会资源分配，给他们造成的人生困境，反映了主席当年致力于改造这一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不懈努力。

        王安忆和梁晓声严歌苓写了什么呢？

        王安忆的《小城之恋》（也就是当年在辽大门口的书店里看到的，被孩子们“爱不释手”的那本“性指导”），写出了未成年的十几岁县城女文工团员，急不可待地和男人把恋爱直接“谈”到了宿舍床上的所谓“人性”，与旅美作家严歌苓的《芳华》如出一辙。

        还有那些诋毁知青生活的“文艺作品”，最感兴趣的就是民兵连长强奸女知青的“兽性”，也与莫言的“感言”“异曲同工”。

         当央视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把他们这些文坛大佬吹捧的太辣眼睛的时候，我就呼吁过那些上过山下过乡、尤其是栖身于文化文艺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出来认证一下，那个年代，全国成千上万个县城的文工团，到底有多少个象王安忆严歌苓笔下的那个未成年女主那样，置正常的演出活动业务学习于不顾，一门心思只是急于和男演员把争取自由的早恋直接谈到床上？多少人象严歌苓那样，厚颜无耻地污蔑诋毁指责丑化当年曾经压抑了她的“青春激情”的领导？

        呼吁大哥哥大姐姐们，出来澄清一下，在当年，全国成千上万的民兵连长中，到底有多少个是强奸女知青的败类？这个强奸女知青的梗，在很多个有关知青生活的影视剧文学作品里出现，在舆论的炒作下，就形成了有女知青的地方就有干部来强奸她们的社会效应。

       呼吁大哥哥大姐姐们，替后辈们问问莫言，当年红旗下长大的少年，到底有多少人，能如此颠覆约定俗成的乡党道德观念，明明偷了集体的东西，还在成年得势以后，那样理直气壮地公然诋毁曾经批评惩戒过他的当家长辈、公然为自己的偷窃行为张本？

        我曾经点名呼吁过当时的作协主席张抗抗，让她出面讲一讲民兵连长强奸女知青的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她本人作为女知青有没有遭遇过，如果没有，她又是如何躲过如此不堪、在舆论界“如此普遍”的上山下乡的“恶果”的？

        但他们集体失声，没有听到出来澄清的声音，为什么？

        因为媒体被反对势力操控，即使有他们的声音也都被屏蔽了，当年莫言诋毁山东抗日军民的时候，就有彼时在山东坚持抗日的八路军老战士联名致信澄清真相，但老八路的声音没有机会和莫言的谎言同步传出，莫言的谎言彷佛就代替了真相。文化界老知青们的集体沉默，客观上默许了王安忆严歌苓莫言梁晓声们对那一个时代和那一代人的污蔑。

        当年全国范围流行新加坡六六给中国人编的《蜗居》，把为了房产不惜以小三上位的女角定成了八零后，勇敢的八零后女生集体发声抗议这部剧对他们人格的诋毁和污蔑。

        当然，这样的发声同样也没能阻止《蜗居》的大红大紫，在资本和汉奸公知的干预下，一代八零后的声音，就这样被淹没了，但是她们奋起抗争反击颠覆势力的精神，却给了我们对未来的极大信心，眼下网络上还有大V们不断地警醒世人严防“网络红卫兵”出现，他们的恐惧，和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出自这同一个源头吧。

        我的小伙伴之一，也曾经是当地县剧团的文工团员，在那里演出学习成长直到县剧团被取消解散。

        她从小能歌善舞，两年前她病重来沈阳看病住在我家，我带她去一个小型的聚会，她重病下的一曲《南泥湾》还直逼原唱，就在去年，她的一段跳舞的视频，在快手上被乡亲们点赞四十多万次。

        她当年在县文工团做演员的时候，绝对没有谈恋爱，把恋爱谈到床上这种事，她直到现在也不敢听更未曾想，她一直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很努力地练习唱歌跳舞，偶尔也会幻想着嫁入一个有知识有地位的城里人家，可是，当年那叛逆时代、鼓吹成就个人“人性”自由把恋爱直接谈到床上的王安忆成了作协副主席和著名作家，当年一心只有早恋的严歌苓成了旅美的著名大陆编剧，当年和她们一起玩耍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也从航空工程师转行成了诗坛精英文化名流，可是，一心向上勤勉努力的我的儿时的伙伴，尽管直到今天也没放弃她的文艺梦想，却仍然只是个让城里人歧视的、进城看病还“找不到北”的农村妇女。

        这就是文化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带来的社会不公。

        主席的延安讲话，也是号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要致力于消除这种社会的文化的不公，帮助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铁凝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几十年后的我，敢于也甘于出面认证铁凝的真实，那里写的，就是发生在我童年的事情，那些活跃在字里行间的美丽的生命，就是我可以一一对号入座的童年的农村伙伴。这是因为，她写出了生活中一个角落的普遍性。

        王安忆和梁晓声们呢？

        或许，他们写的情节，也是生活中时有发生的事情，毕竟，胆大妄为不思进取急于偷尝禁果的少女什么时代都有，强奸甚至杀人罪犯的出现，在任何时代都不能避免，有谁敢说，那是那个时代独有的，普遍发生的事情？凭什么择其一端去否定整个时代精神？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与众不同的人物，刘胡兰赵一曼那样坚定执着的革命英雄，和王安忆笔下的女主、张艺谋镜头下的菊豆——那样的挑战时代道德底线的反社会叛逆，都是人类中的极大少数。

        文艺作品中只塑造刘胡兰，被后来的文艺界指责是违背了人性。因为生活中罕见这样的人格，资产阶级的人性也坚决反对这样的付出。她有了艺术的典型性，却缺乏生活中的普遍性。

       文艺作品中只塑造谢小娥（见从《白鹿原》改编的电影）和菊豆（张艺谋的电影《菊豆》），就是张扬了人性？他们所张扬的到底是人性还是“人的性”？

        同样是缺乏生活中的普遍性的刘胡兰和菊豆，我们应该把高光打在哪一个的头上？我们的时代选择让哪一个在社会上发挥榜样的影响力，是关乎这个社会的精神健康状况和培育后代的方向的基本原则，扬菊豆而抑刘胡兰，是让社会堕落的推力，是举枉错诸直的教唆，与政治上的扬陈（独秀）抑李（大钊）是一脉相成的。

        女知青被干部强奸，和大学里女学生被教授强奸，是同等程度同样性质的犯罪行为，而且，那个时代女知青更多时间是处在集体的环境中，后来不断强化个性自由保护个人隐私成了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女学生有更多不容外人打扰的独处空间，这意味着，教授强奸女学生的机会，要大大高于干部强奸女知青，也就是说，发生在大学里的强奸案，很可能要比当年集体中的干部强奸女知青案更多，情节也更恶劣。

        为什么几乎所有涉及上山下乡时代的影视剧文艺作品，都把某个民兵连长强奸女知青的个别事件，当成了上山下乡时代的典型情节来渲染？而更加普遍地被频频揭穿的大学校园里，教授骚扰强奸女学生的事件，就没有人当作“文化还乡团”回来之后，知识分子道德沦丧师风堕落的典型情节来进行加工渲染，甚至把它炒作成大学校园里的普遍现象？

        当年克林顿出轨莱温斯基的报道满天飞，甚至被做成点心全球发售，而邓文迪出轨布莱尔的消息却泥牛入海了无踪迹。

        美国总统和媒体大亨到底谁是主子？媒体文艺界文化界的话语权掌控在谁的手里，不是一目了然吗？

        一个持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经历了日本人给阎连科祖母吃糖的“感恩”、姜文的《鬼子来了》中，对日本侵略者的恶意麻木无感的民众，最终被血洗杀戮的茫然无措、到《八百》中“无力成功只能成仁”的绝望抵抗、至南京大屠杀的惊天惨案、直到最后李向阳式的全民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全过程。

        阎连科的祖母、姜文的《鬼子来了》和管虎的国军“成仁”都是“真实”到让文艺界文化界筋酥骨软的“真相”，只有《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李向阳们的全民抗战，备受文艺文化界的指责诋毁恶意诽谤。

        就乡村扶贫工作，胡锡进说两极分化本来就没那么严重，言外之意人民都富起来了扶贫是多余？前几天朋友聚会，也有人阴阳怪气说“脱贫了吗？那谁谁不是还穷的借钱看病吗？”

       这样的双标比比皆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有一个猫富了起来，就是政策的完美成功，扶贫振兴农村的过程中，只要还有一户没有致富，就是完败谢幕。

       为什么？

       因为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因为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这种双标是公知媒体的“政审”红线！

        主席可以打倒当年的右派分子，却来不及扑灭他们把持话语权、颠覆新中国的政治野心，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把新政权拖回到周期律的旧轨道上去。

        对文艺作品中的真实的理解，离不开阶级的政治的基本立场。

四、所谓深刻

        有人说铁凝的作品失之于浅？

        乍看之下有些道理。

        根据梁晓声的《人世间》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在开篇第一集就浓墨重彩地渲染老工人家庭为孩子上山下乡的事情而“生离死别”的“惨象”，这个对上山下乡政策的诅咒，以臆想的悲剧情节炸开，比之开篇用敲锣打鼓的热烈场面欢送工人大院子弟响应号召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的现场气氛，就显得深刻得多，这似乎表现了梁晓声不容政治洗脑特有判断力的智力上升的错觉，是不是这样？

        《人世间》的第二集，逼迫这个老工人的儿子去现场观摩他的好友被枪毙的情节，导致了这个青年出现严重的精神异常，这是对那个“非人性”的时代的惨烈控诉，比较一下，让这个新入厂的工人努力上进向老工人学习技术认真钻研搞技术革新终于取得成果而成为劳动模范被表彰，因而兴奋得睡不着觉的场面，同样是一个青年睡不着觉的情节，同样可能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生，是不是前者显得更加刺激更加深刻？这样，《人世间》作者的这个情节，是不是显得比《瞧这一家子》里的那个技术革新的情节更加深刻更加与时代格格不入更加与众不同更加有独立思考的特征也更加的显示出梁晓声的智力上升的错觉？

        再来，中央电视台在2022年的春节——新文化启程的早春里，把上面提到的两个特别刺激特别地与旧历春节的欢乐气氛格格不入的情节安排在大年初一的傍晚，让全国人民坐在电视机前观赏这“悲惨的控诉和时代的哀鸣”，是不是比大过年的一家子团圆就忘乎所以地傻乐呵更加地有内涵更加的深刻更加地有教化人民警醒时风的舆论作用？

        所以，梁晓声的《人世间》，是不是就显得比铁凝的《哦香雪》更加地深刻更加地有内涵，甚至让公知们确定他的作品比铁凝的也更加地“艺术化”、他的气质人格比铁凝也更加地有艺术魅力？

        用胡锡进的“撇开政治大法”来说，就是撇开政治立场不谈，单就纯粹的文学文艺作品来说，树立的道路也永远比批判更加凶险更加艰难更加需要情怀、耐力和勇气的坚守骨力的支撑。

        如果让我来写铁凝这个《哦香雪》，我可能会做如下调整，我们模拟一个创作纲要来说明一下能让作品显得更深刻的过程：

       把这整部小说的内容只当作一个序篇，从小火车开通带来的冲击，写到分田到户时，农民那如阎连科祖母的日本糖一样的满足与感恩，千百年来，短视的小农自给自足经济思想唯一不变的目标，其实也不过就是自己门前的一亩三分地，把土地从集体化的管理中分派给私人，一定会即刻让农民感恩戴德、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暴涨。

        然后，我还会写分田之后由于劳动力和经营能力社会地位的不平衡，渐渐开始的农村里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另一部分人可能濒于破产败家。这样的情节设计不是空穴来风，它基于我的两个直接经验。

       九七年我回女儿河畔去看望老房东的时候，当地有个大哥，是个转业军人，更是个老实巴交埋头苦干的普通庄稼汉，他分了田有了积极性也想致富，辛辛苦苦好几年种的葡萄终于获得丰收，可是，村里很多人也都种植了葡萄获得了丰收，趋之若鹜的葡萄生产明显过剩，大大超过需求和售卖能力。他的上百斤（具体数不明，总之装满了他的地窖）葡萄推挤在菜窖里等着发霉烂掉，他吃到想吐也没找到解决这葡萄的出路，致富的梦想破灭，他最终也只有破产赎田一夜回到解放前的一条后路等着他。

       那个村里当年还有个小伙伴，和我同年，他不上学不劳动也从不穿衣服，每天山上山下全裸狂奔（我们背后都叫他光屁出溜），晒得黝黑健壮，长得英俊机灵，也时或会在我们上学的路上劫道打人。这时候的他已经承包了附近的一处矿区，成了当地最有出息的煤大老板。

        这是一个完全真实如假包换的故事。

       如果，我用这个特定场合的特殊故事来以偏概全刻意加工，如果，我的这部作品还有背后巨手支撑，让它大红大紫在央视一套春节档公映（象《人世间》那样），有大v尤其是《光明日报》的头版宣传、有资本恶捧，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要做的大文章到此还并没有结束。

       接下来，再把笔锋从这个特定的故事转向普遍性，富士康的连跳，拼多多老板的“穷人要用命换钱”，农民工进城被骗讨薪被打，孤儿寡母被地产商打手蹂躏欺负……

       当年，广东的农民作家，我的朋友，写了一部小说反映改开后农村青年追求文化梦想的《乡梦》，让我作序，我对他把主人公设为无父无母只有爷爷抚养的孤儿深感不解，还提醒他这个设定恐怕缺乏普遍性，他用含蓄的一笑避开了我的问题。

        后来，我在广东的一个小城里带孩子们排练儿童话剧，站在舞台上十三五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中，竟然有三个如假包换的孤儿。

        我大大地震惊了。

        这里地处珠三角的边缘，离广州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离深圳三个小时，是在全国也数得上的富裕地区。以此推之，那些西南西北偏远贫困地区会是什么境况？

       胡锡进曾撰文称，什么两极分化，中国的贫富差别哪儿有那么严重？他不仅把党中央扶贫工作的现实意义连根掘起，而且把农民的苦难现状也视作无物，不知道他到底长的是不是人眼有没有人心？

        总书记强调，不得罪少数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中国人民，我们准备好了应对他们的冷战。

        那意味着，不顶着胡锡进们的逆流去战斗，就得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人民的苦难视而不见。

        面对这个基本事实，如果我再自由地发挥我的艺术想象力，用我多年研剧训练出的情节镜头剪辑手段，用我所拿手的专事伤痕文学的小雅艺术的家数——屈原和李商隐手中的那把无往不利的杀人软刀（毛教员曾说过屈原“手中握有杀人刀”），再加上孔圣流传的春秋大笔，调剂上莫言余华叶辛们那样的深深恶意，把这些孤儿和死难者写成某些特定时代的特定政策带来的“罪孽”，或者一个时代欠下农民的“孽债”，……

        试着想象一下，《哦香雪》这篇小说，要是捋着这个创作提纲来续改一番，是不是比铁凝的原创深刻了许多精英了许多也艺术了许多？看上去又是多么高度地还原“历史真相”、“不畏强权敢讲真话”？

        伤痕文学，知青文艺，汉奸影视，公知舆论，……余华莫言梁晓声们，就是用这样以偏概全专找下水道“真相”的卑劣方式诋毁主席开创的新中国的伟大基业，并踏着人民的苦难窃取了艺术和深刻这两顶桂冠而成为“无冕之王”的。

        主席当年就批评宣传部，大意是，新闻报刊上每天百分之七十多的文章在骂人，再这么骂下去，新中国早晚被他们骂塌！

        当年的“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辱骂新中国辱骂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的。

        万幸的是，莫言的谎言也好，余华和叶辛的所谓真相也罢，他们这些数典忘祖的败家子，都没有入门到我们祖宗传统中这种专写伤痕的小雅艺术的杀人软刀，他们只会把他们自己或者他们主子对于伟大的新中国的深深恶意，机械地不伦不类地组装在一起，利用资本利用金钱去运作他们的舆论影响和破坏力量，根本谈不上任何“艺术”的效果。

        模拟一下来说明问题也就罢了，我当然不会真的这样去写，具足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的良知和底线，我不会无视改革开放取得的惊人成就，也不忍心用我的笔，把广大农民兄弟付出的代价变成一段历史的虚无。

        我从未反对过改革开放，但是我也认为，如果（如果世间真有如果的话）沿着毛教员指明的道路有序地开放搞活，农民兄弟可能就不必遭二遍苦受二茬罪，不必要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我们的文化不至于搞得这样乌烟瘴气。毛教员那一代人已经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取得了红色政权的胜利，谁能想到新中国农民的第二、三代又重新被资本奴役被资本家逼迫着“拿命换钱”呢？

        可是，这样的改开虽不尽理想，但毕竟新中国又一次在农民兄弟的手里，成了世界瞩目的“建筑狂魔”，全球最大的产业基地等等，这是改革开放中农民兄弟用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不容抹杀的惊天成就。

        面对着农民兄弟的苦难，我不能象胡锡进那样无动于衷不肯正视，不能不反思我们这些年走过的弯路险滩，但是，红旗毕竟还高高地飘扬在天安门广场，虽然历经八九年六月的那场危机，我们毕竟没有重蹈前苏联的覆辙，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几经雨打风吹，依然还是中国人民最坚定的精神信念、最耀眼的指路明灯。

        我不能以偏概全，用所谓的真相去诋毁改革开放的整体成就。

        新文化要做的，不是一味地回放苦难和伤痕，而是去摹写历经苦难后的成就与辉煌。

 五、谓之新文化

       记得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大意是：不要管人怎么说，我们只要专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这才是新文化精神的标志。

        新文化不是批判，而是建设。

        所有不是为了建设的文化文艺作品，都不是新文化。

        我的这些批评文字，莫言梁晓声王安忆们的所谓伤痕和诅咒，从形式上还是本质上，都属于腐朽衰败的旧文化，我们只是站在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上，用文字在进行着争夺话语权的短兵相接的隔空格斗。

        他们的方式任性而跋扈，旨在蛊惑煽动，是因为他们窃取了几千年来旧文化把持的话语霸权和庙堂席位。

        我的方式咄咄逼人，旨在诛心剖胆，警醒世人，为新文化开疆拓土争夺话语权。因为我掌握了我们老祖宗传承数千载的、经由历代绅权精英千锤百炼的文化专制的娴熟技能，我有这样的底气和自信。

        千百年来，这样的文化专制技能，都是高高地悬置于庙堂之上，从来没有落户到民间，后三十年文化界，借着进一步的解放思想，终于在“人家毕竟有钱”的高压下，剥去了知识精英最后的一块遮羞布，死守着底线的“最后的儒生”不得不脱去长衫融入大地，这种文化技能，千百年来才第一次脚踏实地，为占人口大多数的劳苦大众仗义执言，象落到大地的安泰一样增益无穷，汲取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

        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心中有人民，胸中有底气，身上有力量。

       如果我果真象前面模拟的那样作了《哦香雪》的续篇，来渲染后三十年的伤痕孽债，那是我以牙还牙睚疵必报，回敬伟人身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算是以暴易暴的轮值，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往复循环。对于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言，或者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但是究其实质，终究不是真正的解决新文化根本问题的建设性成果。

       新文化如果不能扬尘策马、弃旧图新、从旧文化的躯壳中开辟出自己的崭新天地，活出自己浴火重生的全新色彩，即便夺取了文化的话语权，也无法站稳脚跟发扬光大，最终还是会在历史循环周期律的泥淖中苦苦挣扎。

       从这个意义上说，铁凝大姐的《哦香雪》，虽然简单稚嫩，却也是新文化破土的雏芽。

       它是建设性的，它的简单，源于新生活的稚拙，千百年来城乡之间的初次沟通，就简简单单文文弱弱地迈出了他的第一步，从形式上说，是那么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哦香雪》不添枝加叶也不妄自菲薄，就记录了这个微不足道的一小步，说她浅也好，说她淡也罢，现实就是如此，铁凝大姐至少在认真笃实地添火加薪，努力加持新文化的配比。

        它的新风致，也是源于新生活的新气象，这个现实中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却是人类史上跨越时空的一次大飞跃，是毛教员从高瞻远瞩的社会理想走向改造社会现实移风易俗的伟大启蒙事业的又一个光辉起点。

       历史在摇摆循环中前进，新文化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他才刚刚学会扶墙蹒跚，就被改革开放泥沙俱下的大潮冲击的跟腱不稳了。

        有多少建设的元素，就写多少，一个婴儿彼时彼刻就前进了这么一小步，再往前写，就都像回头路。

        正如我上面模拟的《哦香雪》续篇，不管我是把它编成瞎话溢美，把它包装成伤痕控诉，把它堆砌成诅咒诋毁颠覆，还是把它伪装成批判表现高明，都不过是陷入了旧文化的泥潭重又走进循环。

       几千年的旧文化，就像一个耄耋老者，他已经没有建设的能力，有的只是抱怨和遗憾。他的批判精妙而深刻，他的辨析精准而周密，他的经验给人醍醐灌顶，他的教训令人惊悚颤栗……

        旧文化垂垂老矣已经无力前行，他的最后一抹夕阳，投射在谁的身上，却是我的文章和梁晓声王安忆们的最大区别。

        通过指责新文化这个婴儿走的不好走的不美走的不够远走的不伦不类，大肆挞伐阻挡这个婴儿成长的机会，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此前，文坛上流行的几乎所有声音，都是要让这个新生的婴儿灰飞烟灭，即使做不到灰飞烟灭，至少也要让他自暴自弃自惭形秽，高大全如此遭遇，八大样板戏备受诋毁，新文化的萌芽经历着翻云覆雨的黑手蹂躏……

        他们甚至对高大全的作者实行斩草除根挖坟掘墓的暴刑来杀一儆百（我是指精神传承上的杀一儆百），全员出动对新生代小粉红大肆诋毁严厉打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小雅艺术的温婉曲笔，也不得不锤炼成杀人如麻不着痕迹的软剑。

       旧文化最后的一口气，旧文化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最后机会，就是掰断他们伸向新文化幼儿的那只黑手，为新文化新生代保驾护航让他们一路平安地健康成长，走出属于他们的健美姿势，走向属于他们的辉煌未来。

       也不知哪个无知无畏的文坛败类，从哪个阴沟里发掘出了“文学不是用来歌功颂德的，而是用来批判的”奇谈怪论。

        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就是用来歌功颂德的，歌功颂德就是它最初的唯一功能。

        我们中国文学的源头，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经，换个说法也就是“饥者歌其食之功，劳者颂其事之德”。

       全世界其他的民族也莫不如此。

      初民们歌颂丰收，赞美天神，颂德消灾，歌唱自己的民族英雄，用艺术记录辉煌的业绩，用歌谣鼓舞后生们进取……

        文艺的初起，就是为了一个兴旺的民族、为了一个民族的兴旺而歌功颂德的工具。

        把文学解读为批判的工具，是文人的无知和文坛的堕落与没落。

        铁凝的《哦香雪》是歌功颂德的，歌城乡沟通之功，颂人民朴正之德，这本是文学最纯正的功能，但是，在文坛把“文学是用来批判的”奉为圭臬的形势下，她不但唱颂歌，而且还是为普通的农家女儿作颂，如此的逆潮流而动，居然一枝独秀屹立文坛不倒，象插在作协的黑土里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的确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我对她的误解，想来也应该是情理之中吧。

        党中央把这样一个为农家女作颂的女作家提升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向全国人民宣示了如今的党中央对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今后新文化建设的总体方向，这一举措，让多少个坚守充满信心，给多少个求索带来希望，面对新文化喷薄红起的未来，废墟轰然惊醒，驽马跃跃欲试，新文化的前路大有可为。

        毛教员说过，中国的新文化，必定从旧文化中生长出来，又不同于旧文化。

       我们这样从旧文化走来的遗民，能为新文化开疆拓土保驾护航，作新文化幼苗成长的肥料给养，已是余生之大用。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情怀，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责任感，有这样的牺牲精神，为新文化开拓一片晴朗的蓝天，把自己化作一片炽诚的热土，让新文化在其中自由地飞翔劲舞、健康地生长壮大，不负教员对我们这一代寄予的深情厚望，不负生在这一个千年变局的伟大时代。

        最后，还是让我们一起高唱《国际歌》，来结束这一篇絮絮叨叨的文字吧：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怎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2023年3月18日

作者简介：

梦也无声  著名诗人、诗词评论家，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实践者传播者，作家、影视编剧、影视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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