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树理（连载四）

　　　　       郝怀明

4、飘泊的萍草，苦闷的求索

　　王春和赵树理、赵克宏、霍启高同住一个屋子，他们都是共产党员，王春当即和他们商量对策。王春提出逃跑，其他三位认为王春很活跃，容易被怀疑，应该离校躲避一下，他们三个似无太大危险，没有这个必要。他们几位都尊王春为“先生”，尤其是赵树理，对王春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最后还是一致认为离校为好。王春说，赵树理会算卦，又懂点医术，便于掩护，还可以赚点饭钱，和他在一起逃跑，相互也有个照应。赵树理同意王春的意见，还不无幽默地说，自己就像是唐·吉诃德的仆从桑·潘扎。

　　他们抓紧时间做了点准备，赵树理买了一些常用的健脾、理气、消食的丸药，装了一钱搭子。临行前，他们一起去向一向关爱他们的的王璧老师告别。他们带上简单的行装，赵树理背上钱搭子，拿上三弦琴，就踏上了逃亡之路。时在1928年4月。

　　离开长治后，赵树理扮作游方大夫，与王春一起进入了人迹罕至的安泽山区，随后又流浪到阳城、沁水交界的深山里。王春住进他的一位远方亲戚家，赵树理则在周围15公里范围内当他的游方大夫，称“杨大夫”。他边走边唱，有人求医，他便停下来，望闻问切，开方用药，一路走来，给不少人看过病。老百姓反映不错，说吃了“杨大夫”的药很有效，对他非常赞佩。

　　两个月过去了，王春、赵树理商定，王春回去探听探听消息，一个月后在王春家会面。

　　7月中下旬，赵树理在行医途中突遇暴雨，大病一场，住进阳城西山开明寺，幸遇和尚经心照料，才很快恢复健康。

　　赵树理很想王春，自他去后音信皆无。去王春那个亲戚家打听，才知他回家已半个多月了。又到王春家，得知王春和赵克宏去四师补考去了，次日即回。次日，两人相见，王春告诉他常文郁已经牺牲，并代他捎回留在学校的行李，学校因他和霍启高久离学校不归，已被学校开除学籍。赵树理听了很是生气，问王春为什么回校不通知自己？王春说，他们是冒着风险回去看看，如风声不好，再跑回来找他，也算留下一条后路。赵树理虽表示可以理解，但仍心气不顺，认为他出来是为了保护王春的，但如今王春没有事了，而自己却把学籍丢了，没处去了。

　　就这样，赵树理结束了他在第四师范的学生生活，于9月间回到尉迟村来。

　　赵树理受到的压力不小。满耳的闲言碎语：“念了一阵子书做了个什么？”“命中没有莫强求！”“那孩子落魄了！”父亲更是窝火。我努了那么大的劲，供你上高小，你教了两年书，被人家给撤了；我一赌气又跟人家借了15块大洋，供你上师范，你倒好，不给我安安心心念书，去闹什么革命，还没毕业，就让人家给赶出来了。你都把我的脸给丢尽了，你还有脸进这个门吗？！你还是我的儿子吗？！

　　赵树理在第四师范上学时就已醒悟了，所谓上学是为了自己找“出路”，是为了自己“上去”，实际上就是要自己从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中走“出”来，要“上去”，实际上就是要自己向制造苦难的压迫者那方面去入伙。他明白了，摆在自己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维护原有的阶级社会制度，自己在那种制度的支配下，或者躺下来受压迫，或者爬上去压迫人；另一条则是，摧毁那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然后建立一种人和人平等的无阶级的社会制度。他实际上已经选择并走上了第二条路。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个种地的孩子，念了几年书回来种地，一点也没有降低身份，也不存在什么“落魄”。如果自己入了压迫者一伙回来压迫同难的父老乡亲，那才理应为千夫所指呢！人们受旧的传统思想的毒害也太深了！他知道，这种思想根深蒂固，是很难一下改变的。

　　1929年初，赵树理和霍启高去县城参加小学教师招考，二人均得甲等，赵树理被委任为城关第一小学教员，霍启高被派往一个较远点的学校。赵树理准备按照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做些试验。在给史纪言等同学的信中说，他已经找到了救国救民、安身立命的机会。他们来信表示祝贺，还寄来一些关于教育和文学方面的书。

　　4月间，正在他想大展身手之时，他的妻子因病去世了。他刚刚回家料理完丧事回到学校，不料，却以“共产党员嫌疑”的罪名，在课堂上被抓走了！当晚被捕的还有霍启高。二人均为根据省党部密电抓捕，捕后即送太原。

　　开始，赵树理被关押在东缉虎营山西省党部。在这里，他被审问过两次。第一次审问时，出示了几份逮捕时搜出的材料，一为郑振铎翻译的俄国路卜询的小说《灰色马》，一为《小说月报号外》，一为史纪言等三位同学的来信。赵树理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问过以后让填一份表，仍是“何时参加共产党，何人介绍，担任什么职务”之类。表后附有说明纸，赵树理心想，正好可以写上几句，说明他与史纪言等同学在通信中讽刺国民党的话是从何而来。他写道，他是梁漱溟的崇拜者，刚刚读过梁先生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他们通信中的一些话即来自该书。

　　5月20日左右，赵树理被转到上马街“山西省自新院”。课程有党史、国语、历史、地理、音乐等，宗旨是宣传三民主义，诽谤共产主义，以实现“革心”的目标。在院内党支部的领导下，政治犯们软磨硬抗、装痴作呆，以各种不同的办法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赵树理装作只爱文艺，不问政治的样子。这里的图书馆有1500多册，“自新院”为了使他们“转变思想”，对他们看书不加限制，他们常常以写文章找参考书为名，开列书单，让院方到外面图书馆去借。在这里，赵树理读了许多文艺方面和理论方面的书籍。难友中有位叫高春生的同志，一有机会就给他讲文艺的阶级性，讲文艺不能脱离社会斗争而独立存在，文学应该积极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有关人生的重大问题，从而惊醒人们，使人们自觉投入革命斗争。以前，赵树理受“艺术至上”思想的影响较深，“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曾经是他的追求。在和高春生的反复交流中，他又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就像以前接受王春对“江神童”的影响的批判一样，使他彻底轰毁了自己思想深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可以说，这是他在“自新院”的一个最显著的进步和最大的收获，在他的艺术生涯中的意义不可估量。

　　在“自新院”中，还有一位姓王的同志，为他讲解了日本河上肇的新经济学，使他从此对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后来说，他认真和共产主义思想接触，是在这时候才开始的。

　　他的才华是隐藏不住的。在这期间，他先后在院办的刊物《自新月刊》上发表过两篇短篇小说《悔》、《白马的故事》，还有一首诗，一篇杂文。

　　《悔》写的是一个聪明而又顽皮的小学生遭到开除冒雪回家，听到父亲正在向别人表扬自己，不禁悔恨交加，昏倒在雪地里。小说是对校长之专横、教育方法之不当的鞭挞，但值得注意的是父亲讲民权主义、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有选举权那些话。他说：当尧舜时代，就是百姓们举朝廷――和咱乡间举社首一样, 人人都有选举权，后来就有人从中取利，把自己的身份抬高，硬把自己的权位当作自己的祖宗事业，子子孙孙相传起来。现在的人比从前聪明多了，所以觉得自己是有主权的，便直截了当地不要朝廷，而大家公举办事的人。”将来“人人都是主人。国家大事虽不是自己亲办，然而大家却都要拿主意。就是做庄稼，也不能像现在的庄稼人——什么都不懂。”

　　《白马的故事》是篇寓言小说，写的是白马正在松林下接受马仆的洗刷，突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白马受惊，在山洪惊雷中狂奔，差点命丧深渊。当雨过天晴，白马筋疲力尽，带着累累伤痕，重又折回原地，三天后与马仆相会时，白马好像失踪的孤儿遇到了母亲。表面看，白马迷途知返，颇符合“自新”之意，但是，如果联想到那晴空霹雳般的“清党”，赵树理数月中在深山野地里的流浪生活，淋雨大病一场，以及在“自新院”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斗争和新的觉醒，那就完全可以作出别样的解读了。

　　那篇《赠出院自新人词并序》，也可以作如是解。其词曰《调寄浪陶沙》：

 弄筏晚潮水头，

一任飘流；

不图怒雾塞嬴洲。

四顾茫茫天海色，

哭破警喉。

灯火起高楼，

接引迷舟。

欣然任此得归休。

从此谨躬多近岳，

再勿溟游！

　　他在这首词的序中将生命比作一叶在大海中扁舟，说：“种种漩涡，时复索我，一忽不慎，席卷而去，其存其没，谁复我惜？不幸扑碎，亦非意外。”语意双关，可作多种解读，不过是意在迷惑敌人，保护自己。客观事实表明，在这里，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擦亮了他的双眼，他一点也不迷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更加清醒，都加坚定。

　　再来看看《读书·做人·革命》一文。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是‘人’。我们并非为了物质才生出来，为了物质才被生出来的‘机器’，不是‘人’。民生史观告诉我们说：‘人类以求生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求生存的目的，就是‘求生存’本身。”“或者有人说现在是革命时期，用不着谈人生问题。如果说有人是这样说，错的也不算很近。要知道一方面革命，一方面还要做人，若没有合格的人生观，做人先成了问题，还怎么革命？”在这里，赵树理所讲的不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吗？不就是要为人民大众的物质利益，为他们“求生存”、求解放、求幸福、谋发展而奋斗吗？不就是要人们树立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人生观才可以称得上是“合格的人生观”，这样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个“人”吗？否则，还讲什么“革命”，还搞什么“革命”！那只能是“假革命”，甚至是“反革命”。

　　这就是经过“山西省自新院”出来的赵树理，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思想面貌一新的赵树理！

　　就在这时，他决定将祖父给他起的大名“赵树礼”，改为“赵树理”。他要同老一代人“读书识礼，学优而仕”的思想彻底决裂，他永远要追求革命的真理，要讲道理，要树共产主义之理，树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公平、正义、人权、法治之理，为推翻人吃人的社会，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为人民大众翻身和解放，为人民大众的权利和利益，为人民大众的尊严和幸福而奋斗终生。可以看得清楚，这是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又一次大飞跃，一次质的大飞跃。

　　谁也不会想到，在事隔30多年后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赵树理竟因为这段不平凡的经历，那几篇并无问题的文字，被打成了“叛徒”。完全不顾史实，不看事情的本质和主流，蛮不讲理，纯属对赵树理的任意诬陷”。

　　1930年5月中旬，赵树理终于走出了“自新院”。他在院中被囚达13个月之久。也许是因为他的“革心”表现为院方所不满的缘故吧，他被囚禁了两期才被放出。

　　这一年，赵树理24岁。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经历的一次重大的考验，也是他在政治上、思想上又一次升华。

　　如果说，此时的他也不无“迷茫”之感的话，那就是他不知革命何时到来，也不知自己将在何处生存、怎样发展。是从教，还是从文？抑或是干别的什么？前路茫茫，一切都是个未知数。只能在飘泊不定的生活中，苦苦地不断地去探寻了。

　　就在放他走出“自新院”那天，当局告诉他，长治第四师范又发生了驱逐校长的学潮，领头的就是他的好朋友杨蕉圃、史纪言、王中青，要他去破坏这次学潮。他当即表示拒绝：“我负不了这样大责。”

　　他没有在太原多停留，即徒步踏上了回家之路。1930年6月2日，他到达长治，让杨蕉圃、史纪言、王中青他们早作准备。他告诉史纪言，自己已不再叫“树礼”，改名为“树理”了。他应邀，与同学19人在校园合影，洗印相片时大家又请他题词，他题道：

萍草一样漂泊，

或许是我们的前程。

此间一度的欢聚，

不知何时再会。

朋友们，我们的归宿，

让我们分头去找。

　　回到尉迟村，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父母双亲。一进门，又被父亲痛骂了一顿。说为了他，背了一身的债，地押出去了，驴也卖了，钱也花光了，可到头来，你功不成，名不就，还坐了牢，你可把我的脸丢尽了，太不争气了。原来，父亲爱子心切，曾托在太原当老师的贾恒礼照顾赵树理，答应每月寄5元钱给他，前后共寄过50多元，可是，他只给过赵树理12元。当时200斤谷子才能卖5元，50元对全家来讲可真是难以承受的重负啊！现在家里已是负债累累，老汉能不气恼吗？

　　家里经济窘迫，沁水县端氏镇的贾景德现下成了省府秘书长，父亲成天价催促他去省城求个一官半职。赵树理好不心烦。

人要活着，总得找个吃饭的地方。家里不是久留之地，只住了两三个月，他又走上了流浪生活之路。

　　该到哪里去，该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