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铭鉴 (1944年~2020年4月2日)，男，汉族，江苏建湖人。著名语言学家、编审。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副社长、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编辑委员会执行主任，《咬文嚼字》、《编辑学刊》主编，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上海市编辑学会、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和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兼职教授。

（——据《百度百科》，有省略）   

    郝铭鉴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有故事的大人物，有一大堆的光鲜头衔，但看他责编过的图书：《朱光潜美学文集》、李泽厚《美学论集》、《巴金论创作》等，主编、副主编《文艺鉴赏大成》、《文化鉴赏大成》、《中国新文学大系》、《艾青论创作》和《革命烈士遗文大典》等；再看他曾经获得的奖项： 

  “上海出版奖”和“上海市语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人”、“全国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等荣誉称号，就知道他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层次和份量了。

    郝先生是《咬文嚼字》杂志的创始人及主编，被学界誉为“汉字的守门人”、“半世编‘小’杂志，一生守大情怀”，我这个临老出家的文化素人本不会与他有什么交集，但想不到在他辞世前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竟与他发生过一点小故事，且事关十多年前的一段文字公案，似应如实照录，为世人留下一点痕迹。

    2010年8月，拙作《问教余秋雨》（以下简称《问教》）几经周折终于破门而出，金文明先生曾要去几十本赠送沪上名人，他开过来一张赠书名单，其中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郝铭鉴，我们应该算是相互知道了对方的存在，但并无任何实际交往。

    好日子过得快，九年一闪而逝，往事已成过眼云烟，我的视野之内已无余秋雨，大约在2019年的10月份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郝先生的短信，写来一段文字，可惜不曾保留，大意是说，十年前他得到了《问教》这本书，可当时没有看，昨天随手拿起，竟放不下了，以至一口气连夜读完，并说自己当年竟错过这么一部好书，想不到你一个学理科的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云云，末了他要求互通微信，做进一步的交流。

    我一个耄耋之人，理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能与郝先生这样一位文化大家进行交流总是求之不得的幸事。于是我们有了微信来往，我曾经向他请教过一些我不了解的事和文，他也都认真地给与回应。现择要录于下面：

    2019年10月19日，我向他打听曾经在《编辑学刊》上发表文章评论《问教》的作者“伊人”是何人，他给了我“伊人”的电话，并介绍说，“此公雄于文，但不用微信，在书海中自得其乐。凡事自己判断，决不随人俯仰，有点桀骜不驯。”

    2019年12月26日，我在与友人的聚会中谈到了“原局长和前局长有什么不同”，随手就发微信向他请教，第二天他专门发来了一篇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短文：

   “原”局长和“前”局长有区别吗？

    让我用一句话来回答，我的答案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原”和“现”相对，“前”和“后”相对，都是指不是现任领导。不论是到期离任，还是中途调走，是“平安落地”，还是“撤职查办”，只要曾经担任过这一职务，既可用“原”，也可用“前”，他们的不同，表现的是汉语词语的丰富性。

    当然，如果你要让我细细道来，也可以说出那么一点儿区别。比如，“原”可以用于除现任以外的历届领导；“前”一般来说，是指紧靠现任的前届领导。不过，这种区别十分细微，而且也不一定已经形成社会共识，所以，我们不必抠得太死。

     这个问题倒引起了我几点其他的想法：

    第一，需要介绍某人履历时，最好不要用“原”“前”这类提法，因为毕竟是不太严谨的。可以直接说出某年某月担任某职，给人以明确的历史感。

    第二，自我介绍时，要清醒地意识到。“原”也好，“前”也罢，都是过眼云烟，不要总是念念不忘。这种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遗风，无意间透露的是一种低级趣味。

    第三，向别人介绍本单位的老领导，有时提及一下职务，还是有必要的。但无论用“原”还是用“前”，都近乎官样文章，少了一点温度。不妨改用“老”字一一“这位是我们的老局长”，既让人明白了不是现任领导，又表现出了介绍者对老领导的敬重之情，也许更为得体一点。

    他的三点“其他的想法”才是该文的核心，它令我体会到一个文化大家的格局之大和思维之缜密。

    此外，他还发来过《我和聂绀弩“拍桌子”》和《王蒙的文字敏感》两篇文章，还让我给他寄去我已经出版发行的另外两本书《余秋雨别传》和《黄叶落尽视域宽》。

    值得着重一记的是，2019年11月6日，他在一则微信中专门发来以下文字：    

    关于红楼梦之类老电影复出，补充一点材料：粉碎四人帮后，北京指示上海复查全部封存的老片子，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由上海文教办负责。北京派来了一位李文兵，文化局参加的是黎家健，电影局参加的是边善基，文教办领导要我全程参加。每部电影都要写出评语，有的还要提出修改方案，大部分评语都是由本人写的。然后文教办报市领导审查后送北京。从未听说余（吴按：指余秋雨）提过什么。

    我知道，郝先生发来这段文字，源于他看了《问教》中的一篇文章《饮水思源说解禁》（《问教》43—52页），其中针对余氏的下述文字我向余氏问教：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借我一生》278页)

    这里的他，是指当时上海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车文仪（在2004年余秋雨发表这段文字时，车文仪已故去），余氏说车部长当时对他言听计从，一次次向他请教，在自己的说动下，许多中外名著与电影一一解禁，第一个解禁的电影是越剧《红楼梦》。在余氏笔下，中外名著与许多经典电影解禁的头功非他莫属。我凭自己的阅历，一看就知道这是死无对证的大头天话。虽然我对真相一无所知，但我从逻辑和余氏自己不能自圆其说的叙述中，论证了余氏之说完全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详见《问教》），得到了上海文化界许多人的认同，这一点在我参加过的有上海诸多文化人的聚会上得到了确认。

    郝先生说，他当时代表“上海文教办”“全程参加”了电影复查“小组”，而这个复查工作正是上海文教办负责的，（语言大家郝先生用“全程参加”来委婉地表示，这件事他其实是总负责人）他同时列出了其他主要当事人的名字，这些都是可查可考的。郝先生的说法是可信的，完全是正经大事正经办，符合执政党的行事方式，如此国家大事，哪里会像余某人所说那样，鬼鬼祟祟地在宣传部长耳边嘀咕几句，便轻松搞定，“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

    这就是说，郝先生是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他于2019年11月6日提供了关于电影越剧《红楼梦》等解禁的要紧证词：从未听说余（秋雨）提过什么。

    哦乎，原来此事与余某人没有半毛钱关系，我的质疑得到了他的正式认同。

    自2010年8月《问教》面世后，我开始云游四方，对世事基本上已无论魏晋。我收到郝先生的最后的微博是2019年12月30日，2020年下半年，我发给郝先生的微信都没有回音，在2021年阴历年前，我写了一篇关于诗经的长文，发给他想听听他的意见，并向他拜个早年，仍然杳无音信，总以为耄耋老人反应迟缓是常事，谁知于前日上网时无意间得知，2020年4月2日上午，郝铭鉴先生逝世，享年76岁。

    前些日子我还在寻思，郝先生这么一个大名人能主动不耻下联（系），今春回大陆我是否应该去上海拜访他，才不致失礼，不料他竟驾鹤西去已经一年了。在命运之神面前，人竟是如此地脆弱，真是细思极悲。呜呼哀哉！

    哀痛之余，促使我写下上述文字，作为我对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悼念，也庆幸自己在先生离世前几个月与先生有过一次短暂而愉快的交往。虽然对一般读者来说，早已是陈年冷饭，但毕竟是一桩文字公案，当事人郝铭鉴先生的证言应该可以为它作一个了结。

    作者吴拯修，祖籍徽州，1944年出生于浙江江山。1962年考入浙江大学数学力学系，1968年毕业分配到浙江金华。当过工人，做过会计，做过工程师，当过厂长。1984年进入金华市政府工作，历任市商业局局长、外经贸局局长、贸促会会长等职。2004年退休后，进入文坛，专业问教余秋雨。吴拯修先生浙大数学系毕业，以退休经贸局长之身，拍案杀入文坛，职业问教余秋雨，文惊南北文坛；吴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筚路蓝缕6年，一举成就《问教余秋雨》，创造了一个退休局长“出家”为文的文化奇迹。上编《伪者无疆》，是作者对余秋雨“含泪门”“诈捐门”“碑文门”等，破门而入的犀利幽默评说，为作者近年揭“谎”打假之辑录。下编《“苦”旅一生》，是作者披荆斩棘全面解构余秋雨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之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