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社会有了转机，各行各业都开始显现活力和生气，市面上逐渐繁荣起来。

可是父亲不仅复工无望，而且更严重的是他的腿病恶化了。表面伤口虽然愈合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病根未除，病毒由小腿向上蔓延至膝盖骨隐藏，一旦发作，不可收拾，疼痛难熬，当地治疗，法已想尽，没有丝毫疗效，只好到汉口大医院去治疗。

当时正是1946年夏天。交通很方便，于是，父亲向亲朋好友筹借了20块光洋。由我和继母陪伴父亲乘轮船到汉口协和医院治疗。

那时的协和医院是外国人开办的，医生大部分是外国人，是带有慈善性质的教会医院，对穷人收费低廉。我清楚地记得，给父亲看病的是一个高大个子、50多岁的外国医生，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经过他仔细检查和询问后，只见他皱着眉头，不断地摇头叹气。

我们3人的形象和衣着，明摆着是乡下来的穷人。从洋医生的神情看得出来，一是病重难治，二是还有些同情。他对父亲说：你这个病怎么拖到现在才来呢?

父亲回答说：兵荒马乱，生活无法维持，哪有钱来大城市看病，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向亲友借了点钱才来。外国医生说：你这个病需要很长时间治疗，最少得1年多时间，需要花很多钱，能否治得好，还不一定啊!

（二）

听到洋医生的话，我们3人都流下了眼泪。洋医生看到我们悲痛的样子，他沉默了好一会，突然转过身来，对着我们3人说：还有一个办法，既可保住生命，又不需要花很多钱，那就是截肢，最多1个月就好了，就可以出院回家。

这个外国医生，以为我们未听懂他说的话，就又重复说了一遍，而且边说边做手势。待我们听明白医生的话后，我们3人痛哭号啕起来。外国医生见此情景，很同情地要我们别哭，说你们好好商量一下再决定吧。

我们3人就到诊断室另一头空地方坐着商量，3个人哭了一阵又一阵，最后还是父亲含着泪水咬着牙说：什么都不说了，也不要哭了，锯掉算了，只要留着一条命，做个残疾人吧，世界上残疾人多得很啊!他要我们不哭，当他做出截肢决定后，他自己却泪如雨下。此时父亲刚刚50岁，他内心多么痛苦啊!

外国医生脸上流露出很惋惜神色，为父亲写了入院证，并另外写了一张条子附在入院证上，上面写的全是外文。到入院处办手续，收费的职员是中国人，懂外文，他告诉我们，今天这个医生是外科主任，写的这张条子是作为穷苦人半价收费的条子。当时交了5块银元的住院押金就住进外科病房了。

继母住在汉口满春路一位亲戚游春生家里，游家是开小菜饭馆的，全家人都非常厚道热情，在他家烧点菜、煨点汤很方便。 

我日夜在医院里陪伴父亲，吃、喝、拉、撒、洗，全由我照料。因是夏天，晚上就铺一条凉席在病床旁的地上睡觉。

父亲截肢后恢复较好，半个月后我就扶着他拄着双拐在病房练习走路。住了近1个月就出院了，整个医药费、住院费总共不到10块银元。

（三）

回到沔阳后，父亲与人合伙的蛋庄生意依然在经营。朋友们为了照顾他，安排他专门管帐，这也是父亲的特长。

因战乱结束了，蛋业生意尚好，此时我也加入蛋庄做事，未去帮工。因此，家庭生活有一些改善，一家人团团圆圆，日子过得较为安稳。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父亲患三叉神经痛非常严重，当地医治无效。这时交通非常便利，每天都有轮船到汉口，于是便乘轮船下汉口治病。

经汉口民生路姚顺记蛋行老板介绍，住进汉口天主堂医院。这是意大利天主教的教会医院，除勤杂人员外，医生、护士都是金发碧眼的意大利人。他们汉语极差，病人反映情况，医护人员似懂非懂的样子，凭他们主观检查开药，医生与患者根本不能交流，因而父亲病情毫无好转，住了1个星期就离开了。

接着还是姚家介绍，住进了汉口杨子街联合诊疗院。这是一所私人医院，很小，但看病的人很多，主要是有一位留德的医学博士李冠义在这里挂牌，每星期来查3次房，指导病房医生，有时自己动手。父亲的病经过李博士亲自诊断，不到3个月就病愈出院了。

叶培元简介：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湖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主编《沔阳公安志》，出版长篇回忆录《沧桑岁月》、《叶培元书画作品集》、《叶培元家书》；曾获“仙桃市劳动模范”、“仙桃市优秀文艺家”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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