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

文/房庆斌

癸卯年正月初

童少时期，我有幸遇到了三位德才兼备的启蒙老师。得益于老师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奠定了自己童蒙养正、少年养志的品质基础。这三位老师就是刘（守㙸）老师、樊（通喜）老师、房（九通）老师。

在学龄前时，看着两个姐姐背着书包上学，就非常羡慕。姐姐放学回家后，我总喜欢翻着她们的书本看，姐姐也常教我认字写字和算术，还常给我讲学校的故事。我和小伙伴们玩耍时，也喜欢到学校看学生们上课、出操。总盼望着早日成为一名小学生。

   （一）小学四年

一九六二年九月，我高兴地迈进了人生的第一个知识殿堂--赵壁（本村）小学，那年我七周岁。

学校的条件非常简陋，教室是一间老房子，面积小光线暗。四个年级的四五十个学生在一个教室，学生用的课桌凳是长条的桌子、板凳，一、二年级比三、四年级的桌凳低、座位挤。四个年级只有一个教师。记得到了三年级时，在这间老教室旁边建了一间新教室，也增加了一名老师，此后就分为两个年级一个教室，两名老师分别带语文和算术，学校的条件有所改善。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敬爱的刘（守㙸）老师。刘老师忠诚教育，爱护学生，勤奋朴实，为人师表，在我们村小学任教三十多年，深受学生和村民的尊敬和爱戴。刘老师几十年如一日，言传身教，含辛茹苦，影响和培育了一批批山村孩子们发蒙启滞，茁壮成长。鉴于刘老师的美誉口碑及教学功劳，他在我村光荣的加入了党组织。

记得刘老师谆谆善诱，不厌其烦的讲课情景；他表扬我作业认真学习成绩好，值日打扫卫生及冬季炉火管理好，组织劳动特别是夏季拾麦穗总比其他同学多（称重量比赛）；他教我们做手工，还推荐我做的“胶泥茶壶”、“雷锋塑像”等选送到公社展览；记得天冷时我总是皮肤过敏起疹子，刘老师就让我在他住的房间火炕上暖和；在刘老师的培养下，入学的第二年我加入了少先队，记得学姐给我戴上红领巾宣誓时无比高兴的情景…。当然，那时正处调皮捣蛋的年龄，也有过多次因为淘气打架，上房揭瓦被老师批评、罚站的情节…。

乡村有个习俗，就是每年春节开学后每家每户轮流请先生（老师）吃一顿饭。通过“先生吃百家饭”这一形式，学生和家长借机表达对老师的一年来辛勤执教的感谢和尊重；同时也是老师的一次家访和相互沟通了解的好方式。记得每年正月我都督促父母争着请刘老师来我家吃饭，那顿饭母亲会做出最拿手、最好吃的饭菜，全家人陪老师一起吃饭，老师也会带些水果糖什么的送给我们，边吃边聊，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上小学的四年期间，本就家庭贫困，加之正值困难时期，我和大部分同学一样，书包是用小布块拼凑缝制的，作业本是用旧年画切割缝订后在背面写，练习写字和做算术都用的是石板石笔。虽然大家都生活艰苦，缺衣少食，但正处把玩无厌的童真天性，同学们一起读书、劳动、玩耍都十分开心。自己从小就有争强好胜的性格，不仅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也是不甘示弱，特别在体育方面，我们几个男同学甚至练会了劈叉、空翻、倒立行走等“功夫”。

身为贫瘠山村的小学生，学习和劳动始终伴随着每一天。除了学校组织的农忙季节帮生产队运粪、收粮、拾穗、植树等。平时及节假日帮家里大人割草、砍柴，养鸡喂猪，下地干活。劳动做家务和学习做作业总是互相挤时间。

那个年代山村里人的家境都不好，纯洁的山里孩子从小就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培养了勤奋的精神。上学后，同学们都不甘落后，比学习，比劳动，争当五好学生。

  （二）完小两年

一九六六年九月，我和班里的同学，升级到了距离我们村约四华里的“李壁完小”读书。那天，我背起父母为我打理好的行李，怀揣着父母的嘱托，和同学们一道高高兴兴地来到了这所新的学校。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那年我十一周岁。

那时的完小为两年学制，属于小学建制范围，即为小学的五年级和六年级。

当时从本村小学进入这所完小，感觉这里校园方方正正，占地面积好大，环境真好。教室、宿舍、食堂、操场围着宽阔的校园环形路布置，路两边杯口粗的杨树笔直均匀，最中间是一大块种着各种蔬菜的地。教室里宽敞明亮，四十多个同学来自周围十多个村庄。

影响最深的是，我们的班主任樊（通喜）老师，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作风严谨，执教认真，德才兼备，谦恭仁厚。樊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他讲课时的循循善诱，重点提问，深入浅出，引经据典的情景记忆犹新。

大概当年11月，“文革”的风波扰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下一学期甚至连书本都没有了。在完小的两年期间，尽管学校及其学生们不得不参与一些游行示威，批斗活动；尽管也有过短暂的“停课闹革命”，但这期间，樊老师奉行了人民教师强烈的责任担当，表现出了对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他自编教材，并寻找各种适合的学习资料、文章给学生讲解。夏日暑季，教师酷热难耐，樊老师时常带我们到附近河谷山洞上课和游戏。我至今依然熟背的多首毛主席诗词、古文都是那时候学的，樊老师讲的文章结构，写作方法技巧至今依然受用。

记得，在樊老师的教育和鼓励下，我在班里背诗词、语录比赛中名列前茅；我的作文和日记经常获得老师好的评语以至于展榜示范，有一篇作文樊老师用红色毛笔批语“聪明伶俐，继续努力！”还推荐给高年级阅读；记得，樊老师带领我们上山打柴（越冬取暖用），草滩割草及深山采松桃等（增加学校收入改善学习条件），由于自己很小就有过更多的上山打柴、野外割草的实践经历，所以干起活来更利索，背负的更多，樊老师表扬我有方法，肯吃苦。记得，樊老师推荐我参加联区“学雷锋做好事”事迹交流会，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台上面对大众发言，脸憋得通红。记得，樊老师带领我们到临汾参观“阶级教育展览”，我居然脱离集体，独自贪玩而走失，是老师设法找见了我，并带我一起饭馆吃饭，礼堂看文艺表演。记得，夏日一天乘老师不在校，我叫了四五个同学，偷偷到河里游泳，老师得知后严厉批评我们的情景。记得，有一天夜里，我带头和宿舍里的同学用被子、绳子搭棚子，光不溜秋折腾到半夜不睡觉，被老师发现批评……。

还有一次，我们四个要好的同学，晚饭后悄悄的去三里外的歇马滩高中看电影。电影是露天放映，没看一半下起了大雨，大家都四散跑开。我们跑了一节，看到路边一户没院墙的院子，就躲进一个放柴禾的窑洞里避雨。窑洞黑咕隆咚，我们摸索到麦秸堆上拥坐，衣服湿了冷得瑟瑟发抖。隔壁住户大叔听到动静，打着手电走过来，领着我们到了他们住的屋里铺好被褥，让我们脱了衣服睡在暖暖的炕上。我们睡着了，大叔夫妇还给我们把衣服烤干。我毕生不会忘记这对善良的夫妇！几年后，我还专程去看望过他们，表达迟到的感恩之情...。

还记得，我和班里一个叫元虎的同学是生活委员，负责管理库房，每顿饭前到库房里称好面、米，送给食堂大师傅。库房里还有一台留声机和一摞唱片，我俩经常悄悄放唱片听，有几首歌非常好听，如“敖包相会”“牧羊曲”还有什么小调等，至今依然爱唱爱听。

那时同学们都是从家里背米面到学校换饭票，两个年级住校生有六七十个同学和六七位老师一起在食堂用餐。因为那个年代广种薄收，物资贫乏，农民生活都非常苦，食堂的饭菜除了蒸发面窝窝，炒（煮）土豆片，就是“和子饭”，自己经常吃不饱，大师傅对我很好，有时在炉台上后面留点窝窝给我吃，但窝窝里面常钻进小蚂蚁，由于饥饿常常是连蚂蚁一起就吃掉了，至今都能回想起来，吃到嘴里的蚂蚁的味道----“酸酸”的。

完小的两年，正值“文革”初期，虽然对学校正常秩序有干扰，但我们很幸运，遇上了以樊老师为代表的几位责任心强的好教师，我们的学业没受太多影响。也为后来的学习成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当时校长是薛（林虎）老师；数学课是晋（广喜）老师；副校长是晋（维儒）老师，还兼带我们的常识课。这几位敬爱的老师各具优势，对我影响很深。

影响深刻的还有同班级和上一年级的几位优秀同学，同班级的有：李四桂、闫记宁、房玉珠、房合心、房戈英等同学；上个年级的有：段安生、李双喜、李秋祥、闫院保、段芳兰、郭汾爱等学哥学姐。他们优良的品行，优异的学业，为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三）初中近一年

一九六八年八月，我刚读完“完小”时，新的教改取消了“完小”制，推行了小学到中学“七年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或许是因为我们村当时生源较多（其中有部分因“文革”停课而辍学的学生），上级批准在我们村成立了“赵壁七年制中学”。我们班的十几个同学中，有当年完小毕业的，也有之前完小没毕业辍学的，年龄相差较大，成绩参差不齐。入学那天我们领到的是新编的六年级课本，记得有《语文》、《数学》、《常识》和《思想政治》，结束了上完小时课本不规范的历史，开始了初中的学业。那年我十三周岁。

我们的班主任房九通老师（兼任校长），是从另一所中学调来的，是一名教学经验丰富的好教师。他年富力强，干练利落，多才多艺，博学睿智。他带我们《数学》和《常识》（包含了物理、地里等方面的知识）课程，而数学课逻辑性强，概念、定理、公式难学、难记，但房老师讲起课来思路清晰，情景交融，环节紧扣，深入浅出。他的提问式、激将式、引导式的讲课方法，增加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效率。无论听他讲数学课还是常识课都是一种享受。

语文老师房庆锋是一位老高中毕业生，也是我的同族堂哥，他的文才很好，出口成章，我听他讲课很入迷，也促进了我对语文课业的学习兴趣由于自己的语文成绩较好，也更加得到了堂哥的喜爱，常常可以得到他的关注和指导，吃点“偏饭”。

或许是因为我学习专心刻苦，老师都喜欢我，课堂上也爱提问我，促进了我的学习热情和好的成绩。记得作业本上经常有老师表扬好激励的批语。我的作文也常在教室的“学习园地”上展示。

当时的学校贯彻“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德智体劳全面发展”的方针，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特别是夏秋农忙季节，帮助生产队抢收抢运，拾穗打场。记得一次参加生产队割谷穗时，不慎镰刀割到了手指，鲜血直流，我没有告诉他人，揉了一团茨笕草（一种止血草）按到伤口上，撕一块手绢紧紧扎住，忍着疼一直坚持干到收工。至今手指上还有一道伤疤。还有一次，老师带领我们摘棉花，大家休息时我还在不停地摘，老师看到我比其他同学摘的又快有多又干净，号召同学们向我学习。学校冬季取暖烧焦炭，老师带我们到三十多里以外灵石县的一个山沟里去挑，同学们大都是两个人抬一筐，我却是用扁担一个人挑两只筐，来回六七十里路，还要翻越一道以陡峭而闻名的七里坡，咬着牙坚持挑回来，第二天两条腿疼的走不了路，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候还经常参加公社、联区、村镇组织的“文革”活动，有的是“庆祝革委会成立”，有的是什么纪念日或节日大会。由于我们的房九通老师是远近闻名的“文艺才子”，所以，房老师指导我们排练的节目很受欢迎。记得我们四个男同学表演的是一段新疆舞，戴着假胡子和瓜皮帽，穿着长裳扎着腰带，跳起来舒展奔放，至今几段动作还能够比划几下。

由于初中学校设在本村，更好地得到了父母和哥哥姐姐们的照顾，每天放学回家能吃上母亲做的可口的饭菜，住在冬暖夏凉的窑洞里。同时，也有机会帮家里做些挑水打柴，割草喂猪等力所能及的活计。特别利用周日假和寒暑假期，自己尽力帮年老体弱的父母，多干些农活和家务。

我的外甥闫记宁和我同龄，自上完小到初中我俩都在一个班。他天资聪明，心灵手巧，学习成绩很好，我很注意学习他的优点。确切的说，我们各有所长，一直是互帮互学，共同进步。在班里我俩都是名列前茅的学生。我永远忘不了，我俩一起学习，一起吃住，一起劳动，一起唱歌做游戏的情景...。

一九六九年暑假后，不知何原因，我村的七年制中学（五六年级），归属合并到了邻村的“李壁七年制中学”。

那年，父母均已五十多岁年纪，由于抚养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老六），家庭负担之繁重，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长年累月的辛苦劳累，导致了父母的体弱多病。为减轻家里的负担，为父母分担一些劳务，暑假后开学时，我毅然做出了“辍学”的决定。那年我十四周岁。

小学和初中时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其间经历的事情犹如昨天。正是这些难忘的经历，正是有幸遇到了这么好的老师和同学，自己才能在人生宝贵的启蒙阶段，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基础。开启正确的认识世界、鉴别事物、规范品行的人生航船！

之后多年来，我在小学及初中的同班或同校的同学，有的继续上了高中、中专、大专、大学及出国深造，有的到工厂、农村、部队发展。其中不少在工业、农业、科技、教育等领域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一些同学之间至今仍有着的联系，还瞅机会多次相聚，一同看望几位老师。如今，敬爱的樊（通喜）老师、房（九通）老师，已是耄耋老人，敬爱的刘（守㙸）老师已于二零一八年过世。

少年时的母校、老师、同学，永远在我心中！

（注：因为本村的“七年制中学”仅仅存在了半年多时间，而半年中所学的六年级课程，多是在完小六年级时的内容。故此，本文将这个阶段的内容归纳到《小学》部分。同时也是由于随着这所七年制中学的终结，本人也因故不得不辍学，后来再无缘进入初中、高中的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