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赵树理（连载二）

　　郝怀明

　　2、民主科学理念的确立，自由独立精神的洗礼

　　辛亥革命以后，全国各地开始兴办学校，但尉迟地处偏僻，文化落后，仍然只有私塾，所教所学仍旧只是孔孟之道。

　　近几年，沁水县也破天荒地出现了几个洋学堂。村里有个退职的小军官反复劝说赵树理的父亲送孩子去镇上上高小，中心意思无非是说在家种地“没有出路”，“念书人腿长，说上.去就上去了”。所谓“上去”，当然就是“做官”，就是“升官发财”了。他说“为了孩子的出路，应该舍花点本钱”。父亲觉得家里日子过得不宽裕，本打算让他唯一的儿子这个“好帮手”在家里同自己一起种地过活，听这位小军官一再规劝，又想起先父临死前的嘱托，也就决定让孩子去上高小了。

　　1919年夏天，14岁的赵树理来到了离家45公里的端氏镇县立第二高小读书。校址设在榼山寺。村里与他同去上学的还有三个孩子，家庭都比较富裕。别的孩子穿新衣，被褥的面都是缎子做的，赵树理没有新衣，被褥也是母亲用买来的两件旧神袍改做的。别的孩子家里送行时吃的是猪肉拉面，赵树理跟平时一样，吃的是小米干饭。那几个孩子去上学，有的骑马，有的坐车，赵树理是自己挑着行李，跟在他们后面去的。

　　开始，赵树理被编在补习班。

　　第二年，即1920年春，赵树理正式编入高小一年级第5班。

　　这个学校刚刚成立，虽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提倡新学，反对旧学，开设了算学、社会等“新学”课程，开始学习白话文，读胡适、蔡元培等人的文章，可是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比较多的还是他们熟悉的四书五经，作文题目也还是“学而时习之”、“不违农时”、“一寸光阴一寸金”那老一套。对孔、孟等一类的书，赵树理早就读过，许多内容早已熟记在心，学习毫无困难。让他最感新鲜的还是算学，一大堆陌生的阿拉伯数字吸引着他，多方组合，求得结论，变幻无穷，用心钻研，十分有趣。他好学习，记忆力强，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期间，发生一件趣事。谁也想不到，教算学的那位老师缺乏数学头脑，对数字模糊一片，讲起课来颠三倒四。学生非常不满。学校为了平息众怒，以示公平，就出了一些县级难题，搞了一次师生共同参加的算学竞赛。考试结果，赵树理考了个第一名，把那位算学老师给甩在了后面。这可是一个大新闻。为此，学校奖给赵树理一块银元。于是，赵树理身价倍增。先前，有些富家子看他家里穷，很瞧他不起，有时还不免挖苦几句，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现在，这些同学对他也刮目相看，另眼对待了。

　　还有一事。在那个学生爱国热情高涨的年代，赵树理还带头搞过一次罢课。据豆积孝回忆：“虽受封建、资产阶级的教育，但由于他读书广，思想开阔，加之他从小参加农业劳动，养成了勤劳习惯，平时关心政治，留心时事，学生时代就初步具有爱国、反封、反帝的进步思想。如在榼山高小，赵树理带头签名罢课的事情，巧妙地使同学们在碗圈周围签名，使人看不出前后次序。校长王益召开教员大会，追查谁是头头时，虽然把赵树理和一些学生关了起来，但并未查出谁是头头，结果无法处理了事。”（豆积孝：《回忆赵树理同志》，载《沁水党史资料》第1缉）

　　1922年1月23日（农历腊月26日），16岁的赵树理与比他大1岁的马素英成婚。父亲掐指一算，二人命相般配，大福大贵，白头偕老。赵树理谨从父命完婚。结婚不久，二人就加入了“太阳教”。三年后，他们的大儿子太湖出生。

　　1922年，赵树理17岁，以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因成绩优异，学校推荐，被聘为本县野鹿村初小教员。

　　赵树理觉得自己的年龄尚小，还应该上中学。无奈家境不济，没有办法，父亲的愁容，母亲的眼泪，只好把自己的希望，自己的梦想，掩藏在心底，从学校走向社会。

　　工作很不顺利。一年后他被校长解聘了，改任掌板村初小教员。一年后，他又被这个学校解聘，时间在1924年底。他并无过错，恪守传统道德，教学认真，热爱学生，还帮助村民写写画画，很受群众欢迎，对他评价甚好。但他不会逢迎权贵，爱认死理，走到那里，都吃不开。最后，他只好被迫收拾行装回家。1925年上半年，他又在阳城县西冯村教了几个月私塾，秉性难移，又为当地士绅所不容。这次是他主动辞职，回家种地。

　　知子莫如父。父亲说：“你真是头倔驴，你的老师、同学那么多，你就不能同他们拉拉关系，给家里也赚个钱？”儿子回答很干脆：“这种事我干不来！”父亲很生气：“早知这样，我一天书也不叫你念！”

　　父亲说归说，骂归骂，可是他心里明镜一般，深知儿子天资聪慧，确实是个读书的料。家里太穷，无力供他上中学，耽误了孩子的前程，他心里也非常难受。有一天，他听说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要招生，学生可以享受官费，每月供给3·8元的伙食费，毕业后可稳稳地当个高小教员。机不可失，他决计咬紧牙关，那怕砸锅卖铁，也要让儿子去上四师。

　　这是一个重大的抉择。赵树理的人生旅途将迎来一次脱胎换骨的重大转折。

　　1925年夏，赵树理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赵树理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生他养他的沁水，来到晋东南的首府长治，在这里，他将见更大世面，开阔眼界，增长新知，实现他在思想和精神上的一次大飞跃。

　　赵树理不同于别的学生，人家的行李都是家人用车马送来的，赵树理从沁水到长治得走一天多的山路，他的行李仍然是自己用扁担挑到学校来的。

他被编入初师第19班。

　　开学不久，他认识了一位比他高两级的同学王春。不知怎么，王春就喜欢上了赵树理这个比他还大两岁的新来的伙伴。王春也来自农村，家境清贫，从小有“神童”之称，在校内被公认为才子。他读书很多，博闻强记，思维敏捷，能言善辩。两人有许多共同点，都是高个头，都心直口快，乐观开朗，富有幽默感，爱说笑话；不同之处是，一个沉默谦和，不善交际，一个刚毅果决，社会活动能力极强。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终生的友情。

　　此时的王春已经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培育下的一代新人，而赵树理此时还未能完全走出他的“神仙世界”，未能摆脱儒家文化牢笼的束缚。

　　王春对这个新到的师弟，满怀热情，带领他到图书馆去学习。那个图书馆规模并不很大，但已令赵树理目不暇接，眼界大开。他有生以来还不曾见过这么多的图书，这么多的报刊杂志。他在图书的海洋中转了一圈，抱了一堆书出来，恨不得一下子把它通通装进自己的脑袋。王春笑着说：“你想一口气吃成个胖子啊？”他向赵树理介绍了鲁迅的《呐喊》，郁达夫的《沉沦》，《新青年》杂志、《小说月报》等。王春还向他推荐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他如获至宝。然后，他又推荐给同班同学常文郁，常文郁对梁启超也非常佩服，两人亦成为至交。赵树理后来回顾这段生活时说：“王春是我第一个启蒙老师”，他之所以能接触到一点四书五经之外的东西，都是由王春替他从图书馆选来的书，并扼要地把大意介绍给他，让他读的。赵树理广泛接触新文学，读了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振铎等人的作品，和《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周刊》、《东方杂志》等刊物。稍后，他和史纪言、杨蕉圃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史纪言回忆说：“我和赵树理接触多有两个原因：一是都爱读新书；二是都喜欢民族音乐。当时，我们大量阅读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报刊和五四新文艺，也看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经常翻阅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等。至于《胡适文存》、《独秀文存》、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诗等，则更是我们争相传阅的读物。”（李世德：《赵树理忆念录》，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总之是饱览各种图书，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著作和翻译，无所不看。

　　在这段时间，赵树理在古今中外图书的海洋中跋涉，无比贪婪地汲取知识，充实自己。在古典文学方面，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直到明清的章回体小说，屈原、杜甫、李白、白居易、韩愈、柳宗元、苏轼、辛弃疾、陆游、关汉卿、王实甫、冯梦龙、罗贯中、吴承恩、施耐庵等著名文学家的作品，他都比较系统地学习过。此外，易卜生、屠格涅夫、高尔基等外国作家的作品，他也有所涉猎。一切都使他茅塞顿开。

　　进校前，赵树理受家庭影响，信教，不吃肉，敬惜字纸，带字的纸要收起来，把它烧成灰，撒到河中。入校后，他开始仍旧坚持，照撒不误，受到王春等同学的奚落和批评，不久，他就改变了。肉，他也开始吃了。噢！原来肉也还是挺香啊！肯定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他感觉身子好像比过去强壮一点了。解决这两个事不难，但要消除他脑子里对“江神童”的迷信，可是费了王春他们好大的劲了。

　　还是在高小最后那年，赵树理买到一本署名“江希张”著的《四书白话解》，传说此书的作者是个“神童”，实际上是一位老道学先生写的，只是用了他孙子的名义出版，阎锡山还为之作序推举。此书是封建顽固派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以对抗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该书的思想内容儒佛相混，恰好合乎赵树理多年来从祖父那里接受来的那套东西，所以他就非常喜欢，此后数年，几乎是天天必读。不仅将其视为圣言，甚至对作者“江神童”也崇拜不已。

　　为此，他经常和王春及其他同学进行辩论，在与王春等同学的反复交流和碰撞中，主要还是通过学习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著述，他终于心悦诚服，克服了自己的愚昧和落后，认识到了真理之所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人的思想和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由的而非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简单一句话，就是民主与科学。《新青年》杂志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鼓吹自由与平等，主张尊重人权与个性，痛击封建礼教、伦理，认为“忠孝节义都是奴隶道德”。所有这些令人振聋发聩的思想和观点，震撼着赵树理年轻的心，涤荡着他的灵魂，在他的面前展现出一派现代生活的新景像。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民主与科学、公平与正义、人权与法治，这些新的理念，扫荡了他头脑中的鬼神梦幻和孔孟之道，消除了“江神童”在他身上的阴魔，使他从思想上、精神上跃上了一个新的境界，彻底与过去的旧我告别，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此时的他，和进入第四师范以前的他，已是判若两人了。对赵树理一生的发展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一次质的飞跃。在他以后的生活和创作发展轨迹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切，对他的影响是何等深刻和巨大。尽管此时他的名字还是叫“赵树礼”，依然是祖父给他起的那个大名，也许他还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字改掉。但是，他已经再也不会把“树”旧社会的那套“礼”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了。

　　有一件事，对他刺激很大。那是1926年暑假回家，他亲眼目睹了家族里的人如何活埋各轮哥的惨剧。人们议论纷纷：“他偷得太厉害了，外村天天有人来找，迟早是要被人打死的，不如自家早些埋了，省得姓赵的都跟着他丢人。” “这娃原来可是个好后生，硬是叫这世道逼成小偷的。如今丢下那孩子老婆该咋办呀？”赵树理听着大家的议论心潮翻滚，深感确如鲁迅所说，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各轮哥被这个社会吃掉了！明天又该轮到谁的身上？明天也许该轮到父亲了！他为了不被人吃掉，不顾债台高筑，供儿读书，是不是为了将来也做吃人的人？他深深地感到，这个万恶的社会太不把人当人了！农民既苦难深重，又愚昧落后。新文学是“人”的文学，作家应该写出农民的切身痛苦和精神负担，帮助他们摆脱精神奴役的枷锁，唤醒苦难中的人们起来打碎这个人吃人的社会。

　　淳朴善良的他，对人性的思索，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尊重，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和认知，对他日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以及他一生的所作为，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

　　各轮哥的遭遇，成为他后来创作《福贵》的一个动因。在他的一生中，不时讲到“人”的问题，多次讲到要把“人”当人，反对不把“人”当人，一直强调要尊重人的人格，维护人的自由、尊严、权利和幸福，可以说，这是体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之中的重要内容和中心主题。

　　在接着而来的第四师范学校的学潮中，赵树理以革命者的姿态勇立潮头，让我们看到，在经过五四精神的洗礼之后，他的变化是何等的巨大和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