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石之路到丝绸之路（下）

和田玉是透闪石玉的总称，发现和田玉，并不一定玉料来自和田。

中国历史进入夏代，便结束了多元政体，出现了一个统一的、万众所归的中心，四面八方的酋邦、方国都要向其都邑进贡地方特产。《禹贡·九州》记载了扬、雍、梁三州的贡玉的品种、名称、及其贡玉路线，也就是三州的贡玉之路。“和田白玉”至迟于夏代已经被运送了中原地区，这与之前和田玉流入甘肃、宁夏的齐家文化遗址是不同的，和田玉的运达地点至少向东移了千余公里，终于闯入华夏第一王国的都邑。

 这标志着在已有４０００余年历史的史前玉石之路的基础上，至此又出现了一条崭新的、在玉文化史和玉材运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沟通中西交流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即可称作“华夏玉石之路”或“昆山玉路”、“和田玉路”。如果考虑到这条贡路的作用是以向中央政权进贡玉石为主、以通商为辅的情况，也可称其为“玉石贡路”。在此还必须说明夏代何以能够将和田玉引入到中原的问题：夏族居住于今甘肃、陕西及河南西北部、山西南部以及东北部一带，与昆仑相距并非太遥远，说不定其某部落的足迹已踏上昆仑，从白玉河采璞返回住地，或几经易手，最后由某一夏部落的有权势人物携至豫西，所以在二里头夏代遗址中出土和田白玉柄形器也是可以理解的。

１９７６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殷武丁妃妇好墓，该墓出土了７５５件玉器，经目验鉴定，其中有一些玉器是用和田玉琢成的。当时，我们也考虑到这些和田玉是通过什么途径到达殷都的问题，不论是采用何种办法获取和田玉，均须从遥远的昆仑山北坡运至殷都，这条运输线路也就是殷的“玉石之路”，也可以称为殷朝“昆山玉路”或“和田玉贡路”。从妇好墓出土的７５５件玉器当中属王室玉者占多数，而王室玉的主要来源应为和田，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东夷与荆蛮以及诸方国之贡玉。可以估计，殷王室玉的玉石来源是多元的，其玉石贡路也是起自五大玉产地，越过沙漠戈壁或草地山川阻隔到达殷都，故其玉石贡路之线路也已不是单一的，必定玉贡之路通向殷王室，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殷代几条玉石贡路之中，主要的还是“和田玉贡路”，这一点也是不能含糊的。

殷王室为了俘获奴隶、扩张领土和获得宝物而与周边的氏族部落进行战争，其中与鬼方（即土方，亦名熏鬻）的战争规模很大，持续时间也很长，如武丁高宗３２年伐鬼方，３４年王师克鬼方，征鬼方的战争整整进行了３年。这次战争目的之一即为掠夺玉石，当然这不是说殷军长驱直入逼近贝加尔湖产玉区去直接掠夺开采，便捷之法还是夺取鬼方手中的玉石。前述妇好墓所出７５５件玉器，我们过去只热衷于鉴别有无和田玉，而未注意鬼玉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当然也还有一个妇好死年与伐鬼方的关系的问题，据卜辞记载，妇好曾征夷、土、羌等方国，土方即鬼方，说明妇好生前确已伐鬼方。妇好葬于武丁晚期，武丁在位５９年，由此推算妇好死年应在伐鬼方取胜的武丁３４年至武丁５９年的２５年间，其珣器（俄国考古学者称为“平玉”和武器类玉器中去寻找，或许会有所突破。殷王室有可能通过“玉石之路”往东夷、百越、鬼方、羌方等区域和方国征玉，但均非直接进军和田采玉，都是从上述四个方国征取来的，故其玉贡之路均为间接的，近距的线路，这与史前玉路情况有所不同。关于和田玉传入内地新石器时代古遗址的问题，新疆地质矿物界的同行们已发现有和田玉，“在姜寨遗址中出土有玉佩饰、玉簪、玉环、玉瑗、坠珠等，其中有的玉材为软玉，有一件青白玉三角饰如同和田玉，可能来源于新疆。

周人是夏后裔的一支，经历多次迁徙由豳（陕西邠县）终迁岐山一带方告稳定。“武王革命“成功，建立了周朝。周武王来商时，“远矣西土之人”（即新疆诸羌）也参加了反商起义，来商后他们至镐京庆贺，莎国诸部落还带来了和田玉作为贡品，周朝的玉料来源主要也是球琳产区，不外乎直接或间接地取自昆仑山白玉河、墨玉河及昆仑余脉，其取玉之路线可参照周穆王西巡访西王母的行进往返路线。穆王从陕西入河南，往北经山西西出雁门关到达内蒙，再沿黄河经宁夏到甘肃、进青海、入新疆，登昆仑会西王母，返回时“载玉万只”。此路也可能是西周“和田玉贡路”之勾勒，至少它是球琳玉贡路线中的一条支线。西周能否穿过鬼方狄控制区域去昆仑山下的白玉河、墨玉河取玉尚需寻找文献记载证据及考古线索。据《尚书·顾命》记载，周王朝与四方少数民族保持一定的联系，西周国宝就是越玉和夷玉，想必东南古扬州百越族和东北之夷均向周王室献纳瑶琨与珣玕琪，这也要通过百越和东夷的玉贡之路方可达到周丰、镐二京，其中珍贵者为周王室留作国宝。西周采取分封制以巩固统治，同时将王室留作国宝。西周采取分封制以巩固其统治，同时将王室之宝物分给诸候带至各封国，如晋王妃扬姞殉有殷商玉器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西周王室通过各地诸候传播了西周王正统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和伦理纲常。

由此可知，西周玉石贡路也并非仅有一条，也是同时存在着几条，在此至少可以说已有球琳、瑶琨和这３条来自西方、东南、东北的不同方向的玉石之路－－贡路。当然，主要的玉石之路还是来自昆仑的和田玉路，但其具体路线是由青海进入和田，很可能河西廊以西的线路已被鬼方所阻拦，西周王朝与新疆诸部的直接联系早已被隔断，和田玉路已经由武王时期的甘西（域）或线路（即周中、后期的鬼玉之路）改为由甘、青入和田的一条捷径。这条夏、商、周三代的昆山玉路已有近千年历史，可能是进贡兼商贸之线路。这条“昆山玉路”的距离因夏、商、周都邑位置不同，以殷墟为最远，夏墟次之，而西周镐京距昆仑山最近。夏、商、西周三代的昆山玉路经历了什么地方到达终点？是否走的同一条线路？是否开辟了新的线路？这些问题因涉及古历史地理，非常复杂，都是需要经过一定的科学研究之后方可勾勒出一个轮廓，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１９８９年那时只是为了说明“玉石之路”是客观存在的历史陈迹，便参酌汉代“丝绸之路”的走向勾画出自新疆和田至安阳的“玉石之路”，省却了夏、西周的“玉石之路”，给读者造成了一个历代玉石之路是同一条线路的错觉。还有一个疏忽就是没有讲明史前还有若干支“玉石之路”。如上述，到了三代除瑶琨之外，如珣玕琪与鬼国玉可能均与中央王朝发生过玉石进贡、交流的情况，至于说“玉石之路”和“草原道”支线因地貌变化更复杂，须留待日后研究解决。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路”比起西周时期必然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它的终点由镐京迁至洛阳。此外，秦、晋、燕、齐、楚等诸候强国可能越过东周朝廷直接或间接向昆仑取玉。此时，在“和田玉路”，上出现了一个半独立的“月氏”国，它像一道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一样隔断了“和田玉路”，所以，据《管子》记载除了“昆山之玉”外还有“禺氏之玉”也就是“月氏之玉”。这就说明许多诸候国不能从昆仑直接买玉，昆仑玉都为月氏官吏或商人所把持，诸候国要买和田玉必须经过月氏商人方可买到，此时也就出现了“月氏玉路”。所以，“月氏之玉”。在诸候国传播开来，慢慢地便淡化了和田玉或昆山玉的称谓。战国时期，月氏不敌匈奴而弃家逃窜到中亚，月氏故地河西走廊便成了人烟稀少的缓冲区。西汉武帝借此天赐良机，派遣张骞赴西域的诸国联系共同抗击匈奴，同时又开辟了一条崭新的“丝绸之路”，运出了大量的丝绸制品，和田玉也通过“丝绸之路”进长安，于是世人只知有丝绸之路而不知还有夏、商、周三代的“玉石之路”更不知丝绸之路是沿着周武王时期玉贡古道走出来的。到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并取代汉唐陆上丝绸之路之后，被掩盖了的玉石之路（实质上是中原王朝沟通西域诸国的贡道）又浮现在朝廷和商人面前。一方面作为西域诸国与中央朝廷往来纳贡的一条通道，和田玉璞也就成为西域诸国的重要贡品；另一方面西方宝石、玻璃、香料及药材也成了另一些贡品，随同和田玉一起进贡朝廷。元、明继之，至清乾隆２０年将新疆纳于版图，于２５年（１７６０年）命回部每年贡玉４０００斤，沿这条古道运至北京。至嘉庆７年（１８１２年）玉贡减半，为每年２０００斤。到了道光元年（１８１２年）撤销玉贡，其贡路的历史也宣告结束。此后，此路便成了私运和田玉的艰难小道。1949年新疆解放，这条和田玉小道方被公路和铁路取代，“玉石之路”也就消逝了。成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沟通中西交通的大动脉和有着长达4000年悠久历史的“玉石之路”，仅仅给人们留下了淡漠的记忆。

“玉石之路”不仅是中国玉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的国内外交通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需要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考古以及地质、玉石开采和贸易等多学科、多专业的人士参与、分工合作，密切配合，经过若干年的专题和综合的科学研究之后有望完成。在整个工作中还离不开航天、航空、测量与摄影等专家参与和配合。总之，它是一个系统的科研工程，需要有相关的部门统筹安排，投入巨额资金，组织大量科研人员，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个人的、团体的自动投入只能充当一种助力，起到催化剂或润滑油的作用，关键还在于统筹安排和分工合作。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从此中国与南亚、西亚、欧洲甚至非洲开始了几千年的交流与贸易，因为中国出产的丝绸在上述国家和地区是抢手货，也是这条贸易线路上最贵重的商品，因此被国外学者命名为“丝绸之路”，但是你知道吗，在汉武帝之前这里就是一条天然的东西方交流通道，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也是沿这条线路传入中国的，因此有人给它命名为“青铜之路”，它与丝绸之路重合，只不过丝绸之路时间上是汉代以后，方向上侧重于自东向西，而“青铜之路”时间上是中国历史上的夏朝之前，方向上是自西向东。青铜之路和丝绸之路是重合的。

原始社会人类使用的工具是石器，后来发现了天然红铜矿石，在砸打的过程中发现比石头更加容易延展，扔在火力还能融化，冷却后硬度和以前一样而且会改变原来的形状，因此红铜是人类认识并用以制造器具的第一种金属。考古资料证实，远在10000年以前，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发现了铜，古埃及人在象形文字中，用带卷的十字架表示铜，中国铜器的历史比两河文明要晚很多，在考古发现中我国最早的铜制品是陕西姜寨遗址出土的距今6000年左右的两件铜标本：铜片和铜管片，这也是迄今为止东亚地区发现铜器较早的考古记录。

但是红铜也有致命缺陷：质地较软，无法用在工具和武器上。但是很快人类发现了铜与锡形成的合金生产出的工具比纯铜更加坚硬耐用，位于西亚的安列托利亚半岛安列托利亚半岛出土了距今9000多年的青铜器，人类开始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是一种合金，是由自然界天然矿物红铜按照比例和锡矿混合制造出的一种熔点低、质地坚硬的器物。青铜器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人类有了剩余产品，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

世界不同地区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并不相同，世界上最早使用青铜工艺的地区是西亚地区，这在史学界得到了共识，除了上述出土的距今9000年的青铜器，还有距今6000年的西亚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出土的一把铜刀，上面雕刻有狮子的形象。古埃及人紧随其后掌握了青铜技术，而欧洲和东亚地区最后进入青铜时代。目前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青铜器是由西亚起源，逐步向外扩散传播的，认为冶金术这样重大而复杂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可能是多元起源，就像水稻起源于中国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但由于东西方发展阶段不连贯，加上青铜器的传播路线缺失，中国大部分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然而随着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推进，位于中国西部新疆、甘肃、陕西等一些史前遗址的发掘，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物，“青铜之路”逐渐清晰。

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出土于甘肃兰州附近的一件铸造锡青铜刀，位于东乡林家遗址的一处马家窑文化房址中，根据检测其年代距今约4740年，当年的发掘报告是这样介绍这件青铜刀的：由两块范浇铸而成，刃部经轻微冷锻或戗磨，以增加锋利度，刀身厚薄均匀，表面平整，有较厚的深灰绿色锈。短柄长刃，刀尖圆钝，微上翘，弧背，刃部前端因使用磨损而凹入，柄端上下内收而较窄，并有明显的镶嵌木把的痕迹，通长12.5厘米、宽2.4厘米。在东乡林家遗址的一处灰坑中，还出土了一块“碎铜渣”，为冶铜产物之一，证明青铜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一发现说明自5000年前中国已经开始了使用青铜。然而此后再也没有出土过同时代的青铜产品，在此之后发现的青铜器物都比它晚了至少1000年，就这一把青铜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躺在那里，也为中国的青铜技术起源与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2013年由中国考古人员在新疆温泉县呼斯塔草原发现一处古人类遗址，温泉县位于新疆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历史上自汉武帝开始为中国的西域，但是在汉朝张骞“凿空”丝绸之路之前，这里就是中西方交通要道，也是西亚青铜器制作工艺传入中国的“青铜之路”。在这片草原上发现了一处距今约4000年的规模庞大的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呼斯塔遗址，它的面积达12平方公里，这个面积比现在的温泉县城城区面积大了将近3倍，人骨、马骨、陶器、骨针、石制磨盘和磨棒等遗存，显示出呼斯塔人受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双重影响。经过5年的艰苦发掘，呼斯塔遗址里面出土了很有代表性的3件青铜器物：青铜针、青铜刀和青铜锥。青铜针长约12厘米，针眼清晰可见，很可能是用来缝制动物毛皮制品的，出土时针弯成扁担状，这是世界上出土的最早的青铜针；青铜锥浇筑在一件骨制手柄上，细密规整的网格纹清晰可见，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们亦精美而雅致；与此同时，骨质短柄青铜刀目前亚欧草原地区最为完整的青铜武器！

截止2018年11月，这些呼斯塔出土的文物还在进一步研究之中，尤其是青铜器物的年代检测断代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星将呼斯塔遗址中的青铜制品和甘肃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有密切的联系，而它们又都位于河西走廊和西域这个中西方交流的通道上，可以这样说：先有“青铜之路”后有“丝绸之路”，而这条通道上就是中国传说和神话中的穆天子和西王母走过的那条路。

随着新疆、甘肃等地史前遗址中青铜制品的出土和研究，越来越多的专家倾向于中国的青铜器工艺最早是通过“青铜之路”传入中国的。虽然中国掌握青铜工艺时间较晚，但是智慧的中国人一旦掌握了这门技术就将其发扬光大做到了极致，制作出了代表世界青铜器工艺最高水平的青铜器，从青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青铜器相比拟，上至大禹治水的传说时期，下到汉朝时期，我国青铜器一直都在铸造使用。青铜器的用途也是各种各样：有祭祀用的，有做饭煮肉的，有盛酒的，有兵器，有礼器，还有工艺品，这也是中国古代青铜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

陈玉福，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文化学者，金昌市委党校教授，张掖市文联名誉主席、中共张掖市委特聘专家，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文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九大代表，甘肃省作家协会顾问、第六届副主席，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长中短篇作品50余部，1000多万字。其中长篇小说《西凉马超》入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绿色誓言》入选建党100周年100部红色经典作品系列；电视剧本《建军大业》获中国优秀电视剧原创剧本奖，电影剧本《八步沙》获中国电影优秀剧本奖；影视剧《八部沙》作为建党100周年献礼作品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出后获中国电影金鸡奖，获100部现实题材优秀电视剧本国家级扶持。另有多部作品曾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甘肃省委省政府文艺突出成就“荣誉奖”，第四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敦煌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文艺精品工程奖，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长篇小说奖、中国网络十大杰出小说奖、中国电视剧原创剧本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剧金鹰奖等奖项。

程琦，著名诗人，张掖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任玲，中国延安文艺学会会员，陈玉福工作室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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