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因煤而生、因矿设市。煤矿工人是铜川的奠基者，铜川工人文化宫是矿工文化的承载地，是老铜川的记忆符号。 

      铜川工人文化宫位于红旗街中段东侧，与原铜川市政府相对。建于一九五七年，占地面积三十亩，建筑面积三千一百九十五平方米，有影剧院一座，座位一千二百六十六个。前厅，后楼各三层为文艺活动场所。后院设灯光球场，前院设金鱼戏水池，儿童游艺“登月火箭”  和食品零售店。北侧为三层楼房的市秦剧团住宅，南侧为花房温室。庭院整洁，环境优雅，是人民群众游息娱乐的场所。铜川市有关大型重要会议均在此召开。

      1958年1月，铜川矿区工人文化宫建成。

       1962年移交给铜川市总工会管理，更名为铜川市工人文化宫。

       据考证，铜川市工人文化宫中的匾额“工人文化宫”出自李文广之手。

      李文广当时任铜川矿务局秘书科长及行政科长等职，参与了铜川工人文化宫的筹建和建设的整个过程。铜川工人文化宫中”工人文化宫”匾额就出自李文广之手。

       李文广，男，汉，1908年生，北京人。

     1929年9月—1930年3月  北平市社会局二等秘书；

     1930年6月—1936年4月  英文北平时事日报校对；

    1936年5月—1938年3月 ， 同蒲铁路平碛车务段、大同车务段办事员（一等站员）及铁路运转股长；

     1938年6月—1940年5月，在陕南城固任西北大学书记员；

       1940年6月—1940年12月，西安新中国文化出版社印刷厂校对；

      1941年1月—1942年8月 ，同官煤矿运转股押运员；

      1944年7月—1949年7月 ，同官煤矿理事会文书股股员  ；

      1949年7月—1950年6月 ，同官煤矿事务员；

      1950年6月—1951年6月 ，同官煤矿事务员、统计员；

     1951年7月—1958年   ，铜川煤矿秘书，后任铜川煤矿、铜川矿务局秘书科科长，行政科长等职；

      1958年因病退职，1962年9月1日因病去世，享年54岁。

      据李文广的档案材料（1958年2月8日）记载：在1916我八岁时不幸母亲死了，就在这年我开始入学，进北京第十六小学读书。1924年我十五岁时又遭遇到家庭更大的不幸，父亲因病身亡，这年也是我从第十六高小毕业的时间，所谓家庭更大的不幸是父亲在世，全家八口人凭父亲绘图收入维持生活，父亲逝世身后萧条，当时大哥李文魁从父学画，二哥李文元靠手工业做鞋出卖，三哥李文德学尚鞋，虽然三个哥哥已经工作（大哥二哥已有妻子儿女），但都无力供养我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的生活，形成家庭分散。我和妹妹在无依无靠不能独立生活的情况下，寄养于姑父万华亭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养在舅父王珍家。由于姑父一面在伪交通部当职员，一面有祖遗房产一处，经济状况较好，继续供养我读书，因而高小毕业后考进了北京怀幼中学。1924年在我上中学的冬季，北京新华储蓄银行倒闭。在办理结束期间，招收一批穷困学生检验收回储蓄票劵与票根核对作废，我经学校介绍参加此项工作将近一年，即告结束。在这段工作期间，我日间工作，夜间7-9时在本校劳动补习班读书，到1925年夏检票工作结束后，仍回怀幼中学读书，到1929年我21岁中学毕业，当时姑父因年老多病不能工作，参加北平市伪社会局书记（即誊写员）考试被录取，工作近半年，因更换局长（蔡元换娄学熙）被裁。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工作的青年，遭此精神打击，实为精神不满，这充分表现了旧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恶劣状态，而在我的思想上即产生了不愿再作所谓社会衙门里的工作。1930年经姑父万华亭介绍参加北平市的英文北平时事日报社任校对员，至1936年山西同蒲铁路平碛车务段办事员，以当时缺乏车辆机务人才，开办车机务训练班，我被调参加实习。期间原定半年，由于需人迫切，提前三个月 结业，进行工作，在结业后两年时间，我调任或升任运转货物车守。运城、平遥等站一等站员。代理汾阳、朔县站站长。同蒲铁路管理局运转股主任股员，宁武大同车务段办事等职务（当时铁路人员缺乏，调动频繁，仅在这两年中的比较重要的调动列举，但具体时间不清楚）。

      1938年2月同蒲铁路全路被日寇侵略，我随同蒲管理管理转移西安，在西安结束到1938年5月间资遣，同年六月考取西北联合大学书记（誊写员）赴陕南城固县，至1940年6月。由于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我在城固西北大学工作的工资收入 ，赶不上当时生活的需要支出（这是我生活困难的开始），经友人子嘉介绍回西安 新中国文化出版社印刷厂担任校对员，但到西安未及半载，工资收入赶不上生活需要支出的情况，不但没有稍减，反而更加严重，乃于1941年1月经友人张福山介绍任敌伪时同官煤矿雇员，1942年8月因生活逼迫，要求改调煤车押运工作，获得差旅费，弥补家庭困难生活，在旧社会中由当职员要求调作煤车押运，我并未认为低下。

      1944年10月调升为西安同官煤矿理事会书记（缮写员）， 1946年，我任办事员，1947年升任股员，但生活困难情况，由于家属逐渐增多，并未稍减少，1949年西安解放，西安同官煤矿理事会机构撤销，我被留用，回铜川同官煤矿任事务员，1950年同官煤矿紧缩机构，精简人事，由全矿职工三千多人，仅留井下工人120名，干部8人，照常生活，我被留用，任总统计，1952年同官煤矿逐渐发展、提升，我任秘书。1953年升任秘书科副科长，1954年调任行政科的科长到现在。

      我在旧社会工作达20年左右，从未参加过反动组织 的任何党派团体，今日回忆其原因为，在前一个阶段，家庭人儿少，生活勉强维持，但在毕业后开始在伪社会的工作时，主管易人，无故被裁，精神上受严重打击。在后阶段抗日战争爆发，家属人口逐渐增多，总是在生活困难上挣扎，特此证明。

       以前许多人认为，铜川“工人文化宫”的匾额是毛体书法，实际上岀自李文广之手。李文广的博学多才为煤城铜川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