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本淳教授谢世之时，我正住在深圳，对此噩耗毫无所闻。去春回淮处理家事，一日早晨去楚秀园漫步，于地面上捡了一张报纸，见有胡健先生的文章：《最后一道风景》。说的是本淳同志与钱煦老师常常伉俪而行，于晚饭后漫步于校园内外。称之为“一道风景”，且是“最后”，令我愕然，急切下读，方知本淳同志已经仙逝。想不到有一次从深圳返淮扫墓期间曾在汇通市场与之邂逅相遇，竟成了最后的诀别。于悲痛伤感之余，立即写了一篇怀念的文字，亲送《淮安日报》社，原打算亲手交予时任总编辑的刘顺生，不料他不在班，便从其办公室门下隙缝中塞进去。当日下午就去师院“周寓”探望钱煦老师，偏遇“铁将军”把门。询之邻人，谓钱老师已去南京女儿处短住。后来不曾见到报纸上刊载我那三千字的怀念话语，就又回深圳了。许是编者认为事情已经过去；或者认为我也不是名人，登不登出去也无甚紧要……反正是石沉大海了。此次返淮，听说钱煦老师也撒手而去了，实在是双倍的悲痛啊！
本淳同志是在“文革”的灾难岁月中与我相识相交的。那是1972年，我主事于淮安县（现为楚州区）教研室，暑假中要抽调下放教师编写中学教学参考资料，便先去南京市教育局打探：下放在淮安的南京教师中有哪些人可胜任此项工作。人家推荐的第一位就是他周本淳。遴选参编人员名单报经县政工组批准后即行文有关公社革委会，要他们通知有关下放老师按时来县报到。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偏偏遇到了梗阻：平桥公社政工组一位同志打电话责问我：“你们知道他周本淳是什么人吗?……为什么一定要调他去?你们经过县政工组批准了吗?……”我一一作了回答之后，还是坚定地要他们按文件规定，通知周按时来县城报到，并强调：“有责任不用你们负责，由县文教局和政工组承担。”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非常时期，一个早已摘了“帽子”的右派，连为人民再做点事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平桥公社政工组提出异议本不足为怪，只是他们是带着情绪办事的，没有把准确的报到时间说清楚，竟叫他立即到县城报到。
赤热炎炎似火烧，本淳同志穿着汗衫、短裤，挎着黄色小书包，拖着一双没有后跟的塑料鞋，步行十数里赶到平桥；没到公社拿介绍信，便坐上二轮车，飞奔进城；找到我的单人宿舍，擂门如鼓，扰了我的午睡，我十分恼火（那时我这样跟首长摇笔杆、做“嫁衣”的人，经常熬夜，午睡太宝贵了）。门一开，他就说：“周本淳来报到！”我转恼为喜，说：“原来是你啊，快进来；我正为平桥公社让不让你来犯愁呢！……”他忙说：“你怎么敢调我来的?”我哈哈大笑：“怎么不敢?我相信你决不会杀人吧！……”他也哈哈大笑，说：“就凭着你这句话，就说明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早就听说你的为人了，相见恨晚啊！……”
我们计划参编人员集中住解放中学，已通知该校整理住地，但尚未就绪。文件上讲的是三天后报到，他今天就来了，住哪儿？他知道此等情况后说：“我不能回去了，夜长梦多啊！”我深深地被他强烈的渴望工作和发挥专长的激情所感动，便说：“好吧，既然心是相通的，就委屈你跟我一起住，愿意大床与我抵足而眠也行，愿意在那张小床上睡也行。”就这样，夜里谈不完说不完，说到投机处，他就从小床上爬到我的大床上了。
参考资料编好付印以后，我在局务会上提出：“抽来编写资料的37位下放老师，水平、能力、表现都很好，干脆跟政工组联系，全部安排他们的工作。这样，他就被就地安排在平桥中学任教。
城里总比农村方便，谁都想调进城里，找我想办法调进城的朋友也太多，三天两头来缠我。而本淳同志却从来没向我开这个口。常国武同志就留在我的教研室，他多次要我想办法将本淳、孙肃两同志调进城。难啊！我位卑职小，人微言轻，其时自己的党籍尚未恢复，属于“四清不掌权”的干部，能有多大的能量呢！我多次在局务会上提出调本淳同志进淮安县中，总是以“下次再议”作结，我为此十分内疚。有一天晚饭后，一个年轻小伙子闯进我的宿舍，开口便说:“我是周本淳的儿子，进城办事的。我爸说我晚上赶不回家，就找你安排住宿……”啊！原来如此，立即就让他在小床上住下。夜间谈心，我说：“我欠你爸一笔债，还没把他弄进城。你爸从没跟我讲过，他很自觉，我非常佩服。你回去告诉他，我正在努力。”他说：“我爸也说过，找你的人太多，这事太难办，城里就那么大，挤不进去没关系，就在平桥教书，进城也还方便。”我听得此言，更加觉得本淳同志就是“本淳”，有着与众不同的品质和人格魅力，他识大体，顾大局，也能体谅朋友的难处，难能可贵啊！
赤热炎炎似火烧，本淳同志穿着汗衫、短裤，挎着黄色小书包，拖着一双没有后跟的塑料鞋，步行十数里赶到平桥；没到公社拿介绍信，便坐上二轮车，飞奔进城；找到我的单人宿舍，擂门如鼓，扰了我的午睡，我十分恼火（那时我这样跟首长摇笔杆、做“嫁衣”的人，经常熬夜，午睡太宝贵了）。门一开，他就说：“周本淳来报到！”我转恼为喜，说：“原来是你啊，快进来；我正为平桥公社让不让你来犯愁呢！……”他忙说：“你怎么敢调我来的?”我哈哈大笑：“怎么不敢?我相信你决不会杀人吧！……”他也哈哈大笑，说：“就凭着你这句话，就说明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早就听说你的为人了，相见恨晚啊！……”
我们计划参编人员集中住解放中学，已通知该校整理住地，但尚未就绪。文件上讲的是三天后报到，他今天就来了，住哪儿？他知道此等情况后说：“我不能回去了，夜长梦多啊！”我深深地被他强烈的渴望工作和发挥专长的激情所感动，便说：“好吧，既然心是相通的，就委屈你跟我一起住，愿意大床与我抵足而眠也行，愿意在那张小床上睡也行。”就这样，夜里谈不完说不完，说到投机处，他就从小床上爬到我的大床上了。
参考资料编好付印以后，我在局务会上提出：“抽来编写资料的37位下放老师，水平、能力、表现都很好，干脆跟政工组联系，全部安排他们的工作。这样，他就被就地安排在平桥中学任教。
城里总比农村方便，谁都想调进城里，找我想办法调进城的朋友也太多，三天两头来缠我。而本淳同志却从来没向我开这个口。常国武同志就留在我的教研室，他多次要我想办法将本淳、孙肃两同志调进城。难啊！我位卑职小，人微言轻，其时自己的党籍尚未恢复，属于“四清不掌权”的干部，能有多大的能量呢！我多次在局务会上提出调本淳同志进淮安县中，总是以“下次再议”作结，我为此十分内疚。有一天晚饭后，一个年轻小伙子闯进我的宿舍，开口便说:“我是周本淳的儿子，进城办事的。我爸说我晚上赶不回家，就找你安排住宿……”啊！原来如此，立即就让他在小床上住下。夜间谈心，我说：“我欠你爸一笔债，还没把他弄进城。你爸从没跟我讲过，他很自觉，我非常佩服。你回去告诉他，我正在努力。”他说：“我爸也说过，找你的人太多，这事太难办，城里就那么大，挤不进去没关系，就在平桥教书，进城也还方便。”我听得此言，更加觉得本淳同志就是“本淳”，有着与众不同的品质和人格魅力，他识大体，顾大局，也能体谅朋友的难处，难能可贵啊！
不久，“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开展起来了。本淳同志被县总工会抽调上来住招待所，帮他们写批《水浒》的稿子，这可把这位大学者难坏了。他是做学问的人，古今中外，提到什么他都能说清来龙去脉。当时县革委会副主任金靖中（原省委办公厅主任）同志称他是“活词典”，我们就称他是“户籍警”，对古籍的“门牌号码”熟得很。他写学术论文是行家里手，写这种胡乱上纲上线的大批判稿子实在为难。况且，要他违心地去骂这骂那，他更不会干。其时我已调宣传部负责理论科工作，晚上他去找我，好不容易跟他胡诌一篇工人、贫下中农批《水浒》的稿子，在《新华日报》上登出来，他总算交了差，得以回平桥中学。
1974年暑后，《新华日报》约我写一篇《论康熙》的大稿子，我写到康熙统一台湾的功绩时写不下去了。因为要捧康熙大帝，就得压郑成功，就得把这位民族英雄骂得狗血喷头。若如此，我们的老祖宗不答应，我们的后代也不答应，我自己又成什么人了！于是找他商量，他这位大学者与我讨论出几种方案，都走不出这个死胡同，最后他说：“写不得，不能写，干脆打退堂鼓。”在这位“通心”朋友的支持下，我给报社同志写了信，说：“工作太忙，近期身体又不好，另请高明吧。”后来也未见这类文章出笼，其实那完全是配合“四人帮”“评法批儒”的恶作剧。
本淳同志与常国武、孙肃，还有位年长的季老夫子是极好的朋友，星期天常常聚会，饮酒作诗，有时也把我拖进去。那些诗，充满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这种举动，在那种政治气候下，风险很大。我劝他们少聚会，不写诗，弄得不好，小人告状，白纸黑字，说不清，辩不明，麻烦可大了。我的意见得到了本淳同志第一个赞成。他们说：“你年龄最小，当称你老弟。可关键时候你能把关，又是个主任，就叫你‘人权首长大弟’吧。”写信这么称呼，电话上也是这么称呼，有事通通气，肝胆相照，利害与谋，当时堪称难兄难弟啊！
改革开放以后，常国武、孙肃、季老夫子都回南京了。本淳同志没有走，仍然留在我们这落后的淮阴，把他的知识、智慧奉献给淮阴人民。但是，他也离开了平桥小镇，走进了淮阴师专。后来以大教授的身份当上副校长，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当上了淮阴市政协副主席。我这位“人权首长大弟”也离开了淮安县，来到市政协供职。我主持文史委员会的工作，属他分管，他成了我的直接上级。工作关系颠倒过来了，朋友关系没有变，依然“通心”，在市政协又合作共事达九年之久。他对政协工作的关心是感人的，上武汉开学术会议，都从政协开个介绍信，便中去武汉市政协交朋友，交流政协工作经验。
本淳同志辞世之日我在南国边陲，没能参加对他的告别仪式；后来写了怀念文字投到报社，又石沉大海；竟连钱煦老师，也没能再见上一面，不胜悲憾之至！
1974年暑后，《新华日报》约我写一篇《论康熙》的大稿子，我写到康熙统一台湾的功绩时写不下去了。因为要捧康熙大帝，就得压郑成功，就得把这位民族英雄骂得狗血喷头。若如此，我们的老祖宗不答应，我们的后代也不答应，我自己又成什么人了！于是找他商量，他这位大学者与我讨论出几种方案，都走不出这个死胡同，最后他说：“写不得，不能写，干脆打退堂鼓。”在这位“通心”朋友的支持下，我给报社同志写了信，说：“工作太忙，近期身体又不好，另请高明吧。”后来也未见这类文章出笼，其实那完全是配合“四人帮”“评法批儒”的恶作剧。
本淳同志与常国武、孙肃，还有位年长的季老夫子是极好的朋友，星期天常常聚会，饮酒作诗，有时也把我拖进去。那些诗，充满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这种举动，在那种政治气候下，风险很大。我劝他们少聚会，不写诗，弄得不好，小人告状，白纸黑字，说不清，辩不明，麻烦可大了。我的意见得到了本淳同志第一个赞成。他们说：“你年龄最小，当称你老弟。可关键时候你能把关，又是个主任，就叫你‘人权首长大弟’吧。”写信这么称呼，电话上也是这么称呼，有事通通气，肝胆相照，利害与谋，当时堪称难兄难弟啊！
改革开放以后，常国武、孙肃、季老夫子都回南京了。本淳同志没有走，仍然留在我们这落后的淮阴，把他的知识、智慧奉献给淮阴人民。但是，他也离开了平桥小镇，走进了淮阴师专。后来以大教授的身份当上副校长，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当上了淮阴市政协副主席。我这位“人权首长大弟”也离开了淮安县，来到市政协供职。我主持文史委员会的工作，属他分管，他成了我的直接上级。工作关系颠倒过来了，朋友关系没有变，依然“通心”，在市政协又合作共事达九年之久。他对政协工作的关心是感人的，上武汉开学术会议，都从政协开个介绍信，便中去武汉市政协交朋友，交流政协工作经验。
本淳同志辞世之日我在南国边陲，没能参加对他的告别仪式；后来写了怀念文字投到报社，又石沉大海；竟连钱煦老师，也没能再见上一面，不胜悲憾之至！
2004年7月
此文为周本淳教授之子周武军的美篇，曾于2021.10.9发布。发布时周武军附上以下文字：
以上是父亲的老朋友老领导张人权叔叔怀念我的父亲的旧文，收入我们兄弟姐妹合编的“我们的父亲母亲—周本淳钱煦追思录”里。张人权叔叔年近九旬，精神矍铄，才思敏捷，我昨天上午去他的家里听他讲个人经历和与我父亲交往的故事，非常精彩，特把他有关我父亲的故事录音附在这里，有兴趣的可以听听。
谢谢张叔叔，怀念父母。
张人权叔叔的故事还有很多，有空时再整理。还要再去取经。祝福张人权叔叔健康快乐每一天。
纪念本淳教授谢世20周年
七律
张人权
念年隔世未曾忘，
每在梦中论短长。
耡下豆肥荑野草，
笔端诗美缀华章。
苏南山薮卧龙虎，
苏北天高飞凤凰。
崛起江淮终发迹，
一方学冠业辉煌！
周武军，退休返聘医生。幼时随父母下放，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人。后上学习医。业余喜爱摄影、写作。淮安市医学会理事，江苏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淮安市作家协会会员，淮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委员。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