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七部 创造奇迹
说起毛泽东管理国家，很简单，就是按照马克思宁宁主义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无产阶级领导到下的国家。毛泽东的一切准备都是为这个来准备管理国家的，所以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到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起，毛泽东一直在准备建立国家准备，从管理根据地一点点积累经验，以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说，以及苏联一九一八年十月革命成功进行国家的管理经验。特别是在革命根据组建扩大，除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反围剿”，同时也管理根据地双重任务。恰巧，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大片根据地，1930年9月9日中央总行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苏维埃政权主席，也就开始自治地方管理，这就是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管理政府开始。这个政府经历4年时间，在1934年9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停止政府工作。
对于毛泽东来说，应该积累了一些政府的管理经验，中央局指导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局也可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军区。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编制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 、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就表明了建立国家的性质以根本，是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村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讲话：“同志们，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过去我们只会种田，会做工，后来学会了打仗，现在还要学会治理国家。”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管理政府，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1933年12月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草案）》，《土地法》、《婚姻法》。1932年3月2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第五号命令即《切实执行工作检查》，命令提出了对各级政府工作的六项检查内容。1933年到1934年间，中央苏区曾进行了一次针对中央苏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反贪污浪费运动。1933年，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出通令要求“各级政府严格缩减用费，禁止浪费经济，帮助苏区红军”。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从行动上与制度上，保证苏维埃政府及其成员的勤政与廉政。
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法令。训令对贪污腐败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处标准，如：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等。训令的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也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对谢步升，左祥云贪污犯罪实行枪决。
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构。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指出：“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全面系统地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比如，“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贯彻节省的方针”；“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等等。
一个政府成功失败关于教育有关，毛泽东在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的文化教育运动，使多数青壮年结束了世世代代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提高工农大众对苏维埃运动的深刻认识，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村头路旁群众自办的墙报、宣传栏和城乡随处可闻的琅琅读书声，无一不展示出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伟大成就。连国民党一名军官在谈到苏区教育时，也惊叹道：“其教育问题，则颇堪吾人注意”，其教育一般儿童之成绩“已至是惊人”。
毛泽东对此赞扬说：“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法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通过社会治理，苏区工农群众精神振奋，喜气洋洋；城乡处处欢声笑语。正如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所言：“谁要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虽然，仅有四年时间，但它对毛泽东管理国家的启蒙教育，了解管理政府各种功能和理念。
长征过后，红军来到陕北，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逐渐扩大，这时毛泽东虽然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但是军事主要决策者——军委主席。为团结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毛泽东根据革命需要，提出了“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 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是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更需要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陕甘宁边区政府“三三制”政府。即，除了共产党员外的地方绅士和其他民主人士，共同组建团结政府。最后又扩大其他抗日根据地，为团结中华民族抗日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施，在第二届参议员219名中，除共产党员外，地方绅士和其他人士占 2/5；常驻议员9人，其中党外人士6人；党外进步人士担任乡长以上各级行政领导的有3592人。比如，边区副议长安文钦、副主席李鼎铭，建设厅长霍子乐、教育厅长柳湜，都是有名的党外人士。边区浓厚的民主与抗日氛围，与国民党的假民主、真独裁形成了鲜明比照。在抗战特别艰苦的时期，根据地各阶层人民出资出粮出人力，各方进步人士积极献计献策。如陕北著名士绅李鼎铭等11名参议员提交的‘精兵简政’议案，毛泽东在悼念张思德牺牲的会上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然后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推开后，达到了精简、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效能、节约五大目的。同时，抗战期间有4万多名有志青年经过敌占区到延安，爱国青年们讲：“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毛还有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这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凝聚力。
毛泽东在这个时期滤练完成了抗日战争理论研究，即《持久战》，《矛盾论》和《实践论》，《论联合政府》，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人民代表大会”概念，指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中他进一步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 国家管理理论基础，推动整个团结抗日进程，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陕甘宁边区具体做法，依据《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实行“无记名投票”，一人一票、同票同权。此外，还按行政、工作、民族区域划分选区等。
同现在类似的有7点：①边区参议会议长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担任。②参议会实行民主集中制，议长和参议员都只有一票权利，开会审议时参议员有发言免责权。③政府和法院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向参议会负责受参议会监督，实行行政首长和法院院长负责制。④除乡级外，边区和县级参议会与本级政府实行“议行分开”（苏维埃时期是“议行合一”）。⑤上下级参议会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上级领导下级），上下级政府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⑥会议制度和程序方面：大会开幕前召开预备会议，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通过选举条例等。⑦参议会开会监督政府工作不仅要听取报告，还有询问等。
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边区政府先后将定边县的四、五区和城关镇的2个村庄划为回民自治乡，将陇东曲子县的三岔镇划为回民自治区；将新正县的一、九区，盐池县的回回庄及城川蒙民地区，分别划为民族自治区。在少数民族自治区、乡内，由少数民族选民选举区、乡长，管理区内的各项事业。
通过选举自己信任的“官”和罢免不信任的“官”，边区人民群众体悟到了“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据统计，即便在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的情况下，边区“三次普选”参选率也比较高，而且一直在提高：1937年第一次普选时参选率为70%，1941年第二次即“三三制”普选时提高到80%，1945年第三次普选时达到82.5%。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这样记述：“边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三三制”参议会成为人民群众行使政权权力、进行社会管理的机关，参议员成为人民群众选举出来的“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对人民意见、要求和呼声的反映应该触及‘各个角落’”；政府工作人员要虚心倾听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农民参议员刘德富感慨地说：“我们这些农民还能批评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虚心接受，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的事。” 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身份到访延安，和毛泽东有一段对话，史称“窑洞对”。黄炎培讲：“一部历史，‘ 政怠宦成’的也有，‘ 人亡政息’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用这样话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讲得非常透彻的话，只要依靠民主的远侧，就不会重蹈覆辙。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干出了几件惊天地事情，在国民党封锁下，没有粮食、没有被服，人们在荒凉的土地上大开荒种植粮食，自己纺线织布，自己办缝纫厂，自己办工业生产自己需用日用品和军用物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解决了陕甘宁边之缘抗战燃眉之急，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清正廉洁。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面对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严于律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铲除贪污，严惩腐败，以俭朴、勤劳、清廉的形象树立政府形象。毛泽东要求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工作的党员成为“应该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对于1941年5月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他亲自修改，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共产党员有犯罪者从重治罪”。1942年，在边区高干会上传出消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英雄肖玉壁在任税务所主任期间，贪污公款3050元，被判处死刑。肖自持身上有90多处的战伤，写信给毛泽东求救。干部队伍中出现了贪污腐化的苗头也逐渐增加，犯罪率达到了5%，这股风不刹无以正民众视听。毛泽东告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从肖玉壁之死说起》的社论，社论说：“我们要严重的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要做到在‘廉洁治政’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壁’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的决心。1941年5月1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3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中又规定：政务人员“公正廉洁，奉公守法。”
抗战时期，边区还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其中明确规定：“有破坏政府法令、危害群众利益以及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等行为者，不得任用为政府干部。”
对于贪污违法的惩处，陕甘宁边区政府历来抓得非常紧，又非常认真。对政务人员中的贪污分子不但严厉惩处，而且加重处分，或者从重治罪，党龄、地位、功劳、职务都不能成为他们赦罪、逃避惩罚的借口，仅在1937-1938年间，边区政府司法部门严格判处了180起贪污腐化案件。1937年8月，盐池县县长曹某某，贪污破获赌博案的罚款两起，共159元，在1938年2月被发现，边区政府当即予以撤职。1938年4月，安塞县第四、第六两区区长贪污被没收的烟土也被撤职严办。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指令》中记载：甘泉县某县长因挪用公款边币220元，边区政府发觉以后，发出指令“严令交还，以公款而正吏治”；原陕甘宁边区税务局总务科长冯某某渎职贪污，并私藏烟土，边区政府立即发出指令“税务总局冯某某渎职、贪污、私藏烟土，陷害同志等不一而足，可谓罪大恶极，如政府机关藏此败类，贻害匪浅，税局将该犯送交法院甚为妥当。今后着令该局继续供给材料，以期惩一儆百，并应以此教育所有同志，以造成廉洁奉公之美德。”
第三件事，就是惩罚刑事犯罪。1937年10月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26岁的红军旅长黄克功，因逼婚不成、恼羞成怒、失去理智，在延河边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黄克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可谓战功卓著。
此事一发生，在延安和各解放区反响很大，国民党方面也是竭尽所能地以“延安出了桃色事件”而大做文章，对此事的处理就成为党中央非常棘手的事了，考验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战略定力。党内外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意见：一种认为应该处以极刑，黄克功杀了刘茜，罪不可恕，杀人者必须偿命；另一种认为应该念前观后、让他戴罪立功。黄克功本人也致信毛泽东“请求宽赦”。
毛泽东毫不软手，对违犯法律者必须严惩。经审判后，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毛泽东还请人在公审大会上宣读他给黄克功的回信：“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黄克功案件”是党史上的惊天大案，也是党史上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一个经典案例，体现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对违法犯罪零容忍的坚定意志。
第四件事，就是开展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同时开展工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抗日，壮大抗日革命力量，这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时期治理国家的滤练。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毛泽东重视经济发展。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始终根据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这既没有考虑到八路军人数的增加部分，更没有考虑严重的通货膨胀。从西北财经办事处公布的《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统计表》来看，1937年至1945年间延安市物价总指数在不断上涨：以1937年上半年平均物价指数为100计算，1938年为143.1；1941年为2228.9；1942年为9904.0；1945年为1591495.4。也就是说，1945年底延安的物价指数，是1937年初的18259倍。而1940年八路军的人数就已经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人，但国民政府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193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经致电共产国际，指出国民党中央政府每月拨给中共的款项为50万元，仅相当于八路军每月军费开支的20%，而且由于当时货币不断贬值，这笔拨款实际购买力还在不断萎缩。百团大战后的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更是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在新四军的军饷发放方面，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曾要求每月18万元，而实际上每月只有8万元。后经叶挺、项英多次争取，增加到每月13.5万元。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了对新四军军饷的发放。
当时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正在与法西斯德国进行浴血奋战，对中国抗日的有限支援主要用于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正面抗战，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较少。1940 年5月底，中共中央曾收到共产国际的拨款14.66万美元和8200英镑；1941年2月17日，收到2.45万美元。除此之外，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时，随身带回6万美元和7500英镑的拨款；1941 年2月，苏联驻华使馆外交官潘友新带给中共3万美元。（参见张泽宇：《全面抗战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8期。）在分析了潜在投资国的经济状况后，毛泽东认为美国远离二战战场，经济实力十分雄厚，是引进外资的重点对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其他出路，只有靠自力更生加强工农业生产来解决面前的困境，发展自己区域内的经济，以及消灭日本和敌伪军获取战胜物质和加强边区敌占区边贸相结合的方针，来保障供给，使抗日部队和民众能生存和发展下去，改变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发展扩大。
第五件事，引进国际投资，试图增长抗日根据地经济增长。为了减少在太平洋战场上打击日军的压力，美国也在加强与中共的接触和交流，改善与中共的关系。而中共为了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遏制国民党的反共军事摩擦，也急需加强与美国的接触和交流。在中共特别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努力下，通过积极做美国来华人员和在华人员、尤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统战工作，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使毛泽东认为，战时利用美国资金来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有很大的可能性。
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会谈。在引进美资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容易合作。……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会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对谢伟思再次表示：我们“美中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谢伟思的报告》，《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毛泽东态度非常明确，先决条件，引进美资不能损害中国主权。毛泽东主张引进美资绝不能有损中国主权，更不能让美资操纵抗日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早在抗战前夕的1936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讨论怎样答复美国记者斯诺提出的采访问题时，曾对“中国是否欢迎外资投资”达成共识，即只要是不侵略中国的外国投资，我们都欢迎。（参见顾龙生：《毛泽东经济思想引论》，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这年7月15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毛泽东更强调指出：“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页。）
1944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福尔曼采访时说：“在互利的协议下，我们要准许并且欢迎在我们控制区域中的一些外国投资”，“我们是落后国家，因此，对外国资本十分需要。”（王占阳、王小英：《中外记者笔下的毛泽东》，沈阳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1945年3月13日，会见谢伟思时，毛泽东又谈到：美国在中国投资，中美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更“不会发生竞争”。因为现在我们“并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不可能“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谢伟思的报告》，《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1945年1月，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6页。）
毛泽东提出利用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的思想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所限，许多想法没有变成现实。对于中共和美国政府来说，通过军事合作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更加重要。中共与美国政府也曾积极交流，表达过相互合作的意愿，并在一定程度上主要是进行了军事合作。因此，抗战时期毛泽东引进美资发展根据地经济不是最紧迫的任务。除此之外，以下两个因素也使得战时毛泽东利用美资发展经济的思想没有得到具体实施。
另一个因素，是美国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较以前有了很大改善，但主要是从财力、军事装备方面主要支持重庆国民政府，更不会因退居相对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而经济崩溃地方。在美国政府看来，只有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才能代表中国政府行使国家主权。到了抗战后期，美国更加意识到，出于战后与苏联争霸全球的战略考虑，美国的财力支持对象主要是重庆国民政府。即使为了其远东利益而支持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与其给予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资金帮助，倒不如给予其一定的军事武装直接抗击日本来得更快。
其第三个因素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来看，抗战时期虽与中共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极不愿意看到中共发展壮大，而希望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在与日本法西斯军队的作战中遭到削弱甚至消亡，并为此发动过多次反共摩擦。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共请求美资到延安根据地发展经济，蒋介石会想尽一切办法坚决抵制，并命令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作为“实利主义”者的美国商人，不愿意把资金投入到交通不便、农民消费水平比较低、处于日军和国民党军封锁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投资经营。
毛泽东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思想，不局限于向意识形态相同的苏联寻求资本，同时也考虑向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美国寻求资本。毛泽东认为，“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后，已没有能力帮助中国，只有美国才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 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谢伟思的报告》，《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利用美资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为持久抗战提供物质基础，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他还放眼抗战结束后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战略。1945年在为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和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这就是毛泽东在引进外资探索。
第六件事，对文化领域传承，外来文化应用以及改造，主要创造符合革命时代发展文学艺术作品，丰富革命中文化生活。这是毛泽东在治理国家在文化领域治国友谊滤练。从创造文字的文化以来，都属于管理阶层的文化，歌颂都是为私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化，不论是哪个学者，虽然也讲劳动人民，不是奴隶，断供长工，泥巴汉，雇工、佣人等等，为主人服务仆人等等，也有穷困潦倒的穷秀才“朱门酒肉臭，路边冻死骨”，为下里巴人说话。只有毛泽东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才为穷苦劳动人民说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明确了，文艺工作者应该为工农兵服务。文学艺术“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就对抗日战阵时期以及革命时期对文艺管理和要求。毛泽东抗战中的分析不外乎“三种人”，那“三种人”呢，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对不同的对象，文艺采用不同方法分析出来，使人们很容易辨别出来。
毛泽东在这里，从国家管理角度上来说，就是要求人们做什么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做无产阶级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为无产阶级办事。文艺工作者，任务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去革命都中工农兵进行调查，去写这种革命斗争经历，写出在革命斗争中，两种制度碰撞，新生无产阶级怎样战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奋斗。暴露黑暗制度没落腐朽要失败，无产阶最终要取得胜利。对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要吸收，吸收为我们无产阶级有用东西。这就毛泽东的主导思想，也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有了毛泽东的方法能，在文化建设方面，到1946年春，边区小学发展到1402所，在校学生3.5万人；有陕北公学（现中国人民大学）、延安大学（现延安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现中国医科大学）、炮兵学校（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工程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大专院校33所。还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成立学术团体和文化协会30多个，上演《白毛女》等新剧目189个，“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歌曲传唱至今。
更为重要的在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写入党章；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命题，建立起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例如，开展全党学习、整风等运动，注重加强干部培养，仅抗战期间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的干部就有4万多名，抗战胜利后一次性派往东北的干部达2万多名。我们党在延安还孕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内容的伟大的延安精神。
这个时期，是毛泽东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在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强大的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彻底打败，中国正要走向国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时期，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国共两党在团结一致，共同建立联合政府，在国际和国内呼声中，进行国共谈判，达成了1946年的《双十协定》。但好景不长，国民党蒋介石发起了1947年6月26日反革命内战，几乎在一夜之间消灭抗日革命根据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面对蒋介石领导的八百万用美国装备先进武器，进行反击，以“打点突围”，分部包围，灵活机动，集中兵力，打破蒋介石白日做梦的想法。经过“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大大削弱国民党兵力确定解放全中国的大目标。此同时，毛泽东面临的解放区日益快速扩大，占领大城市管理，及时补充管理人员，以及管理制度，这是前所未有。毛泽东说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非常有气魄的话。的确，破坏一个时间很快，要建立一个时间，首先要解决人民基本生活问题，要用一整套新的管理模式，统治新的农村和城市，这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考验。
正因为，毛泽东有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的管理经验，面对突然齐发解放战争，以重点培养工作队，承担接管农村和大城市管理。如果没有这方面滤练，根本接应不暇，也管不过来。毛泽东心里不慌，在大踏步前进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既要顾及解放战争，也要顾及到接管城市管理，而且步伐不乱，在原根据地管理上抽调有管理经验，或加紧培训工作，由部队和地方抽调人员，再加上接受原政府人员，经过教育留用相结合，在进行改造，很快进入政府管理。
特别在建立中国过程中，毛泽东用他的智慧，在滤练中提高，动员全国各阶层召开政治协商会筹备，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七中全会上作了《论新民主主义专政》的报告，奠定了中国建立和将来发生预见，提醒全党要注意倾向。一个是建立国家纲领，定都、国旗、国徽。组成政府机构人员产生办法；一个使革命胜利后人们思想变化，提出“糖衣炮弹”，“两个务必”。建立一个新政府，毛泽东说：“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再就是“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告诉说：“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这样才能把我们国家稳定下来。我革命要胜利了，毛泽东告诉我们：“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居功骄傲，停滞不前，不在过艰苦生活，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捧场，征服薄弱者，在“糖衣炮弹”下打败仗。所以提出了“两个务须”，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毛泽东管理国家滤练，最为坚实的基础。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对人民统一思想，进行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统一无产阶级思想一种好的方法。面对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时刻，中国敌后抗战成为最为困难的时期的1941年至1942年。德国法西斯侵相继占了欧洲许多国家，1941年6月又挥兵东向，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12月，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英、美等国在太平洋的属地，挑起太平洋战争，国际法西斯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中共中央主张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加强同英、美等国的合作，反对共同敌人。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
日本法西斯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决意加紧对华作战。日军在华北反复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采取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还使用灭绝人类的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面这种外来侵略，为了统一党的认识，在全党范围开展的整风运动，对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遵义会议后，党纠正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在全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却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清算，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清算错误路线，教育全党学会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就成为加强党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全党普遍整风作了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
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反对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消除主观主义在组织上和文风上的表现，也是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
整风运动严格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团结同志，而不是对犯错误者进行组织处理。通过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使全党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了努力方向。
在全党普遍整风的基础上，从1943年9月起，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由于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及其影响，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一系列地区工作与历史座谈会的召开，使许多干部更好地认识了党史上的路线是非，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深入讨论和反复修改，集中全党的智慧，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它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这是毛泽东在管理国家，进行思想滤练的最好方法，解决认识上的模糊慨念，用整风统一思想目标，用这种方法，清理历史执政党内部认识观念，明确自己政治目的，开辟了一条先河。
面对从鸦片战争始，要建立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管理，在解放战争中接近胜利时刻。一个新生的国家——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要成立了，管理国家大事是对毛泽东最大的考验。成立国家的准备工作，也是管理国家重要一环。毛泽东除了进行解放战争外，最重要的是就是筹备新中国建立。
毛泽东不停地与各民主党派共同探求建立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实现途径。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始终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紧密联系，共同奋斗，逐步形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广泛而深刻的共同政治主张。在中国历史发展经验和现实政治环境中，中国显然既不适合西方的“一党制”、“两党制”，也不适合多党轮流执政的“多党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最终创造性地构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框架，即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在共同政治和经济基础上合作共事，为建立中国商讨国家大事。
中国革命胜利形势即将实现时刻，开始描绘新中国蓝图之时，毛泽东和中共又着力保护民主党派成员北上解放区，为其在新中国建设中施展爱国政治抱负提供政治空间。中共以“新政治协商会议”搭建起政治合作平台，顺应了中国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追求民主与团结的心愿。中共中央特别尊重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在电报中多次指示，要“真诚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他们如有所见或给我们批评，我们应诚意接受其正确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与各民主党派就新政协会议的所有内容和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取得了一致意见。最终讨论协商确定了《共同纲领》和国家组成名单，向全国人民公布，毛泽东被推选为国家主席，也就是毛泽东作为国建管理者，走向了他治理中国的舞台。这个政府是人民国家政府，几千年来，在封建主义统治，后来在帝国主义侵略和买办官僚统治下灾难重重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正如毛主席在新政协会议开幕式上所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西北坡，就预示着中国的解放来临，在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就明确了成立新中国的到来，作了《论新民主主义》报告，指明了建立国家的方向，以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赶考”，是毛泽东1949年3月23日，是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的日子。西柏坡村前屋后，大大小小的几百辆车从西柏坡村一直延伸到十几里以外的郭苏河滩里。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内，一些人已经离开。下午2点30分左右，毛泽东从住了10个月的小院里走出来，正好碰到迎上来的周恩来。
周恩来知道主席肯定又是一夜未眠，上午才休息一会儿，所以关切地问：“主席，休息好了没有？”
毛泽东望着远处连绵雄伟的太行山，意味深长地说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
周恩来答道：“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就是西柏坡时期两位伟人的“赶考对”。这个“进京赶考”，“进京”意味着执政，“赶考”是要接受考验，其中有着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未来深刻的思考，也有着在战争年代、在西柏坡时期对“考试”丰富而扎实的准备基础之上的。
1947年在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这次会议吹响了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战斗号角，推动各解放区掀起了土地改革的高潮，其势如暴风骤雨，成为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
千百年来拥有自己土地的愿望得到实现，是农民多么高兴的事儿啊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拥军支前，发展生产。
毛泽东说：“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在革命即将胜利，新的政权即将建立的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更是重视“人民”的作用，他们明白：只有坚持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让人民做国家的主人才是“王道”。
于是，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专门作了阐述，指出我们党要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这一思想明确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执政理念，为“进京赶考”时为谁执政指明了方向。
三大战役胜利后，面对从乡村进入大城市，面对即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艰巨新任务，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自己面对着很高的要求和严峻的考验。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很多敌对势力说“中国共产党能打得了天下，但是治理不了这个国家”的论述时，他坚定地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但是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家，面对我们一直在农村打仗的广大干部士兵，毛泽东提出，要把“战斗队变成工作队”。
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培养既懂打仗又懂经济建设、管理城市等综合多能型干部，要大家学经济，学管理，学技术，学习国内外的一切先进经验。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秘诀，应对任何挑战和风险考验的法宝。
为提高党员干部的各方面能力，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创办了大批党校、军校以及各类中等学校，指在培养大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工作所需要的高级人才。
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又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了12本必读书目，指出：“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措施使党的干部得到迅速补充，他们在思想、理论和业务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为进城后全面执政奠定了基础，也使西柏坡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一个学习型的政党。
面对建国，党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贯彻执行的法宝。
全面走向正规化，从党的政治生活，到经济建设，到军队建设，到文化宣传等等的各项规章制度，一步步，一项项启动并建立起来。
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各地加强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以此来树立中央权威。中央通过了《关于健全党委制》，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要求各地都必须建立健全党委会议制度，同时要求在此过程中，应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
中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提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要求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章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对于这种会议要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
毛泽东为防止个人崇拜，还要求做到：“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以此来防微杜渐，保持党的肌体健康。这些规矩和制度的建立，准备考出好成绩。
这些规矩和制度，有大政，有行为规范，有纪律约束，对于建立新中国的“赶考”新征程，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和精神保障。
毛泽东自己认为，从西柏坡出发的“赶考”到他去世，都在“赶考”路上。从没有懈怠，兢兢业业为人民工作到最后一天，交出了圆满的答卷。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人》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我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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